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城邦民主制度的形成原因分析

雅典城邦民主制度的形成原因分析
———————及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城邦民主制度原因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都有其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地理环境。

雅典城邦形成最具代表性的古典民主制度，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首先，从历史进程来看。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是与国家的产生与发展分不开的。

思格斯指出，雅典是最典型的国家产生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

这也就是说，雅典城邦是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制度解体的基础上建立的，尽管我们不能说雅典民主制度就是原始民主的简单重复和直接翻版，但原始民主对雅典城邦建立后的政治形态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亚里士多德指出，许多希腊人认为梭伦所实行的民主改革是“建立了雅典‘平民政体的祖制’”。

这里所谓祖制显然是指长期驻留在希腊人脑海中的原始民主制。

其次，从经济形态来看。

民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历史实践证明，民主政治与商品经济是不可分的。

雅典城邦能形成不同于斯巴达的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它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

雅典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农业不发达，迫使它不得不向海外发展，这不仅表现为它对异族的殖民扩张，更主要地还表现为它的海外贸易。

雅典民主发展的进程与其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是相应的。

在梭伦改革时期，梭伦制定政策鼓励富裕阶级以其财富投人工商业，奖励外来工匠移居雅典并给予公民权，提倡公民学习手工业技术，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与工商业的发展。

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已成为希腊世界一个典型的工商业城邦。

商品经济的发展对雅典城邦民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人员的流动和不同氏族成员的杂居，根据血缘关系对成员进行的管理不能不让位于按地域对成员的管理，从而加速了国家产生的进程；其二，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城邦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工商业阶层，包括工商奴隶主和平民，它们是民主发展的主要动力。

历史实践证明，雅典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政治改革，都有着平民力量的支撑，不是受到平民的推动，就是依靠平民作坚强后盾；而在雅典政治发展过程中对建立民主政治具有重要贡献的政治家，如梭伦、克利斯提尼、伯里克利等人，都是工商业阶层的代言人，他们所实行的民主政策，往往是从有利于工商业发展开始的。

其三，民主的观念总是和平等的观念相联系的，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广泛地培养了公民的平等意识，激发了公民对城邦事务的参与热情。

再次，从文化传统来看。

古希腊神话是西方传统文化中最令人称道的组成部分之一，古雅典也饱受其浸润。

古希腊神话是多神论的。

在古希腊神话中，神是一个大家庭，每个神都有自己的权力和职责，而在神和神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对立，没有一个神可以制服其他所有的神而成为众神之首，人们对神的崇拜是多元的，并不是崇拜某一个神。

这种多神论无疑是有助于民主思想的发育的。

而且，古希腊的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世俗的。

在古希腊神话中，神也像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每个神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有自己的喜好和憎恶。

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文化，提倡人性，强调人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和自由，以及与之相应的责任，反对神性、神权和禁欲主义，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

为近代民主进行思想启蒙的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就是恢复古希腊的这种文化传统。

而看看古代中国。

中国自夏商开始便产生了神权王权的概念。

自此天子的概念便深入人心。

商朝更是几乎是每日必卜、每事必卜，许多重要的军国大事都需要神意来决定。

商王武丁及其稍后的时期，人殉、人祭达到鼎盛，大量的人牲被杀掉祭祀神灵，显示了神权的特殊尊贵。

对神权的高度重视。

到了周朝。

周人信帝信天。

而天与帝差不多是和二为一了。

自称
周灭商乃是因"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是受天命。

希腊的神话故事大家都是或多或少知道一些，按希腊神话，最初宇宙是混沌的，后来从混沌中产生地母盖娅，盖娅生天神乌剌诺斯；乌剌诺斯和盖娅结合，生下12个巨神。

在诸巨神中，普洛米修斯是创造人类的大神。

提坦神族的统治被宙斯推翻，宙斯成为宇宙的主宰。

以后，他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奥林帕斯山诸神的统治(颇有世俗间争权夺利的味道)。

在希腊神话中的神远非那么共正神圣。

宙斯便经常干滥杀无辜，作不可礼喻之事。

在[奥狄浦斯]里即便象奥狄浦斯这样一位“贤王”也逃不出神所安排悲剧命运。

而伊索寓言也有很多讥讽强权上等人的故事。

可以看得出他们对握有权力之人的敬畏，尊从在思想上远无中华文明那样强，而对神的不敬就更无法相比了。

作为希腊人的学生的罗马人恐怕也就好不到哪去了。

所以中国统治者代天安民的形象不同于罗马，希腊时的统治手段，在罗马，希腊，更象征世俗政治，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均衡争夺造成了民主政体的实施。

