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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的比较

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的比较

#3!G H8u40司马迁与司马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史学大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和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都是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无法湮没的名著。

《史记》的体例是纪传体,长于历史人物;《资治通鉴》的体例是编年体,以记载政事为主。

二者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因《史记》在前,《资治通鉴》在后,司马光在编写过程中,难免要以《史记》为参考,因此在记载史事方面,《资治通鉴》有很多是同于《史记》的,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也比较一致。

二人的史学,不同之处有之,相同之处亦有之。

司马迁与司马光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司马迁是西汉人,处于封建社会前期,司马光是北宋人,处于封建社会后期。

二人所著史书的体例不同,内容侧重不同,因此,若想对二人的治史作深入全面的比较,难度很大,本文主要对二人治史最显著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进行比较论述。

对二人治史作比较研究,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史学文化优良传统,促进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大有裨益。

一、不同的治史目的:“成一家之言”与“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司马迁作《史记》与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最显著的一个不同之处莫过于二人修史的目的不同。

正是由于这个不同,带来了两位史家修史内容的差异。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在司马迁眼里,五百年即为一个历史发展的循环周期,现又五百年将至,必有大的变化发生,有后继孔子的圣贤传世,司马迁便是以孔子的继承人自诩,继《春秋》而作史。

在这里,司马迁借先人之言,阐述自己的著史理想,体现了他高度的史学自觉意识。

司马迁还在《报任安书》中明确提出《史记》的总纲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不仅是《史记》写作的主旨,也是司马迁作《史记》目的的高度浓缩。

从《史记》到《资治通鉴》:古代史书的文学价值与影响

从《史记》到《资治通鉴》:古代史书的文学价值与影响

从《史记》到《资治通鉴》:古代史书的文学价值与影响引言古代的历史书籍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同时也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在这篇文档中,我们将以《史记》和《资治通鉴》为例,探讨古代史书所具备的文学品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一、《史记》:纪传体与辩证法的结合1.1 简介《史记》,作者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作。

全书共分为十二本,包含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内容。

其独特之处在于将纪传体(以纪事和人物传记为主要体裁)与辩证法相结合,塑造了丰富生动的历史形象。

1.2 文学品质•情节紧凑:在呈现历史事件时,司马迁巧妙地设计情节,使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形象描写: 通过精彩细腻的描写手法塑造各个历史人物形象,使其生动饱满。

•文章结构:《史记》采用了分本、分纪传的结构,既使得内容井然有序,也增加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1.3 影响《史记》作为中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观念,并成为其他历史学著作的典范;•奠定了中国历史学的基础,为以后历代编纂正史奠定基础;•纪传体在历史著作中得到广泛应用,成为后世历史书籍常见的写作方式之一。

二、《资治通鉴》:总述式与客观评价手法2.1 简介《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

这部书是中国唐朝至南宋初年间最权威、最全面的一部官修通史。

全书共294卷,收录了从战国时期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内容。

2.2 文学品质•信息量大: 司马光广泛搜集了各种材料,并进行整理归纳,使得《资治通鉴》成为了当时最权威、最全面的历史总述著作之一。

•评价客观:司马光在书中努力保持客观中立,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公正评价。

•字句优美:司马光以简练、精确的语言表达了复杂的历史思想,使读者易于理解。

2.3 影响《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通史之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后世历史学家和文人写作产生巨大影响,塑造了后来历史书籍的写作风格;•在政治、军事等领域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为后世研究提供基础。

资治通鉴和史记的比较研究

资治通鉴和史记的比较研究

资治通鉴和史记的比较研究《资治通鉴》和《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两部著名的史学典籍。

它们都是汇集了大量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著作,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然而,《资治通鉴》和《史记》在内容、形式和价值上有很大的区别。

本文将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

一、内容差异《资治通鉴》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国历史的官方编年史,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共计40卷,涵盖了2500多年的历史。

它主要关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历史,着重描述朝代更替、政治制度的变革和主要历史事件。

由于大多数篇章均是由官员编辑编写的,其内容相对客观,从而成为了学界普遍认可的历史研究参考著作。

相对于《资治通鉴》,《史记》更加注重文学性和综合性。

《史记》是一部由司马迁编写的中国历史纪传体典籍,包括了中国历史上从上古时期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传记。

《史记》以“五经”(太史公自述、尚书、春秋、礼记、周官)为脉络,采用“纪、传、志、列传”四种形式,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还深入地描写了历史人物的思想、立场和个性等特征。

