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
“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
作者： 王培培
作者机构：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00
出版物刊名： 社科纵横
页码： 115-117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8期
主题词： “朝贡体系” “条约体系” 殖民扩张
摘要：＂朝贡体系＂是古代东亚地区的国际体系,其最明显特征是以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双边＂封贡关系＂为结构,＂封贡关系＂体现出古代中国文化和经济的优越性以及对周边的吸引力。
＂条约体系＂取代＂朝贡体系＂一方面源于殖民列强将原来的＂朝贡国＂纳入＂条约体系＂,另一方面也伴随着晚清中国的半殖民化。
西方殖民列强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不平等条约将后者的领土、主权以＂合法的＂形式转移到殖民列强手中。
面对殖民扩张,以文化和经济吸引力为基础的＂朝贡体系＂逐渐被殖民扩张的＂条约体系＂所取代,这一现象反映的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优势。
_朝贡体系_与_条约体系_王培培
一直保持着东亚文明中心的地位，周边地区对中国文化的需 求远远大于中国对周边地区的文化需求。中国文化对于周边 地区的强大吸引力正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得以形 成的基础，正如马克·曼考尔(MarkMancall)评价说一旦“文 明”和“现实的中国文化”两个概念的同义性得到认可，一旦 这种同义性得到中国物质文化的优势支持，中国周边地区的 统治者和精英就会产生引进中国文化的需求[6]，而“朝贡”行 为恰恰是以周边地区对中国文化的内在需求为动力的。
二、近代“条约体系”取代“朝贡体系” 正如汪晖所言：“清朝与欧洲列强之间的冲突不是一般 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而是两种世界体系及其规范的冲突， 即两种国际体系及其规范的冲突。”[2]这两种国际体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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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体系”和近代“条约体系”：“朝贡体系”是指东亚地区 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之周边各邻国与中国形成的 双边“封贡关系”为结构的国际体系；“条约体系”则指伴随 近代殖民扩张，形成的西方殖民列强主导的以“条约关系” 为结构的国际体系—— —其本质上是一种“殖民体系”⑤。在 19 世纪的东亚地区，伴随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原属“朝贡 体系”的中国之周边邻国纷纷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保护 国。西方殖民列强在将这些原来的“朝贡国”纳“条约体系” 的过程中，极力否认和破坏传统的“封贡关系”。另一方面， 由于晚清中国也面临西方殖民列强的步步紧逼，无力维持 传统的“朝贡体系”。这样，传统的“朝贡体系”被“条约体系” 所取代和晚清中国的半殖民化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 （一）西方列强对“封贡关系”的否认和破坏⑥ 朝鲜：1875 年“江华岛事件”之后，日本先是要求中国 承担“宗主”责任向朝鲜“问罪”，后来又以中国不过问朝鲜 政事为由，否认中朝之间的“封贡关系”。1895 年，依据中日 《马关条约》 第一款之中国确认朝鲜为完全独立自主之国 家，中朝“封贡关系”宣告解体。 琉球：1609 年，日本萨摩藩主岛津入侵琉球，之后琉球 对中国的朝贡活动和朝贡贸易就被萨摩藩主所控制，琉球 也开始同时向中国和日本朝贡。1868 年日本开始实施其否 定中琉“封贡关系”、将琉球“废国置藩”的计划。1875 年，日 本政府明文禁止琉球向清政府朝贡；1879 年，日本政府又 将琉球“废藩置县”，清政府也不得不接受这一既成事实。 安南(今越南)：1874 年，法国迫使越南签订《法越和平 同盟条约》，表面上承认越南为独立国家，实质上是迫使越 南脱离与中国的“封贡关系”。1883 年，越南在法国的胁迫 下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其中规定越南受法国“保护”，中 国不能干涉越南事务。1884 年，法国迫使越南签订第二次 《顺化条约》，根据该条约，作为中越“封贡关系”象征的清廷 授予越南国王的镀金银印被当众销毁。1885 年，《中法会订 越南条约》签订，清政府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中越
高中历史知识点总结书外交
高中历史知识点总结书外交一、古代外交1. 西汉的“和亲”政策西汉时期，为了维护边疆安全，采取了与匈奴等民族的“和亲”政策。
通过皇室公主嫁给边疆民族首领，实现边疆的暂时和平。
2. 唐朝的“朝贡体系”唐朝时期，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周边国家向唐朝朝贡，唐朝则给予赏赐和保护，体现了当时中国的强大和对外交往的广泛。
3. 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宋朝时期，由于北方边疆受到辽、金的压迫，宋朝加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进行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
二、近现代外交1. 鸦片战争与不平等条约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后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导致国家主权受损，领土割让，通商口岸开放，赔款沉重。
2. 戊戌变法与庚子赔款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随后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侵华。
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支付巨额赔款，国家进一步削弱。
3. 辛亥革命后的外交努力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
