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

卢愿光前言：自然法学在西方法律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今仍深入人心，自然法学强调法的价值取向，强调法的平等、公平、正义、秩序、理性、自由等根本理念。

中国现阶段立法、司法、社会治理等方面应借鉴自然法学中有价值的理念，对中国逐步走向法治的过程将会产生深远意义。

一、自然法学的历史及主要内容：自然法是西方法学史上渊源流长的学说，从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到17至18世纪时，自然法学观念已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并达到了一个高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法学得到了复兴。

虽有过兴衰起落，但始终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在西方，每次社会大变革时期，自然法学总是作为一面旗帜，主导着西方社会法律发展的大方向。

自然法学的观念在西方法律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自然法学派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其一、关于法的本质方面。

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规律，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须以客观规律为基础，这种客观规律是宇宙、自然、事物以及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反映。

其二、法来源于永恒不变的本性、自然性、社会性、理性。

真正的法律应当与之相符合，特别是与理性相符合，或以理性为基础，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其三、法的功能和目的在于实现公意和正义。

其四、法律及其观念应当与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相一致，自然法是人类寻求正义之绝对标准的结果。

自然法学派重视法律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价值目标，即人性、理性、正义、自由、平等、秩序，他们对法律的终极价值目标和客观基础的探索，对于认识法的本质和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法学研究中表现为一种激进的理想主义情怀，以诸如正义、平等、自由等抽象价值来构建自己的批判武器，在破解传统法律理念，重塑时代法律神圣性的历程中，功勋卓著。

二、自然法价值取向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一）自然法学强调人的自由、平等自然权利，这种价值取向对改变中国传统的社会不平等旧观念，也有助于民众思想大解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自然法学自然权利观念是在近代传入到中国，特别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取得胜利，自由、平等的观念在中国传播开来，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并在1912年《临时约法》中规定了人民的权利，此前的任何封建法律均没有体现人的自然权利，这是自然法学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产生的深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中国与外国的逐步接触，自由、平等的观念在中国社会传播，大大解放人们思想。

这种自然权利的观念在当今的社会也成为人们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社交礼仪等方面的指引准则，这对促使社会和谐发展必不可少。

这些观念不仅人们值得倡导，今后政府也需要有意识地引导，让其更充分体现其价值对社会变革、人们思想解的作用。

(二)自然法价值取向对中国宪法的指导。

自然法学的观念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制定的宪法文件中，始终贯彻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如英、美、法等国的《权利法案》、《人权宣言》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宗旨。

首先体现在这些文件宣告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

现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第2 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这在宪法文件确定任何的中国人在政治地位，人的权利、义务的平等性，在中国社会法制上，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正式写入了宪法。

这是我国人权理论的重大发展，它与国际社会的人权宪法化和成文法化的趋势是一致的。

正如我国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把应然权利写入宪法，是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自信的表现。

”人类的应然权利，一直是法哲学或自然法学探究的权利形态，正如新自然法学所揭示的那样，这些权利实际上已经开始在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和各国宪法的修改中不断地“被写了出来”，并出现了多元化倾向。

这也是自然法学价值的导向的体现。

（三）自然法学指引道德的法律化。

在自然法学思想价值指引下，社会道德中的诚实信用、公平、等价有偿等道德准则，已通过立法上升为我国民法的原则，将其上升为法律要求人们一体遵循，意味着自然法学思想指引道德向法律的渗透。

这些民法原则在司法中的运用，为法院等司法解决社会纠纷提供正确的准则，发挥重要的作用。

（四）自然法学是中国制定民法典的法哲学基础。

中国正在进行民法典的编纂工作。

作为一部保障人的生存，促进人的发展的法律的，民法典的问世不仅将促进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对于科学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安定等，都将有深远影响。

要制定出能担此重任的民法典，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法哲学理念。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应以自然法的思想为其法哲学基础。

（五）、自然法学的价值取向指引司法工作者正确处理有关法律纠纷，提供解决问题的工具。

自然法学人性、公平、平等、秩序的理性观念，这对法律工作者的处理法律事务提供准则。

因为社会纠纷纷繁复杂，特别涉及群众性、集体性的案件更为敏感，若处理不好后果难以预料，这些情况对司法工作者的要求更高，不仅要求具备法律专业的知识，更要从大局出发，灵活运用有关准则，在法律范围内，从公平、公正、秩序等方面处理法律问题。

如果生硬地搬用法条、没有从理性的原则处理，也很难达到好的效果。

正是自然法学强调人性、理性、公平、公正的理念，法律工作在牢记自己的工作职责，又能灵活运用这些理性则准，无论纷繁复杂的法律问题，也可以妥善解决。

（六）自然法学的价值取向指引立法者制订更适合社会发展的法律。

自然法植根于人的理性意识。

自然法中的“自然”就是人类共同具有的合理的精神。

因此，自然法就是理性的法。

自然法的倡导者认为，通过理性的力量，人们能够发现一个理想的法律制度（1）。

自然法理性的意识对中国立法者在立法过程具有引导作用，制订出既贴切社会实际、又能够得到有效、全面执行的法律、法规，避免恶法出现造成的不良后果。

（七）、自然法价值取向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法理和法治。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出现的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自然法中民主、自由、平等、秩序、人性、理性的观念符合法治的客观需求，况且自然法一贯反对人治、专制统治，与法治的一脉相承。

