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书札记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1000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1000字导读：读书笔记《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1000字，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1000字范文：2018年集思会第二十九期共读书籍：叫魂，初听这个书名，以是关于玄学之类，简单查看了豆瓣书籍和简介，翻动了几页，感觉有穿插很多小故事和案例，初以为，可以快速的读完，中间阅读过程却是越来越心力交瘁，在我看来，体裁相当于一部超详细的议论文。
当然最终我还是读下来了，对目前的我来说，这是一本难读的书，这是一门开门不见山的书，一定要翻越这座山，才能看到作者想表达的观点，当然基于前面多重维度的分析，作者的观点足以得到充分的证实，后文我会详细论述。
本书涉略很多对我来说晦涩的层面（这种晦涩很有可能来源于我对历史的认知程度）作者前期背景铺垫中，主要介绍了在乾隆时期民众的心理、人口的流动导致的民众对于陌生僧乞的恐惧和敌意、在这个事件之前，有哪些导火线事件，读后感.当时底层官吏又是怎么处置的，当然通篇阅读后，我理解这段叙述的必要性。
比如描述皇帝在政治管理中，把辫子强化为政治象征,发辫又重视又避讳。
最精彩之处莫过于，对本来无一物的叫魂案件，皇帝是如何层层施压，官僚们是如何避讳或表忠心，民众们如何利用（或者被逼）把莫须有的东西变成罪案。
最后，这次清剿又是如何收场。
正如本书文末书评所说，"《叫魂》则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一案为中心的“大叙事件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很可惜在文末我才看到这样一句高度概括本书的书籍，因为在阅读过程中，我一度很混乱作者的叙述逻辑（明显不同于常见的论述方式，比如按照时间、并列、总分逻辑。
）这本书在你没有看到最后的时候，你是无法判定，叫魂事件到底是什么，是一场政治阴谋、社会文化的动乱、民众的宣泄出口还是官僚的制度的腐败和落后？作者在最后，针对官僚君主制的分析，表达了作者的观点：弘历推行的叫魂的清缴行动可能源于：他对现有制度执行的不满和不信任；对用人考评制度的效率不满；对汉化的恐惧；甚至与叫魂病态的好奇等各种原因(这里就不多论述）这本书我读完前后整整花了一个月，也不算精读。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孔飞力教授选用“叫魂”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视角，通过“叫魂”这一历史事件来探究国家与社会关系之类的大问题，将政治放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历史分析，也就是用社会史的眼光来谈政治的意义。
一、整体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叫魂》一书可以说是整体史、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的典范之作，此书属于政治史的范畴，所要揭示的是清朝中央政权与地方官僚的通讯运作机制，却选用了“叫魂”这一独特的视角来进行历史分析，用社会史的眼光来看政治，这是一种社会史视野中的政治史。
作者从全方位的场景、多维的视野来叙述“叫魂”事件，从横向看，它涉及到十八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背景、政治体制、社会状况、法律制度以及民众的心理意识等各个方面；从纵向看，它既有对清初征服年代的回顾，也有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比较。
这是一种以“叫魂”事件为中心和切入点的“大叙事”，一种整体史。
与其他政治史不同，它详细分析了在“叫魂”事件中恐慌的民众的所作所为，书中这样的叙述非常丰富，为我们了解18世纪中期中国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完整丰富的历史画卷。
二、三个角度看“叫魂”事件“叫魂”本是民间的一种巫术行为，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想到的是竟然席卷全国。
面对“叫魂”事件的发生，乾隆帝、官僚们和民众立即根据自身所处的不同战略位置和相距甚远的知识背景，在各自心目中构建了不同的故事版本以指导自己的行动。
孔飞力教授正是通过这三个方面为大家全面的呈现了社会各个阶层对“叫魂”事件的反应。
当叫魂妖术的谣言在地方上一蔓延，底层老百姓们脆弱的神经马上绷紧，唯恐自己变成妖术的受害者。
他们不能分辨真实与谣言，因为鬼神迷信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变得更加神经过敏，唯一能够保护自身的法宝就是排斥外面未知的东西，这就让流民群体变成了打击的对象。
而这些遭受打击并进入国家司法机关送审的嫌疑人也因自己身体受刑情况而频频更改供词。
这关系到百姓们对于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慌及因此而发的骚动，以及骚动背后所隐含的底层民众难以掌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和对社会权利的渴望。
《叫魂》心得体会(一)
《叫魂》心得体会（一）《叫魂》这本书主要介绍了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
这一妖术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
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
