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中共一大的两名外国人之一尼克尔斯基

参加中共一大的两名外国人之一:尼克尔斯基
作者：〔俄〕阿列克赛.布亚科夫
来源：《百年潮》2011年第08期
编者按：尼克尔斯基是出席中共一大的两名外国人之一。

关于他的情况，长期以来鲜为人知。

本文作者俄罗斯国立海洋大学教授阿列克赛·布亚科夫，从存放在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鄂木斯克州安全局的档案里，查找到了尼克尔斯基本人的履历档案、照片，从而揭开了尼克尔斯基的神秘面纱，为人们研究这位中共一大的参加者提供了珍贵史料。

弗拉基米尔·阿勃拉莫维奇·涅伊曼，人们已经知道，就是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那个名字叫“尼克尔斯基”的人。

他有着平凡但又是不寻常的命运。

他从一个普通的犹太男孩，有幸成为苏维埃国家安全机构在远东地区的知名成员之一，而且作为一名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组织工作的俄国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对于他的生活道路，俄罗斯的学者和国外的学者似乎都有很好的研究。

但是关于他的生平，仍然还有很多人们不知道的事情。

本文关于涅伊曼的生平和他的职业生涯情况，所引用的资料均取自于他的人事档案材料，这些档案材料现存放在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鄂木斯克州安全局的档案馆里。

尼克尔斯基一家
弗拉基米尔·涅伊曼（以下简称尼克尔斯基），于1898年2月10日（按照公历，为23日）出生于俄罗斯外贝加尔省巴尔古津县一个叫奇特坎的小村庄里。

这个小村子如今仍然存在，就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境内。

涅伊曼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里。

父亲的名字叫阿勃拉姆·列昂季耶维奇·涅伊曼，生于1839年。

他父亲一生换了许多个工作的地方。

据了解，1903年以前，他在奇特坎村务农，但根据当时俄罗斯帝国的法律，作为一个犹太人，是没有权利在这里居住并从事农业生产的，他被沙皇当局流放到托木斯克。

1905年，他和全家又从托木斯克搬到赤塔，他被允许在那里生活，并从那时起，开始在私营企业主那里做工。

从1917年起，他先是在一家私人工厂做工，后来又到一家国营皮革制造厂工作。

他一直工作到1927年退休。

他于1933年去世。

涅伊曼的母亲名叫基塔·莫伊谢耶娃，出生于1851年，是家庭妇女。

尼克尔斯基的家庭是个多子女的大家庭，除了他以外，阿勃拉姆·列昂季耶维奇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列夫，还有三个女儿，即纽塔、希玛和娜杰日达。

上个世纪30年代，列夫住在赤
塔，在国营皮革制造厂工作，他有5个孩子。

纽塔也住在赤塔，希玛住在哈巴罗夫斯克，娜杰日达住在萨拉托夫。

除了希玛，其他人都结了婚。

尼克尔斯基娶的妻子叫索菲亚·康斯坦京诺夫娜（库谢列夫娜），于1903年出生在波多勃梁斯基家里，妻子的父母分别姓库谢利和格尼亚，于1917年死在满洲里火车站。

尼克尔斯基和索菲亚结婚后，儿子根纳季于1927年5月9日出生了。

上个世纪30年代，尼克尔斯基一家还收养了他们的侄子，也就是他妻子妹妹的儿子库兹马·伊里奇·科勒图诺夫。

参加中共一大前的经历
尼克尔斯基13岁之前在赤塔商业学校读书，由于家庭生活困难，读到三年级就被迫工作了。

在他所填写的一些表中，他写在学校读完了四年级，但实际上只读了两年，第三年他就离开了。

1911年至1912年，当他还是个男孩子的时候，就到赤塔的“克列伊曼和罗多夫斯基兄弟”商店做工了。

1912年，他和父亲一起在阿穆尔铁路上的斯别格车站的多尔戈夫继承人的仓库里当售货台的服务员。

1913年回到赤塔州，回到“克列伊曼和罗多夫斯基兄弟”商店做售货台服务员（售货员），一直干到1916年。

1916年底，他被提前应召到军队服役，在坎斯克市的第十六西伯利亚步兵团当列兵，在那里一直服役到1917年3月。

后来，他与这个团的一个连一起被调到五一六乌法义勇兵团，开往赤塔。

同年，他从军队复员，到“精打细算者”消费者协会做了一名员工，在那里没过多长时间，由于人员缩减，他被裁员了。

因为在赤塔无法找到其他的工作就去了海参崴。

在海参崴，他做过收款员，有时还在哈伊莫维奇的肉店当售货员。

1918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人占领了海参崴后，发布了征兵公告，他为了避开被征召，打算回赤塔父母那里。