新政府试图废除不平等条约，但由于国力有限，外交上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4. 二十一条要求与五四运动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独占中国。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导致五四运动爆发，爱国主义情绪高涨。
5. 抗日战争时期的外交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与美、英、苏等国建立了抗日同盟关系，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为最终战胜日本法西斯做出了贡献。
三、现代外交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2. 改革开放后的外交新局面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加强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多边外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
3. “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
清代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清代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外交政策在几个世纪间一直受到内部政治体制和外部环境的限制。
本文将讨论清代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一、清代封建王朝的外交政策在清朝初期，皇帝的外交政策主要是通过赋予不同的朝贡等级来维持封建等级制度，并通过把不同等级的使者带回来的贡品送回去来维持国家经济。
这种政策叫做“朝贡体系”。
但是，由于这样的体系必须使得其他国家承认清朝的优越地位才能维持，这意味着清朝对于外部变化的适应能力非常低。
十九世纪初期，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十分庸懒、逊于外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甚至导致了失去台湾和香港等领土。
此时的外交政策还是根据封建王朝的思维模式，认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取决于其在内部的等级，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
二、外交政策的改变19世纪末，清政府面临巨大的外部挑战。
美国、英国、日本等强大国家通过武力和条约而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状态。
这些挑战迫使清政府改变了自己的外交政策。
其中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和平利用西方科学和技术的开始，这是清朝向现代化的发展迈出的第一步。
清政府还开始了一系列名为“自强运动”的政治、经济改革，其中就包括外交政策的调整。
在此期间，清政府与外国签署了一系列“平等条约”，取消了“朝贡体系”，宣布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并重建了从开城到汉口的通商口岸以稳定国家经济。
总的来说，这些变化对于清朝走向现代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三、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清朝的外交政策的这些重大变化有助于中国现代化。
外交政策的调整令外国逐渐正视中国，并以更平等的方式与中国进行交往。
中国利用西方技术和科学得到了快速的现代化，并逐渐走出自闭独裁的包围。
这些措施大大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为日后中华民族的殷红复兴奠定了基础。
结论作为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外交政策是受其内部政治体系的限制的。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限制逐渐被摆脱，外交政策也开始调整。
最终，平等条约、通商口岸的建设、西方技术的引进等措施使得中国得到现代化，摆脱了半殖民地的状态，成为现代独立的国家。
清朝与朝鲜的外交关系与文化交流
清朝与朝鲜的外交关系与文化交流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而独特的时期，与周边国家有着广泛的外交交往。
其中，与朝鲜的外交关系与文化交流尤为重要。
本文将探讨清朝与朝鲜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重要事件和影响。
一、历史背景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时间跨度较长，与朝鲜的关系也因此经历了多个时期的变迁。
在明朝灭亡后，朝鲜王朝成为明朝亡命诸侯的避难所，因此与明朝后裔的清朝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联系。
正因如此，清朝建立后，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可谓紧密。
二、外交关系1. 朝贡体系：清朝实施朝贡制度，朝鲜是清朝的附属国之一。
朝贡使双方保持了一定的交往，并且朝贡使团的往来也成为了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2. 通商：清朝后期，清政府开始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与朝鲜签订了一系列通商条约。
这些条约为两国的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契机。
三、文化交流1. 书信往来：清朝与朝鲜之间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这些书信包括两国皇帝间的通信，以及学者之间的交流。
这些书信不仅拉近了两国之间的距离，还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2. 教育交流：清朝在朝鲜设立了学堂，派遣大量的教师前往朝鲜传授知识，尤其是中文和儒家思想。
