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2014年07月21日07:04 来源：文汇报作者：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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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祥财

若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探索成果

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十月革命以后，前苏联决策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逐步确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体制设计和理论依据方面基本参照了前苏联的模式，但在实践过程中，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暴露出一些问题，引起我党领导集体和经济学者的注意和思考，并产生了若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探索成果。

如，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是否完全排斥商品生产？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值得研究。”他次年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但计划只能计划那么几类，社会经济生活是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如果只强调计划性，就会把灵活多样挤掉，搞得简单、呆板。他说，“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为此“一定要有下面那样多的小计划，和中央的计划互相调整。但只是计划调整还不行，还要利用价值规律。”

1958年，毛泽东指出:“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他强调，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962年“七千人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时，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

再如，怎样激发企业的积极性？毛泽东等人提出过适当放权的主张。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就企业管理而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看待它的独立地位，“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

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讨方面，孙冶方在1956年提出:“通过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认识和计算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价值规律的这个重大作用——在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中非但不应该受到排斥，而且应该受到更大重视。”1957年，顾准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由价值规律通过市场发挥作用。经济计划应“减少它对于企业经济活动的具体规定”，“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沈志远在1962年著文强调，必须肯定按劳分配首先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但是，由于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即使有人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有所认识，这些规律在实际工作也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改革开放促进政治经济学繁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改革开放随即启动，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折，实际上是把此前党的领导集体和经济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探索付诸实施了。

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内容包括四个问题: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历史问题为的是朝前看；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讲第4个问题时，涉及到经济改革，其基本思路体现了对“十年动乱”以前正确认识的延续。例如，关于权力下放，邓小平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关于收入分配，他认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这些见解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新的理解和诠释。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写道:“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好，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对这个文件，邓小平给予充分肯定:“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此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到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终于确定。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体制联系起来，无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都是一个突破性的创新，邓小平对此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邓小平1978年的一份手稿中写道:“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1979年，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1982年，邓小平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1990年底，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指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其中提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由此可见，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依据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