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道家学说及主要思想

第四讲道家学说及主要思想

老子、孔子在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老子重天道，孔子重人道，各自把握一端，分别创立了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如果说儒家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那么道家则代表中华民族的“自然”精神；如果说儒家重视的是“道德”，相对来说道家则表现了“智能”；如果说儒家反映宗法的思想文化，那么道家则是对宗法思想文化的怀疑、否定和批判。儒、道两家相互抗衡，又相互吸收和补充，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同时也给中国文化的开拓、演进注入了生命的活力。

鲁迅曾说过：“中国的根柢在道教。”（《鲁迅全集》第11卷）英国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专家李约瑟博士也说过：“中国如果没有道教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道家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在社会上层有深刻的影响，在社会下层，人民大众中有雄厚基础，它不仅影响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宗教信仰，而且滋养着我国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医药学与养生学的产生和发展。道家思想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精华主要表现在“道”是宇宙的本源，“道法自然”的自然的精神；对立相依，相互转化的思维方式；“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处世哲学和“逍遥游”的自由观等方面。天道观经过历史的检验，确证是绝对真理的粒子；思维方式包含着经验、理性、直觉、洞察四个要素，科学家、科学工作者可以根据其观点去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妙）秘；法自然、求超脱的人生哲理有助于人们观察社会、体验人生、安身立命。可以说，只要人类存在，道家学说中的这些思想

火花就不会熄灭，它会一直照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从老子的《道德经》开始，道家学说经过了2500多年的发展、演进过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中最突出的有黄老之学（包括《荀子》、《管子》和稷下学派）、庄学、韩非的解老（解释老子的思想）、魏晋玄学等。汉代以后，解老的著作源源不断，历代史书皆有著录。有关《老子》的（著）注说，就有千余种之多。椐不完全统计，《老子》一书在目前世界上有30多种译本。道家学说不仅是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积累和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宝贵财富。

一、老子的思想述评

关于老子其人，司马迁的《史记、老子列传》有这样的记述：

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逢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遇，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其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以上记述说明：老子姓李，名耳，字聃，生活在我国春秋时代，是当时楚国苦县人（今河南鹿邑），做过掌管国家图籍的史官。老子略长于孔子，孔子曾适周，问礼于老子，孔子极其崇拜老子，谓“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著述名《老子》，又名《道德经》，全书约5000多字，反映了老子的思想。《老子》一书，围绕“道”这一中心概念，阐明宇宙的起源，世界的存在的形式，事物发展变化规律，以及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和解决的方法，包含着真理的粒子，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充满辨证的逻辑力量，言约义丰，富有诗意。老子五千言是道家学说的源头，后世发展道家学说主要是根据老子五千言展开的。

（1）关于宇宙产生和发展的总源头。老子之所以成为道家学说的始祖，是因为他创立了“道”的理论，并以这个理论，构成了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在《老子》书中，“道”有多种含义，但作为哲学概念，它首先指的是关于宇宙产生和发展的总根源。

老子认为，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就存在着一个无形、无象、无声、无名的“道”。虽然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搏之不得、迎而不见其首，随而不见其后，但它却是一种实存，曰“夷”、曰“希”、曰“微”，“此三者不可致洁，故混而为一”，它是一个圆满自足的浑朴状态的和谐体，是物质的本初，是构成宇宙万物不可分的基本粒子，并且“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它无形，无声，独立长存，永不衰竭，循循运行而生生不息，可以为天地之母，万物之始，是宇宙产生和发展的总根源。同时又进一步指出“故曰，道大，天大，地

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所以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空间中有四大，而人是其中之一（这里的“道”是指自然）。

先秦时代，人们普遍认为自然界存在着一个主宰和决定人们命运的神或上帝，而老子以其大胆的想象和气魄，对天命、鬼神的观念进行了否定，他将“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提出天地并不是什么神，什么上帝，而是宇宙空间的存在物，并且把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从“天”的束缚中分离出来，从而使其学说闪烁着哲学化的光彩。2500年前老子在关于宇宙产生和发展的总根源上就有相似于现在唯物主义的认识，这无疑是道家学说之所以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2）关于老子的思维方式。老子是中华辨证思想的奠基人，言约义丰的五千言，充满辨证的逻辑力量，是一个储藏辨证思维的巨大宝库。

