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诗与哲学之关系探究
魏晋诗歌中哲思的演变
对历史观与文化自信的启示
历史观
魏晋诗歌中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追忆，呈现出一种尊 重历史、借鉴历史的观念，这种历史观对当代人来说 具有启示作用，提醒人们在面对现实问题时，要善于 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
文化自信
魏晋诗歌中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艺术风格， 彰显出中国文化的魅力，这种文化自信对当代人来说 具有启示作用，提醒人们在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过 程中，要坚定文化自信，展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02
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非常活跃，老庄思想、佛教思想、儒家思
想等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这些哲学思想对诗歌创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诗歌中蕴含了
03
深刻的哲理和思想。
魏晋诗歌的基本特点
魏晋诗歌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多以抒发内心 情感为主题，表现了诗人们在社会动荡中的苦 闷和忧虑。
魏晋诗歌在艺术表现上追求自然、简约、含蓄 、意境深远等风格，强调表现内心感受和情感 体验。
促进了佛教思想的传播
魏晋诗歌中的哲思与佛教思想有一定的联系 ，为佛教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对文化传承的意义
要点一
传承了优秀的文化传统
魏晋诗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 哲思传承了优秀的文化传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
要点二
为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魏晋诗歌中的哲思在不同地域和文化之间进行了交流 和融合，为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竹林七贤诗歌中的哲思
01
反抗礼法
竹林七贤反对礼法的束缚，强调个性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诗歌中充满
了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叛。
02
追求真实自我
竹林七贤追求真实自我，强调内心的自由和真实情感的表达，诗歌中体
诗歌与哲学的关联
诗歌与哲学的关联诗歌和哲学这两个领域都是人类创造的高度文化形态，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诗歌与哲学不仅在形式上相互借鉴，同时在思想、理念和思维模式方面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交叉。
一、诗歌和哲学的基本特征诗歌是以语言为媒介，表达诗人对真、善、美等超越现实的思考和追求的文学作品。
它既具有音乐性、节奏性，又是一种视觉化的语言形式。
诗歌的本质是直觉、形象、感性和艺术的，这使它具有更加广泛的影响和更加深刻的内涵。
哲学是人类对人、自然以及宇宙等基本问题的探究和思考。
它是一种理性的、系统的和完整的思考模式。
哲学与诗歌不同，不是以形式的美为目的，而是追求智慧和真理。
哲学的核心思想是抽象、概括、理性和科学的，在思想方面，哲学强调的是理性和智慧的层面。
二、诗歌和哲学的相互渗透和交流诗歌和哲学不仅在表达形式上相互借鉴，并且在思想内涵上实现了交融和共生。
自古以来，哲学思想就成为了诗歌创作的重要源泉和灵感。
古代的诗歌作品中，许多都融合了哲学精神，如《道德经》、《庄子》、《论语》等，这些文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瑰宝。
同时，诗歌也成为了哲学思想表达的一种形式。
比如，李白的《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这句话不仅表达了诗人对人生的豁达和成就，同时也体现了对于人生欢乐和欲望的平衡。
又如杜甫的《春夜喜雨》：“好事天随人愿尽，平生原是不多见。
”这句话意，在表达对人命运的无常和世事的反思，这与哲学关于命运的探讨是一致的。
三、诗歌和哲学的关联及启示1.超越人生现实的诗歌创作在启迪人们思想、塑造人们精神世界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繁琐的生活中，人们容易迷失自己，追求利益、权力等超脱物质的诗歌作品可以提醒人们，让他们回归内心，反思人生，体验高趣。
2.哲学的思考方式可以对诗歌的精神内涵产生深刻的影响和丰富的启示。
哲学思想中常常蕴含智慧和哲理，而这种智慧和哲理可以启发诗人对生活、人性、社会等方面的思考，帮助他们发掘和创作出更加真实、深刻、有意义的诗歌作品。
魏晋玄学有无之辩