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於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後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搜捕。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割辫之传说——重点在叙述1768年春在江南发生的几起控告石匠、乞丐、游方僧割辫叫魂的案件。
从平民老百姓的心理状态、地方官如何审理的经过，以及分析案件发生的原因可以看出当时的平民老百姓及容易误信谣言、容易被别人煽动是其情绪扩大化，第一章说介绍的几起叫魂事件，都是被民众的盲目相信传言、不冷静感性、极端处理事件方式，出现的叫魂的冤假错案，形成了对他人的伤害。
地方官员处理的问题上，在第一章中案件往往在县级地区官员的审理中官员为了照顾地方民众的心理、以及基层执法者马虎的工作导致对案件不正确的处理以及对被控诉者不公正不合理的裁决。
使案件往往呈递到上级政府才能还其清白。
从这几起案件看出当初被认为处于太平盛世的中国，平民百姓的当时精神状态，在没落的封建社会中，君主专制下的社会动荡，矛盾尖锐。
第二章升平盛世介绍了外强中干、徒有空架子的乾隆盛世中期进行讨论，包括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结构、劳动力摆脱人身束缚、人口膨胀、物价浮动以及人员流动、出家人与流浪者遭受迫害和歧视等问题。
所谓的盛世之下，物流飞涨、人多地少、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人员的地区间流动，当中很多人办成和尚与乞丐方便讨饭，因为“叫魂”流言当时的盛行使得让人们对这种人十分敌视。
导致这两种人常常被冤枉成“叫魂”者，反映出乾隆盛世下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
《 叫魂》读书笔记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作者通过叫魂事件，将清朝皇帝与官僚的通讯机制一点点描绘出来，起初，我认为文章的引子不一定要是“叫魂”，其他的事件也可以展现，看到后半部分发现，只有“叫魂”，这种极度不理性，看似荒诞的恐慌事件才能更好地展现皇帝与官僚的信息传递制度。
“叫魂恐慌”实际更多的是来自皇帝的恐慌，皇帝将之定性为政治罪，清剿叫魂是为了巩固皇权，同时通过这种由上而下的运动形式实现对官僚的控制，可以看出在这种非理性命令下，哪些臣子是效忠的，可以乘机惩戒一批“玩忽职守”（懈怠皇权）的官员。
因为地方有行妖术的奏折，因为证据不充分，牵涉面广，层层上报到弘历，弘历忌惮妖术盛行，也因为政治上的担忧，担心有人打着妖术的名号召集人行谋反之事，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打击妖术的专项活动，应该不单指叫魂。
臣子接到这种命令后，为了完成任务，在各个地方大肆抓捕有嫌疑的流浪僧人和乞丐，一般这种来历不明又对国家没什么贡献的人容易受到怀疑。
没有抓到犯人的地方则会被弘历认为是办事不力，因此就像完成政治任务一样，遍布半个国家的抓捕活动展开，很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
当军机处高层和弘历发现叫魂案许多证据混乱，大多是在严刑拷打下招认的口供，并无特定组织，谋反之意。
为了维护皇帝的个人权威，军机大臣指出叫魂案之所以遍布全国，是因为地方官玩忽职守。
为何官僚对政治罪不像皇帝那样忧心？是因为官僚君主制。
克罗齐耶关于官僚制度中权力关系的经典描述：“掌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武器：一方面是理性化和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是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力。
他的最好策略是找到这两种武器的最佳配合。
……规则的扩展会限制他的权力，而太多的例外又会削弱他控制别人的权力。
”“叫魂”恐慌的产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原因，有政治（皇帝对江南地区的忌惮）、经济（白银流入、农作物增加）、文化（汉文化对满族文化的浸透）、人口（人口增多）的原因，有皇帝（巩固皇权）、官僚（明哲保身）、普通民众（寻找权力）的原因。
叫魂读后感
叫魂读后感导读：本文叫魂读后感，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叫魂读后感（一）亚伟从开始到结束，战线拉的很长，读完了《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
听说这本书，还是在手机上有知乎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关于这本书的介绍。
《叫魂》这本书的背景是清代乾隆盛世。
清高宗弘历（乾隆）在封建历史上可以算是空前绝后吧，然而在1768年，乾隆盛世鼎盛之际，"叫魂"的妖术把大清搅得天昏地暗，几个月里这个股妖风席卷了半个中国。
"叫魂"的行为，即懂得妖术的人，可以在得到受害者的发辫、衣襟后，控制受害者的灵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受害者灵魂丢失后会立即死亡。
《叫魂》一书，则是涵盖了几乎各个方面（法律、经济、制度、百姓、官员、皇帝等等等等等），来分析"叫魂"这一事件。
显而易见的，百姓这一阶层，是最低的一层。
百姓作为盛世的创造者，却享受不到盛世反馈而来的种种福利，只能默默保持着帝国的运转。
"叫魂"首先爆发在江浙地带，这里是当时的经济中心，然而极大的经济分布不均、米价的持续上涨，使得不那么发达的城市的百姓们全家集体进行劳作（耕种、纺织）才能勉强保持生存，城市间贫富差异带来的人口流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安定。
