国外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内溢出效应研究的新进展

[收稿日期]2010-09-28[作者简介]周艳梅（1979-），女，汉族，湖南沅江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

国外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内溢出效应研究的新进展周艳梅（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074）[摘要]对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FDI ）产业内技术溢出的研究总结表明，影响FDI 产业内溢出的供给面因素出现新的突破，需求面因素的分析有所拓展，实证分析方法得到充实，但是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

因此，还有待深入分析探讨产业内技术溢出的机制，同时关注产业间技术溢出效应。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内溢出效应；新进展［中图分类号］F830.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806（2010）06-0005-04一、引言跨国公司生产、控制并拥有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技术，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承担80%的私人研发支出（Dunning,1992）。

通过鼓励跨国公司投资，发展中国家希望产生溢出效应，因为FDI 转移无形资产到其分支机构，会对当地企业产生扩散作用（Blom -strom 和Kokko ，1996）。

获得外商直接投资（FDI ）溢出的预期使得许多政府采取措施吸引FDI 的流入，使国内的产业结构现代化，基础设施升级以及获取新的能力等。

FDI 的预期溢出效应究竟能不能成为现实，FDI 溢出效应的国别研究的总结对我们认清这一问题有益。

目前针对FDI 溢出效应研究的综述缺乏对近年来文献新进展的梳理，较少对产业内和产业间溢出效应进行区分，也未针对不同类型国家如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等分析FDI 溢出效应的影响，本文希望在这三个方面有所改进。

二、FDI 产业内溢出效应研究的新进展1.FDI 产业内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的国别研究Gorg 和Greenaway （2004）曾考察了2001年以前（包括2001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31项水平生产率溢出研究文献，发现这些文献没有得到一个一般性的结论（FDI 会产生显著的水平正溢出效应或负溢出效应）。

近几年来，Kokko 等（2001）对乌拉圭，Narula 和Marin （2004）、Marin等（2006）对阿根廷，Nguyen 等（2008）对越南等四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只有一项研究存在显著的正溢出效应。

Barry 等（2001）对爱尔兰、Karpaty 和Lundberg （2004）对瑞典、Barrios 等（2005）对爱尔兰、Branstetter （2006）对美国、Flores 等（2007）对葡萄牙、Keller 和Yeaple （2009）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十四研究有六项研究存在显著的正溢出效应，Bosco （2001）对匈牙利、Talavera 和Lutz （2004）对乌克兰、Sabirianova 等（2005）对捷克和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的六项研究只有三个国家获得显著的正溢出效应。

其余的研究大都是存在一个“混合”的效应，即溢出效应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依赖于研究过程所考虑的因素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见表1）。

2.影响FDI 产业内溢出的因素研究从实证研究的结论看出FDI 的产业内溢出效应可能为正，可能为负。

哪些因素会导致的溢出效应结果呈现不同的情况呢？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影响FDI 技术溢出的因素很多，但这些因素不外乎来自于两个方面：供给面和需求面。

供给面即进行技术转移的跨国公司及其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需求面是吸收技术的东道国环境及企业。

对供给面因素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而需求面因素的分析有拓展。

（1）供给面因素出现新的突破学者开始关注FDI 的动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Wuxi Institute of Commerc e2010年12月第10卷第6期Dec.2010Vol．10No．65作者研究对象年份数据特征样本层次结果发展中国家Kokko et al.(2001)乌拉圭1988横截面企业?Narula and Marin（2004）阿根廷1992-19961998-2001面板企业？Marin et al.(2006)阿根廷1992-1996面板企业+ Nguyen et al.(2008)越南2000-2005面板企业？发达国家Barry et al.(2001)爱尔兰1990-1998面板企业-Karpaty and Lundberg（2004）瑞典1990-2000面板企业+ Barrios et al.（2005）爱尔兰1972-2000面板企业？Branstetter（2006）美国1980-1997面板企业+ Fl?res et al.(2007)葡萄牙1992-1995面板产业？Keller and Yeaple（2009）美国1987-1996面板企业+转型国家Bosco(2001)匈牙利1993-1997面板企业? Talavera and Lutz（2004）乌克兰1998-1999面板企业+Sabirianova et al（2005）捷克、俄罗斯1992-19941995-19971998-2000面板企业？分支机构的活动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1）FDI的动机。

Driffield等（2007）突破以往的研究思路，将FDI的动机与其产生的溢出效应二者相结合起来。

Driffield等（2007）认为在关于溢出效应的实证文献里面，FDI被视作同质的外生因素，没有和FDI的动机相联系（Aitken等，1997；Aitken 和Harrison，1999；Barrell和Pain,1997等），所有类型的FDI溢出效应是一样的，所有的当地企业从FDI中获得溢出效应一致。