论文题目：魏晋玄学中的本末有无之述内容摘要：魏晋玄学使中国传统哲学深入到宇宙万物何以存在的本体论问题的抽象思辨，意味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不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居重要一页，而且对于当代哲学的本体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末有无之辨是魏晋玄学思潮中极为重要的思想内容，当今史家公认其抽象思维水平远远高于两汉经学，甚至认为它“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引起了一场划时代的大变革”（余敦康《论中国思维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孔子研究》）。
实际上，本末有无之辨在魏晋之际出现并盛行一时，并非骤然从天而降，而是经历了一个根植于一定社会土壤之中的长期酝酿、孕育和逐步升华的过程。
回溯一下由汉末名实之争而开始的思想发展的脉络，便可以略见其中端倪。
关键词：本末有无王弼裴頠郭象天地万物之上有没有一个根本的终极存在？早在东汉，统治者的腐败直接导致的社会战乱频繁。
适应百姓心理需求的谶纬之学随之兴盛，但后来则逐渐繁琐，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由于政治上的压力，而不能畅所欲言，使之在魏正始年间，谈玄说远回避现实的玄学思潮渐渐兴起。
《晋书·王衍传》称：“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
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
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
由此表明进入了汉魏之际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转型期。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以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者提出了“以无为本”；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论”者则是以“崇有”反对“贵无”；而郭象则提出“独化于玄冥之境”。
针对万物的本体是什么所展开的一个本体论讨论也是魏晋名士在试图简化和改造汉代宇宙论的基础上阐发出来的，其使以有无之辩为核心的本体之思成为玄学所讨论的首要问题，这也是整个玄学思潮名理清淡的理论基础。
魏晋玄学使中国传统哲学由两汉时研究宇宙万物如何产生的生成论问题深入到宇宙万物何以存在的本体论问题的抽象思辨，意味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不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居重要一页，而且对于当代哲学的本体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魏晋玄学有无之辩
论文题目：魏晋玄学中的本末有无之述内容摘要：魏晋玄学使中国传统哲学深入到宇宙万物何以存在的本体论问题的抽象思辨，意味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不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居重要一页，而且对于当代哲学的本体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末有无之辨是魏晋玄学思潮中极为重要的思想内容，当今史家公认其抽象思维水平远远高于两汉经学，甚至认为它“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引起了一场划时代的大变革”（余敦康《论中国思维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孔子研究》）。
实际上，本末有无之辨在魏晋之际出现并盛行一时，并非骤然从天而降，而是经历了一个根植于一定社会土壤之中的长期酝酿、孕育和逐步升华的过程。
回溯一下由汉末名实之争而开始的思想发展的脉络，便可以略见其中端倪。
关键词：本末有无王弼裴頠郭象天地万物之上有没有一个根本的终极存在？早在东汉，统治者的腐败直接导致的社会战乱频繁。
适应百姓心理需求的谶纬之学随之兴盛，但后来则逐渐繁琐，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由于政治上的压力，而不能畅所欲言，使之在魏正始年间，谈玄说远回避现实的玄学思潮渐渐兴起。
《晋书·王衍传》称：“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
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
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
由此表明进入了汉魏之际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转型期。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以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者提出了“以无为本”；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论”者则是以“崇有”反对“贵无”；而郭象则提出“独化于玄冥之境”。
针对万物的本体是什么所展开的一个本体论讨论也是魏晋名士在试图简化和改造汉代宇宙论的基础上阐发出来的，其使以有无之辩为核心的本体之思成为玄学所讨论的首要问题，这也是整个玄学思潮名理清淡的理论基础。