这一阶层的人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也没有任何权利。
妖术事件流传开后，最恐慌的便是百姓，一是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二是他们最容易成为妖术的目标，再一个就是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们抵御妖术、不受妖术的侵害，而家庭中成员的死亡都是很大的损失。
"叫魂"爆发之后，受害者基本上都是乞丐、僧人。
当时的游方僧人，实际上和乞丐没有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这层人比普通百姓的地位更低下。
借由"叫魂"事件，百姓获得了指控他人的权力。
于是，就爆发了。
出现了多起群众聚集，将疑似会妖术的乞丐、僧人抓住，进行殴打甚至打死的事件。
长期被挤压在边缘地带，突然获得了哪怕小小的权力，便将枪口一致指向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这种行为简直一点点都不奇怪。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2000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2000字导读：读书笔记《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2000字，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2000字：本书是英国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A.Kuhn）的代表作，影响力巨大。
全书主要的研究资料大多来自《朱批奏折》、《宫中上谕》、《宫中廷寄》等文献资料。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叫魂》有三大典型特征。
一是有丰富的文案资料作为依据，二是围绕中国传统封建官僚制度的核心问题有系统的论述，三是与学科有关研究进行了深刻对话。
一、故事经过第一章至第八章基本上是围绕着故事发展的主线在逐步展开论述，一边阐述事件的经过，一边论述事件的因果关系。
第一章题为《中国窃贼传奇》基本上是交代了故事的起因。
虽然行文不是十分明朗，需要读者耐着性子去读才能渐入佳境，产生角色代入感，被故事的内容所吸引。
这也是本书作者的一点智慧之处，他很好地运用了故事的效果，却又不失学术的思考。
故事的起因就是德清县的石匠遇到一个叫沈士良的农夫找他帮忙叫魂。
沈士良不堪自己侄子的苛刻暴戾，想找吴石匠帮忙，让他在打木桩入河的时候，把写有侄子名字的纸条放在木桩顶端，一边打木桩一边呼喊其侄子的名字。
沈士良认为这样就能吸走其侄子的精气，让其生病甚至死亡。
这是一种传说，因为有的石匠会凭借这种方式找到力量，将木桩打得更结实。
然而沈士良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将农夫告发。
只是，如作者所说，“然而，妖术问题给吴石匠带来的麻烦却并未就此结束。
过不多久，他就会被卷入一场公众歇斯底里的大爆发中。
”与之类似的还有萧山的和尚被误以为是叫魂者被抓到官府的事件，胥口镇的和尚以及苏州的乞丐都遇到类似的事情。
其实，作为读者的我们其实都能够判断出来，这就是一场闹剧，毕竟这些封建迷信的说法只需要加以约束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然而，在那个时代的特殊社会与政治环境下，叫魂带来大恐慌无疑就有其背后值得让人思考的其他原因。
一场闹剧,几多感慨：我们能否阻挡疯狂——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
杨洁：一场闹剧，几多感慨：我们能否阻挡疯狂——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杨洁“叫魂”，这个现在看来令人嗤之以鼻的迷信之术却在乾隆盛世年间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案。
这本书就为我们再现了这桩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
读完此书，颇感历史是鲜活的。
《叫魂》从社会中的一个小事件为切口展开分析，用一连串的细节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恢宏的历史画卷。
书中每一个案例的叙述都十分引人入胜，即使是引文、脚注也都是作者用自己的语言娓娓道来，这样的研究著作融学术性、故事性、艺术性为一体，想必作者一定在那些卷帙浩繁的资料上颇下了一番功夫。
另外，作者运用了多维视角进行研究值得我们学习。
比如，在阐述“叫魂”案发生的社会环境时，作者从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出发，对当时的人口、经济、文化、社会风俗都进行了全景式描述。
他采用的是“全球史观”，比如认为江南人口的增长与从海外引进高产作物不无关系，人们能够承受物价上涨与引进墨西哥白银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有关。
啼笑皆非的是，这场发生在1768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妖术大恐慌，结果却是一场闹剧。
在恐慌盛行之时，整个帝国都“动员”了起来，下层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是否涉及谋反等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清剿。
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没有一件妖案能落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
