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育之汉代教育

汉代以来，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使社会经济稳步发展，渐渐封建集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已基本确立并得到巩固，这就要求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尤其是统一的学说思想为其服务。

汉武帝继位后，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统治阶级进一步谋求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大一统。

肯定了董仲舒、公孙弘等儒生的建议，确认了儒家思想的正宗地位。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自此，儒家学派所宣扬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典籍被尊崇为“经”，不仅学校以经学为教材，实行“尊孔读经”。

儒家学说思想之所以能取得独尊的地位就是儒家在政治上宣扬贵秩序、扶阳抑阴、尊君抑民；在经济上鼓吹先富后教、为民制产、强本节用。

所有这些不仅有利于巩固集权主义的统治，而且也有利于维护封建国家的稳定。

可见，在当时的是条件下，儒家学说思想较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汉朝的学校教育体系
汉朝的学校教育相当发达，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系统--官学和私学。

一官学又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中央官学指设在都城的官办学校。

主要有太学、官邸学(亦称“四姓小侯学”)和鸿都门学。

1. 【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当时只招50人。

这是一所学习儒家经典的高等学府。

汉代太学是在汉代政治经济发展基础之上，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

汉董仲舒建议兴建太学以培养人才，并以此作为教化天下，提高吏治水平的基础。

西汉太学设在长安。

东汉太学设于洛阳。

汉代太学初创时规模很小，只有经学博士几人和博士弟子50人。

在汉昭帝时人数增至100 人，到汉宣帝时增至200人。

西汉后期，“元帝好儒……更为设员千人”，太学生增至1000人。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以教学为主。

但“国有疑事，掌承问对”，即政府遇到疑难问题，博士要提供咨询意见，博士要参加朝廷的政治、学术讨论。

此外博士还要承担巡视地方政教的工作。

汉代在博士之上设有首席长官，西汉时博士首席称仆射，东汉时改称祭酒。

祭酒由太常“差选”，由“聪明威重”的博士担任。

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

西汉的博士多由学术名流充当，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东汉的博士要经过考试，还要写“保举状”。

其对博士的要求更为严格，被保举的博士必须德才兼备，身体健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后来东汉皇帝颁发的诏书又规定博士的年龄限制，规定博士之选，年龄须在50岁以上。

但此项规定并非一成不变，对学行卓著者，可有变通。

经过严格的遴选，在汉代太学执教的博士不乏鸿师硕儒。

由他们执教太学，对提高太学的学术水平、教学质量起到了关键作用。

汉代学者杨雄在《法言?学行》篇里把“模”与“范”二字联为一词，主张教师应当是世人的模范，提出“师者，人之模范也”的光辉命题，成为汉代太学“严于择师”传统形成的理论依据，对后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教师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太学还形成了尊师的传统，太学博士享有较高的政治、经济待遇，博士地位很高，属于“高官厚禄”之爵。

太学还建有“博士舍”供博士居住，朝廷还为他们特别制作衣冠。

朝廷又经常赏给博士酒肉“劳赐”，表示尊师重道。

加之汉代太学博士负有参政、议政、奉使、巡行等职责，使得汉代太学博士因政治地位高、生活待遇优厚而成为受人仰慕的职位。

这些都是教师管理过程中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2. 【官邸学】。

东汉明帝始建，安帝、质帝屡有加修。

这是供太子、诸侯及功臣子弟学习儒家经典的贵胄学校。

3. 【鸿都门学】。

东汉末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创建，因校址设在鸿都门而得名。

从表面现象看，这是为满足皇帝的嗜好开办的。

实质上则是宦官为对抗太学生的反抗而另立的一所太学，以培植自己的党羽和扩大势力。

由于鸿都门学主要是学习辞赋、小说、绘画、书法等，可以说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一所专门学习文艺的高等学府。

地方官学是指设在郡国、县邑、乡聚等地方行政区划内的官办学校。

到平帝时，地方官学才正式办起来，并日趋制度化。

按规定，地方官学分为四级：郡国设学；县邑设校；乡设庠；聚设序。

此外，学和校均置经师一人；庠和序则置孝经师一人。

在学和校读书的学生，成绩优异者可升入太学；在庠和序读书的学生，成绩优异者可升入学和校。

两汉的学制虽然比较完备，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普遍实施。

就整个汉代来看，地方官学则时兴时废。

二私学
私学在两汉时期有很大的发展。

其程度有的相当于太学；有的相当于地方官学。

但较普遍的还是蒙学。

私学教育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学“字书”为主，即进行识字和写字的教学，称蒙学教学阶段。