魏晋玄学使中国传统哲学由两汉时研究宇宙万物如何产生的生成论问题深入到宇宙万物何以存在的本体论问题的抽象思辨，意味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不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居重要一页，而且对于当代哲学的本体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与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与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独具特色的思想和文化因此崛起。
本文将从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来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和文化。
一、哲学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哲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涌现出了一批思想家和学派，他们的理论和思想对中国哲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道家和佛教三大思想流派。
儒家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被称为新儒家。
他们重视天人合一、仁爱道德和敬天爱民，主张“道、德、言、行”相合，推崇“中庸之道”。
禅宗的创始人韦诺和后来的南北朝佛教思想家郦道元、慧远等都曾受过新儒家的影响，他们致力于将儒、道、佛三家思想融合起来，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思想。
道家思想在此时期得到了更深的发展，提出了“无为而治”、“自然而然”等核心思想，强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自力更生的理念。
同时道家还长期与野史、众说和治绸的做法进行着自我反思和对话，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的思想内涵。
佛教思想在这个时期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尤其是南北朝佛教思想家对佛教的诠释和理解，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输和扩散。
二、文学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一个时期，富有特色的文学艺术作品层出不穷，不仅丰富了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也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创作热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盛事，当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诗人，如曹操、陶渊明、刘义庆、陶潜等。
他们的诗歌作品不仅形式多样，而且主题也十分丰富，描绘了社会生活、自然景观和人生哲理等方面的内容，形成了独特的哲学思考方式和审美体验。
除了诗歌创作外，散文和小说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的散文对传统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涌现了一批杰出的人物和作品，如《世说新语》、《列仙传》、《太平广记》等等，这些作品不仅在事实记载方面有极高的价值，而且在人物塑造、情节布局、表达风格等方面都有着突出的创新和发展。
诗与哲学之争的历史回顾与审视_57
诗与哲学之争的历史回顾与审视诗与哲学之争的历史回顾与审视本文关键词：之争，审视，哲学，历史回顾诗与哲学之争的历史回顾与审视本文简介：“诗与哲学之争”是贯穿整个西方历史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
围绕着诗与哲学的优劣，西方学界也论争了两千余年。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诗与哲学之间的争吵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希腊两派学人之间。
其争吵的根源在于，诗人和哲学家都“自命为独自拥有智慧之源”。
对智慧和真理的忠诚，一向是哲学的宗旨，但在公元前6世纪—诗与哲学之争的历史回顾与审视本文内容：“诗与哲学之争”是贯穿整个西方历史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
围绕着诗与哲学的优劣，西方学界也论争了两千余年。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诗与哲学之间的争吵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希腊两派学人之间。
其争吵的根源在于，诗人和哲学家都“自命为独自拥有智慧之源”。
对智慧和真理的忠诚，一向是哲学的宗旨，但在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其也是诗的宗旨。
因为壮丽的希腊史诗提供的不单是审美享受，其魅力也不仅在于美妙的音乐性，而作为希腊史诗素材的神话，则开导和培育了民众的思想。
史诗在古希腊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完全可以和基督教时代的《圣经》相比。
因此，当诗人也自命为独自拥有智慧之源，表达出对智慧和真理的忠诚时，就和哲学家之间发生了冲突，也就从此拉开了诗与哲学论争的序幕。