当然光自封代天管民还不足以维护王权。

中华民族屹立数千年不倒与其特有的治世哲学是分不开的。

以民为本，以礼制国从来便是统治者的座右铭。

周公治理天下的关键就是制礼。

作为礼仪制度、伦理观念的礼，其起源是很早的，然而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提出来，并把它作为社会文化生活的准则，则是周朝的事情。

与宗法制度、礼等相关联，周人又提出了“孝”、“德”等观念，并使其在周代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礼仪治国是中华政体传播的重要组成部份(难怪后来孔夫子鼓吹克己复礼)。

通过对礼仪的宣扬，部落内阶层间的行为道德规范化。

进而减少了类似于古希腊，罗马时的各阶层的矛盾，磨擦。

正由于对神权的敬畏，对王权政体的公认。

不甚激烈的阶级斗争，礼仪的教化。

使中国古代史上从未造成民主共和的环境和条件，与埃及的王朝比较，尽管埃及也是神授王权，但其法老为首的治国者对民暴虐，无礼义相辅，终成过眼云烟。

最后，从地理环境来看。

为什么古希腊会出现城邦这一特殊的政治体呢，特别是产生了城邦民主制，而不是像东方国家一样产生的帝国专制制度。

就跟当时古希腊特殊的自然环境有关。

古典希腊的中心地带（大约与现代希腊民族国家的领土相当）是一座半岛，大体分成两部分，由一道极其狭窄的地峡连接在一起，另外还包括爱琴海中相互联系的岛屿。

由于东地中海地壳构造方面的巨大活动，才使得希腊中心地带的地形地貌以山脉纵横为标志。

结果，在希腊几乎没有什么广袤的平原，较大的平原主要是在希腊北部。

希腊大多数地区的这种分隔特征，意味着整个希腊在迅速快捷的信息交流方面存在若巨大的障碍。

希腊的这种自然环境，造成了两种结果，其一就是，地理环境支离破碎，导致交通和信息交流的不便，使古希腊能够保持一种类似于“小国寡民”的城邦林立的局面，而不会形成比较大的领土国家。

其二就是没有平原，耕地面积小，使希腊各个城邦不可能养活太多的人口，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希腊城邦要如何来解决睡着人口增长而带来的粮食问题呢？如果这是在中国，中国基本上是有三个途径，一是对外扩张，占领更多的土地。

但中国自秦国一统中国后，耕地面积基本已经达到最大化了，东面、南面都是海洋，没有土地，北方是草原，而且天气寒冷，不适合耕种，西方式荒凉的沙漠，更加不适合。

因此，中国不论向那个方向扩展都无利可图。

二是农业技术的提高以及农产品的增加，而这些都是非常缓慢，其增加的粮食产量根本不足以跟上人口的增长。

那么只有第三个途径，那就是农民起义，打内战，靠战争来消灭一部分人。

因此中国的历史不是一部对外扩展史，而是一部内斗史，一部王朝循环更替的历史。

那么当时希腊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那就是通过海外殖民，进行海外移民。

把新增加的人口移民到新的殖民地去，古希腊在公元前8世纪经历了一次海外殖民运动，而海外殖民城市也就是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

民主也好，专制也好。

一个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因为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造成的。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

几乎每一民族都经历了从原始社会那种初级民主公有向私有专制的过程。

即便是希腊罗马也是如此。

而其后来民主共和的产生则是由于其特定背景环境所造成的。

比如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是在一方面要应付对周围邻邦的战争，而另一方面又要应付国内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

当时的希波战争(其间有著名的马拉松战役)，以及其他雅典为其扩张所进行的战争。

罗马方面更是从建国开始就一直处在对外的多次战争中。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统治者是需要全民各阶层的大力支持才可能得以生存。

正因为有了这一砝码才使得下层阶级能向权威争权。

著名的如罗马平民拒绝参战，而在贵族出尔反尔，背信弃义不尊受承诺后又以撤离运动相要挟才迫使贵族阶层不得不进行改革。

罗马共和初期平民与贵族间的斗争是个长期艰苦。

是经过多次反复有时甚至是血腥的。

而与雅典同时而立为邻的斯巴达则从来便是寡头政治，贵族专制。

可见民主共和纯属是逼出来的而绝非有些西方学者鼓吹的所谓民主素质。

反观中国历史，在从夏商到西周的演变过程中，邦落内部的阶级矛盾从来就不是社会矛盾的主流。

而在此情况下对外矛盾反而使强人政治基权专制更适合迎接个种自然和非自然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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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然
201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