沮丧失望之余，作为此案最大原告的乾隆皇帝也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整个过程中，官员和皇帝的表现符合他们的阶层立场，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地方，真正让我惊讶不已的是，这场闹剧中推动者和受害者都是同一阶层——普通民众，所有的嫌疑犯都来自最底层，他们是流浪的乞丐，僧侣和道士，而举报他们并将他们扭送至衙门甚至执行私刑的“英雄们”同样是底层的民众。
《叫魂》孔飞力读后感
《叫魂》孔飞力读后感读完孔飞力的《叫魂》，我仿佛穿越回了那个1768年的清朝盛世，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妖术大恐慌。
这本书，嘿，真不愧是一本让人一读就停不下来的历史大作！一开始，我还以为这“叫魂”是啥子神秘玩意儿，看完才晓得，原来就是民间传得沸沸扬扬的妖术。
那些个石匠、和尚、乞丐，还有那些个心里有鬼的百姓，一传十，十传百，愣是把个小小的迷信事件闹成了全国性的大恐慌。
孔飞力这家伙，可真会挑事儿，他居然就从这个“叫魂”案入手，把清朝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等，都翻了个底朝天。
乾隆爷那会儿，可是号称盛世啊，可你瞧瞧这“叫魂”一闹，整个国家都乱了套。
百姓们人心惶惶，生怕自己哪天就被哪个术士给“叫”了魂去；官员们呢，也是忙得脚打后脑勺，既要安抚民心，又要查案抓人，生怕一个不留神，就被扣上个“不作为”的大帽子。
乾隆爷更是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生怕这妖术背后藏着什么颠覆朝廷的大阴谋。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真是又紧张又兴奋。
紧张的是，这妖术到底咋回事儿啊？是不是真的有那么邪乎？兴奋的是，孔飞力这家伙文笔太好了，把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写得跟悬疑小说似的，让人欲罢不能。
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高高在上的乾隆爷，还是街头巷尾的普通百姓，都栩栩如生，仿佛就站在你面前跟你说话似的。
最让我感慨的是，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讲一个历史事件，更是在讲人性、讲社会、讲政治。
你看那些个官员们，有的为了保乌纱帽，不惜弄虚作假；有的为了升官发财，就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
而那些普通百姓呢，有的因为恐惧而盲目跟风，有的则因为贪婪而造谣生事。
这些场景，在我们今天看来，依然是那么熟悉，那么真实。
孔飞力还通过这本书，给我们揭示了清朝盛世背后的种种问题。
比如，人口过度增长带来的资源短缺、社会矛盾激化；比如，官僚体系的腐败无能、效率低下；再比如，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文化冲突。
这些问题，在“叫魂”案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暴露。
读完这本书，我真是感慨万千。
孔飞力用他那独特的视角和精妙的笔法，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既真实又复杂的历史画卷。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书笔记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本科生读书报告二○一四～二○一五学年度学号：2012080292 姓名：林小曼年级：12 专业方向：新闻完成时间：2015 年这是本人在校期间第三学年完成的3篇读书报告之第 3 篇题目：《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正文：《叫魂》一书以丰富的史料串起了1768年一场“叫魂”的妖术大恐慌之中的种种细碎琐事，如临其境般为我们再现了发生于乾隆年间的一桩公案；又辅之以作者严密的逻辑，如同推理小说般层层推进地把这个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等一一抽丝剥茧；同样令人赞叹的还有作者在这样一段早已埋在旧纸堆当中的历史面前，却像个说书人一样充满艺术感地将尘封旧事娓娓道来。
读来通俗易懂，又令人拍案叫绝。
1768年，一种名为“叫魂”妖术的谣言——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对方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从江南地区流传开来。
然而正是这样一种无稽之谈，却在接下来的发展成贯穿大清帝国各个阶层的大恐慌，冲击着大半个中国。
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皆陷入了感染性的焦虑与不安当中。
本书开篇重点叙述了多起从石匠、乞丐和和尚被控割人发辫施行妖术的案件开始所引发的大恐慌。
第二章着重分析了隐藏在盛世之下社会危机。
我们印象之中生机勃勃的“盛世”对生活于那个年代的普通人来说也许并不如预期的那般具有安全感，实际情况反而是人们在因经济迅速发展而形成充满竞争的环境之中苦苦挣扎着属于自己的拥挤的生存空间。
再者，通货膨胀、地区之间不平衡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与流动、不亟需断扩大的下层阶级对于社区生活的侵入，每一项潜在的存在于人们生活中的威胁似乎都在挑动着平民百姓本来就已经格外敏感的神经。
第三章交代了叫魂案的相关的一些政治文化背景，包括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弘历在谋反问题上不容挑战的权威和面对汉化带来的腐化的忧虑。