第二阶段以学《论语》、《孝经》为主，即进行道德和立志的教育，称专经准备阶段。

第三阶段以学“经典”为主，即进行经典训作的教学，称专经深造阶段。

这三个阶段的教育与官学系统对比，前两个阶段相当于地方官学的程度，第三阶段相当于中央官学的程度。

私学的教学形式分【“及门教学】”和【“著录弟子”】两种情形。

所谓“及门教学”，主要是指学生登门受业，直接听取教师的讲授。

所谓“著录弟子”，主要是指学生在高师门下录其名，而不去登门受业。

其原因，皆因其师或有名望或有地位，学生企图借教师的威信达到获取个人名利的目的。

这是一种为官禄而竟相走私的不良学风。

教学内容与方法
汉代太学以五经为教材，进行经学教育。

国家对教材和教学内容进行较为严格的审定。

太学只允许传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则被拒之门外。

汉代太学十几位博士均为经文经学大师，他们所传授的专经，就是太学设置的专业学科。

两汉太学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有许多新的创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大班上课。

经师讲学是汉代太学的主要教学形式。

经师讲学有专门的讲堂。

汉代太学师生比例相差悬殊，始初是几个博士教几十、几百个学生，后来太学发展，太学博士仅有十几人，最多时也只有30 人，学生却多至几千人，高峰时达3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不采取大班上课的形式是无法完成教学任务的，据说洛阳太学的内外讲堂“长十丈，广三丈”，能同时容纳数百名学生听课。

二是弟子相传。

太学较兴盛时，仅靠大班上课很难满足学生求学的要求，于是采取弟子相传，即高材生、老学生教低材生、新学生的教学形式，以弥补教师短缺、教学效率不高
之不足。

三是集会辩难。

集会辩难是汉代太学经学教育的重要方式方法，它有时在学校内部进行，有时由统治者提倡在某个名胜之地，或在朝廷中进行。

汉代太学在重视博士讲学的同时，积极鼓励和引导学生自学。

太学生有充裕的时间自学。

太学允许学生自由研讨学问和向社会名流学者就教。

提倡自学、允许自由研讨,使汉代太学造就了一大批学识渊博、思路开阔、研究能力强的高材生。

汉代太学提倡自学、鼓励自由研讨的教学方法，对于改革我们当今的高等教育，培养学识渊博，具有研究能力的创造性人才，仍有启发意义。

考试与视学制度
汉代太学很注重考试，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

汉代太学的考试有二大作用：一是通过考试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充实官吏队伍；二是督促学生学习儒家经典，补救教师少，学生多带来的教育管理上的某些缺点和不足。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汉代太学既是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也是选拔官吏的考试机关。

汉武帝开创太学时，规定太学每年考试一次，称谓“岁试”。

东汉改为每两年考试一次。

汉代太学考试方法有以下几种：
1. 【射策】：是汉代太学常用的一种考试方法，始创于武帝之时。

由主考官根据儒经内容提出若干问题，按照难易的程度将其分成甲乙两等，书写在帛或纸上，然后密封起来，由应试者任意抽出其中一、二种题来解答
2. 【策试】：东汉时期采用的方法。

所谓“策试”就是教师事先按照师法家法章句分科出好50个题目，学生凡是回答得多且好者被评为“上第”，“五经各取上第六人”，张榜公布，作为政府录用官员的依据。

3. 【口试】。

随着太学的发展，太学规模的扩大，太学的考试制度也不断改进。

汉代这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是可取的，它对隋唐科举制的诞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太学是汉代的最高学府，深得朝廷的重视和关心。

汉代统治者继承西周以来天子视学的传统，每到一定时候，皇帝总要亲临太学视察，尤其到东汉光武帝时，视察太学已成定制。

在视学时召集太学教授讲论经义，或考察学生的学习成绩，视察完毕时常与师生开会聚乐。

总之儒家教育为教育的主流；官学与私学并行；道德教育居于首位，总体上是突出教育为政治的服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