在满洲里火车站检查证件时，他被白军首领Г.М.谢苗诺夫的警卫长抓住，说他应该去服兵役，并被带下火车。

他被强行从满洲里带走，送交在赤塔的军事指挥官处置。

正如尼克尔斯基本人在1937年所说的，他被强行征召到白军的事实，可以由М.别尔曼作证。

当时，М.别尔曼是国家安全机构的三等专员，后来是苏联内部事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

经过在医院里一个月时间的医治后，他被送到医务委员会体检，体检的结果是，根据健康状况不适合服兵役。

但是，根据当时那些同情当局者们的告密，他再次被送去身体检查，结果还是因不适合服兵役而没被招兵。

两个月的时间里，他经过了医务委员会的八次仔细身体检查，终于在医务委员会对他进行的第九次体检时认为他适合服兵役，于是被派到驻扎在赤塔的第三十一西伯利亚步兵团当列兵。

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月左右。

在这个时候，该团发生犹太族士兵企图暗杀Г.М.谢苗诺夫的未遂事件。

这次事件不仅直接影响到尼克尔斯基，也影响到他后来的命运。

在调查过程中查明，实施暗杀未遂的是马特维伊·贝连巴乌姆（又名哈西亚·涅里斯，党内化名“瓦西亚”），犹太族人，驻扎在赤塔的第三十一西伯利亚步兵团的士兵。

贝连巴乌姆当时
20岁，他参加了一个名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地下组织。

反间谍机关逮捕了贝连巴乌姆和他的四个同伙，1919年2月3日凌晨对他们进行了判决，被判处死刑。

这次未遂的暗杀后，谢苗诺夫下达命令，将军队里的所有犹太人都作为在军队中煽动闹事的叛徒集中起来，押解到驻扎在马卡维耶沃车站的А.И.季尔巴赫上校那里管制。

于是，所有犹太士兵被押送到马卡维耶沃车站，关押在一节节火车车厢里。

1919年3月，当犹太人从各个城市来了之后，人数达到了近100人，他们被编成了一个单独的、具有惩戒性质的犹太士兵“感化”连。

该连归属于第二满族团。

该连由数量不多的士兵志愿者和大多数被征召来的受管制的士兵组成。

志愿者与征召来的士兵的区别没有明显的标志。

除了犹太族士兵，列兵的数量将近200人。

在指挥官队伍里，除了两名下级军官准尉М.Р.亚科勃松（连队的事务长）和格尔申诺维奇之外，都由其他民族的人组成，如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等。

沃兹涅先斯基大尉被任命为连长，后来由索特尼克夫中尉接替。

连队实行极为严格的纪律，对于每位士兵轻微的违规行为都实施严厉的惩罚，甚至宣布，如果发生骚乱，只要有一人逃跑，那么就有十个人会被枪毙，而且还会对其亲属采取惩罚措施。

犹太连在组建之后就被派到图林斯克铁路会让站执行勤务，后来又被派到安德里阿诺夫卡火车站。

在那里，犹太连的士兵们没有统一的服装，却从清晨到夜晚进行队列训练。

尼克尔斯基的胃溃疡病恶化了，他被送往医院治疗。

过了一段时间，犹太连被调换到鲍尔齐亚车站，后来又调到涅尔钦斯克工厂。

1919年11月1日到2日，这个连参加了在贝尔卡村附近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斗。

1919年11月至12月，犹太连归属在第二满族团，不仅参加了与布尔什维克的战斗，还参加了反对红色游击队讨伐队的战斗和针对外贝加尔省平民的惩罚战斗。

犹太连成立了地下组织，准备起义，他们与亚基莫夫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

尼克尔斯基参加了领导地下工作者小组的工作。

地下工作者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在涅尔钦斯克工厂举行起义，然后就到游击队那里去。