不能否认的是，“征服年代”削发令的推行，对汉人发式强制性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将不留辫与具有谋反嫌疑划等号，同样对1768年的那场恐慌造成了影响。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1500字-读书笔记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1500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1500字！作者：栀节以江南地区发源，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下至民众上至天子无一不惊惶，一场大清剿开始于恐慌，终结于数冤案之上。
结果是为正天威，无数替罪羊。
社会背景：（大环境：人口增长、竞争*导致个人生存空间被挤压，人口流动*、向下阶序化发展普遍—流动人口，多为乞丐、僧道人员；陌生人口的纷至沓来导致群众的不安情绪积累；民间灵肉二元信仰、迷信传统；受困扰社会：阶级固化下的民众难以觅见光明，日益僵化的官僚机制难以提供民众以安全感—民众诉诸非常手段的倾向；人性中的恶致使有人制造、借助群众恐慌达成私利*生产率提高、新粮食品种引进、土地开辟、盛世和平等因素导致人口激增。
而货币发展，税制改革等促使商业因子膨胀，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商业化加强，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出现粮食危机，粮食价格迅速膨胀上升。
而这一时期，白银从境外大量流入，暂缓中国的这次危机—商品价格都见增长。
但这种赖于外来白银来不断为清朝经济续血的方式是极不稳固的。
在后来，晚清时随着白银逆转性输出这种靠外来银钱买单的方式终结，社会也走向崩溃。
（外来白银使商品价格提高从而缓解粮食价高带来的影响，但这并不能改变最下层贫困人民或边缘化人民的处境，反而使他们的处境恶化。
*此时期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政治环境：统治者需与儒家文化完美共处，又要体现满清权威，既要突显种族优势又要避免重构一种外来者的意象；满清入主中原统治基本稳固，但种族隔阂依然存在，剃发令、辫子涉及政治敏感；满清贵族日益汉化，腐朽化；官僚制度日益江南化，汉化，常规化。
叫魂作为一个社会事件，与社会不同构成的群体间产生不同的反应：普通民众，对于叫魂大多是迷信的，主要关注于叫魂对于个人的威胁，同时也不乏有人利用叫魂来“以怨报怨”（有直接使用妖术的，也有栽赃别人的）—狭小生存空间下权力的幻觉官僚，对于诸如叫魂一类民间迷信大多是不信，甚至于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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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书札记1、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
乾隆皇帝创造了盛世，但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之风冲击了半个中国。
百性惶恐，官员奔命，乾隆皇帝也寝食难安。
作者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2、我一开始纯粹被书名吸引，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叫魂。
名为‘叫魂’的妖术：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
3、案情真相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闹剧：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妖人，没有一件不是冤案的妖案，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
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偃旗息鼓。
于是，这个事件就这样终结，不是“轰”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
4、孔飞力把叫魂看作是三个版本的故事的综合，乾隆，官僚，民众是不同版本中的主角。
5、在传统中国，妖术的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并非陌生。
但在乾隆这样的太平盛世，对叫魂这种妖术的恐惧演成这样全社会的事件并不常见。
为何在盛世会出现妖术横行？第一个版本即民众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6、妖术横行的原因：①民众：（1）单纯的对妖术的恐惧：对普通的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和躯体之间的脆弱联系。
（2）盛世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后，到了乾隆时代达到了其鼎盛阶段，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
但在作者看来这个盛世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
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
a、人口增长：清代前期的修养生息、和平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也造成了人口的急剧增长。
人口压力的增加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