老子辨证思维的特点之一，是讲对立面的相互依存，他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几乎都是从对立观点说明的。例如：

大小，多少，高下，远近，厚薄，重轻，静躁，白黑，寒热，朴嚣，歙张，壮老，雌雄，母子，实华，正反，同异，美丑，善恶，强弱，厉害，祸福，生死，荣辱，愚智，吉凶，兴废，进退，主客，是非，巧拙，辩讷，公私，难易，真伪，贫福，贱贵………

由于他的这些认识都是从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中概括出来的，所以广泛涉及数学、物理、天文、地理、生物、经济、政治、军事、外交、

道德、修身、审美、语言等方面。老子不仅看到了这种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一切事物普遍恒常的现象，正如他所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而且进一步发展了〈易经〉中阴阳交感的观念，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内部都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因素，它们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这样老子就把春秋战国时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化，而在某些人那里已经形成的对立统一的观念，从理论上系统而明确的提了出来。

老子辨证思维的另一个特点是讲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例如他说：“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敞则新”，“物壮则老”，“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之”，“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还说“祸兮福之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邪？正复为奇邪，善复为恶”（〈老子〉58章），他认为祸福、正邪、善恶都会由于其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因素而可能向其相反方向转化，“负阴抱阳”的万物都是如此。因此他指出“反者，道之动”，把事物的相互转化，当作一条重要规律。

列宁认为，黑格尔对辨证法的重大贡献，主要“是把转化指出了”，他说：“一个东西向另一个东西的转化，而且是对立面的同一——这就是黑格尔的主要的东西。”使我们引以自豪的是，中国古代这位伟大哲人，已经在2000多年前，以他那警策有力的语言，明确表达了“一个东西向另一个东西转化”的认识。

当代西方哲学公认构成科学思维有四个要素：第一是经验

（experience）思维；第二是理性（reason）思维；第三是直觉（intuition）思维；第四是洞察（inspiration）思维。这四个因素组成了人类思维的基本细胞，它们之间相互结合构成了人类思想丰富多彩的画面，然而老子的思维方式，这四个因素都有：

《老子》书中有经验思维，五音，五声，五色，五味就是谈经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也是从经验中终结出来的。

《老子》书中也理性思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老子说他不用事事都去经验一番，也可以了解天下大事和大道，这里用的就是理性思维。

《老子》书中也有直觉思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之为名，曰大。”这就是老子的直觉，根基于老子的理性思维，是理性思维一时还无法达到的猜测。

《老子》书中还包括洞察。老子说：“道形之，德诸之，物成之，说知常日明”就是洞察。《老子》堪称智者之书，它既启发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启发了后来科学家们从不同角度来探索。著名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在对30多种基本粒子背后的基本物质是什么进行长期研究，终于取得成功。他认为这些基本物质类似于混沌，并写下了的这样的话，“中国人是最早进入精神成年时期的人。……而道家似乎以惊人的洞察力看透个体的人与整体人类的命运。”

（3）“天人合一”思想和“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哲理。人类文化

基本有两大体系，即东方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以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为源头，中间有断层，经过文艺复兴、产业革命，形成了以欧洲、美国为代表的文化。东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主，加上印度、韩国、日本文化。西方文化讲认识、分析自然，征服自然，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天人合一”是东方文化的精髓，它是说人和大自然都是宇宙中的存在物，人和自然应该是朋友。老子是提出“天人合一”思想的第一人，他的“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在认识宇宙本原方面不仅有进步意义，同时还包含着自然、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含义。当然，特别能反映老子“天人合一”思想的还是他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不朽名言。老子认为人依照地的样子存在，地依照天的样子而存在，天依照道的样子而存在，道则按照它本来的样子而存在（这里的自然不是指大自然，而是指自己本来的样子而存在，自然而然的意思），所谓“道法自然”，并不是说“自然”在“道”、“天”、“地”、“人”之上，而是说“道”、“天”、“地”、“人”都应该自然而然，认为有了“道法自然”，天、地、人可以变化万千，使宇宙和谐，大道运行，天人协调，六蓄兴旺，万木长青，即“夫物芸芸”。老子提出了“道”的理论，认为道在运行中创造了天地万物，进而又指出“道”的本性是自然的。“道”创生的天地万物也是如此，从而清楚地表达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统一的思想，在人类认识史上独树一帜。