从这之后，诗与哲学之间的论争就成了西方历史上永不停息的话题。
正如吉尔伯特与库恩在合著的《美学史》中所说的，诗与哲学“两派争论将在以后各个世纪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持续下去!诗人不醉心于预言，不负起智者的使命，这样的时刻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
美国批评家W．比梅尔也说:“哲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贯穿了从柏拉图到尼采的全部欧洲史。
”这其中，柏拉图对诗及诗人的谴责、亚里士多德对诗的辩护、奥古斯丁和波依修斯对诗的摒弃、中世纪时期的“销毁偶像运动”、锡德尼和雪莱的“为诗辩护”、维柯的“诗性智慧”、黑格尔所述哲学取代诗的“艺术消亡论”、尼采的“诗性哲学”、狄尔泰对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海德格尔关于“诗”与“思”关系的思考、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的疾病”理论、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罗蒂提倡的“教化哲学”、沃尔夫冈•韦尔施的“重构美学”等等理论和思潮，其背后都直接或间接地隐含着诗与哲学之间优劣的论争。
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哲学意蕴分析
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哲学意蕴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这个时期，诗歌成为表达思想与情感的主要方式之一。
魏晋南北朝诗歌不仅在艺术形式上呈现出独特的特点，更是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
首先，魏晋南北朝诗歌对于人生、道德和宇宙的思考可以说是非常深刻而丰富的。
这个时期，社会动荡，人们思考人生意义、追求真理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诗人们常常以自然景物、人生感悟为题材，通过凝练而精深的语言表达出他们对于人生、自然和宇宙的理解。
例如，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写道：“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这句诗简洁地道出了人生的矛盾和思考，意味着人们在追求快乐和满足感的同时，也会经历努力和付出的辛苦。
其次，魏晋南北朝诗歌中展现了对于自然的敬畏与赞美。
这个时期，自然成为人们逃避世俗塵嚣和追求心灵抚慰的寄托。
诗人们通过观察自然，借用自然比喻的修辞手法，抒发他们对于自然美的赞美和敬畏之情。
例如，王羲之在《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中写道：“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通过描绘长江的壮丽景色，他寄托了对于时光流转和人事如梦的思考，同时也表达了对于自然的崇敬之情。
此外，魏晋南北朝诗歌还体现了一种对于人情世故的冷峻与机智。
这个时期社会动荡，政治环境复杂，人们对于伪善与虚伪的现实世界有着深刻的认识。
诗人们在作品中常常通过讽刺、调侃和嘲弄等艺术手法来表达对于伪善世界的痛恨与批判。
例如，陶渊明在《饮酒·其五》中写道：“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这首诗以幽默调侃的方式表达了对于人际关系的无奈与现实的戏剧化。
最后，魏晋南北朝诗歌展现了对于时代变迁的思考与触摸。
这个时期，社会风云变幻，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衰落和价值的转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诗人们以倾吐心声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于时代变迁的思考与触摸。
例如，陆机在《赋得古原草送别》中写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首诗以古原草的生命逐渐衰败而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兴衰过程，表达出对于时代变迁的感慨和无奈。
关于诗与哲学之间的关系
关于诗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关于诗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诗是哲学意义上一个间接的分支，作为长久而自身存在的艺术，我们则必须明确诗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而天才作为理性哲学的占有者，往往追求一种虚拟价值的对等，以直接而模糊的概念割裂了这种秩序的存在。
至于事物至深的本质理解，往往以自身的形象来作为对这种现象的阐述，当然，形式也就是这些概念最好的借口。
对于诗歌价值本身的意图，却置之不理。
而我们历来也始终相信：诗在哲学领域充当着“释梦“的工具，是哲学语言的传播者。
而对于这种解释的阐述，我们却很难理解：思想作为概念本身却并不接受这种形象的描绘。
一方面，我们始终反对诗与哲学之间的混同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却极力主张这种现象的存在。
