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敌人学习——苏格拉底的爱国主义

向敌人学习——苏格拉底的爱国主义无论后人对苏格拉底的思想如何评价，但他坚守个人良知的彻底性却被普遍公认为人格典范。

他爱智慧，爱到蔑视任何功名利禄的程度；他追求美德，极端到不惜冒犯众人甚至蔑视芸芸众生的程度；他坚守自己的信念，倔犟到英勇无畏、自愿献身的程度；他想做好公民，执着到既蔑视不公审判又服从死亡判决的程度；所以，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的记述中，无论是在私生活中还是在公共事务里，苏格拉底的行为举止和人格魅力接近于完美。

在私人生活上，他宁愿要精神上的满足和道德上的完美，也决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和富足，为此他坚决反对奢华的生活，拒绝教育收费的政策。

色诺芬说：“苏格拉底不仅是一个最能严格控制他的激情和嗜欲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最能经得起冷、热和各种艰苦劳动的人；”（《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7）在公共生活中，苏格拉底对雅典的热爱，堪称勇敢与智慧、献身精神与清醒反省的完美结合的典范。

在古希腊时期，希腊在打败了入侵者波斯后，随之而来的不是希腊的和平与重建，而是内部矛盾的激化。

在希波战争中，希腊的两大城邦各有贡献和收获，雅典通过萨拉米斯海战确立了海上霸权，斯巴达通过温泉关和普拉蒂亚会战确立了陆上霸权。

于是，为了争夺独霸希腊的权力，雅典和斯巴达开始同室操戈，进行了长达26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以斯巴达人大胜和雅典人惨败而结束。

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智者苏格拉底也毅然走上战场，作为甲兵参与了三次战役，每一次的表现都堪称刚毅勇敢。

更可贵的是，当雅典败于斯巴达之时，苏格拉底对战败教训的反思，既出于深沉的爱国之情，又保持了清明的理性之思。

所以，他非但没有象其他爱国者那样，要么互相抱怨地推卸责任，要么咬牙切齿地诅咒斯巴达，反而以谦虚的姿态批评平庸的雅典人而称赞“优秀的斯巴达人”，在与优秀敌人的对比中总结雅典人的弱点和失误。

他还大声号召自己的同胞要重视敌人的成就、学习敌人的优点。

在苏格拉底看来，雅典的战败与其直接民主体制有关，因为直接民主制有三大致命弱点。

首先，在雅典的直接民主制下，握有最高权力的多数决策，其成本之高和效率之低，使民主制根本无法运作，即便只是一万人的直接民主方式，在决策上也将困难重重。

所以，只能通过抽签方式产生500人的公民大会。

公民大会作为民主决策的最高机构，其产生的随机性、偶然性和多变性，既无法选出优秀的代议士（代表），导致议事和决策质量的低劣；也无法保证议事会成员的相对稳定性，使决策随着民意的多变而多变，根本无法保持决策连续性，两次公民大会的决策就可能完全相反。

其次，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智力优秀的异见者手中，所以，仅仅诉诸于多数同意的决策未必就是明智的，而健全的体制，不仅要尊重多数的权利和意见，也应该尊重少数的权利和异见。

苏格拉底认为，直接民主政治的平民性质和多数表决的方法，无法产生最优异的统治者，粗俗的工匠、农民和小商贩等手中的议事权和决策权，很可能导致平庸的、堕落的、错误的、乃至残暴的决策（现代的间接民主制即议会民主，就是为了弥补直接民主的这一弊端而产生的。

可惜的是，苏格拉底无法经历了）。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由于没有相应的宪政法治对多数权力进行约束，直接民主中的多数权力就具有了绝对性质，而任何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都可能被滥用。

少数决策的权力不受限制，必将导致寡头独裁或个人独裁；多数权力不受限制，必将导致多数暴政；雅典城邦民主制正是多数权力不受限制的典型，屡屡让优秀人士死于多数暴政。

在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国民大会具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而对少数异见者的权利却疏于保护，一哄而起的多数决定往往变成极为野蛮的暴政，国民大会的多数决定甚至可以超越法律的界限，常常做出令雅典人追悔莫及的判决。