1919年12月，犹太连举行了起义，在杀死包括连长在内的所有连里军官后又把近300人的谢苗诺夫警备队争取过来，然后与游击队联合起来，占领了涅尔钦斯克工厂。

关于尼克尔斯基在白军中服过役的问题，在以后的日子里，曾不止一次地正式和非正式地被提出来。

尼克尔斯基从没有对俄共和其他正规苏维埃机构隐瞒过自己曾在白军当过兵的历史。

1925年，他从国外出差回来，填写了一份为国家联合政治局工作人员准备的特别调查表，在这个调查表中他写道，他曾经被征召到白军，1918年至1920年在Г.М.谢苗诺夫的军队里当列兵。

而在此之前的1922年，他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司令部的一份调查表中也表明曾在犹太连当过兵的经历。

1929年10月，关于尼克尔斯基曾在谢苗诺夫的军队中服过役的问
题，被提到国家联合政治局海参崴地区处关于清查第四十九党支部的非公开委员会会议上。

尼克尔斯基详细讲述了自己当兵的情况。

委员会的成员经过仔细研究，负责清查工作的委员会作出结论，认定他确实在上面所说的那个连队当过兵，并在连里的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中工作。

委员会作出决定：认定他通过了检查。

后来，这个连更名为第四游击队（后来重组为第十五阿穆尔起义团，隶属于邦迪列夫的旅团），受М.Р.亚科勃松指挥。

1921年以前，尼克尔斯基曾在这个游击队里当兵，后来作为一名列兵被调到团里。

他在侦察部门工作时，参加过把外贝加尔从谢苗诺夫军队手中夺回的多次战斗，如从乌鲁利加车站到达拉苏铁路车站的战斗，马齐耶夫斯基车站附近的战斗。

在最后一次在达乌里亚车站的战斗中，他的脚被冻伤，住进在涅尔钦斯克的医院。

1921年2月在身体恢复出院后，他被调到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司令部侦察处工作。

1921年，对于研究尼克尔斯基生平的学者来说，是最陌生的一段。

这一年，他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921年，在他还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和职业经验的情况下，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东北的全权代表，参加了1921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一大的组织工作，并参加了大会。

参加中共一大后的经历
中共一大结束后，尼克尔斯基应该动身去伊尔库茨克，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他没有返回俄国。

从1921年7月至12月，没有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一件俄罗斯国家档案里有关于他这段时间的任何记载。

很可能这段时间他仍然在赤色职工工会和共产国际的战线上在中国同志中间开展工作，也可能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侦察处的中国战线上工作。

最有可能的是，他继续在中国满洲里从事秘密工作。

据了解，1921年12月，他被任命为侦察处驻满洲里车站驻扎官的助理。

在那里，他的名字已经是人们熟悉的尼克尔斯基（化名瓦西里、瓦西里耶夫）了。

他搜集军事、政治情报，并研究中国军队和俄国侨民军事组织与远东共和国相关的计划问题。

后来，整个满洲里——海拉尔地区的谍报机关都归到他的领导之下，他被任命为第五军司令部侦察处在这一地区的驻扎官。

从1922年至1923年，他同时还是远东共和国内务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侦察分局的驻扎官。

从1923年到1925年2月，在第五军司令部侦察处谍报机关撤消之后，他成为外国分局的驻扎官，之后是远东国家政治局驻海拉尔市全权代表处的反侦察处的驻扎官。

几年来，他提供了关于白俄移民对苏联远东的军事和政治计划，日本和中国情报机关的意图等情报。

1925年4月，他被派往日本，直到1925年11月，担任那里的驻扎官。

后来，根据他个人的愿望被召回到苏维埃俄国。

1925年12月，他担任国家联合政治局远东地区全权代表处反侦察处的全权代表。

1926年7月，他被调到国家联合政治局赤塔地区处的反侦察处，任全权代表。

1927年10月19日，他再次被调职，于1927年11月1日被任命为国家联合政治局海参崴行动处反侦察处的高级全权代表。

1929年6月6日，正当中东铁路冲突时，他
来到位于哈巴罗夫斯克的国家联合政治局远东边疆区全权代表处，接受国家联合政治局乌苏里铁路道路运输处处长的指挥，同时被任命为国家联合政治局道路运输处格罗杰科沃车站的区段全权代表。

那里正处在发生冲突的那段边境上，他从事对满洲“Д”（诱击、声东击西）战线工作的组织和领导。

1929年12月，他被调到哈巴罗夫斯克，1930年1月1日被任命为国家联合政治局远东边疆区全权代表处反侦察处第四处（从事迷惑工作）处长。

1930年5月23日，他被解除现任职务，成为全权代表处的后备人员。

1930年6月1日，他出差到中国黑河，担任驻扎官。

从1932年10月7日至1933年8月，他担任国家联合政治局远东边疆区全权代表处外国处“М”处处长。

从1933年9月开始，他又重新回到上海，从事外国处战线的迷惑工作，化名为弗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科索夫。

