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英格兰城市的寡妇再嫁问题分析
19世纪英国妇女的地位与家庭生活.
世界近现代经济史年级06级学号0603400017 姓名庞向南成绩19世纪英国妇女的地位与家庭生活摘要：19世纪，英国社会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妇女与家庭生活是一个大问题。
妇女更多地承袭传统的社会角色定位：处于附属和边缘化地位，然而经济和社会的变革的确使她们的地位和家庭生活经历发生了变化，妇女的权益也越来越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
本文拟对此做一些初步探讨，以发掘工业化与女性地位边缘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19世纪英国妇女地位家庭一妇女的地位妇女在近代早期英国历史变迁中的能动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熟练技师，而且也依赖于非熟练的低工资的劳动力”①（女性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19世纪是英国社会步入工业化时代的变革时期，也是妇女开始摆脱束缚、争取独立的世纪，妇女的地位在19世纪有了很大提高。
妇女地位其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其中最容易解决的是政治地位问题，最难改变的则是社会地位。
（一）政治地位就法律与道德规范而言，工业革命前英国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正如当时有人描写的那样：“男人耕田地，女人守锅台。
男人佩刀剑，女人掌针线。
男人有头脑，女人有心地。
男人发号令，女人愿听命。
”②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到19世纪，英国政治统治权与经济统治权逐渐走向统一。
打破贵族垄断国家政坛的局面，建立民主化的政治模式，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共同目标，因此，自由主义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主流，民主与改革是其主要内容。
因为自由主义强调个体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如何对待人口总数占一半的女性人口是自由主义理论家和政治民主化事业所无法回避的事实，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妇女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在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在大众参政、社会民主改革的政治环境中，妇女们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开展女权主义运动，争取自身解放。
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改嫁
作者： 俞金尧
作者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100006
出版物刊名： 历史研究
页码： 138-149页
主题词： 改嫁;寡妇;财产;再嫁;权利;制约;客观条件;近代早期;历史事实;时代
摘要：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寡妇较多，她们改嫁的比率较高，再嫁者守寡时间较短。
历史事实表明，寡妇对于是否改嫁的选择，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且受客观条件的制约。
当时欧洲较为开放的文化和舆论氛围，寡妇自身的财产和处置财产的权利，为她们改嫁提供了可能。
而传统时代的经济体制和现实生活的艰辛也要求她们重组家庭。
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剩女”的成因
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剩女”的成因
曾亚英
【期刊名称】《安康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27)4
【摘要】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存在着大量“剩女”.这一现象的出现,既与妇女所生活的地域环境、时代背景和社会阶层相关,也于妇女自身的主客观条件密不可分.她们既可能是“被剩下”,也可能是自愿选择“剩下”.
【总页数】5页(P104-108)
【作者】曾亚英
【作者单位】绵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四川绵阳621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561.4
【相关文献】
1.近代早期英国的犯罪问题及其成因 [J], 初庆东