具体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雅典，正是公民大会的多数暴政一次次作出错误的决定，惩罚那些曾经拯救过雅典的英雄——或被放逐或被处死。

比如，杰出的狄米克斯特里斯和西门，先后被公民大会判决放逐，甚至创造雅典最辉煌的时代的伯里克利，也曾陷入过权力危机，差点遭到公民大会的处罚。

在挽救了雅典危机的阿尔吉鲁沙海战中，那些获胜的雅典舰队指挥官们万万没有想到，当他们以凯旋者回到雅典时，所面对的居然不是卫国勋章，而是公民大会的死刑判决，其理由是仅仅是他们没有能拯救出在风暴中落入海中的雅典水手。

苏格拉底经由抽签而出任过雅典议事会成员，恰好参加了轰动一时的六将领审理案。

在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议事会多数表决通过了死刑判处。

据说，在议事会成员中，只有苏格拉底一人，敢于面对多数决定的压力而坚持遵循法律程序审理此案，并尖锐地批评雅典民主制，表现出一个理性而负责的公民的非凡勇气。

虽然，苏格拉底的正确意见被错误的多数所否决，但在六位有功的将领被雅典式民主的多数暴政处死后不久，雅典人就对自己的愚蠢决定追悔莫及，并追究那些把公民大会引入歧途的主要指控者的罪责。

然而，只要多数权力没有制约的直接民主体制不变，雅典人就不会接受惨痛的教训，同样的多数暴政将再一次重演。

而这次暴政的受害者，正是曾经在议事会上孤身反对多数暴政的苏格拉底。

他仅仅因为对雅典民主制提出尖锐的批评，就被公民大会以反民主和教唆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

苏格拉底之死再次唤醒了雅典人，他们再次为自己的判决而追悔莫及，而他们表达后悔的方式却是暴政的继续。

雅典人把告发苏格拉底的主谋们判处死刑，且不允许使用“火和水”来执行，而是让他们上吊，其中的安尼多被用乱石砸死。

其他告发者也全部被驱逐出境。

雅典人还为苏格拉底建立了一座铜像，陈列于雅典波姆佩奥博物馆。

之后的二千多年里，西方人一直把苏格拉底与耶稣相提并论，称之为西方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殉难者。

以言论自由著称的雅典城邦，居然对一位除了言论自由而再无其他罪过的智者和爱国者提出控罪，无论如何都是暴政，即便以主权在民的多数同意作为理由，也无法为之辩护。

正如著名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说：苏格拉底是哲学的殉难者，因为他自愿赴死。

而雅典对他的审判和处决，“不是司法上的他杀，而是司法上的自杀。

”这种“司法上的自杀”让雅典民主制留下永恒的耻辱。

苏格拉底式爱国主义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清醒而勇敢的批判来表达深沉的爱国之情怀。

当公民大会绝大多数皆曰六将军该杀时，苏格拉底独自反对这种违反法律程序的多数暴政；当整个雅典因败于斯巴达而相互抱怨和咒骂敌人时，苏格拉底再次孤身一人发出刺耳却睿智的异见。

他对敌国的赞扬和对祖国的忠告，不仅是明智冷静的，也是无私勇敢的，因为批评自己的城邦而赞美敌对的城邦，在当时的雅典实为敢冒天下之大不讳的行为。

但他出于对母邦的无私之爱和对真理的执着，绝不怕被同胞们指责为卖国者，即便最后被送上断头台，他也要坚持己见。

苏格拉底提醒同胞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用贬低雅典人来抬高自己，也不是在长敌人的志气而灭自己的威风，更不是要按照斯巴达制度来重建雅典，而是为了让母邦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积蓄力量和锐意改革，以图恢复其在希腊的领导地位。

他认为，雅典败于斯巴达，既有雅典内部决策机制的低效和混乱的原因，也有过于低估对手的原因，只要学习敌人之所长来弥补自身之所短，进行对症下药的内部改革，雅典终将从失败中挺立和统治全希腊。

