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引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备受关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并不断调整适合自身条件的经济发展模式。
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深入分析。
一、经济体制转型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可以被视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研究对象。
政治经济学强调经济现象与政治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经济体制的转型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
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政治力量的调整和政策的制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举措，试图平衡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经济繁荣和人民福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是中国长期积累的经验教训和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
这一模式兼具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特点，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的自由运作，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
在该模式下，中国的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和投资规划，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并在市场竞争中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经济学解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充分发展。
这一体制允许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同时也强调政府的调控和干预。
政府调控的目的是保证市场经济的公平和正常运行，以及维护社会稳定。
政府通过产权制度、税收政策、监管机制等渠道影响市场，保持市场的竞争和稳定。
同时，政府还积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手段引导经济发展，确保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相互促进。
四、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模式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机遇，通过引进外资、开放市场、放宽外汇管制等举措，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同时，改革开放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如市场竞争的不公平、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等。
产业政策和发展：政治经济学视角
1.概要本文将讨论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包含五个主要论点。
第一，从理论视角来看，有充分理由相信产业政策可以在促进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显然能找到某些案例，证明产业政策确实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第三，针对所有这些案例，也都能找到其他反例，表明产业政策失败了，甚至阻碍了发展（当然这种反事实论证是很复杂的）。
第四，成功案例与失败案例之间的区别在于政策的政治角力上。
产业政策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实施政策的当权者自己希望工业化能顺利完成，或者是因为政治体制所产生的激励迫使他们这样行动。
从上述四个论点推论出的第五个论点是，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必须改变他们对产业政策的思考方式。
为真正促进一个社会的工业化，我们需要实证性理论来描述实现社会的特定政策选项所需的政治均衡。
要提供扶持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我们必须对这样的政治均衡有清晰的理解，并试图加以改变，或者在其生成的环境下开展工作。
这是一条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认识产业政策的思路。
不幸的是，从目前来看我们对于产业政策仅有很好的规范性理论，实证性理论还相当缺乏。
例如，中国台湾地区为什么能采纳并成功实施产业政策，而加纳却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对此，我们很难给出充分的解释。
我们的研究应该关注构建这样的理论，否则按传统方式倡导用产业政策去解决贫困国家的问题，必然是属于盲目自信。
在深入介绍产业政策的后果和我的看法之前，有必要对产业政策的含义做出某些界定。
我认为，产业政策的含义是政府有意识地促进工业发展。
当然对此可以有多种办法，许多内容都可以视为“产业政策”，从关税和外贸政策（保护），到税收优惠、各种补贴、出口加工区，以及国有制等。
斯大林在1930年代促进苏联工业化的办法，与朴正熙在1960年代对韩国的政策完全不同。
另外，所有这些政策都可能是在无意识地促进工业发展，而非有意为之。
在苏联和韩国并没有此类情形，因为两国政府在当时都明确致力于工业化发展。
然而在其他案例中，政府是否在有意识地推动工业化，我们并不清楚。
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作为世界四大经济体之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中国的“开放政策”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使其成为了今天的全球化玩家。
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真的持续、可持续呢？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探讨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
一、政府角色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的视角中，政府多数被视为“最小化”的一个参与方。
但是，在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例如，政府在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非常巨大的比重，同时政府也能够统筹协调各个部门帮助国家的经济发展。
此时，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计划，重新引发了对于中国政府意图的关注。
此计划旨在扶持受援国家发展，提高其国际地位，并在地缘政治地位上获得优势。
在经济方面，中国政府将这一政策视为能够推动国内消费市场、促进投资及企业扩张的机会。
但是，扶持受援国家同时也意味着：在提供资金贷款的同时，中国也会向这些国家输出生产能力，刺激其经济发展。
这可能会使得受援国家变得过度依赖中国，并促使中国产生与其他国家的竞争。
因此，中国政府需要小心谨慎的考虑其外交策略带来的各种风险。
但带领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这个角色，政府则有望起到重中之重的作用。
例如，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对抗，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而解决这个问题，政府的作用必然不可或缺。
如果一个经济体可以动员整个国家的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就需要更为强调对于环境的保护，同时也需要在市场经济中共同推进共享经济和循环经济。
然而同样的，再高明的政府策略也会面临陷入追求利益的困难时刻，如此一来，能否持续推动经济的发展则是政府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市场角色的影响毋庸置疑，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背景下，市场在中国的经济成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市场的作用日益扩大，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畏难不前”的弊端。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现象分析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现象分析经济现象分析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也是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政治经济学以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为研究对象，力图解释经济现象背后的政治、社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在经济现象分析中，对于不同的经济现象，政治经济学都有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下面将以三个具体的经济现象为例，分别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
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政治经济学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在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的压力下，推出的大规模基建、地产投资等政策。
这些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刺激了房地产市场需求。
为了实现这些政策目标，政府过度放宽了贷款条件和土地政策，使得市场供给过剩。
在这种政策支持下，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出现了泡沫。
政治经济学的解决方案是，政府应该通过收紧贷款政策、加强土地管理等措施，降低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的可能性，以保持房价稳定。
二、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主要是由于国际贸易中美国对外贸易往来中出现的巨额负收入。
政治经济学认为，这个问题的政策根源在于美国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
美国政府过度强调了“美国优先”这一理念，给予美国企业保护主义政策优惠，推行反全球化政策。
这样一来，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得到了实质性的好处，但是也引发了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战。
政治经济学的解决方案是，美国应该改变贸易政策，实现国际贸易的平衡和公平，而不是推动反全球化政策。
同时，美国政府还应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议，实现互惠互利。
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新的经济体的崛起是政治经济学现代重要的经济现象，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贸易、投资等领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兴经济体中的发展成功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
政治方面，新兴经济体政策适应，注重国内经济的发展。
经济方面，新兴经济体积极寻求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机会，逐渐在国际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经济成功的政治经济学原因分析