2.近代早期英国贫困问题研究动态综述——兼评《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变迁与连续性》 [J], 郝颖
3.近代早期英国贵族婚姻特点及其成因 [J], 曹磊
4.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的女性财产犯罪 [J], 曾亚英
5.近代早期英国家庭中的“剩女”研究——以赫斯特·皮尼为个案 [J], 曾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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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英国婚姻制度
20世纪英国婚姻制度
20世纪英国的婚姻制度经历了重大的变革。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国贵族开始更加注重个人化的方式来选择配偶，这反映了社会变革、经济繁荣和文化开放的影响。
女性开始进入社会和职场，这使得她们更容易接触到不同背景的人，并有更多的机会选择自己的伴侣。
这种趋势下，爱情婚姻逐渐成为可能，而非仅仅基于财富、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的考虑。
到了20世纪初的爱德华七世时期，许多英国贵族选择了非贵族出身的配偶，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时期英国贵族婚姻正处于爱情婚姻阶段。
例如，爱德华八世和华莱士·辛普森的婚姻，尽管引发了争议和政治风波，但他们的爱情故事广为人知。
爱德华八世甚至为了与华莱士结婚，放弃了王位和国家利益，显示出对个人幸福和爱情的重视。
到了20世纪后半叶，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变化，英国贵族的婚姻开始呈现出更多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特征。
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影响了人们的婚姻观念，新的财富创造方式和财产分配方式意味着英国贵族不再像过去那样
依赖财产维持社会地位。
因此，他们可以更加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一些贵族甚至选择离婚和再婚，这在以前是不被社会接受的。
此外，贵族间的婚姻也开始展现出更多的包容性，例如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
总的来说，20世纪的英国婚姻制度展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个人选择和情感因素在婚姻决策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而经济和社会因素的作用逐渐减弱。
伦敦家庭财产继承及其反映的家庭与性别关系
伦敦家庭财产继承及其反映的家庭与性别关系作者：谢经虎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17年第02期[摘要]在中世纪晚期近代初期的伦敦，传统的性别观念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可在霍斯汀法庭男女立嘱人的人数对比上得到比较明确的体现。
不过，对伦敦的家庭财产继承与家庭关系的考察结果也表明，此时期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父权制已不似从前那样强势，而是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具有自我约束意识的“自律式”父权制。
这使得新的两性关系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开始萌生，性别关系有所改善。
从该时期伦敦的家庭变化与性别关系中，可以窥见西方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代特征之一斑。
[关键词]伦敦霍斯汀法庭，遗嘱，财产继承，社会性别关系[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4-0051-10遗嘱不仅是人们借以传承财产的主要方式，而且也反映一定时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的状况。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至卡努特一世时期（Canute the Great，1016-1035年），订立遗嘱就已很普遍了。
在伦敦，霍斯汀法庭（the Court of Husfing）保存了1258-1688年间四千余份遗嘱档案。
这些遗嘱由夏普（R.R.Sharpe）于1890年整理成册，成为历史研究者、系谱学者等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
本文即选取这一案例——伦敦霍斯汀法庭遗嘱，来探讨中世纪晚期近代初期伦敦的财产继承及其所反映的家庭与社会性别关系。