因此,它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成为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二、形式差异《资治通鉴》的编写方式是依据年代为序,记录和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事实,是一部纪实性的历史著作。

编辑者们在编写时,注重对历史事件的客观性把握,力图还原历史本来面貌。

同时,在篇幅限制和文献资料有限的情况下,编写者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载时间可能会存在分布不均,可以说,这是一本事实性的历史著作。

相比之下,《史记》在形式和风格方面更具有文学性、艺术性和综合性。

其中,“纪”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历史事件的简述,主要是呈现历史事件的事实;“传”是按人物为主题,以人物的一生为线索来介绍其生平经历和为人处世的风貌;“志”则是对史料内容进行分类概述,对所采用的史料进行归纳;“列传”则是通过几个列传中的人物来反映一段历史及群众的命运。

这些形式的不同,使得《史记》不仅是一部事实性的历史著作,更是一部具有独创性和艺术性的文学巨著。

《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历史叙事风格对比

《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历史叙事风格对比

《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历史叙事风格对比概述《史记》和《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分别是司马迁和司马光的代表作品。

尽管都着眼于历史事件的记载,但它们在叙事风格上存在明显差异。

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探讨《史记》和《资治通鉴》之间的不同之处。

内容概述1. 《史记》的历史叙事风格•独立性:每篇章节相对独立,可以单独阅读。

•大量引用:作者司马迁以直接引用的方式记录了大量前人的著作和文字。

•注重人物描写:着重展现了各种历史人物的性格、行为特点和功过得失。

•情节丰富:通过描述各个时期发生的战争、政治斗争、灾难等事件丰富了内容。

2. 《资治通鉴》的历史叙事风格•连贯性:各篇章之间紧密联系,构成了整个历史的连续性。

•简明扼要:以简洁有力的语言概括了各个时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

•偏重政治经济:注重统治者的政策决策和国家经济发展,对战争等事件相对较少关注。

•时代风貌描写:通过对当时社会制度、思想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描述,展现出不同时代的特点。

对比分析1. 描述方式差异《史记》注重人物描写和情节叙述,通过丰富多彩的故事来吸引读者。

司马迁倾向于引用前人文字,力图保留历史事件原貌,并深入分析人物行为和动机。

与之相比,《资治通鉴》更趋向于简明扼要地概括历史事件,聚焦于政治、经济等核心内容。

司马光在讲述历史时更偏向于提炼精华,去掉繁复细节。

2. 结构体系差异《史记》由作者按照时间顺序编撰而成,各篇章相对独立。

每一篇章可以作为一个单元阅读,对于读者灵活性较高。

《资治通鉴》则是按照历史时序进行编排,各篇章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全书的结构更加连贯一致,读者需要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地阅读以获得更完整的历史脉络。

3. 内容侧重点差异《史记》在人物描写上做得较多,强调个人的英雄事迹、品德和功过。

而《资治通鉴》则更多关注统治者的政策决策和国家经济发展等大局观。

结论《史记》和《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两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著作。

虽然都涉及历史事件的记录,但在叙事风格上存在显著差异。

《史记》与《资治通鉴》写史风格异同

《史记》与《资治通鉴》写史风格异同

《史记》与《资治通鉴》写史风格异同1 司马迁与司马光司马迁前145年-?西汉《史记》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光 1019-1086 北宋《资治通鉴》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纪传体通史:以人物为纲,按时间顺序,连贯地记述各个时代史实的史书体例。

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它是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

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

因为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

例如:《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竹书纪年》、《汉纪》、《后汉纪》、《国榷》。

“通史”可以理解为贯通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或世界的从最早文明到现在的历史。

2 《史记》与《资治通鉴》概况史记: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3000多年。

资治通鉴: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末年赵匡胤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1362年。

3 《史记》与《资治通鉴》主要内容与目的主要内容主要目的史记: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地理、律法、民族、科技等为了传承和发扬儒家道统资治通鉴:政治和军事,经济方面略有涉及,文化等方面可以说就是一笔带过为政治服务,为皇帝治理天下提供参考《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

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以王朝的更替为体,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其中记载先秦历史的五篇,依次是五帝,夏,殷,周,秦;记载秦汉历史的七篇,依次是秦始皇,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

