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微观经济学翻译——毒品罪犯监禁实证分析

毒品罪犯监禁的实证分析【摘要】因毒品犯罪被监禁的囚犯人数从1980年到2000年增加了15倍，本文首次尝试对政府禁毒政策巨大转变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涉毒囚犯的增加导致了其他类别罪犯的服刑时间的减少，尤其是那些不是很严重的罪行。

并且毒品罪犯的监禁对于减少暴力以及财产犯罪的影响与关押其他类别的罪犯一样有效。

同时还发现毒品价格由于毒品惩罚的加强，从1985年以后上涨了10-15%。

根据以往对于毒品价格需求弹性的估计，我们估算可卡因的消费减少了20%。

【正文】有关打击贩毒的国家政策在过去的20年里，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在1980年，美国大约有24000的囚犯是因为毒品犯罪被捕，20年后，这个数字已经将近400000。

相对于1980年，州以及国家监狱的囚犯中因毒品犯罪被捕的大概不到8%，现在这个数字却已经超过30%。

毒品犯罪被捕人数大幅度上升发生美国毒品使用稳步下降的时代（Reinaeman and Levine 1997）。

理论界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分析了：增长的针对毒品交易的刑事法律所带来的结果以及原因，（Boaz 1990，Duke and Gross 1993，Rasmussen and Benson 1994，Donziger 1996,Nadelman 1997）。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毒品的使用和销售带来了一系列的外部效应，比如社区的破坏、犯罪，艾滋病的传播，从而他们觉得减少毒品的消费是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但也有一些例外，一些学者对这样的国家政策持反对意见，包括监狱毒犯人数的持续增加。

甚至有些以往的支持者也对打击毒品的执法力度的持续增加持有保留意见（Alter 2001，Perez-Pena，2001）。

尽管有人开始重视毒品政策的问题，但是，目前理论界还是明显缺乏对于这些政策影响的严格的实证研究。

Benson and Rasmussen （1991），通过使用关于佛罗里达各州的横截面数据，发现毒品犯罪捕捉率高的州，对于财产犯罪的处理率就小，他们认为由于打击贩毒的警力资源的增加就减少了打击其他犯罪的能力。

一方面，Miron（1999）证明了谋杀率与毒品酒精的抵制政策力度是正相关的。

在另一方面，DeSimone发现，可卡因的价格和犯罪率之间是负相关的，从而表明，毒品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少犯罪的。

至于有关制约毒品消费的刑事法律的影响，Desimone（1998）和Chaloupka，Grossman以及Tauras（1999）发现了有关毒品使用的约束程度与更高的毒品消费之间有着弱的负相关的关系，Farrelly et al.（2000）认同他们的观点，他也认为大麻的惩罚力度与大麻的使用之间有着负相关的关系。

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从事于评价抵制毒品的刑事法律政策的其他基本方面的实证研究，比如在何种程度上，毒犯的监禁人数的增加减少了监狱其他罪犯的人数；相对于其他罪行，毒犯监禁带来的相关犯罪的减少，毒品的惩罚力度与毒品价格之间的关系等。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首次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解释，首先，我们检查是否由于监狱容量的限制，监禁大量的毒犯减少了从事其他罪行的罪犯被监禁的时间。

我们发现，这样的排挤效应是存在的。

尽管增加的毒贩的监禁人数带来了其他罪犯更快的被释放，但是由于这种方式带来的潜在的其他罪行的增加是很小的：1980年以来，由于分配更多有限的监狱给毒犯，财产或者武力犯罪的比率只增加了1%-3%。

对毒犯惩罚的变化也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影响犯罪水平，例如毒品犯罪和其他罪行之间要么是替代关系，要么是互补关系，或者毒品惩罚的变化会影响建立或维持毒品财产分配权带来的暴力犯罪水平。

然而，我们发现监狱毒贩每增加一个带来的暴力和财产犯罪的减少与监狱每增加一个暴力或者财产犯罪带来的犯罪的减少是相当的1。

然后我们又对毒品惩罚对于可卡因价格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通过使用有关可卡因价格的市级面板数据，（样本来源于卧底取得的有关可卡因的市场价格），我们发现，对于毒品的越严厉的惩罚会带来大量的毒品价格的增长。

1985年-1996年中间毒品惩罚的稳定性和强度的增加带来了可卡因市场价格上涨了12-14%，这些发现表明，现有打击毒品的政策使得毒品供应者成本的大幅度上升。

目前对于长期的烈性毒品（比如可卡因、海洛因以及鸦片）的需求价格弹性的估计在-1 — -1.8之间(Van Ours 1995, Saffer and Chaloupka 1995,Grossman and Chaloupka 1998, Chaloupka, Grossman, and Tauras 1999, Liu 1999)。