这些教育交流为朝鲜的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同时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
3. 文化借鉴：在文化交流中，朝鲜从清朝汲取了不少的经验和知识。
例如，朝鲜受到清朝文化的影响，开始采用汉字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朝鲜文化的发展。
四、重要事件与影响1. 《中朝友好条约》：该条约是清朝与朝鲜签订的一个重要外交协议，规定了两国互利互惠、友好相处的原则。
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加强了两国间的外交交往。
2. 文化传承：清朝与朝鲜之间的文化交流，使得两国文化得以相互传承、互为影响。
中文的传入为朝鲜的文学发展提供了基础，而朝鲜文化的借鉴也对清朝的文化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社会发展：清朝与朝鲜的外交关系与文化交流也对两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2019年高考历史政治史考点精练专题14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
专题14 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考点图解】【名师点拨】1.民族觉醒的转折点——甲午中日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
(1)政治上，中国社会各阶层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斗争，如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2)经济上，出现了振兴实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
(3)思想上，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单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能挽救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
2.从“朝贡体系”到“不平等条约体系”(1)“朝贡体系”：立足点是“华夷观”思想，体现了古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定位。
在该体系下，“朝贡——册封”是其基本外交模式，实质上是宗主认同外交，形成了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景象。
在“朝贡体系”影响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以汉字与儒家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
3.（2016·江苏单科·9）下表是1894～1914年英、日等国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百分比。
4对表中数据解读正确的是( )A．《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加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B．对英贸易比重降低表明英国国际地位的明显下降C．这一阶段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以商品倾销为主D．对其他国家贸易比重变化折射出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答案】A4．（2016·上海单科·19）当某条约的若干条款传出后，光绪皇帝发出“台湾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的哀叹，台籍京官及举人纷纷声言“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该条约应是( ) A．《南京条约》 B．《天津条约》C．《北京条约》 D．《马关条约》【答案】D【解析】“台湾割”出现在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南京条约》是1842年签订，不符合时间限制，故A项错误；《天津条约》是1858年签订，不符合时间限制，故B项错误；《北京条约》是1860年签订，不符合时间限制，故C项错误；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故D项正确。
5．（2016·上海单科·20）右表中的内容摘自中国近代的一部论著，它应该是( )A．魏源的《海国图志》B．严复的《天演论》C．梁启超的《瓜分危言》D．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答案】C6．（2015·四川文综·5）图1是法国某报刊登的关于晚清一场战事的图片。
中外关系史 (1)
下面我们从宁波港为例论述下条约制度对中国近代化的阻碍作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宁波的侵略势力迅速扩大，他们在宁波取得一系列的特权，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西方列强还在宁波开办银行，控制宁波的对外贸易，洋纱洋布的大量输入使宁波的传统棉纺手工业和冶铁业面临破产。宁波实行了半殖民地的海关制度，第一任宁波海关税务司是英国人华为士，从此宁波海关的管理权落入洋人之手。西方列强利用控制海关的权力，肆意压低外商货物的关税而提高华商的税收，这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同时受到帝国主义的严重阻碍。由于中国没有关税自主不能对弱小的民族工业进行保护，因此弱小的民族工业根本无力在重工业方面同外国资本进行竞争，只能投资一些轻工业。因此中国近代没有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所以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受到严重的剥削和掠夺，中国实际上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
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M】宁波出版社.1999