在西方学界，一些学者曾利用这一档案中的相关资料，对此问题有所探讨，如芭芭拉.哈娜沃特（Barbara Hanawah）考察了伦敦妻子所拥有的财富问题，凯特·凯尔西·斯泰博（Kate Kelsey StapleS）探讨了伦敦妇女作为“女儿”所拥有的继承财产的机会问题，等等。
尽管这些学者对伦敦妇女财产继承及其经济状况做过研究，但并不深入。
對伦敦家庭与社会性别关系在中世纪晚期近代初期的动态变化，也缺乏深入的探讨。
19世纪英国妇女的地位与家庭生活
世界近现代经济史年级06级学号0603400017 姓名庞向南成绩19世纪英国妇女的地位与家庭生活摘要：19世纪，英国社会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妇女与家庭生活是一个大问题。
妇女更多地承袭传统的社会角色定位：处于附属和边缘化地位，然而经济和社会的变革的确使她们的地位和家庭生活经历发生了变化，妇女的权益也越来越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
本文拟对此做一些初步探讨，以发掘工业化与女性地位边缘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19世纪英国妇女地位家庭一妇女的地位妇女在近代早期英国历史变迁中的能动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熟练技师，而且也依赖于非熟练的低工资的劳动力”①（女性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19世纪是英国社会步入工业化时代的变革时期，也是妇女开始摆脱束缚、争取独立的世纪，妇女的地位在19世纪有了很大提高。
妇女地位其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其中最容易解决的是政治地位问题，最难改变的则是社会地位。
（一）政治地位就法律与道德规范而言，工业革命前英国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正如当时有人描写的那样：“男人耕田地，女人守锅台。
男人佩刀剑，女人掌针线。
男人有头脑，女人有心地。
男人发号令，女人愿听命。
”②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到19世纪，英国政治统治权与经济统治权逐渐走向统一。
打破贵族垄断国家政坛的局面，建立民主化的政治模式，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共同目标，因此，自由主义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主流，民主与改革是其主要内容。
因为自由主义强调个体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如何对待人口总数占一半的女性人口是自由主义理论家和政治民主化事业所无法回①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史研究选译》，第84页。
避的事实，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妇女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在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在大众参政、社会民主改革的政治环境中，妇女们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开展女权主义运动，争取自身解放。
略论二战后的英国家庭变化及其问题
略论二战后的英国家庭变化及其问题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二十世纪下半叶，英国迎来了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发展时期，英国经济总体上得到了飞速发展，同时英国也经历了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结构、民众思想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都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都深刻影响了英国家庭的发展变化。
英国家庭在人口结构、家庭模式、夫妻地位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人口结构方面，总的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
在家庭模式方面，英国传统的核心家庭模式被打破，家庭存在方式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未婚同居现象大量出现，未婚同居带来的是大量非婚生子女数量的增长，加之持续较高的离婚率，导致大量单亲家庭出现，同时也带来了这些家庭的普遍贫困状态，这成为二战后英国不可忽视的社会和家庭问题。
在夫妻地位方面，“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和家庭观念被打破，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女性更多地投人到劳动力市场，过去男性养家糊口的局面被打破，双职工家庭日益增多，这大大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基于此，妇女就业与家庭(儿童照管)之间的平衡问题也就日益突出了。
