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思想的廉政内涵

周敦颐思想的廉政内涵周敦颐，湖南永州道县人，中国宋代著名的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是中国理学鼻祖和湖湘文化的先驱，更是中国古代廉洁文化的奠基人。

周敦颐在世仅57年，留给后世的作品只有6248字，但他“上承孔孟，下启程朱”，为中国儒家思想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突出贡献。

王夫之曾称赞道：“自尧舜禹汤文周孔之传汉董唐韩总未窥先生项背，读诗书易礼乐春秋之旨张铭邵数无非参太极根源。

”周敦颐的思想包括廉政思想主要体现在《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养心亭说》及《爱莲说》等著作当中。

究其一生，周敦颐主张重德治、立人极、倡正气、主廉洁、讲官德，其丰富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廉政思想内涵，对当今的反腐倡廉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周敦颐思想的历史地位（一）创理学一脉。

宋代理学的产生，是中国儒学的第二次复兴（第一次儒学复兴出现于西汉时期）。

儒家学说的最大优点，就是它自西汉以来，就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学派，如阴阳、五行和释、道思想中能为自己所能容纳的东西来不断丰富自己。

在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就出现了一批儒家学者以承接韩愈的“道统说”为引，开始了儒学的第二次革新活动。

周敦颐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宋元学案·濂溪学案》记载：“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

性善微言，绝之久矣。

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张载）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

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这说明了周敦颐是第一个阐发“心性义理”学说的人，他打破了“孔孟而后道统中断”的千年幽暗，使儒家的圣学重放光明。

周敦颐的学说在后来又被朱熹、张栻等人发扬光大，周敦颐被朱熹誉为“先觉”，被张栻尊为“道学宗主”。

可见其在理学开创事业上的伟大贡献。

周敦颐的理学思想，为尔后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提供了核心和骨架，所以周敦颐被誉为“得圣贤不传之学”的理学开山鼻祖。

（二）开湖湘新风。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分支，是三湘大地人才辈出的文化基础。

关于其起源，许多人认为其源于周敦颐的濂溪学。

清代大学问家王闿运曾作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就点明了湖湘文化与濂溪学的渊源关系。

著名学者梁绍辉先生曾说：“湖湘之学源自濂溪，创于胡宏而盛于张栻，流于明清而接续近现代，形成了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跨时代人才群体。

”周敦颐的思想对湖湘文化及湖湘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是“立诚成圣”思想。

周敦颐认为，无论是做官，还是学道，都必须先立“诚”，要无私无欲。

历史上的湖湘志士，不管政治立场如何，都非常注重道德修养，并以一种强烈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当时的社会运动中去。

左宗棠、曾国藩、蔡锷、毛泽东、陶铸等，无不如此。

二是刚正耿直的品格。

周敦颐在南安任司理参军时为伸张正义与上司据理力争，宁肯辞官也不屈服，在合州任判官虽受冤屈而不卑躬屈膝等行为，无不是湖湘人刚烈性格的真实写照。

三是兴学重教的思想。

周敦颐每到一处为官，都身体力行地设教讲学。

他在郴州任县令，首倡办学，写有《修学记》并在公斋里讲学；在邵州（今邵阳）建学馆修学舍，亲自主持开学典礼。

明隆庆《永州府志》载：“里中人言学，永道间多亲炙其教”，在永州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儒生。

周敦颐去世后，江南以濂溪或以濂为志而命名的书院比比皆是。

（三）奠廉洁文化之基。

中国的廉文化历史源远流长。

最早在《尚书·皋陶谟》中有关于“廉”的论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其中“廉”被看作为官的九种素质要求之一。

《周礼·天官·小宰》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

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在这里，“廉”是一种考核官吏政绩好坏、裁断高下优劣的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关于“廉”的论述亦十分丰富。

孟子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

”（《孟子·离娄下》）。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所谓廉者,必生死命也,轻恬资财也。

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

”（《韩非子·解老》）。

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管子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管子·牧民》）。

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众多论述中，“廉”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政治评判标准出现的。

而将“廉”与“洁”有机结合形成独立的廉洁文化，并且发挥其独有的教化功能，周敦颐无疑是第一人。

他在其千古名篇《爱莲说》中以莲喻“廉”，以莲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高度概括为官之德与为人之德，使廉洁文化从此以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得到发扬光大，并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为官从政者。

二、周敦颐思想的廉政内涵（一）立“诚”以修身。

周敦颐在其《通书》开篇就提出，“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在周敦颐看来,“诚”是“纯粹至善”的做人之本，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是儒家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的基础，是世间万事万物的行为准则。

一个人，只有不断追求“诚”并实践“诚”，做到“乾乾不息于诚”，才能真正实现“圣人仁义中正”的目标。

对于如何进行立“诚”修身，周敦颐认为有两条途径：一是主静无欲。

人非圣贤，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

但君子要成“圣”，必须设法克制甚至去除欲望。

与孟子主张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不同，周敦颐认为，“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养心亭说》），即通过养心达到无欲的境界，才能“诚立、明通”。