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M】宁波出版社.1999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泛滥，而取得战争胜利的英国人则试图建立中外交往的新制度。按照这种说法，英国发动鸦片鸦片战争目的在于废除纳贡制结构，换句话说鸦片战争是一场贸易战。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鸦片战争虽然是因为鸦片贸易引起的，但它本质上是英国推向全球霸权的侵略战争。如果单纯的是一场贸易战，为什么要战败的中国割地赔款？为什么英法联军要火烧圆明园？费正清把鸦片战争说成贸易战实质上掩盖了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掩盖了对中国的掠夺。他过度强调了条约制度对中国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弱化了条约制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当然费正清作为一个西方人来看待条约制度有自己的民族立场和看法，这是无可厚非的。
从朝贡体系到不平等条约体系的转变
从朝贡体系到不平等条约体系的转变一、“夷夏观念”1.概念: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用于区辨华夏与蛮夷。
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因此逐渐产生了以华夏礼仪为标准进行族群分辨的观念,区分人群以礼仪,而不以种族,合于华夏礼俗者并与诸夏亲昵者为华夏、中国人,不合者为蛮夷、化外之民。
2.“夷夏之辨”在近代的嬗变(1)从“夷”到“洋”的称谓以及涉外事务从“夷务”到“洋务”的变化,从本质上反映了中国人思想观念中对传统的“华尊夷卑”思想的纠误,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重新定位,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2)从“宗藩体制”到“条约外交”的转变,是传统的“华夏中心论”“华夷朝贡体系”等观念走向没落的表现。
(3)具有近代意义的大民族观的萌生与形成,辛亥革命期间“夷夏之辨”重新被提起,目标直指清朝贵族,这是革命形势的需要。
之后,在革命继续深入的过程中,民族革命、大民族精神被唤醒,即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形成。
二、晚清至民国时期外交体制的变化1.1840年前清朝的外交体制:1840年以前,中国传统的涉外制度是“朝贡”和“理藩”制度,浸透着浓厚的“夷夏”观念,并没有专门机构管理涉外事务。
理藩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又管理涉外事务。
礼部下设主客司和会同四译馆,负责外事礼仪接待及翻译工作。
另外,鸿胪寺和军机处也参与对外事务。
2.晚清外交体制的变化(1)专门性外交机构的设立:①总理衙门:1861年,清政府成立总理衙门,成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的特设机构。
总理衙门的设立,使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有了较为明确的分工。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上,标志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正式确立。
②南、北洋通商大臣:《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先后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后演变为南洋通商大臣(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
另有北洋通商大臣,其前身为1861年设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统管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交涉事务,兼管北洋洋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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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形态的变迁——鸦片战争170周年反思张明之2012-2-6《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摘要：鸦片战争前，存在着一种近代意义上的非对称的“世界体系”。
中英两国分别在不同的区域体系中控制着体系内部的平衡，但两国的对外战略构想不同，各自支配的体系的性质也不同。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审视，东亚的朝贡体系有其自然的渐进式变迁的逻辑和进程。
进入近代，在组织严密、实力雄厚的西方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朝贡贸易体系逐渐逊位，终以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为标志走向解体。
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解体无疑是劳动方式变革的结果。
中国被迫开放贸易并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原则开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关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朝贡贸易体系的制度框架，为条约通商贸易体制的确立提供了条件。
条约通商贸易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使中国的商品市场被纳入由英国构建的西方世界经济体系。
客观而言，这一体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口岸为中心的近代区域市场的发展和近代市场关系的形成。
关键词：世界体系/制度变迁/朝贡贸易/自由贸易/条约通商/近代中国作者简介：张明之，南京政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03一、鸦片战争前非对称的“世界体系”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航线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商业贸易日益繁荣，并由此扩大了世人交往的范围。