事实上，技术溢出由使用这一技术的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决定，企业或产业的技术差异与FDI的流入是相关的，技术是邓宁所有权优势里的一个关键资源，技术也与区位优势相关，因而FDI不可避免地呈现异质性，其溢出效应也会有所不同，当地企业所获得的溢出效应应该会有一定的差异性。

他首先将FDI的动机分为技术利用型（technology exploiting）和技术获得型（tech-nology sourcing），然后与区位优势相结合，将FDI 的动机分为四类：技术获得加利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动机、纯粹的技术获得动机、寻求效率的动机、纯粹的所有权优势动机。

第一和第二类动机情况下，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因而溢出效应不大，第三和第四类动机的情况则相反。

Girma等（2008）发现有出口导向的跨国公司会产生正的溢出效应。

2）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分支机构的活动。

Marin （2006）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之处在于，侧重分析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的溢出效应。

以往的研究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只是技术传递过程中的一个被动和消极的因素，假定技术首先由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创造，通过国际技术转移的方式被转移到分支机构。

事实上，当地的分支机构通过自身的知识创造和积累活动，也会产生技术外溢。

因此文章中分析了来自于三个渠道的三种溢出效应：管道模型———溢出来自于FDI，这一活动独立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和在东道国分支机构的创新活动；吸收能力模型———潜在的溢出效应来自于FDI，但是只有较高吸收能力的东道国企业才能获得；积极分支机构模型———只有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在技术上活跃时FDI才会有溢出效应。

积极分支机构模型可能是分析溢出效应时一种相对较好的模型，因而政策建议是东道国政府应关注分支机构的知识创造和累积活动，以及与东道国当地企业的联系。

Branstetter（2006）通过研究日本企业在美国的FDI 和创新活动时也认为FDI的溢出取决于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分支机构的性质，通过绿地投资的方式对美国本土企业产生的溢出效应较强。

（2）需求面因素的分析有所拓展需求面因素包括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竞争程度和东道国的开放程度等，随着所考察的国家增多，分析中所使用方法的变化，需求面因素的分析得到一定的拓展。

1）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

吸收能力或者技术差距不能太大，否则东道国企业难以吸收技术，技术溢出效应难以形成，这也意味着在技术先进的部门或者在工业化国家技术溢出效应较为明显。

当然，很难衡量一个企业的吸收能力，只能使用代理变量，例如Barrios和Strobl（2002）看一个企业是否有吸收能力时，注重分析企业是否开展R&D活动及出口。

Glass&Saggi（2002）认为吸收能力是技术积累、人力资本的函数。

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以Marin等（2006）对阿根廷的分析具有代表性。

Marin等（2006）的分析表明研发投资对于提高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并不重要。

对发达国家的研究相对较多，如Keller（2003）表12001年以来对FDI产业内溢出效应进行国别研究的重要文献注：“+”表示产生统计上显著的正溢出效应，“-”表示产生统计上不显著的负溢出效应，“？”表示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可能为正，可能为负，或者统计上不显著。

6对美国的研究发现高技术部门的溢出要比低技术部门的溢出效应强。

Karpaty（2004）对瑞典的分析指出，FDI投资于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或地区时产生较大的溢出效应。

技术差距较大，溢出效应不明显。

对转型国家的研究也注重对吸收能力这一因素进行分析。

Kinoshita（2001)对捷克的研究表明研发的学习效应比其创新效应更加重要，来自于FDI的溢出较多发生于研发强度大的企业；来自于合资企业的溢出效应不明显；寡头垄断行（电力机械、收音机和电视）的溢出程度比非寡头垄断行业（食品、非金属采矿、其他制造业）的溢出效应大。

Sinani等（2004）对爱沙尼亚的分析指出溢出随接受企业吸收能力的不同而呈现差异性。

2）东道国企业的竞争程度。

竞争效应也会影响技术溢出。

东道国的竞争强度大会迫使跨国公司转移新的和较为先进的技术。

随着技术在东道国的漏出，会增强东道国企业的竞争能力，进而使得竞争更加激烈。

Driffield（2001)对英国的研究发现，FDI 促进了东道国产业部门生产率的上升，但这并非由于投资或者产出溢出，而是因为外国企业具有生产率优势，在竞争效应的刺激下，东道国企业奋起直追。

Narula（2004）对阿根廷的分析认为不存在间接的人力资本开发和就业的溢出效应，可能是因为存在负的竞争效应。

Barrios（2005）对爱尔兰的分析指出竞争效应和正的市场外部性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力量。

竞争效应促使本地企业退出，正的市场外部性促使本地企业的进入。

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过程形成一条U性曲线。

3）东道国的开放程度。

一般用外资比重衡量东道国的开放程度。

多数研究表明，某一产业的外资比重较高，则产生的溢出效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