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总的生育率下降。
在1964-2008年间，英国的妇女生育率从一个妇女生育个孩子下降到生育个孩子。
战后初期英国的总生育率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增长，在1964年达到最高值，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个孩子。
然而在1964-2001年间，这种趋势下降，2001年达到的最低值。
但在21世纪的头几年，生育率有了显著增长，2007年达到，2008年达到，这是自1973年的以来最高的水平。
但从总的趋势来看，生育率是成波浪式的下降趋势。
死亡率不断下降。
二战后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带来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状况普遍好转，生命周期延长，死亡率不断下降。
近代早期英国寡妇的社会交往初探
第38卷第1期 2019年1月绵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Mianyang Teachers' CollegeVol. 38 No. 1 Jan. 2019D01：10.16276/51-1670/g.2019.01.024近代早期英国寡妇的社会交往初探曾亚英(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历史学院，四川绵阳621000)摘要：在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中，寡妇绝非我们所想象的那般孤苦无依。
虽然她丧失了重要的社会关 系—与配偶的关系，但是较已婚男人来说，她们建构起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
她们不仅与其子女、孙子女、父母保持着密切关系，也与兄弟姐妹、侄儿侄女^>婆姑嫂等非直系亲属维持着重要联系。
此外，虚拟血亲和 邻里关系也是寡妇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活跃部分。
在这些对象中，她们又倾向于以女性，尤其是那些处于单身状态 的女性为中心来构建自己的社交圈子。
关键词：近代早期；英国；寡妇；社会交往中图分类号：K56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 -612X(2019)01 -0135 -08在近半个世纪的妇女史发展中，研究者们已经 从同一地对待妇女群体发展到能够比较熟练地区分 她们之间的阶级、种族、民族、宗教、地域和职业的差 异。
少数学者还敏锐地注意到妇女之间在年龄、性 取向或婚姻状态上的不同。
年老的、同性恋的、未婚 的或是寡居妇女的生活逐渐被揭示出来。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布罗茨斯基（Vivien Brodsky )、赫 夫顿（Olwen Hufton )、托德（Barbara J . Todd )为代表的诸多国外史学家就开始挖掘寡妇的生活状况®。
研究视野涉及寡妇再嫁、财产继承、工作权利和社会 形象等诸多方面。
相比之下，国内学术界对寡妇的 关注显然不够。
这不仅表现在相关研究起步晚、研 究者缺乏，而且也表现在视野的局限性上。
就国内 学界对寡妇的研究来看，讨论的主题局限在寡妇的 改嫁、寡妇产及寡妇的社会形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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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英格兰城市的寡妇再嫁问题分析作者：曾亚英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02期[摘要]16至17世纪上半期，英格兰城市的商人和匠人寡妇不仅乐于再嫁而且急于再嫁，其对象往往是比自己年轻的男子。
这一特征的形成既与寡妇所处的社会阶层密不可分，也与她们生活在城市有关。
她们既没有受到上层及中产阶级上层思想的钳制，也未像底层穷寡妇那样依赖于教区的救济而被摒弃于婚姻市场之外，还拥有比农村姐妹更加有利的改嫁条件。
因此，她们的改嫁是常见的，也是基本未被社会文化所扭曲的一种正常现象。
[关键词]英格兰，寡妇再嫁，阶层差别，城乡差异[中图分类号]K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4—0058—061979年在克里斯蒂安桑召开的第一次历史人口统计学讨论会上，几乎所有的与会学者都肯定了人类再婚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承认这是“过去研究中一个令人悲叹的遗憾”。
但是，从克里斯蒂安桑讨论会至今，国外学者对再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世纪西欧和东欧的农村地区，对城市人口再婚状况的研究成果不多。