多数西方学者据此认为，经济全球化始于15世纪的欧洲，航海大发现使人类的脚步从一个大陆跨到另一个大陆之上，从而实现了从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1]60。
罗伯森将15世纪初期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划分为萌芽、开始、起飞、争霸和不确定性五个阶段[2]58-60。
沃勒斯坦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世界历史性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步的，经历了一个运用各种手段成功扩张的过程[3]462。
而斯塔夫里阿诺斯则将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划分为“新兴的西方世界”、“西方居优势地位的世界”和“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三个阶段[4]序言5。
无论如何界说，总是隐含的前提是存在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
通常认为，西方世界体系体现了建立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上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关系，因为和约确立了主权国家的合法边界及对彼此国家内部事务的不干涉原则，而英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掌控欧洲力量均衡体系的主导者并有效地维持着西方秩序。
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使英国成功地以强大的实力实现了对海洋及海上贸易的主宰。
拿破仑战争后期，英国通过组建四国同盟(Concert of Europe)这一国际机制来寻求一种力量均衡，牵制和对抗以欧洲大陆专制主义为重心的神圣同盟。
1815年的《威尼斯和约》给欧洲带来了一个长达百年的西方历史上罕见的和平，更是被许多史学家颂为“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
事实上，西方“条约和平”秩序的建立与维持，是英国控制着欧洲的力量均衡而追求自身全球利益的结果。
在金融、财政等一系列有效率的制度创新的推动下，首先诞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导致了生产力的根本性变革，“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277。
经过英法“七年战争”，英国最终确立了在军事上的全球优势，事实上已经拥有了在西方体系中的霸权。
拿破仑战争给英国造成的损失微不足道，但战争中的商业封锁延缓了欧洲大陆国家工业发展的进程，也使后者在海外的商业利益和殖民地遭到巨大损失[6]88。
英国海军的迅速强盛，得以轻而易举地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并牢牢地控制着世界局势的发展，造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盛大繁荣。
”[7]英国把越来越多的国家拉入到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当时的世界市场只为“最早实现民族工业化”的英国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其他欧洲国家根本没有机会走到前边[8]42、48-49。
“文化同质性的地区当然会存在很强的相互依赖和深刻的相互影响关系”，“某些共同价值一般被认为是增进相互依存、扩大的前提条件”[9]8。
相对于西方世界体系，自唐宋以来，东方世界便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以同源文化、同质制度为根基的亚洲经济圈。
所谓“中央文明”或“中央帝国”，绝非仅仅就地理位置而言的，中国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费正清的“中国中心主义”或“中国世界秩序”认为，东亚在历史上已形成了一种等级严明的同心圆状的中国对外关系的网状结构，大致与近代欧洲所发展起来的国际秩序相当①。
乾隆所说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10]8，充分表露了封建统治者天朝上国意识，清政府的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11]8。
论及“中国世界秩序”，经常被援引的中西之间的礼仪(叩头)之争，体现了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抑或臣属与宗主之间的关系。
清政府坚持“外交”礼仪，其核心在于维护固有的“外藩”对“天朝”的朝贡体制，“华夷之辨”，反映的是华夏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及其与周围其他民族的差异[12]，处于朝贡体系之外的其他“外之邦”更是“夷上加夷”，诸如“英夷”等。
但在“中国世界秩序”存续期间，中国很少利用自己的宗主地位和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奴役、掠夺和图谋体系内的朝贡国；大多数时候，朝贡在经济上是无利可图的，甚至成为王朝的负担；朝贡国遇内乱外患，还要尽责安攘保护。
早在明万历年间，朝贡诸国分“东南夷(上)”、“东南夷(下)”、“北狄”、“东北夷”和“西戎”计142国(部族)。
延至清中期前，又有增加。
尽管走私贸易日盛，但基于禁海、一口通商等贸易管制政策的朝贡贸易依然是中外经济交往的主体。
可见，鸦片战争前夕，如果说存在着近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也是一种非对称的“世界体系”。
中英两国分别在不同的区域体系中控制着体系内部的平衡，其区别则在于内敛或扩张性的战略构想及其支配的资本体系的性质。
有论者通过研究16～18世纪欧亚发展趋势上的差异得出，欧洲的发展模式导致了许多海外帝国和争夺流动资本的国际竞争体系的形成，而东亚模式则趋向于经济自足的国家和鲜有为流动资本而竞争的国际体系，甚至19世纪东亚与欧洲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大冲突，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两个世界区域早期发展路径上的差异[9]14-15。
这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当时非对称体系的重要特征。