中国经济成功的政治经济学原因分析1. 引言1.1 背景介绍中国经济成功的政治经济学原因分析引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在近几十年来都是令人瞩目的。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实现了从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到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角色的转变。
中国的成功不仅在于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视，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原因的有效结合。
政策稳定性对于中国经济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大力推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这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更好的经营环境，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发展。
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之一。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和技术进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也带来了市场化的改革，打破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促进了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发展。
市场化改革让中国的经济更加具有活力和竞争力。
中国逐步放开了对市场的控制，鼓励企业的创新和竞争。
这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空间，也促进了经济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善也对中国经济的成功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不断拓展市场空间和资源渠道。
这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和机遇。
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支撑。
中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人口红利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人力资源的培训和技能提升，提高劳动力素质和生产效率。
中国经济成功的政治经济学原因包括政策稳定性、改革开放政策、市场化改革、外部经济环境和人口红利等方面。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更详细地分析这些原因对中国经济成功的贡献。
2. 正文2.1 政策稳定性政策稳定性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政府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有助于提供稳定的经济环境，吸引国内外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智慧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智慧1. 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实践智慧。
文章将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和演变，以及它如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结合，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文章将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原理，如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并探讨这些原理如何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得到创新性的发展和运用。
再次，本文将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展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智慧和成效。
这包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分析，以及对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治理创新的探讨。
文章还将讨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包括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以及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
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和运行机制，为我们理解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
它认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交换的实质，即基于等量劳动的交换。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它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使得工人创造的价值超过其劳动力的价值，从而产生剩余价值。
这是资本家获得利润的源泉，也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
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
资本家通过不断再投资剩余价值，扩大生产规模，追求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实现资本的积累和扩张。
这一过程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根源。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作者：习近平来源：《求知》 2020年第9期习近平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今天，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
安排这次学习，目的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理解。
之前，我们已经安排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的题目。
这次，我们要通过重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
下面，我讲几点体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继承历史上经济学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成果，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入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
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
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
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
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
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来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问题严重、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
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
去年，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讨论。
他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回答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回答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之一。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回答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加强创新驱动。
高质量发展需要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经济体系。
在新时代，中国需要加大科技投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培育创新型企业，推动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
其次，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益。
要通过深化改革，推进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再次，加强绿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优化资源配置，保护环境，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要推动能源革命，减少污染物排放，优化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此外，加强人力资源开发。
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
要加强教育、培训和人才引进等方面的工作，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促进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最后，加强开放合作。
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开放合作来实现。
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持多边主义，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推动形成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经济格局。
同时，要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扩大国际市场的开放度和广度。
总之，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
在实践中，要加强创新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和开放合作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从产业结构优化、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和开放合作等方面入手，推动经济实现更快、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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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视角2014年07月21日07:04 来源：文汇报作者：字号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60□钟祥财若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探索成果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
十月革命以后，前苏联决策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逐步确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体制设计和理论依据方面基本参照了前苏联的模式，但在实践过程中，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暴露出一些问题，引起我党领导集体和经济学者的注意和思考，并产生了若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探索成果。