苏格拉底在号召雅典人向斯巴达人学习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雅典的忠诚。

他一向认为雅典人的品质高于其他城邦的希腊人，并为自己的城邦和同胞而自豪。

他说：雅典人是最爱好荣誉、最慷慨大度的人，这些美德肯定会使他们为着荣誉和祖国甘冒一切危险而不辞。

”“无论是谁，他们祖先的伟大功绩都不如雅典人更显赫更众多。

”“没有一个民族能像雅典人那样为他们祖先的丰功伟业而感到自豪；”（P98）自爱是每个个体的本能，爱国主义是一种群体本能。

然而，如果没有宽阔的胸怀和清明的理性的引导，爱国主义很容易变成一种盲目而轻率的激情。

本民族强大时，它往往会导致对外的盲目自大、甚至扩张的好战心理；本民族弱小时，它通常会变成对内护短和对外仇恨的破坏性情绪，进而导致仇外排外和崇洋媚外相混合的畸形民族心理。

在此意义上，苏格拉底号召同胞向敌人学习，表现了一位智者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也无论是一个城市还是一个国家，只要肯于放下虚荣和傲慢、敢于承认错误和正视弱点，特别是能够尊重对手和学习强敌的优点，就必定能够重新振兴并走向强大。

苏格拉底的勇气和智慧，让我想起中国人和日本人。

在世界文明史上，日本，这个中国人眼中的蕞尔小国，似乎不值一提，因为，东方古代文明的灿烂也好，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辉煌也罢，日本在古代和近代都是后进者，古代不如中国，近代不如西方。

直到甲午一战，老大帝国惨败于蕞尔小国，甩着大鞭子的国人才开始正眼看日本。

是的，日本没有辉煌文明和辽阔疆土作为自傲的资本，但日本具有极为认真务实和不耻下问的民族传统。

在亚洲诸国中，为了国家的兴盛而最肯于虚心向强大对手学习的民族，非日本莫属。

日本的肯于和善于学习，不仅是向友邦和对手学习，而且向强敌学习。

日本历史上的两次重大改革皆是虚心学习强敌的结果，古代的“大化革新”是向盛唐时期的中国学习，而且是“仿唐制”，一种接近于全盘唐化式的学习，奠定了日本古代文明的基础；近代的“明治维新”是向西方学习，而且是力求“脱亚入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使之在近代战争中崛起为世界大国；二战失败后，日本忍受着被美军占领的耻辱，在政治制度上听由美国的安排，用了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就从战争的废墟上再次崛起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

反观中国，总是以老大帝国自居，张口是“历史悠久，文明灿烂”，闭口是“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动不动就拿“强汉”、“盛唐”炫耀一番。

即便在近现代落伍中开始向西方和日本学习，但那种学习却有种不得不为之耻辱和勉强，骨子里仍然不愿意彻底放下老大架子，最终变成了一种混合着奴性的自卑和阿Q式虚荣的学习，一种跛足而畸形的学习——中体西用。

所以，中国人学西方学得七扭八歪，学日本学得满心怨恨，学苏联学得反目为仇，以至于，毛泽东时代的所谓“新中国”，不过是穷愁潦倒的孤家寡人，既遭到资本主义西方的孤立，也自绝于共产主义东方阵营，只剩下欧洲的明灯阿尔巴尼亚，实际上不过是有奶便是娘的无赖小国。

甚至直到改革将近三十年的今天，国内改革是只改经济而不改政治的跛足改革，对外开放是只要经贸利益而拒绝政治价值的跛足开放——拒绝学习人类文明中最精华的制度文明自由民主。

正因为如此，刚刚吃饱穿暖且跛足而行的国人，才能迫不及待地唱起“大国崛起”的高调，盲目的民族主义迅速风靡，越来越走向畸形、狂热和极端。

以至于，在综合国力远远不及美国和日本之时，也在中国最需要和平国际环境来继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大陆的官民居然不停地发出好战的呐喊。

愤青们经常发誓赌咒说：“如果美国支持台独，我们就要把台海变成火海血海！”“让美帝国主义的航母化为灰烬！”共军少将朱成虎甚至发出疯狂而冷血的叫嚣：一旦中美开展，中国“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