现阶段的中国是在逐步迈向法治的过程中，如果立法、行政、司法、执行等部门均能重视自然法学的价值取向，对于健全中国法律体系，进行法治，大有所裨益。

（八）、自然法学价值取得有助于中共制订正确的方针、路线、政策，使中国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自然法学强调人的自然权利、以人为本，与现阶段中央提倡“以人为本”全面促进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思路相一致，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过去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的中国社会，不平等的观念根深蒂固，以人为本的思想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即使解放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经济、思想解放等方面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蹶而就，现在中共提出过“以人为本”，是一种尊重人的自然权利，对人的充分尊重，不仅从着手解决民生问题，提高人的社会生活质量作为基础，更是为社会营制适合人类生存环境，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制订法律、法规、政策，落实有关方针、路线等方面均全面考虑人的因素，重视人类生存、发展，尊重个人、体现个人的价值，这方面是中国社会的伟大进步，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九）、自然法学自由、平等、秩序、正义的价值取向对中国实行法治，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理性的价值导向。

从价值上讲，法律是保障自由的，平等是法律价值的追求，正常的社会秩序需由法律规定和保障，正义是使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深入人心；正义促使了法律地位的提高。

依法治国是突出法律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强调法的治理。

自然法学的价值取向符合法治的精神，对中国实行法治，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有重要借鉴。

三、自然法学的价值取向不仅在过去发挥重要作用，现在中国的立法、司法、社会治理等方面均值得借鉴。

自然法学虽由永恒的、普遍适用的一般原则构成的。

但奥地利现代法学家阿·非尔德罗丝这样写道:“自然法并不与法学意义上的社会制裁发生关系，它是由先行于实定法的，被理性的自然之光照亮了的各种原则构成的”，“自然法”不过是“人类社会的模式，．．．．．社会秩序的原型，决非构成法律秩序自身内容的基本规范。

”（2）所以自然法学的原则＼价值取向的借鉴，对中国法制建设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现代实证主义法学方法的本质分析作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领军人物,哈特成功地将语义分析方法引入法学领域,导引了一场新的法学革命。

在法学方法上,他既主张只凭借实际知识的总结来指导全部研究,即追求凭感觉经验获得的知识,又对价值、道德更突出地加以论述。

由于“价值先定”方法日渐明显,不少学者认为哈特使其学派传统产生了极大变形。

如其学说涉及了“法律规则的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与承认规则的效力来源问题,承认了法律与道德“联系的不容质疑的存在”。

这表明哈特的研究对象已不局限于实在法这一传统分析实证法学的固有领域,接近了自然法学的法律道德化观点。

最重要的是哈特明确将“最低限度自然法”加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中,这似乎为其学说倒向自然法学做了自认。

因此,Ｎ·Ｂ·雷诺兹指出,哈特的《法律的概念》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律实证主义者“退却的第一个重要的一步”,沈宗灵教授则说得更明白:“尽管他的学说是以法律实证主义为基础,并被公认是战后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但他的学说又具有向自然法学靠拢的特征。

” [1]可以说,学界认为现代实证主义法学在其前辈的“次要方法”上渐行渐远。

若从方法论上说,就是发生了“方法偏移”,而其性质是自然法学的,甚至有学者断言自然法学方法强势已成定局。

笔者则认为,从方法论上说,以哈特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法学是兼收逻辑语义方法与经验分析方法合理内核,力求二者最优结合模式的一种创造,其适用价值问题的意味与自然法学是不同的。

(一)在研究范围上,现代分析法学承认了法律与道德有极大的联系,这似乎印证了其自然法转向。

但事实上,对自然法学派而言,把法律纳入道德是为了筛选法律,为实在法设定一个价值要求。

而对新分析法学家来说,讨论人们对法律的认同及实在法中的道德渗透是为巩固分析法学正当性基础,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心理分析。

在道德含义上,自然法学是本体性描述,分析实证主义则是事实性描述,后者更宽泛。

归根结底,他们从不认为法的形式必须向内容俯首。

在这种意义上,变化只在技术上,将它与自然法学类比是不妥的。

而社会实证主义虽关注价值,但并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与自然法学有亲和性。

其实质是现行条件下对价值的选择,与自然法以价值阉割现实的坚定论断差异也很大。

(二)其理论中不存在本位性的不变规范。

即使哈特的“最低限度自然法”也并非自然法学之自然法。

首先,它有内容实证性。

正如哈特指出,“这一类因果说并不依靠公理,它们也不是由有意识的目的或宗旨做媒介的,它们是由社会学或心理学通过概括和理论的方法,基于观察,在可能的条件下基于实验去确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