1935年9月7日，他从上海回到苏联，在内部事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局工作。

经过两个月休假后，他被调到莫斯科，在那里接受了新的任命，到苏联国家安全总局第七处（外国处）工作。

1935年，尼克尔斯基在苏联内部事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领导七处工作。

根据内部事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М.Д.别尔曼的决定，考虑到他的功绩，1936年11月19日授予他“国家安全大尉”特种军衔，相当于军队中的“少校”军衔。

从1936年1月开始，尼克尔斯基是第七处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间谍机关的工作人员。

1937年5月被召回莫斯科，对他在国内战争期间曾在白军犹太连当兵的事进行调查。

按照苏联内部事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七处处长、二等国家安全专员А.А.斯庐茨基的命令，调查程序被终止。

1937年6月被派回伊斯坦布尔；1937年底被召回莫斯科，编入苏联内部事务人民委员部干部处的储备干部，暂时调到苏联内部事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七处工作。

1938年2月23日，根据内部事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局的再次查问和请求，他被苏联内部事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的工作人员，以远东边疆区右派托洛茨基组织的参加者和日本间谍的罪名被逮捕。

内部事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局原副局长С.А.巴尔明斯基向法庭提供了对他不利的证词。

1938年2月23日，根据《苏联内部事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领导人员职务条例》第7章第6款第37条的规定，他被解除职务。

根据内部事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局的请求，他被押解到哈巴罗夫斯克，在那里接受调查。

审讯过程中，他多次遭受人身暴力，被迫承认参加了右派托洛茨基组织在内部事务人民委员部远东组织中的阴谋活动和当过日本间谍。

在法庭开庭时，他又推翻了原来在预审中的供词。

1938年9月2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巡回法庭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1927〕第58-1а条（叛国罪）、第8条（实施反对苏维埃政权代表的恐怖活动）、第11条（组织准备或实施本章所规定的罪行），判处他最高刑罚——枪毙。

1938年9月21日晚，他在哈巴罗夫斯克市的内部事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局的内部监狱被枪毙。

1956年11月8日，苏联总军事检察院对他的案件进行了重新审议，因缺乏犯罪的证据而被平反。

历史功绩不容否定
关于尼克尔斯基的侦察活动和反间谍活动现在还不能完全公开，但现在我们可以说的是，他积极参与了一系列行动，例如在满洲里清除原白军将军佐洛图欣的司令部，清除基地在特列赫列奇叶（满洲里）的И.Ф.希利尼科夫少将的集团，以及清除间谍、奸细，从黑河的日本军事委员会那里抄走文件，把一名奸细从上海带到海参崴。

在尼克尔斯基的一生中，参与实施“猕猴—幻影”行动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经历。

“猕猴—幻影”行动是苏（俄）联国家安全机关在1920年至1930年间反击日本在远东的谍报机关的一次重要行动。

1924年8月，日本在黑河建立了日本领事馆，由谍报人员西马穆尔领导。

与此同时，一批日本间谍在各种伪装下在黑河定居下来，他们是：库马扎夫（西伯利亚旅店的店主）、宫崎（药房老板），三村（镶牙医生）、塔莫古奇（商店老板）、中野（理发店老板）等人。

在最开始组建领事馆时，苏联国家联合政治局的一些机构趁机把一批间谍打入日本领事馆和白俄移民的圈子。

这些间谍使用的代号有“卡尔波夫”、“帕克—西”、“赫王”等等。

后来查明，日军参谋本部在组建领事馆时定下的目标是：致力于组织针对苏联远东的积极侦察活动；实施破坏行动和恐怖活动；组织农民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进行反苏维埃的文学传播；散发假纸币等等。

在1929年至1930年，远东国家安全机构的工作人员采取一系列措施，展开对付日本谍报机关的间谍活动。

在那些与库马扎夫合作积极进行走私的人中，代号为“卡尔波夫”的间谍被招募进来。

国家联合政治局的各机构组织让他逃到中国，在那里他取得了库马扎夫的信任。

他利用这一点，担任了联络员，负责与苏联本土的间谍机关联络。

通过“卡尔波夫”的帮助，苏联方面搞到了一批真实的日本文件（关于东京情报工作的报告的笔记本）。

此外，日本情报机关也收到了苏联侦察机关工作人员“列托夫”专门为他们准备的故意编写的一批假材料，如：关于独立红旗远东军部队的情况，关于苏联远东军事工业、经济状况等等。