至于国内学界对欧洲城市人口再婚问题的关注则更少，仅有俞金尧先生和林中泽先生曾对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西欧寡妇的再婚情况有过概述。
然而，他们所论及的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段，其间寡妇的再婚情况不可能一成不变，并且阶层和城乡差异也必然会影响她们的改嫁行为。
我们认为俞金尧先生和林中泽先生不仅忽略了时间因素，而且忽视了阶层和城乡差异，试图将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简化为根本不存在的统一性。
本文将以16至17世纪上半期英格兰城市商人和匠人寡妇的再嫁为例，对英国的寡妇再嫁做出动态分析，揭示不同阶层妇女以及城市和农村妇女在再婚问题上所呈现的巨大差异，表明寡妇再嫁是一个非常复杂社会现象，阶层以及城乡差异都会对寡妇再嫁产生重要影响。
一由于糟糕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近代初期的大多数儿童在他们完全成人以前已失去至少父或母”。
和今天不同，在这一时期青年或中年时的死亡率比老年时更大。
“在结婚以后的17年左右，有二分之一的英格兰人都会因丧偶而终结第一次婚姻关系”。
这便导致了高比例的中青年人处于寡居状态之中。
而妇女比男人更容易遭遇配偶的过世。
因为在第一次婚姻中大部分妇女都比丈夫要年轻而且婚后妇女的预期寿命往往和男人一样长甚至更长。
据人口统计学者估计，近代早期的寡妇人数是鳏夫人数的两倍以上。
城市妇女成为寡妇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城市中频繁爆发的瘟疫致使人口的死亡率通常高达100‰，甚至是300％。
而且“比起老年人和妇女，瘟疫更偏爱婴幼儿和青壮年男子”。
因此，“妇女在二十几岁甚至十几岁的时候，成为寡妇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从近代早期的人口普查情况来看：“任何时候处于寡居状态中的妇女都比男人多，在人口普查所涉及的61个前工业化社区中，寡妇和鳏夫的比例大约是2:1，特别是在城市中寡妇过剩的现象显得更加突出。
1523年考文垂的寡妇户主人数是鳏夫户主人数的9倍。
”在1570年的诺里奇穷人名单中，年龄在61岁及以上的人口中寡妇和老处女的人数是鳏夫和单身汉人数的12倍。
再如，阿宾顿的圣海伦教区，在1541-1580年间可追溯的因配偶的死亡而终结的98例婚姻中，有54例都是由于丈夫的死亡造成的。
由于伴侣的死亡而带来婚姻的终结和家庭的破碎对于活着的家庭成员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在不存在私人保险和公共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再婚成为了修复损伤的最好方式”。
而再婚率的高低与再婚者所生活的地域背景密不可分。
“城市中的寡妇和鳏夫比农村地区的寡妇和鳏夫更倾向于再婚”。
根据巴巴拉·J·托德对阿宾顿的考察，在16世纪该城的寡妇再婚率为1／2左右，在17世纪上半叶略高于1／3。
1593-1619年间在伦敦登记结婚的人当中，年龄在15岁以上的新娘中有35.6％的妇女是寡妇。
在“17世纪50年代登记结婚的曼彻斯特居民中，有三分之一的新郎或是新娘以前曾经结过婚”。
而对处于农村地区的科利顿来说，那些在1550-1679年结婚的村民中仅有16％的人属于再婚。
在约克郡的哈特兰，1550-1699年间结婚的人中也仅12％的人是寡妇或鳏夫。
虽然有关农村地区的数据中并没有做出性别区分，但是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中寡妇的再嫁率远高于农村。
寡妇再婚率的高低还与她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密切相关。
“再婚往往常见于社会的更低阶层，而不是社会的上层”。
根据温·布洛茨基的研究：“城市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妇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非常富有和非常穷困的寡妇很少再婚，而那些有着商人和匠人背景的寡妇显然更加倾向于再婚。
……来自伦敦市议员的精英阶层的寡妇中有56％的人终身守寡。
……那些贫穷的劳工寡妇在……伦敦通货膨胀的年代则很少再婚。
”托德在对阿宾顿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在16世纪后半期的阿宾顿，商人和匠人寡妇再婚率分别为66.7％和51.5％，而对于那些先夫为绅士和专业人士的寡妇来说，她们的再嫁率分别仅为26.7％和17.4％。
城市商人和匠人寡妇不仅乐于再嫁，而且再嫁的速度还很快。
根据这一时期的妇女行为手册，妻子至少应为先夫守寡一年。
在此期间，她们应该身著丧服，谨言慎行，生活在对丈夫的深深思念之中。
然而，行为手册描述的往往是一种理想状态，可能是与实际相脱离的崇高宣扬和说教。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寡妇通常在守寡期中就改嫁了。
玛格瑞特·达金在其丈夫去世两个星期之后，就被许多人所追求。
其中，在托马斯·西德尼和托马斯·P·乌比两位追求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