现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高度赞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观念，他称我们中国人的“人要征服宇宙就要遭到失败”

的认识是“宝贵的直觉”，这正是老子的“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现在许多欧洲人也直率的承认“在对自然地控制方面，我们欧洲人远远走在中国人前头，但作为自然意识的一部分生命，却至今在中国找到了最高表现……他们比我们站得更高”。老子思想是一个以自然为核心的体系，不是偶然涉及。人们常说儒家重礼乐，道家贵自然，原因也在于此。究天人之际，是人类认识世界，改变世界促进社会发展的总课题。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是永恒的研究主题。人们对宇宙本原的探索，目的是对现实社会和人生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对事物纷繁变化，变幻莫测的充分发展找到一个固定的规律，或者是为社会和人生寻找一种依托，老子的思想就是按照这样的线索展开的。他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产生和发展的总根源，提出“天人合一”思想之后，很自然地就将思路转到了人生和社会的层面上，把“道法自然”用于“人之道”，为人们提供了具有自然特色的“自然无为”的人生哲学。

老子说，天下最柔弱的莫过于水，水穿过山谷越过平原，水能够克制最坚硬的东西（“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由此悟出人生哲理，柔之克刚，弱之胜强，人们应当像水一般柔弱，记住“不言”之教，“无为”之益，才是最宝贵的（“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第43章）。

老子说：江海之所以能容百川，是因为它居于最低的位置（“江海之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由此悟出人生哲理：圣人真正为百姓所信服，他必须对百姓谦恭和顺（“是以圣人欲上民，以必言下之。”《老子》66章）。

老子说：人活着的时候都是柔软的，死后则变得僵硬，万物草木生长着的时候是柔脆的，死了以后则变成干枯坚硬的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由此悟出人生哲理：坚强的会走向死亡，柔弱的却会长存，因而凭借武力必将失败，强大的树干总有一天会折断，可见强大是转瞬即逝的，柔弱却是永久不灭（“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断，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老子》76章）。

老子说：万物纷繁茂盛，最终都会返回到它的根本上去，而它的根本是处于虚静状态（“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由此悟出人生哲理：人们只有返回本性，持守虚静，才合乎自然，才会清除各种烦扰纷争（“至虚极，守静笃”《老子》16章）。

老子还说：自然的法则是利物，而不害物（“天之道，利而不害”）。由此悟出人生哲理：做人的原则是帮助别人，而不与别人争夺（“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81章）。

总之，老子的人生处世哲学是“柔弱”、“虚静”、“不争”即“自然无为”。“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要强着去做，不要锋芒毕露，不要给人带来烦扰，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做成功，如老子说的“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道家的学说还被称为“君人南面之术”，老子把“道法自然”用于人生处世的同时，又进一步把它用于人生治世方面，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

老子说：道永远是任凭自然的，但没有一件事不是它所作为。侯王

如果能保守它，万物就会自生自长（“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生万物，养万物，生养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推动了万物发展而不自恃其功绩，使万物生长了而不主宰它们，这就叫最深远的“德”（“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里的“德”是“道”之用）；我无为，人民就自我化育，人民就自然富裕；我不贪婪，人民就自然朴实（“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治理大国，要像煎烹小鱼一样，不能老去翻动，否则就会破坏它的汁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天下，经常要有清净无为的方法，至于政治措施繁多严苛，就不足以治天下了（“取天下常以无事，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老子的“自然无为”的人生哲理，“无为而治”的治世思想，将人的精神生命与宇宙的精神生命融合在一起，为人们的安身立命提供了一种无限与永恒的依托，它既是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延伸，也是其“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庄子思想述评

庄子是老子思想的继承者，是先秦道家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庄子的生平事迹《史记.庄子列传》有这样的记述：

庄子者，蒙人也（今安徽蒙城县，一说是河南商丘），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夫》、《盗跖》、《肢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即畏垒山），庚桑楚所

居之地）亢桑子（即庚桑楚）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离辞即丽辞），指事类情，用剽剥（攻击）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桄洋（汪洋），自姿以适己（自由放任，以适己意），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便使厚币迎之（迎，聘请），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牺牛乎？养食之数月，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愿游戏污渎（小池）之中自快，无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从以上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庄子具有“以明老子之术”的思想倾向，自由放任，“终身不仕”的人格个性，“大抵率寓言”、“指事类情”的文章风格。