在封建权贵资本体系支配下的朝贡贸易是一种内聚型体制，以强化中心区政治经济地位为重心，以“德治”来维系等级秩序，以守成为重任，以归化为职守。
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和国内市场的广阔，使中国可以不依赖于海外市场；文化传统上的华夷观，妨碍了海权观念的形成；而北方边防的长期威胁，制约着明清政府对于海防的建设，迫使他们本能地通过闭关政策来进行自我保护[13]。
与此相对应，欧洲民族国家尽管保持着政治意义上的主权独立与平等，但实际上存在于一个由英国占支配地位的西方世界体系中，在激烈的竞争和频繁的战争中胜出的英国，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推行贸易“自由主义”而追求机械化的商业运输和生产体系在全球的扩张。
不仅如此，在近代商业资本支配下的英国在欧洲主导和维护这一力量均衡，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制造了一种样板效应，即英国行使主导权(如海上贸易保护)是为了实现普遍的利益[14]57、66-71。
英国在“自由贸易”的大旗下，牢牢控制着全球近1/3的贸易，将大多数国家拉入英国主导的贸易网，这一体系成为各国资本投向和获取财富的唯一路径。
这种话语霸权下的“普遍利益”越是被各国所坚信，英国对这一体系的控制就越容易，代价也越低。
二、“自由贸易”的冲击与朝贡体系的解体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地位，成为该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5]138。
在鸦片战争前夕，非对称“世界体系”中两个中心国家的海外贸易活动呈现显著的差异。
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不但提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准则”，且进一步指出“远处的贸易对于本国是最有利的”[16]4、15。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进一步为英国的海外扩张和推行所谓的“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
历经“光荣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英国，由“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优势”[17]864，最终于18世纪末出现的强力机械装置，在世界经济史上划出了一个时代[18]22，即原先各个相互分离的区域性市场逐渐连接成全球性市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88。
在机器大工业这一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生产体制诞生以来，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至少三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是适应机器大工业生产需求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包括银行金融体制、市场规则等，逐渐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
二是生产实践活动的外延扩展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越来越多的区域性生产实践活动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性的生产体系之中，“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5]114三是世界历史的时代，主要体现在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基础上的劳动方式的改变。
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即使是发展到“康乾盛世”这一巅峰，依然无法容纳生产力的要求；与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相适应的朝贡贸易体系，在生产力突飞猛进和世界市场面前，自然无力阻挡打着“自由贸易”旗号的坚船利炮的冲击。
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缩影，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解体无疑是劳动方式变革的必然结果。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东亚的朝贡体系有其自然的渐进式变迁的逻辑和进程。
长期以来，朝贡贸易体系一直是维系“中国世界秩序”的关键和连接东亚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纽带。
滨下武志甚至提出，东亚沿海地区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具有多样性却又整合得很好的经济商业圈”，“即使在欧洲国家殖民统治达到顶峰的时候，它们也不得不寻求与东亚这个传统朝贡贸易体系整合起来。
”[9]13随着朝贡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清政府影响力与控制力的式微，这一体系的内生性发展机制遭到破坏，鸦片贸易、鸦片战争则使得这一进程具有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因素。
正如彭慕兰所言，鸦片战争既非来自海外的中国现代性的起点，亦非一个内生的现代性遭受挫折的关键时刻[19]序言6。
在明清之际海外通商基础上，18世纪清王朝海外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市场对中国商品需求激增。
清政府曾实行过“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②，但即使在禁海期间也没有完全断绝与外国的贸易往来。
在整个18世纪，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白银的“最终的归宿”。
为扩大对中国商品的进口，西欧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前期继续向中国输入大量白银；尤其是清朝“弛海禁”后的一个时期中，到达粤海关的东印度公司船只所载货中，9/10是银货[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