《《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历史记载比较》

《《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历史记载比较》

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历史记载比较引言《史记》和《资治通鉴》是中国传统历史文献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都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记载。

尽管目标相似,但这两部作品在内容、风格、写作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本文将详细比较《史记》和《资治通鉴》,探讨它们在历史记录上的特点和影响。

一、背景介绍1.《史记》:由司马迁撰写,在西汉刘氏王朝统治期间完成,共分为十二卷。

2.《资治通鉴》:由司马光编纂,元丰四年(1081年)完成,成书时代跨越宋代至辽金之际,共294卷。

二、内容比较1. 记载对象•《史记》:主要记录了从夏朝到西汉前后约三千年的历史,并结合了各类典籍、楚墓竹简等材料。

•《资治通鉴》:主要记录了从春秋战国到北宋初年近一千年的历史,以及历代帝王统治的评述。

2. 内容分类•《史记》:分为纪传体和十表,其中纪传体包括十二个门类,如本纪、列传、表等。

每个门类都有不同的主题和内容。

•《资治通鉴》:按年代划分,从古至今依次记载各朝代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动态。

3. 风格与写作方式•《史记》:司马迁以"才子佳人"的文风撰写了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注重人物塑造和情节描写。

•《资治通鉴》:司马光责任编辑了大量公文文件,并引用了许多其他历史文献。

因此,《资治通鉴》以简短明快的语言、详尽全面的数据记录为特点。

4. 历史视角与立场•《史记》:司马迁秉持着明确而宏大的历史使命感,他将儒家思想贯穿于整部著作中,尤其注重道德伦理和君主政治的探讨。

•《资治通鉴》:其编选目的是为了提供准确的历史数据和客观的评述,以便后来者能够了解历朝历代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发展。

三、影响力比较1. 文化价值•《史记》:作为中国历史文献中第一部纪事本末体通史,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它不仅在历史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地位,还被广泛应用于文学、戏剧等艺术创作中。

•《资治通鉴》:其全面系统的编年体形式使得它成为后世编纂类似著作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同时,《资治通鉴》也为后来政治家、思想家提供了丰富而客观的案例和启示。

《史记》与《资治通鉴》对比分析

《史记》与《资治通鉴》对比分析

《史记》与《资治通鉴》对比分析1. 引言1.1 概述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史记》和《资治通鉴》是两部极具影响力的著作,被誉为中国古代历史学的巅峰之作。

无论是从篇幅还是出版时间上来看,《史记》和《资治通鉴》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并对后世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这两部著作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其内容、写作风格以及价值和影响等方面的比较评价,探讨它们在中国历史领域中所起到的作用。

1.2 文章结构本文将按照以下结构进行论述:首先,简要介绍《史记》和《资治通鉴》的概况;然后,通过对比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容与写作风格差异;接着,评估它们在历史记录上的精确性和完整性,并探讨它们对于历史观念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最后,在总结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个人思考与意见。

1.3 目的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史记》和《资治通鉴》的不同之处,深入了解这两部著作在史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并探讨它们在历史观念塑造上的价值和影响。

同时,本文还将提供个人思考和意见,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一些探讨和建议。

以上是对文章“1. 引言”部分内容的详细清晰撰写。

2. 史记与资治通鉴简介:2.1 史记概述:《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史书,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学的巅峰之作。

它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共分为纪传、表、书三种形式,并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从上古时期到西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

《史记》以其内容广博而闻名,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它以详实准确的记载著称,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还通过塑造各个历史人物形象,展现出他们的品德和才能。

同时,《史记》也包含了司马迁独特的思想和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

2.2 资治通鉴概述:《资治通鉴》是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编撰的一部国别通鉴体编年体历史著作。

这部巨著囊括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间长达1556年的历史事件和政治变迁,总共包括了294卷。

《资治通鉴》以其编年体的方式记录了中国自古至今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历史。

《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史学思想对比研究

《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史学思想对比研究

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史学思想对比研究简介《史记》和《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分别由司马迁和司马光编纂而成。

这两部著作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本文将从文体、宗旨、方法论等方面对两者进行对比研究,以深入了解其史学思想。

1. 文体对比1.1 《史记》•《史记》采用纪传体文体,主要以表行纪事为主,结合传统的编年体、编系法。

•纪传体注重个人事迹的铺陈与个性特点的描写,通过人物形象来反映时代风貌和社会变革。

1.2 《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采用纪事本末体文体,主要根据时间顺序将事件串联起来,并提供各种不同观点和解释。