庄子之学“本归于老子之言”又“别为一宗”，在“道”的宇宙论和“自然”精神方面继承老子思想并向前发展，蕲于平等的“齐物论”和“逍遥游”的人生哲理则表现了庄周“别为一宗”的特色，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反映了庄子的主要思想。

（1）“本归于老子之言”的道论。庄子多次明确地提出了具有物质性的“气”的概念，使道家学说的宇宙论进一步带上了鲜明的唯物主义色彩。

“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则阳》）“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田子方》）（按：这是对老子“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发挥）。“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

（《达生》）（按：“合则成体，散则成始”是指“气”而言）。“中国有人焉，非阴非阳处于天地之间，直且为人，将反（返）于宗。”“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实）成。”（《庚桑楚》）

庄子论“气”可以这样归纳：①“气”是至微无形的物质，天地本始于气；②万物由“气”以成，气聚则为有形之物，物散复归于气；

③气有阴阳，故能聚散往来，聚而成物，散而成气；④处于天地之间的人，也是由气发展变化而来的，故人之生死，亦“气”之聚散，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以上这些庄子在《知北游》中把它概括为“通天下一气耳”。认为“气”是自然界的基本粒子，天下万物莫不是由气而成，它们在消亡时又复归于气，万物的一生一灭都是气的聚散往来，而天下万物的变化又都是遵循着自己的自然规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以明老子之术”的庄子，在继承老子道论时，他的突出贡献就是以“气”来补充、丰富和发展了老子“道”是宇宙本体，万物本原的思想。如果说，道气合一的朴素唯物主义理论，在老子那里还处于初创雏形阶段，而“惟恍惟惚”很不清楚的话，那么正是由于得到了庄子权威性的解释和发展，它的面貌就更加清楚了。

老子提出“道法自然”，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倾向。他把天地称之为“形之大者”，提出“通天下一气耳”，“处于天地之间”的人也是由气发展而来的，把天地人用“气”联系起来，进一步主张“道法自然”，顺应自然行事，他用“庖丁解牛”作比喻。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其技术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动刀的节奏合于《桑林》乐章的舞步，和着《经道》乐章的韵律。据庖丁自己说，他“依乎天理”、“因其固然”，

所以对牛体的纹理、结构了如指掌，固而能够顺着牛体的纹路去动刀、不致砍到牛骨头，却在骨节的缝隙间很自然地支解了牛的躯体。庄子用这个故事说明只有顺应自然来待人处世，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所谓“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概括，就是对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深化和发展。

（2）“别为一宗”的“齐物论”。庄子“本归于老子之言”，是老子思想的继承者。他的“齐物论”确乎别为一宗，也是其思想中最有特色的部分。

如前所述，老子是中华辨证思维的奠基人，他首先提出了宇宙间一切事物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因素，它们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万物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庄子继承了老子的上述思想，并以“彼出于是，是亦同彼”作了精彩的概括。同时有进一步引出了“物无非彼，物无非此”，万物齐一的“齐物论”。即庄子哲学的特点是相对主义，其内容主要是“齐万物”、“齐是非”和“齐物我”。

所谓齐万物是否认事物之质的规定性和事物之间质的差别，认为从超越时空绝对存在的“道”的角度看来，万物的存在都是暂时的，万物之间的性质差别都是相对的、微不足道的。万事万物“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他举例说：“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就是说，草茎与屋柱，丑妇与美女，宽大、狡诈、奇怪、妖异，从道的角度都可通而为一。同样，“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大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

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而斥鴳“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就是说，生于早上，死于夜晚的菌芝不知夜旦，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寒蝉也不知以数百、千年为期的春秋，大鹏与？雀之体形的大小、飞翔的高度也相去甚远。但是，若以无限的瞬间为短暂，则以春秋计的冥灵、大椿与朝菌、蟪蛄同寿；若以无外为大，则大鹏、斥鴳相等。也就是说，在庄子看来：“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所以也可以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

所谓齐是非，是否认认识的标准，认为是非原出于人们的“成心”即成见、偏见，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是非，而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因而他主张“和之以是非”。他举例说：“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人睡在湿地上就腰疼，就半身不遂，泥鳅是这样吗？人爬在树上就惴惴不安，猿猴是这样吗？人、泥鳅、猿猴，三者谁真正知道应该住在那里？人吃猪牛羊肉，鹿吃青草，蜈蚣吃蛇，猫头鹰吃老鼠，四者谁真正知道什么东西好吃？