如，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是否完全排斥商品生产？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值得研究。
”他次年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但计划只能计划那么几类，社会经济生活是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如果只强调计划性，就会把灵活多样挤掉，搞得简单、呆板。
他说，“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为此“一定要有下面那样多的小计划，和中央的计划互相调整。
但只是计划调整还不行，还要利用价值规律。
”1958年，毛泽东指出:“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
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
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
”他强调，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1962年“七千人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时，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
”再如，怎样激发企业的积极性？毛泽东等人提出过适当放权的主张。
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
”就企业管理而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看待它的独立地位，“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
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讨方面，孙冶方在1956年提出:“通过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认识和计算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价值规律的这个重大作用——在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中非但不应该受到排斥，而且应该受到更大重视。
”1957年，顾准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由价值规律通过市场发挥作用。
经济计划应“减少它对于企业经济活动的具体规定”，“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
沈志远在1962年著文强调，必须肯定按劳分配首先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但是，由于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即使有人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有所认识，这些规律在实际工作也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改革开放促进政治经济学繁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改革开放随即启动，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折，实际上是把此前党的领导集体和经济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探索付诸实施了。
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内容包括四个问题: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历史问题为的是朝前看；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在讲第4个问题时，涉及到经济改革，其基本思路体现了对“十年动乱”以前正确认识的延续。
例如，关于权力下放，邓小平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
”关于收入分配，他认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
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
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
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这些见解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新的理解和诠释。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写道:“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好，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对这个文件，邓小平给予充分肯定:“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此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到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终于确定。
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体制联系起来，无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都是一个突破性的创新，邓小平对此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邓小平1978年的一份手稿中写道:“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
”1979年，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
1982年，邓小平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1990年底，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指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
计划和市场都得要。
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其中提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由此可见，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依据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的。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也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带来勃勃生机，主要表现在:摆脱了传统教科书式即斯大林式的概念堆砌、规律排队、缺乏生气的教条格式，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置于现实的、生动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基础之上；把商品与市场列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与基础，并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中进一步研究整个社会的矛盾与发展，这就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成为一个逻辑的整体；把生产力研究重新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野，这既是接受传统体制时期否定生产力而孤立研究生产关系的严重教训，也是把政治经济学重新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轨道；把经济运行机制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内容纳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断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有益部分，大大拓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方法及其视野；改革开放与发展的丰富内容，特别是其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是时代的呼唤毋庸讳言，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的有些课题尚待解答。
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活力，对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政治经济学理应给出足够关注，发出主流声音。
当下的经济学研究大多热衷于数学模型、实证研究、规划编制。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何在、怎样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如何看待物质丰富和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等话题留意者少，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探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课题、新经验，更是曲高和寡，有些高校甚至连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教师也后继乏人。
然而，偏重于技术分析的现代经济学是否可以完全取代政治经济学？中国的发展是否真的不需要更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答案是否定的。
在经济社会领域，还有一系列严峻的改革难题需要政治经济学理论给出解答。
如国资、国企改革，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企业的产生是因为能节省交易成本，在科斯看来，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随着出卖这类信息的专门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有可能减少，但不可能消除，当存在企业时，契约不会被取消，但却大大减少了。
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垄断经营、产能过剩、滋生腐败等情况仍然存在，最近出台的国资、国企分类管理、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都是为了消除上述弊端。
解决国企改革难题，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理论角度开展深度研究。
政治经济学还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经济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发现，迫于竞争压力和追求利润，现代社会中的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将成为必然趋势，它对经济运行具有两方面的作用:在积极方面，能加快资本积累，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协作分工；有利于大企业的市场竞争。
在消极方面，资本集中与垄断的形成存在显著联系；它引起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不利于工人就业；资本集中借力于股份公司的推动，由此产生新的金融贵族，助长投机行为，制造经济泡沫。
列宁在1916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把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新特征，指出这种集中已经导致垄断，形成了金融寡头，必将酿成深刻的经济危机。
虽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言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没有如期到来，但是他们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判断西方经济衰退的原因，并由此认识鼓励、培育中小微创新型企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