•纪事本末体注重历次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阐述,强调长期演变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

2. 宗旨对比2.1 《史记》•《史记》的宗旨是为了立言立传,弘扬仁义道德,提供人民及君主治国施政的典范。

•通过详实的历史资料,展示不同朝代君王及其臣子的善恶得失,以警示后人并启迪治理之道。

2.2 《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宗旨是总结历代王朝治乱得失,对于当时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剖析和批判。

•通过多视角、多源头的记录,为以后制定政策、行使统治权提供有益依据,并警示当代政府避免重蹈覆辙。

3. 方法论对比3.1 《史记》•《史记》以纪传体为基本形式,在每篇文章中加入许多寓言故事和辞章赋诗,注重艺术性与文学价值。

•司马迁运用一些文辞修饰来表达自己关于历史事件以及人物性格评价的看法。

3.2 《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以纪事本末体为基本形式,强调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追求客观地记录历史。

•司马光注重考证史实,力求准确性和客观性,并尽量避免个人情感以及主观评价。

结论通过对《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两者在文体、宗旨和方法论上存在差异。

《史记》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道德启示,通过艺术化的描写来展现历史。

而《资治通鉴》则更强调历次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政治经济发展。

两部著作在不同方面都为我们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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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和《资治通鉴》中史学思想的
比较
作为两位不相伯仲的文史大家,我们通过文本阅读可以发现在《史记》和《资治通鉴》中,两位在运用春秋笔法、对宗教态度、史学思想方面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而言可进行如下比较,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相关,欢迎阅读。

一、司马迁和司马光思想的相同方面
1、进步的民族观
两部著作在叙述少数民族以及处理民族关系等内容来看,对少数民族反对穷兵黩武,主张民族和睦,体现出进步的民族观。

《史记》中为少数民族立传。

如《越王勾践列传》、《朝鲜列传》等。

司马迁为夷狄民族列传开启了史书介绍周边少数民族情况的优良传统。

并提出了华夏民族由夷狄而来,同是炎黄子孙的进步民族观,主张都是皇帝的子孙,对少数民族反对穷兵黩武,主张民族和睦。

《资治通鉴》在叙述一系列民族关系问题上,能够比较公正客观地叙述少数民族政权或人物的功过,提倡各民族之间应讲信用、正确对待民族战争,批评褒汉贬胡的民族偏见。

在记载少数民族人物的言行时,司马光也能以客观公正的态度选择和组织材料。

他对哥舒翰、姚襄、宇文泰父子等人物,都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们的能力和功过。

他特别赞赏对少数民族信守盟约、互不欺枉。

因而他对搞好民族关系的事情和人物竭力推崇。

记载魏孝文帝下诏对“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论。

”又引用孝文帝的话说“:人主患不能处心公平,推诚于物,能是二者,则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

”这种对少数民族的态度,是与他主张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相一致的。

由此可知,司马光是深知处理好各民族间关系的重要性的。

2、歌颂建功立业的人
《史记》歌颂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人,推崇百折不挠的精神。

“大禹治水”主人公大禹是英雄形象,“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亶亶穆穆,为纲为纪。

”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

《刺客列传》中豫让的“忠臣有死名之义”正是司马迁推崇的人生信条。

《资治通鉴》由于编年体的体例所限,司马光在写人方面力求将人物写得客观真实,尽量避免主观的感情用事。

司马光在不书奇节、坚持性格趋向的一致性,力求真实客观的写人原则。

但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史书的可读性,司马光对于既不虚构又能避免呆板枯燥作了进一步的探索。

他在细节描写中尽力展示人物风貌,在行文中增加活泼的小故事。

在这一方面需要作者以个人生活经验为标准去对已有的材料进行适当的想象,并且做出相关的取舍。

相对于正史
和现存杂史,凡“近譬诸身”而可能有的、能为人物颊上添毫的细节,没有司马光所不取的。

如刘邦无赖,谓项羽“幸分我一杯羹”等。

二、司马迁和司马光思想的差别
1、春秋笔法的运用
《史记》中对人物一字定褒贬,如《匈奴列传》中“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

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

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司马迁对汉武帝穷兵黩武之事借用前代之事来评价。

又如:杀无罪的叫“杀”,杀有罪的叫“诛”,下杀上叫“弑”等。

《资治通鉴》则采取了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的求实态度,对其中言简意明而又符合实际的文字表达坚持利用,但对其中以正统王朝为是非标准的记事方法则加以抛弃。