b、对社会前景不确信，感到不安全的心态：在一个面临许多潜伏的危机，备受困扰的社会，在一个即将面对“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的停滞帝国的镀金时代，人们不能确认通过自身的奋斗而改善自己的命运。
C、捐税、酷吏等腐败的政治现实加剧了这种心态，变得更加无法让人容忍。
（3）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统治者不提供制度性的正义，民众就不能从现实中获得公平的补偿，偏偏在这个时候乾隆皇帝对妖术大理清剿，于是“妖术”这一术士们专用的武器突然就像“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
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
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利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他则是一种乐趣。
”所以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愿意相信叫魂。
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
一个对权力始终渴求却始终不可得的群体（民众），突然有了这样的机会，怎么会不紧紧抓住这样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呢？这样的机会成长于谣言的土壤之中，民众又怎么会不对散播谣言乐此不疲呢？（4）民众惧怕边缘化，只能融入纠察叫魂犯、传播谣言的群体：当妖术谣言盛行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不参与到加工传播谣言的过程中去，他就将边缘化，他将会感觉到充满敌意的目光包围在他的身边，迫使他做出抉择。
当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和道德底线的个人是有的，只是他们或者被私刑或者被官方的力量予以镇压，所以抉择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融入群体。
或者可以选择沉默，但在谣言盛行的时候沉默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妥协，是与制造加工传播谣言者心照不宣的默契。
（5）乌合之众心理，相信妖术谣言，导致谣言的扩大：当民众融入这个群体的时候，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了同一个方向，他们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即恐慌。
而处于叫魂事件中的民众其实也就是（法）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一个人一旦成为一个群体中的一员，其自身的各种素质诸如自由的意志、对意见观点警惕的反思乃至洞察力都随之整个消失了。
就像（法）塞奇·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所说的那样：“事实上，人类群体的水准降到了其最差成员的层面。
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集体行动并感到他们都是平等的。
……也就是说，群体中人的思想行为会接近那些最低水准的人的平均水平……地位最低的人的标准被用来判断非常普通的事情。
总之，在一个群体中，第一名会成为最后一名。
” “议员们都是好人，但罗马元老院是邪恶的野兽。
”（指的是当个体湮没于集体之时的迷失）——古罗马谚语（6）谣言在传播中越来越可信：在取舍和细节的再造过程中，谣言的传播和加工者充分考虑到了普通民众的习惯、兴趣、希望、担忧，并且投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所好，简直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
7、②皇帝要清剿的原因：叫魂案的第三个版本是专制君主乾隆（在《叫魂》一书中，作者在提到乾隆皇帝时都是径用其本名弘历）的版本。
（1）对谋反的担忧：种族因素：作为一个统治绝大多数汉人的满族皇帝，心里总一直有对汉人想要推翻满族统治的担忧。
因为从前有汉人违抗剃发令以表示不服从大清统治的事件，所以此时叫魂的行为剪辫子，也被乾隆帝当做一种对清朝的潜在无声的反抗。
因此当一个案子牵涉到辫子的象征意象时，便足以成为使他疑虑爆发的导火索。
使他将叫魂和谋反联系起来。
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汉）人们对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
所以，当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
（2）对汉化的惧怕：为消除汉化威胁，弘历的反应有两种：一是文化的（文字狱来清除反满意识）；二是政治的（清除已成为汉族官僚体系特征的种种“恶习”）。
汉族官僚们的恶习：怠惰、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腐败顽固，朋党比奸，懦弱虚伪等。
南方是汉族汉官僚——士大夫文化的罪恶渊藏。
这种恶习侵蚀着满清帝国的活力，腐化着满洲统治精英的道德士气。
弘历害怕满族精英被汉化，也沾染了这种腐败习气。
而叫魂也是由江南开始大范围扩散的。
所以皇帝大张旗鼓清缴叫魂妖术的目的在于借机打击甚至根除因汉化而腐败堕落的江南的官僚们以及江南书生的桀骜不逊。
（3）借“政治罪”来强化君主对官僚的控制：在传统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君主和官僚是同一制度中的两个方面。
官僚的职责是维持帝国政治机器的日常运转，管理帝国的各级行政。