当艺术家以一种非传统的概念将这些陌生的语言置于传统的形式之时，我们的理论或认知却趋于保守。
从而，诗被涂上一层模糊的面纱，激情与智慧也就随之消亡，代之以传统的“真理”或者矛盾的“幻觉”，这样，也就违背我们最初的真实。
在这个问题上，诗与哲学之间的理论之争也就变得愈发明显，诗的形式与内容也变成了不可逾越的界限，在两者之外，形成一种接近艺术而却背于艺术的荒诞之路。
而对于自己作品本身的思考，只是局限于机械和传统审美的需要。
至于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不关乎两类：其一：是为了维护作品本身形式的需要；其二：是为了延续读者感官的激情;如果仅仅只考虑效果，那么这种作品的形式最佳，凭借作品自身语言的优美，自然而然，也就达到了我们需要的界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浪漫派”诗歌则是这种形式最好的表达，从一点入手，借助于年轻的激情与准确无误的想象，相似的主题也就成为我们印象之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而对于非艺术本身，形式则决定一切。
基于这种反复和不确定价值因素，我们则形成了对一种对非现实艺术过度的依赖或者模仿，一切不确定的因素充斥着作品本身。
甚至有一种预感，纯粹的理性也隐藏了我们愈发的热情，超越了我们想象的真实，而且，这一切也是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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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评
魏晋诗与哲学之关系探究
杨 阳
魏晋时期，思想界发生了巨大变迁，无论哲学
思想还是文学思想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有学者认为，
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史可总结为两大变革：一为春秋战
国诸子百家到董仲舒整合为天人感应神学，其二便是
自魏晋时期玄学至宋代理学。
由天人感应神学向理学
的转变是古代思想上一次由宇宙观向人的本体论，由
世俗世界向精神世界，由“礼”这一外在的行为规范，
向“理”即内在的伦理道德的巨大转折。
可见，玄学
作为魏晋时期被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传播、研究的
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承接作用。
那
么，笼罩士人的哲学思想，如何由天人感应神学跃迁
为魏晋玄学？这一独特的哲学思想又对文人墨客的诗
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崩溃与重建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董仲舒
依据儒、法、道、墨、阴阳等诸家理论，精心构造的
天人感应神学遂成为汉代的统治思想，即成为汉代流
行的哲学思想。
但百家争鸣余音仍存，思想家也许从
未放弃对天人感应神学的批判，西汉后期的扬雄、东
汉的桓谭、王充等人均针对其提出了对立甚至颠覆性
的学说。
这些学说在汉兴盛时未曾对天人感应神学构
成直接威胁，却为这一权威的崩溃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天人感应之说的载体和基础在于儒家经学，经
学发展的谶纬学趋向也使得其生命力渐渐消散。
东汉
末年，自然灾异频发，统治者为消灾作出许多努力，
但上天并不曾留情，这将天人感应神学推入逻辑难圆
的困境中。
于是，一些士大夫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
救世良方。
王符、仲长统是其典型，他们怀疑董仲舒
的神学体系的功能，认为两汉传统儒学已经无法治世，
因此主张以法治国，主张将目光从天道转向人道。
他
们的学说在衰世形成一股社会批判的思潮，对天人感
应神学系统构成了直接的冲击。
东汉末年，下层贫民
为求生存，利用道教联络和组织起来，由此爆发规模
浩大的黄巾起义，这种针对统治阶级和统治思想的暴
力反抗，加速了东汉的覆灭。
汉王朝的统治既已奄奄一息，依附于国家的价
95品 评
值共同体——两汉经学以及经学框架之下的天人感应神学系统也岌岌可危。
社会不可缺少权威价值观，于是知识分子企图到老庄学说中寻求挽救之法，即以道救儒。
郑玄以《老子》解说《易》经，便是一例。
然经术发展至汉末，已经到达不可拯救的地步，经生操笔都很困难，经学博士遴选粗疏，经学衰落已成定势。
当意识到两汉经学的不可救时，士大夫的目光放到了重构，而重构的第一步就是对传统儒家经学的抛弃。
何晏与郑冲、孙邕等合作《论语集解》，一改当时烦琐的训诂章句之法，而以义理解说《论语》，便是对两汉经学繁复迂阔的训诂章句模式的摒弃。
在改造儒学的过程中，道统、佛教思想渗入儒家经学，由此而重建新的哲学模式——玄学。
何谓“玄学”，学者汤用彤认为，玄学是研究世界的根本、本质，或世界存在的依据等本体论问题，并以本末、有无为其辩论中心。
从玄学的生成机制和产生背景来看，玄学或可以视为一种新儒学，它区别于两汉儒家经学，并为其后宋代理学的形成奠定一定的历史基础。
那么，玄学这一独特的哲学思潮对当时的诗作有何影响？在魏晋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段，诗与哲学的关系如何？
二、诗与哲学之关系
一代有一代之哲学，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作为社会主潮的玄学之风自然与文学不可避免地碰撞、交织，二者最初的纠葛大多是无意识而为之。
《文心雕龙·明诗》言：“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