因此,尽管在《资治通鉴》中仍有许多“拭”、“伐”“、寇”“、贼”等词,但对司马光在叙述每一具体历史事件时,并不是以一字定褒贬,以正统原则定是非,而是尊重客观事实,秉笔直书,表现出完全不同于春秋笔法的叙事方法。

对此,在正统者看来,那是完全大逆不道的。

叙述有关农民起义的史实上,在叙述农民起义的经过中有很多胜过前人所著正史的地方,也并未完全遵守春秋笔法。

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就被称为“起兵”,绿林、赤眉起义被称为“以饥寒穷愁起事”.《资治通鉴》在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九十七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一百一十八篇,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历史观点。

2、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待历史人物时,时常情不自禁地叹息。

他读屈原投江之时“未尝不垂涕”.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身体和心灵遭受巨大的折磨。

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完成了《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

在屈原身上,司马迁崇尚忍辱奋争的生死,极力赞颂这种人生观。

在给贵族人物的传记里,突出地描写了一些下层人物。

如:学士,他们著书立说,反映各个阶级的思想,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或杂士,这类包括屠夫、刺客、游侠等人物,他们游说于各个诸侯国间,尽显个人才能。

还专门为下层人物下了传记。

如《刺客列传》、《滑稽列传》等。

他因人叙事,把同一类人放在一起,集中表现人物的共同性。

尤其对失败者和弱者的同情,对侠士重义的讴歌,充分体现司马迁个人的价值观。

司马光以编年为线索写历史,重点写帝王、将相等上层人物,对下层人物涉及的较少。

涉及到写历史人物时,他的感情与司马迁不同。

他认为读书做事,“叙国家之兴衰,著民生之休戚”,应该既服从封建礼教,又能为现实政治所服务,他编《资治通鉴》是给封建统治者的提供借鉴,这就符合了封建正统思想。

3、典章的记载不同
《史记》正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它的内容包罗万象,不仅仅局限于政治,更包含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货殖列传》中范蠡、白圭等的故事体现出反对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

《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不惜笔墨地收入了司马相如所写的三赋、一檄、两书,表现了司马迁对司马相如在辞赋以及散文创作方面发的赏识。

《资治通鉴》则是一部典型的政事史,例如哲学、、典章制度等方面,或疏于记载,或间断概况。

对于战国时代的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在《资治通鉴》中没有记载。

对于经济方面、文化典章制度等方面也没有太多的记载。

4、对宗教迷信的态度
曾受业于董仲舒,骨子里深受道家思想精髓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反映出他所受的这种影响。

《史记》中所载刘邦“母刘媲。

其先刘温尝息大泽之破,梦与神通。

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

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运用史学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在五德论逐渐衍化成正统观后,衍生出的“祥瑞”、“灾异”、“占卜”之类的内容也就成为正统史家编写史书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资治通鉴》引用刘邦的一段史料时对于“老父”相邦全家、拔剑斩蛇等事,仅录引了可能发生的“拔剑斩蛇”一事。

由此可见,司马光对怪诞、“天祥”之事并不感兴趣。

司马光,能在当时儒家昌盛、佛老之说泛滥的北宋,有违悖五德论正统观的思想、反对阴阳的言行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资治通鉴》中也记载了一些地震、月蚀等现象,但是把自然现象和历史事实加以区别,把天象与人事分开,祛除了祥瑞怪诞的迷信色彩。

5、在史学思想方面
《史记》通古今之变,是纪传体通史,反对专制主义,向往百家争鸣的倾向,强烈的民主性和批判性,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不是单纯的记载历史,记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内容,重点放在政论方面,而“成一家之言”显示了作者的主张大一统的理想社会。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述史事,明确交代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

它的内容主要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是司马光给古代帝王编写的“教科书”,注重政治和军事。

《资治通鉴》以历代君臣治乱来详细记载的史实,为后人提供历史的借鉴。

结语
综上,司马迁和司马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史记》和《资治通鉴》是不朽的著作。

在修史的过程中,作者的个人政治倾向体现在作品中。

此外,二者在接受儒家思想、对待养士的态度等方面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1]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一百四十卷齐纪六齐明帝建武二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7,(1).
[2]司马迁.史记·夏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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