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主义规范

普遍主义规范”的经验性研究——默顿学派对默顿科学规范论的丰富和发展（三）“科学在多大程度上是按照普遍主义规范运行的”？这是默顿学派长期所关注的问题。

一个有效运行的奖励系统应该遵循普遍主义原则，即根据科学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承认，科学家个人的各种社会属性不应对承认的分配产生影响。

默顿学派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在默顿和朱克曼对期刊文章的评议模式的研究，科尔兄弟对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评议制度的研究，以及加斯顿对英美科学界的奖励系统的研究。

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检验了普遍主义规范的运行情况。

一、默顿和朱克曼对期刊文章的评议模式的研究1．科学和人文学科评价模式的差异与普遍主义规范在对评议系统进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朱克曼和默顿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已被广泛采用的评议系统。

他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主要的科学和学术领域中，不同学科的杂志的编辑和评议人对论文的评价过程和结果，不同学科的评价系统是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别是偶然的还是模式化的。

其核心问题是，在评价过程中，普遍主义标准和特殊主义标准被运用的程度如何？朱克曼和默顿考察了自然科学杂志和人文学科杂志的稿件拒用率的差异及其原因。

他们收集了作为样本83种杂志的稿件拒用率资料，发现人文科学的稿件拒用率最高，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居中，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稿件拒用率最低，只有人文科学的1/3。

[1]朱克曼和默顿指出：“学科领域之间及学科内部的差异模式，可用一个经验法则来描述：杂志越偏重于人文方面，稿件的拒用率就越高；杂志越偏重实验和观察方面，越强调观察和分析的严密性，稿件的拒用率就越低。

” [2]拒用率高的杂志所偏好的决策原则是：当有疑问时，拒绝；而采用率高的杂志则相反：当有疑问时，采用。

对于上述模式化差异的产生，朱克曼和默顿认为，除了文理杂志的容量有差别这一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各学科的共识程度的不同。

他们指出：“学术杂志的制度行为中的这些差异，还可能部分地反映了不同学科就学术标准达成一致的程度方面存有差异。

” [3]稿件拒用率较高的杂志所在的学科往往缺乏对学术标准的共识。

“作为一方的编辑和评价人与作为对应方的撰稿人双方本应有基本相同的学术标准，在这一确切的意义上来说，这些学术领域（指稿件拒用率高的杂志所在学科——引者）没有得到充分的制度化”[4]。

在此，朱克曼和默顿把不同学科的杂志的稿件拒用率的明显差异，部分地归因于，不同学科对合格的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的共识程度不同。

某些学科由于共识程度低，缺乏共同的评价标准，普遍主义规范的适用就受到影响。

与朱克曼和默顿有所不同，S"科尔似乎更强调文理学科杂志的容量不同。

他指出：“在社会科学中稿件的拒用率与自然科学相比是相当高的。

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答案也许是非常简单的，显然是由于杂志的容量和文章的长度导致了这一差异。

”[5]朱克曼和默顿的上述考察和解释，激发了默顿学派内外的一些学者对不同学科中的学术共识的研究。

例如，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哈根斯（Lowell L.Hargens）专门研究了“学术共识与杂志稿件拒用率”的关系。

通过量化研究，哈根斯得出的结论是：“杂志的拒稿率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发表空间的短缺……评议人认可很不相同的观点是源于他们所属的学术共同体的结构性差异。

”[6]对于哈根斯的研究和结论，科尔兄弟并不赞同，在同一期《美国社会学评论》（1988.5）上，他们对哈根斯的文章作了批评性评论[7]（科尔兄弟等人与哈根斯的争论，我们将另文介绍）。

2．《物理学评论》对稿件的评审和采用率与普遍主义规范对于不同学科稿件拒用率的考察只能反映出评价的结果，为了对评价过程本身做出说明，朱克曼和默顿进一步对《物理学评价》这一世界物理学的权威杂志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他们从该杂志1948-1956年的档案中选出一个由撰稿人组成的样本，把该样本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包括到1965年为止已至少获得了物理学中10种最著名的奖励之一的物理学家；第二等级是被美国物理学研究院认定的当代重要的物理学家；其余的投稿人构成第三等级）。

出于技术上的考虑，他们只分析样品中的独立提交论文者。

评议人也以相同的方式被分为三个等级。

那么，在评价不同等级的物理学家投给《物理学评论》的论文时，普遍主义标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被运用？这就是朱克曼和默顿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这一问题又分解为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处于分层系统不同地位的投稿人他们投给《评论》的稿件的采用率是否有差异？第二，对处于不同地位等级的评议人是否存在着某种分配稿件的模式（如，一般地由学术地位高的科学家充当稿件的评议人，学术地位低的很少作为评议人）？这些分配是否与作者的地位有关？第三，稿件采用率是否依赖于投稿的物理学家的学术地位？第四，采用率的这类差异是否与评议人和作者的相对地位有关？[8]第一个问题与第三个问题紧密相关。

从稿件的采用率来看，不同等级的物理学家之间存在着可察觉的差别。

他们发现，对第一、第二、第三等级的物理学家的稿件的采用率分别是90%、86%、73%；一流大学物理系与普通大学物理系的论文采用率分别是91%和72%。

对于上述差别，可以做出两种极不相同的解释。

一种是普遍主义的，即认为高等级的物理学家所提交的论文平均而言质量较好，而且他们更有可能修改好其论文；一种是特殊主义的，即认为编辑和评议人压根儿就不想拒绝该领域杰出的科学家的论文。