官僚就其本性来说，倾向于按常规办事。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种倾向有助于政治的理性化发展，但其消极方面则是助长官僚主义的惰性。
官僚制常规权力的发展必然对君主的专断权力造成威胁。
而在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中，君主的权力是专断的和绝对的，其职责是制定重大决策和对官僚机器进行控制。
如果听任官僚制度朝常规理性（和惰性）的方向发展，君主就会逐渐丧失其决策和控制官僚的专断权力，成为官僚制度的傀儡。
作者把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定义为“官僚君主制”。
那么，君主是如何实现其对官僚的控制的呢？就是政治罪。
孔飞力的定义，政治罪指的是威胁帝国安全的各种形式的谋反，它们是超出常规的非常事件，无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规来处理。
这种非常的形势给了君主极大的自由来动员、驱策和整肃他的官僚，并强化他对官僚机器的控制（因为在常规情况下，一切行政事务都可以、而且应该照章办事，专制君主也不得不遵守由这些行政则例所定下的规则，这种常规的管理给君主的活动留下的空间有限）。
在叫魂危机中，乾隆皇帝正是利用了妖术恐惧这样的非常事件，迫使整个官僚机器把清剿当做压倒一切的政治，并以清剿的表现来赏罚官僚，从而强化他对官僚的控制的。
（4）幻影的（但谁能说幻影非真呢？）：他对于无法为他所见的势力心存恐惧。
妖术当然就是这样的一种势力。
（5）妖术威胁君权神授：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妖术危害到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
如果僧侣道士或者乞丐也能作法与神鬼进行交流和对话，这会严重影响到君权神授的合理合法性。
8、③在叫魂故事的第二个版本，官僚的那个版本。
他们清剿妖术更多的是处于被迫而不是自愿。
原因：（1）不轻易相信妖术：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熟知“子不语怪力乱神”, 可能对怪力乱神也有敬畏之心,但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
（2）对妖术的恐惧比普通百姓小：官僚士大夫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也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
（3）息事宁人，大事化小的态度：作为地方长官，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不希望自己的管辖范围出现对自己声名不利的事情，即使真的出现了也会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所以，妖术和妖术恐惧，于公（维持治安）还是于私（保住乌纱帽），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
官僚们害怕的一是暴民的狂怒易变，二是君主的反复无常。
因为这两者都对让他们感到自在的现存体制构成了威胁。
所以对于前者，他们试图通过恐吓那些提出妖术指控的人来减少影响，所以虽然剪割发辫的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也没有官员小题大做。
对于后者，则通过对君主封锁消息来消除。
但是，这两个计策都未奏效。
皇帝因他们的隐瞒懈怠发怒，斥为恶习。
所以他们不得不被迫地勉强依靠不可靠的证据从事对妖术的清剿。
（4）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中国封建政权对儒家的尊崇造就了一大批这样的官员，即在肉身上他们是纯粹的奴仆，忠君爱国，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是以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的浓厚情结，在社会结构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防止社会在疾风骤雨中偏离方向。
官僚的职责是维持帝国政治机器的日常运转，倾向于按常规办事。
所以，官员在这场大恐慌的闹剧中并不是积极的推动者，甚至他们起到缓冲的作用，是他们在乾隆情绪失控时，“尽力将来自君主的紧急、非常规要求导入习惯的、日常的轨道。
”9、在这场大恐慌的闹剧当中推动者与受害者都是同一个阶层——普通民众。
所有的嫌疑犯都来自最低层，他们是乞丐，僧侣和道士（其实大部分出家人都不过是穿着制服的乞丐），而举报他们，将他们扭送衙门甚至执行私刑的英雄却同样是底层的农民、渔夫和小市民等等。
普通民众制造了这场恐慌，并且在闹剧上演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为什么乞丐、僧侣和道士充当了谣言中的犯人？10、很大程度上，乞丐、僧侣和道士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产生的：人口急剧增长，人口和资源的分配不合理，在这样一个徒有其表的镀金的盛世，势必有一部分人被排挤到生产性经济之外，所以产生了乞丐、僧侣、道士（尤其指没真出家，而只是穿着出家人衣服的真乞丐）。
于是这些人成了流动的边缘人。
11、为什么这些人被当做犯人？（1）民众对自己资源的自我保护意识：乾隆的盛世是镀金的假冒伪劣产品，实质是一个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社会的基本问题的“受困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己的境遇产生怀疑”，因而具有很强的攻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