庄子认为，辨论也辨不出是非。“即使我与若辨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若胜，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者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

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这是说，辩论也不能区分是非。辩论双方不论谁胜谁负，都不能说明谁是谁非。双方直有一个是、一个非吗？抑或大家都是、大家都非吗？这是无法判断的。是非也不能由第三方来判断。因为第三方不论同意一方的意见，总归要站在一方的立场上，因而也就不能判断双方的是非，如果第三方的意见和辩论双方都不相同，这就构成新的彼方，所以也不能判断双方的是非。如果第三方的意见和辩论双方都相同，因为既然都相同，也就没有辩论和评判的可能了。结果只能是“是非莫辨”。

在庄子看来，不仅“是非莫辨”，而且也没有辨别是非的必要。因为这是“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于是他讲了一个“朝三暮四”的寓言故事：狙公给他的猴子们发橡子说：“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这就是说，人们“劳神明”去斤斤计较是与非，不是和猴子这种“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一类的自以为是一样吗？

所谓齐物我，则是在主观世界中消除物我界限。在庄子看来，既然人是天地万物中的一物，那就齐同于道，也就没有彼此的界限，故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相对主义不是辩证法，但辩证法却包含相对主义因素。庄子的相对主义同样含有辩证法思想。

（3）“逍遥游”的自由观和人生哲理。在战国这个诸子争鸣，处士横议的时代，各家各派不仅在哲学和政治上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同时还特别在人性问题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儒家孟子提出了性善说，法

家在人性上持性利说（韩非为代表），认为“利之所在民归之”，人的本性都好利，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利害”二字。庄子发展老子“见素抱朴”的思想，认为人性是自然的、纯真的、朴实的，情欲和仁义都不是性，主张性不为外物所动。“任其性命之情”保全本性，并且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戕超越的境界。

庄子揭露、抨击了宗法等级、专制社会的畸形、病态、丑恶的现象，更憎恶社会现实所造成的“物欲横流”、“人为物化”，他确乎对社会黑暗有着比同时代任何思想家更为深切和清醒的认识。为了摆脱社会现实对人性的异化和压抑，庄子在人生道路上采取了不与统治者合作，不与媚世者合流的做法。他那“宁游戏污渎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的态度，那对“舐痔结驷”之徒的无比蔑视和深恶痛绝，就是“立足于自然之性的个体对于以礼规划和制约人性的宗法社会的否定和抗议”，是庄子“任其性命之情”的人性理论在人生实践上的运用。

庄子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超越，集中而明确在表现在著名的《逍遥游》中。他曾提出，在那个等级、宗法、专制的社会现实中，“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或“殉利”或“殉名”（《骈拇》），其结果是“人为物役”，失去了独立自主的个体人格和精神自由。《逍遥游》的主旨在于说明，一个人只有破除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才能回复自然的“本性”，获得人格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自由；而追求人与无限、永恒的自然合为一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便是“逍遥游”的最高境界。

庄子认为，只有“独与天地精神来往，而不倪于万物，不谴是非，

以与世俗处……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天下》），才是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如何才能从苦闷、浑浊的现实中求得解脱，达到绝对的“逍遥游”呢？庄子认为，人之所以不自由有两个原因，一是“有待”，即外在物质条件的束缚；二是“有已”，即自由肉体及精神的束缚。他在《逍遥游》中说：大鹏飞翔，要靠大风和长翅膀；走远路的人要带许多干粮。列子“御风而行”，“旬有五日而后返”，算是比较自由的，但犹有待于风，这些意愿都要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都是“有待”，不算真正自由，同样，受自己肉体以至精神限制的束缚，也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庄子提出要实现绝对的“逍遥”自由，就必须像真人那样做到“无待”“无已”，他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彼且恶乎待哉”（《逍遥游》），是说凭借天地之正道，驾御“六气”（阴、阳、风、雨、晦、明）的变化，不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这就是“逍遥游”。庄子又提出要达到“无待”、“无已”，根本办法是“心斋”和“坐忘”。只有通过“心斋”、“坐忘”的修养，就能从精神上超脱一切自然和社会的限制，泯灭物我的对立，忘记社会，忘记自身。庄子说：“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就是说一个人只有破除功名利禄、权势尊位，成为至人、神人、真人就能回复自然“本性”。“遨乎天地之一气”获得人格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自由，与无限永恒的大自然合为一体，宛若大鹏神鸟，扶摇而上九万里，背云气，负苍天，遗世独立，飘然远行，翱翔太虚，使有限的人生获得无限的意义。