这些故意编写的假材料使日本执政集团在那些年里不敢进行公开反对苏联的军事行动。

“猕猴—幻影”行动持续了13年之久。

在实施该行动的具体行动中，先后抓获了50多名日本间谍，以及大量的走私者和越境者，搞到了大量关于日本情报机关在满洲工作的重要文件。

尼克尔斯基在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期间，受到过不少部门奖励：“全俄特殊委员会—国家政治局荣誉工作者（XV）”胸章，编号为第671号（1933年5月26日）；编号第3729号的证书和作战武器——国家联合政治局委员会颁发的“科罗文”系手枪（1932年12月1日
（01.12.1932））；编号第64号的证书和7.63毫米口径“毛瑟”系手枪，上面书写有“以国家联合政治局远东边疆区全权代表处的名义颁给在行动中表现主动性的英明领导”（1932年6月25日）；编号第51/4339号的证书和作战武器——“勃郎宁”系手枪，上面带有一个银镶贴牌，书写有“以海参崴地区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祝贺与反革命分子斗争取得胜利”字样（1927年12月16日）。

寻找尼克尔斯照片的经过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者的情况，中国和国外研究者已写了很多学术研究著作，还单独发表了一些纪念文章。

但是，这个参加了中共一大而被众所周知的、特别是近年来被叫做弗拉基米尔·涅伊曼——尼克尔斯基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完全不为人知的人，确切地说，是他的照片、他的生平一直没有人知道。

在许多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学术专著中，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展览资料中，都没有他的肖像照片。

他的照片，不仅在苏联正式出版的资料中找不到，就是在各个国家级的档案馆里也没有。

笔者用了几年的时间，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寻找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2001年，笔者在完全偶然的情况下看到了一张模糊不清的尼克尔斯基的照片，照片是在一个纪念联邦安全部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局成立80周年的小册子上。

笔者向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局写去了询问函，联邦安全部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局只提供了一份模糊不清的复印件。

1927年至1929年，尼克尔斯基曾在海参崴的国家联合政治局海参崴地区处的反间谍处工作过。

我希望能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当地党组织的《党员登记卡》中找到他的照片。

我向滨海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写去询问函，得到的回答是：在众多的档案资料中，国家安全部门的许多其他工作人员的《党员登记卡》都在，就是没有尼克尔斯基的党员登记卡。

我不得不向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写去询问函，因为在苏联共产党倒台之后，当时苏联共产党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的档案全部移交到那里。

过了一段时间，档案馆给我回信，没有找到尼克尔斯基的带照片的《党员登记卡》。

我没有就此停止，又一次向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局发去询问函，提出寻找曾经是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的涅伊曼的照片的请求。

两个月之后有了回答。

在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局的档案资料中有弗拉基米尔·阿勃拉莫维奇·涅伊曼的侦讯案件档案。

但是在案件档案中没有照片。

除此之外，他们还指出，在联邦安全部的档案里没有涅伊曼的人事档案或存档的工作卡。

回信建议向莫斯科的俄罗斯联邦安全部提出函询。

我又写好相应的询问函，寄到莫斯科的俄罗斯联邦安全部。

后来收到了他们的回信，在标准格式的信函上写着，我们这里没有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但是，这封信同时又给我带来了一条有益的信息，它与尼克尔斯基生平的某些事情有关。

俄罗斯联邦安全部的回信建议我到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鄂木斯克州档案馆看看，那里可能会有照片。

于是，我向鄂木斯克寄去询问函。

两个月后有了回音，还寄来一个光盘，里面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尼克尔斯基人事档案封面上的照片，另一张是履历表上的尼克尔斯基本人的照片，两张照片是在不同时间拍摄的。

就这样，我终于成了涅伊曼——尼克尔斯基两张照片复制件的拥有者。

我们可以推断，第一张照片拍摄于1925年至1927年，另一张照片是1932年底在什么地方拍摄的。

再把目光投向照片，这是一张有着与众不同外貌的脸：高高的额头，微秃的额角，向左分的头发和向前突出的鼻子。

原来，涅伊曼——尼克尔斯基就长得这个样子，生活在那个离我们现在很远的那个现实生活里，他的相貌也留在我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