当然，从90%、86%、73%这一组数据来看，即使存在特殊主义，也并不是那么严重。

那么又有什么证据能够支持对论文的评价是按照普遍主义而不是按照特殊主义进行的呢？朱克曼和默顿认为，像其他制度领域一样，科学界中的权力和权威地位总是被年龄较大的人所占有，如果作者的权力和显赫的地位极大地影响评议决定，那么年长的杰出科学家应具有最高的采用率。

于是，他们考察了稿件采用率与年龄的关系，结果发现，论文被经常采用的不是年龄大的物理学家，而是年轻的物理学家。

显然这是支持普遍主义规范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朱克曼和默顿用实际数据说明了（尽管没有得到严格的证明），专业能力和资格是指派稿件评议人的主要标准。

他们指出：“专门技术原则总会导致这样的分配，正如所已看到的评议模式那样：评议人的地位通常高于作者，而不是相反。

” [9]例如，由同等地位的人来评议的论文，在最高等级物理学家的论文中占50%，在中间等级的物理学家的论文中占41%，而在第三等级的物理学家的论文中占26%。

至于作者与评议人的相对地位对稿件采用率的影响这一问题，朱克曼和默顿举出了6种不同形式的假设。

当评议人与作者地位相同时，有“地位联合”（status solidarity）说和“地位竞争”（status competition）说。

前者认为评议人常常倾向于对地位相同的作者的稿件做出有利的处理，后者认为评议人常常对地位相同的作者的稿件做出不公平的严厉评判，贬损对方。

当作者的地位超过评议人时，有“地位遵从”（status deference）说和“地位妒忌”（status envy）说，前者主张，评议人常常会对他们所尊重的科学家的稿件做出偏于有利的处理，后者则认为，评价人可能出于妒忌而对高等级人物的成果严加苛求。

当评议者的地位超过作者，有“地位保护”（status patronage）或“地位扶持”（status sponsorship）说和“地位从属”（status subordination）说。

前者认为评议人会过于仁慈而不做严格要求，后者则相反，他们会有过分的要求。

上述六个假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假设，评议人与作者的相对地位在相当程度上使评议人的判断带有倾向性：要么是有利于作者，要么是不利于他” [10]。

但是，朱克曼和默顿的经验性研究不支持上述所有假设。

他们的数据表明：在被评议的1083个稿件中，评议人的地位超过作者的稿件有631个，采用率是 58%；评议人的地位与作者相同的为350个，采用率是60%；作者的地位超过评议人的为102个，采用率是59%。

为此他们指出：“每一等级的评议人对来自不同等级的作者的论文的采用率是几乎相等的。

” [11]总之，朱克曼和默顿通过对《物理学评论》的量化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评议人对论文所运用的评议标准大致是相同的，无论它们的来源如何” [12]。

也就是说，至少对《物理学评论》这个杂志来说，科学评价是基本上遵从普遍主义规范的。

二、科尔兄弟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分配的同行评议制度的研究科学的评价体系中，除了科学论文的评价之外，另一个新的重要方面就是对科学基金申请的评议。

美国于1945年率先建立国家科学基金并实施基金申请的同行评议制。

但到70年代，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同行评议系统受到来自科学共同体和国会两个方面的公开批评。

批评的焦点是：NSF同行评议系统导致了不公平的决定，最有能力的科学家有时没有得到资助，而一些从事价值较小的研究的科学家反而得到了资助。

参议员约翰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就对同行评议系统做了尖刻的批评，他说：“从NSF提供给我的资料来看，这是一个…老生系统‟（old boy‟s system），在这里，项目主任依赖他们学术圈中的可靠朋友来评价所提交的申请，这些朋友又推荐他们的朋友作为评审人……它是一个经常使新思想和科学突破窒息的乱伦的…密友‟系统”[13]。

还有批评者断言，NSF为了保护“老生系统”而使活动处于保密状态，以免受国会的监督检查3002。

为了检验上述所谓“老生假说”的可靠性，验证是否真的存在一个“老生系统”或“老生俱乐部”（old boy club），科尔兄弟和鲁宾在NSF的资助下，完全独立地进行了为期逾一年的研究。

他们把研究限定于NSF对基础研究的资助项目，选择了1975财政年度的10个基础研究项目领域①（占总项目领域的1/8）作为样品，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分析。

他们与涉及到NSF同行评议系统各个层面的科学家（包括项目主任、通讯评议人、专门评议小组成员以及NSF督检官员）进行了70余次深度访谈，细看了至少250个专业申请书，阅读了所有同行评议人的评语，查看了所有申请者与项目主任的通讯，并就有关问题与项目主任反复面谈。

而且对1975年的1200个申请进行了量化分析。

他们的研究回答了下列问题。

1.著名科学家是否相互做出有利的评议批评者提出的“老生假说”认为，属于老生俱乐部的著名科学家提供的申请，被分派给会对他们做出有利评价的著名科学家。

当然，项目的评议人也期待当他们自己的申请被送给这个俱乐部的其他成员评审时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这意味着，这个俱乐部的著名科学家的申请，当它由其他著名科学家评议时，要比它由别的评议人评议时，得到好评的概率更高。

为了检验这一假设，科尔兄弟根据申请者和评议人所在系的声望（参照美国教育理事会的调查结果），对他们进行分级，然后做统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