庄子主张“任其性命之情”，追求自然“天放”的人生论。“逍遥

游”的自由观和人生哲学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标志着宗法、等级、专制制度下个人觉醒，且有重大的认识意义”，而且有助于人们开扩胸怀和视野，从而打破精神枷锁，从传统思想和世俗观念中解放出来。它不仅对后世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现代人生的安立全有极高的价值。

三、道家“无为”三义

如上所述，在老子和庄子的学说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无为无不为”的思想。这一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天道自然到“无违”自然。

道家的无为主义植根于其形而上学的原理，体现了无为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如前所述，道家的形上学认为，道作为本体，其实质就是“无”，本体的“无”的性质表现在道的功能和动作上，就是“无为”，所以“无为”是道之“德”的体现，“无为”是道的一种“上德”。老子说：“道常无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庄子说：“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无为”，也就是“无违”，即无违自然、因任自然而无所作为或不强作为之义。王弼以“顺自然”一语来诠释老子的“无为”，是深得其旨的。在道家看来，不仅道“无为”，而且天地万物在其本性上也都是“无为”的，人当然也不应例外。

因此，根据“天人合一”的本体观和“天人同构”的方法论，既然

天道自然无为，人道也应效法天道，做到常无为而任自然，这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逻辑推演。

第二，“无为”是一种“君道”。

道家无为主义在实质上首先是一种安邦治国的政治策略，即是针对统治者提供的一种进行政权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统治术，一种为君之道。历史上屡有人称道家学说为“君人南面之术”，这若在上述层面上说，是不错的。但是，“无为”作为一种“君道”，其本旨决不是给统治者提供一种诈权之术，它实际上是对统治者的不善作为和现实政治中的强制干预政策的一种反动，从而主张放任无为。老子说：“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名”借为“明”），不为而成。”“天下神器，不可为也。”庄子说：“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无为而万物化”。魏晋玄学家们更明确提出了“率性而动”，“纯任自然”的“无为论”。君王要治理国家，其“上德”就是应该效法和顺应自然，达到“无为而治”。只要：“君无为”。人民就可以“自化”、“自正”、“自朴”。老子强调“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就是要“天地”和“圣人”无为而任自然，甚至连各种所谓的“仁恩”，都不要施予，因为谁能保证那不是借仁义之名行胡作妄为之实呢？所以，“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没有自己的一已私心私利，而是以天下老百姓的心愿、利益为自己的心愿、利益，若能做到这样，难道不就是真正伟大的

政治家了吗？道家要求统治者无心无为，目的是要限制他们的私心妄为，要他们放开百姓，给他们自由和自主，让他们走自己的路。

第三，“无为而无不为”。

道家的无为主义，常常被简单地误认为是一种鼓吹消极出世的虚无主义，其实道家思想的基本格调也是积极入世的，无为主义的政治哲学尤其如此，只是它所采取的方式太特别罢了。老子的辩证法，强调“柔弱胜刚强”，认为“弱也者，道之用也”，“无为”正是这种“弱之道”的具体体现和运用。由于以“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守柔曰强”，所以“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表面上守弱处静，无所作为，实际上遵循万物的本性而不违逆，顺应自然之道而知足知止，就已经是有所作为，也能无所不为。可见，“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老子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最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无为”与“无不为”的关系：治理国家犹如煎小鱼，煎小鱼乱搅就会搅烂，不乱搅，就是无为。因此，煎小鱼也好，治理国家也好，最好的办法恰恰是不采取任何办法，无为而治，自然而然，放任自流。用这种“无为”的办法煎好了鱼，治好了国家，就叫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这样也就达到了“无不为”的目的。可见，道家并不是要取消一切的作为，因为他们还是要讲“治”，讲“无不为”，提倡“君无为而臣有为”。所以，道家的无为主义讲的“无为”，其实是讲应“善为”，“无为”只是真正善于作为的人用以达成“无不为”这个最终目的的最佳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