最终，在丈夫过世12个星期之后，玛格瑞特和西德尼结了婚。
1595年，在西德尼去世一个星期之后，玛格瑞特又嫁给了乌比。
又如，一个腰带匠的遗孀-西塞莉·斯韦因在宣布与托马斯·邦德(其先夫的一个年轻同行)结婚时她才守了三个星期的寡。
这种迅速改嫁的行为遭到了罗本·格瑞斯的辛辣讽刺——“恐惧可能会持续三个月，但是寡妇的悲伤只有两个月，一个月在为其先夫悲伤，另一个月已经在照顾新丈夫了。
”这也印证了当时流行的一句俗语——“寡妇的伤痛就像撞到胳膊肘一样，很痛但却很短暂”。
当然，这些个别的案例并不能代表大多数寡妇的倾向，我们必须从更具普遍意义的统计数据中来证实。
E·A·瑞格里和罗杰·斯科菲尔德收集了八个教区中可以追溯其再婚间隔的295名寡妇的数据资料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近代早期寡妇再婚的平均间隔为1098.86天。
那些来自市镇教区的寡妇的改嫁间隔要比平均间隔短155.48天(即943.38天)，而对于来自农业教区的寡妇来说，她们再婚的间隔要比平均间隔高302.16天(即1401.02天)。
这说明，城乡差异直接影响了妇女守寡时间的长短。
一般说来，城市妇女的守寡时间要比农村妇女的守寡时间更短，特别是对城市中商人和匠人的遗孀来说更是这样。
据布洛茨基的研究，对于那些地位较高的商人遗孀来说，有47％的人在丈夫去世后的半年之内就改嫁了，有74％的人在丈夫死后的一年之内再婚。
地位卑微一点的匠人遗孀的再嫁速度要稍微慢一些。
她们中有28％的人在半年内结婚，有61％的人在一年内结婚。
如果将这两类寡妇加到一起来看的话，她们中有67％的人都是在一年之内就再度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其平均的再婚间隔仅为九个月。
城市商人和匠人寡妇所选择的改嫁对象往往是比自己年轻的男子。
“在1598-1619年间的伦敦，515名商人和匠人寡妇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和单身汉结了婚。
在这327名与单身汉结婚的寡妇中，80％的寡妇平均比自己丈夫的年龄要大1.5岁。
虽然在这方面商人和匠人寡妇之间也存在着不同：职业相对崇高一点的商人和匠人——金匠、食品商、布料商、绸布商、缝纫用品商、鱼商一的遗孀平均要比自己的丈夫大2.2岁；对那些地位卑微的匠人——铁匠、木匠、刀匠、裁缝、织匠——的遗孀往往要比丈夫大6.3岁”。
而对农村寡妇来讲，“她们很少会选择比自己年轻的男人……在科利顿，鳏夫和年轻小姐结婚的可能性要比寡妇和年轻单身汉结婚的可能性大9倍”。
在有关科利顿的142例婚姻样本中，仅有两例是年轻单身汉娶了老寡妇。
二再婚与否以及再婚的速度和对象的选择看似由寡妇自身意愿决定的，但是相同社会阶层的寡妇在改嫁问题上所呈现出的某种同一性，意味着再婚在很大程度上受寡妇所处的社会阶层的经济状况与文化氛围所制约。
商人和匠人本来就是一个经济状况相当不稳定的群体，经济灾难极易在这一群体中出现。
丈夫的离世对于家庭的打击不言而喻，摆在孀妇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努力维持家庭经济，以立足于贫民之上。
近代早期，许多英格兰城市的工商业活动都受到同行业公会的规范和限制。
“已婚妇女和寡妇是唯一不受到同行业公会明文禁止其经济活动的妇女群体”。
寡妇还被赋予了招收学徒的权利。
例如赫尔的织匠公会章程就规定：“任何织匠(当其去世时具有本市市民身份和织匠公会成员身份)的遗孀，只要是在守寡期间，并遵守赫尔河畔金斯顿织匠公会现在和将来制定的章程，那么她自己及其学徒和帮工从事织匠行业都是合法的。
”但是，“寡妇的经济活动往往受到同行业公会的限制，特别是在经济困难的那些年代”。
在200名伦敦寡妇中仅有10人是在其遗嘱中提到了学徒。
这一数字意味着仅有5％的商人和匠人遗孀行使了招收学徒的权利。
在那些需要经过严格训练或是特殊技能的行业中，寡妇往往无权参与。
例如，“金匠、银匠、钟表匠、白蜡匠、木匠等行业的同行业公会通常会以比较优厚的条件接受去世师傅的儿子作为学徒，但是他们却不会帮助寡妇”。
在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绝大部分寡妇都无法单独继续先夫的事业。
“遗留下来的证据表明，经营生意比经营田地要困难得多”。
就像爱丽丝·格林伍德那样，由于她一直都忙于照料孩子和家庭，对丈夫的生意一窍不通，以至于在丈夫去世之后被迫卖掉他的店铺。
改嫁并且如果能嫁给先夫的同行的话，则可能是一条将先夫事业继续下去并维持家庭经济不滑落的捷径。
在伦敦，有50％的匠人遗孀是和同行业或是相关行业的单身汉结了婚，对于商人寡妇来讲比例也基本一样。
在嫁给鳏夫的寡妇中，有33％的人是和先夫的同行或相近行业的人结了婚。
在阿宾顿，从已知其丈夫职业的48位寡妇的情况来看，其中19人嫁给了先夫的同行，8名寡妇与邻近行业的男子结了婚。
“在这类情形中，丈夫的学徒是很具吸引力的，因为这一方面可以使她继续先夫的事业，另一方面在她年老的时候又能有一个年轻的支柱，这样的支柱就是再婚的主要目的。
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寡妇往往选择比自己更加年轻的、精力充沛的男子作为伴侣”。
这对于大多数衣食无忧的上层及中产阶级上层寡妇来讲，不但不存在强烈的经济需要促使其改嫁，反而常常因为手中的财富阻碍了她们另嫁他人。
因为改嫁将会导致她们再度落入丈夫的掌握之中并且失去对财产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