”尽管玄学不等同于道家思想，以建立新儒学为根本目的，然就王弼、何晏等人的贵无论玄学而言，道家思想确实占有相当的比重。
因此，刘勰所说“明道”实际上兼指道家思想的复兴与玄学理论的创立，“仙心”亦可指玄学、老庄思想渗入诗歌。
正始年间（240-249年）的玄学家并不以诗名世，但其保存至今的诗歌之中可见玄风的影子，如何晏《言志诗》二首其一：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
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
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
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这首诗作于高平陵政变何晏遇害前夕，可谓绝笔之作。
何晏在隐约预知死亡之后著五言诗以言志，诗中自然隐含着惶惶忧生之情，极易动人心魄。
但何晏此诗又不局限于自身难保的哀叹，而是将人生的价值定位在超越道德功名的心灵之自由自在，亦有随遇而安、珍惜今日的玄家情怀。
同时，这首诗又寄托一代哲人对生命自由境界的执着追求，以及当这种探索和追求在混乱年代不可实现时，产生的属于时代、属于文人的最深厚，也最有普遍意义的生命之哀。
何晏将忧生之嗟叹以富有理性哲思的语句表达出来，是玄理与诗歌形式的初次碰撞，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第一玄言诗”。
虽为玄学家所作含有玄理的诗歌，但这首言志诗的思想价值不在玄理，而在其背后潜藏的对生命的极深忧虑，这也是此诗为文人称道的原因。
因此，钟嵘《诗品》列其诗为中品，并评曰：“平叔‘鸿鹄’之篇，风轨见矣。
”
诗歌情与理的冲突就此展现出来，何晏作诗言玄学之志，但其诗中的生命之哀叹又使其逍遥意、自由志显得表面化，诗歌的情感效果与阐理的表现形式呈现对立。
这种对立也是诗与哲学的对立，在此后的玄言诗创作中更为明显。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提到：“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狥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
”随着玄学蔚然成风，加之政治局面变化莫测，社会动荡不安，诗言志的情感表现功能反而成为可能招致祸端的双刃剑，文人以诗载玄理的现象也普遍起来。
玄理成分的增强意味着感性诗魂的消弭，这使诗歌这一文学体裁哲学化。
然而诗本就是缘情而生，其感性思想的消弭即等同于诗歌文学本质的缺失，当时的玄言诗成为徒具形式的玄理承载体，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诟病。
钟嵘在《诗品》序中言：“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
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虽然当时的玄言诗大多亡佚，但玄言诗的枯燥乏味、刻板说理仍能从现存玄言诗中窥之一斑。
例如，孙绰四言诗《赠温峤》，虽形式为诗，但抛弃情感，一味说理，充其量只算是押韵的玄学论文，诗成为老庄之学的注疏，诗与哲学的对立由此可见。
96
品 评
当然，诗与哲学并非纯粹的对立，也就是说，
诗这一文体并非不能承载哲理，若理说得真切、精警、
感人，即为有理致；理致表达自然美妙、极富审美趣味，
“亦理亦情亦趣”，即为有“理趣”。
但诗情与理的
平衡岂是容易做到的，否则阐理的玄言诗何以被诟病
多年？能够在诗作中实现情感与玄理调和的诗人，陶
渊明、谢灵运是其二。
陶渊明《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虚舟纵逸棹，回复遂无穷。
发岁始俛仰，星纪奄将中。
南窗罕悴物，北林荣且丰。
神萍写时雨，晨色奏景风。
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
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
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
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
谢灵运《游南亭》：
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
密林含馀清，远峰隐半规。
久痗昏垫苦，旅馆眺郊歧。
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迟。
未厌青春好，已睹朱明移。
戚戚感物叹，星星白发垂。
药饵情所止，衰疾忽在斯。
逝将侯秋水，息景堰旧崖。
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
陶、谢二人将山水自然之景与玄理、情感相融合，
虽有哲理在其中，但理性的议论建立在诗人的情感之
上，不喧宾夺主，山水景色的融入也消减了哲理的枯
燥刻板，从而使情、景、理协调地交融在一起，诗的
主意在情，理则亦情亦趣，反而拓展深化了整首诗的
意境。
三、结语
玄学在两汉经学崩溃的废墟之中重新建构起来，
影响着东汉末年以来的文学。
诗与玄学的关系则呈现
三种状态：无意识的碰撞与融合、有意为之的诗歌哲
学化、诗与哲学的平衡调和。
诗与哲学存在着对立的
一面，当感性被抛弃，理性成分占主流时，诗作就成
为一副失去魂魄的皮囊，只是哲学的承载体，而失去
诗歌应有的缘情价值。
但诗与哲学并不是纯粹对立的，
诗可以载理，也可以有“理趣”，重点在于情理二者
的调和，若情理融合，主次分明，则哲理能够深化意
境，拓展诗歌的深度。
（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