是故“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

”要养心必须做到一个“静”字，即“寂然不动”以至于内心安宁，让心性保持一种清净澄明的状态，通过不断自我反省和感悟，如此方能“立人极焉”。

二是安贫乐道。

在周敦颐看来，钱财名利等皆是身外之物，可有可无，但必须始终坚守做人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

”（《通书·师友》）因此，周敦颐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

”（《通书·富贵》）意即只要尊道重德，自然会知足常安。

也正是这个原因，周敦颐十分推崇颜回，“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

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

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

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通书·颜子》）周敦颐认为，颜子之乐才是一种超乎富贵追求的高尚道德境界，人人都应该学习他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而不要沉溺于单纯的物质享受。

（二）守“洁”以处世。

周敦颐不仅自己一生为官清廉正直，勤政爱民，做人光明正大，胸怀坦荡，不卑不亢，表里如一，而且反复强调为官为人要始终洁身自爱。

在千古名篇《爱莲说》中，周敦颐以莲的品格自励，认为人生在世当洁身自爱、守洁重节，如此方能保持独立的人格，立于不败之地。

他的洁身处世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不染不妖”的自尊意识。

周敦颐24岁出仕为官，担任分宁县主簿。

当时的宋朝建国已80余年，国力日强，但官场腐败之风也渐长、奢靡之风盛行，一般的士大夫阶层或沉溺于声色、或放纵于田园。

对周敦颐来就说，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要么洁身自爱而被同僚视为异类。

周敦颐坚决选择了后者，“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充分显示了周敦颐“世人皆浊我自清”的强烈自尊意识。

二是“不蔓不枝”的自立精神。

周敦颐为官31年，经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皇帝，历任知县、判官、通判、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及知军州等，大多任判官，长期从事办案工作。

当时科举取士制度虽已逐渐规范，但官场关系错综复杂，新党与旧党、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斗此起彼伏，象周敦颐这样无根无基的官员稍不留神就会丢了乌纱帽。

但他并没有如当时有些官员那样想办法找“靠山”、抱“粗腿”，而是依然故我、“不蔓不枝”，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所以虽政绩显赫，但仕途坎坷，官位升迁缓慢。

三是“不可亵玩”的自爱品格。

周敦颐待人处事秉持公心，从不畏惧权势和强暴。

在南安任参军宁肯辞官也要力阻上司滥杀无辜，在合州任判官身遭不白之冤却处之泰然，都充分反映他为坚持正义敢于抛弃乌纱帽，为人格独立决不低身下气，坚守个人信念的高尚品格。

这与他如莲花般“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品格是一脉相承的。

（三）奉“公”以为政。

“公”是周敦颐从政的基本理念，也是他为官的最低尺度。

他提出，“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

或曰：‘何谓也？’天地至公而已矣。

”（《通书·公》），意即一个人只有时时事事处处持以公心，方可达到“圣人”的境界。

而且，“公”不仅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够得上“圣人”的标准，也是天地间通行的法则。

正是在“公”的法则指导下，周敦颐提出了从政为官的两条基本原则。

一是克己奉公。

“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

”（《通书·公明》）在他看来，为政者要在官员和人民大众中间推行“公”的思想，首先要求为政者自身要推己及人，发挥带头作用，以一己之“公”而求天下之“公”。

否则，“公”理寸步难行。

明朝郭允礼在《官箴》中所提出的“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

公生明,廉生威!”，既是周敦颐“奉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奉公”思想的最好注释。

二是务实守拙。

周敦颐认为，从政为官者要践行“公”的思想，一方面应当务实而不图虚名，即“实胜，善也；名胜，耻也。

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德业有未着，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

”（《通书·务实》）另一方面要弃巧守拙。

他认为，“天下拙，刑政彻。

上安下顺，风清弊绝。

”（《拙赋》）就是说，如果为政者投机取巧，就会为了掩盖弊端、盲目追求政绩而造成社会风气下降和秩序混乱；为政者弃巧守拙，就会出现风清气正、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

（四）求“仁”以爱民。

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人和发扬者，周敦颐的“仁”思想在其廉政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提出，“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通书·诚几德》），“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

”（《通书·顺化》）这里，“仁”与“爱”是相通的，为政者施行仁政首要的就是爱民。

一要重教化。

周敦颐认为，对为政者来讲，教化是施行仁政的首要选择。

古时之所以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是因为“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

”（《通书·乐上》）通过教化提高百姓的素质，才能实现“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

”（《通书·乐上》）忽视教化，则“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

”（《通书·乐上》）二要慎刑罚。

与传统儒家所提倡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所不同，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审判办案工作的官员，周敦颐主张，一方面处理政事刑罚手段不可或缺，因为“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

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