所以，1985年-1996年之间，由于毒品惩罚力度增加带来的毒品价格的上涨，毒品消费的减少应该大概是20%。

当然，不得不提，我们进行研究存在着大量不可忽视的局限性。

第一，我们使用的数据虽然来自1这里体现了：要么毒犯从事其他罪行的速度与这些罪犯从事其他罪行被监禁的速度相当，要么由于毒品犯罪监禁带来的毒品交易的减少会直接带来暴利以及财产犯罪的减少。

于最佳的来源，但是仍然存在数据可靠性的问题2。

第二，虽然我们考虑了一系列不同的结果，但是仍然还有其他跟禁毒政策有关的结果我们没有进行检验，比如禁毒对于市政或者国家财政预算的影响。

第三，我们没有能力来检验毒品政策相对于其他替代方法的有用性，比如增强戒毒手段的可用性。

尽管我们发现对于打击毒品的刑事法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成功，但是也许还有其他方法，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取得同样的结果。

第四，我们进行的多数解释之间实际上都是相关的，尽管之前已有文献强调刑事司法体系内生性问题的重要性(Fisher and Nagin 1978, Levitt 1996, Levitt 1997)。

然而，在大部分应用中，我们都是可以记录由于内生性问题而带来的偏差的。

文章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简略的回顾了相关的毒品经济学理论，第三部分介绍了有关监禁毒犯的增加对其他罪犯挤出效应的估计，第四部分解释了监禁规模、预计对毒品和非毒品罪犯的惩罚，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之间的关系，第五部分估计了毒品惩罚和毒品价格之间的关系，第六部分是总结。

第二部分毒品犯罪经济学以及美国毒品公共政策对于区分非法毒品市场与其他商品市场最显著的经济学特征就是通过刑事处罚对其分配与使用进行严格的限制。

图1体现了过去二十年，美国毒品政策的深远变化。

表中显示了成人由于毒品犯罪被捕的人数与新增的被监禁毒犯人数的时间序列数据，为了便于比较，图中也显示了由于重罪（财产和暴力犯罪）被捕和这些罪行新增被监禁人数的数据3。

在所有情况下，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1980年的指数设为标准值100。

图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监狱每年毒犯人数的增加在不到十年内增加了多于十倍，监禁的毒犯人数的增加远远快于毒犯被捕人数的增加，尽管毒犯被捕人数在这段时期内增长速度超过3倍，每年以超过1500万人的速度增加。

虽然在图中没有体现，但是毒犯人数的增加趋势与每年毒犯新增人数的增加是等同的，体现了在被捕入狱的条件下，毒犯人数的增加不是来自于长期徒刑的结果。

非毒品罪犯的人数基本保持持平，但是每年增加的非毒品犯罪人数却增加了两倍，因此，尽2有关毒品消费和价格的州数据使用的高度批评见国家调查会议（2001）3我们使用这样特殊的州监狱的数据是因为在整个研究的期间内，变量的连续数据可以收集到，但是联邦监狱的数据并不能完整取得。

管没有毒品监禁那么明显，但是用来关押其他罪犯监狱的增加趋势也是很明显的。

对毒品的禁止与庇谷税带来的效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庇古税能够使得烟草酒精等类似产品的外部效应内在化。

Rasmussen 、 Benson (1994) 和 Miron、Zwiebel (1995)解释了有关违禁物品的经济现象，在价格固定的时候，违禁物品的供给可能要低于自由交易的物品，为了避免被发现给产品的生产与分配带来了低效率。

例如，在当前的管理体制下，可卡因都是在南美的一些比较偏僻的地区，以小规模不经济的方式进行生产，然后产品再以高成本的方式私运进美国境内，最后在零售分销商的储藏室进行包装4。

此外，产品的市场价格必须上涨来弥补分销商被执法机构惩罚和大量违禁物品被没收的风险5，缉毒署（DEA 1996）估计，1996年全球可卡因的生产高到700公吨，同年，全球没收的可卡因超过200公吨，大约是总量的30%，全部没收总量的大部分都是由联邦执法机构没收的。

在需求方面，在任何给定的价格下，由于可能受辱以及可能被惩罚的影响6，非法药物的消费量可能要低于合法药物的消费量。

因此，根据标准经济模型，可以预测：当某产品被禁止，产品消费的数量毫无疑问会下降，但是对于产品的价格的影响还不确定。

就像图1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对于毒品惩罚力度有着大幅度的增加，考虑到，针对毒品的惩罚几乎都是针对贩毒者而不是吸毒者7，我们可以预测：惩罚力度的加大应该带来毒品价格的上涨以及毒品消费的下降。

但事实并非如此，图2呈现了美国每年可卡因的估价以及消耗量，图中的数据来自于Rhodes 、Kling (1997)的研究，他们使用了缉毒署关于毒品私下购买的资料库。

我们使用了两套不同的方法来估算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每年的可卡因消费总量，一套是来自于兰德公司4虽然Miron (2000)讨论了，非法产品成本的增加实质上与为了避免被发现而带来的费用是相等的。

5对政府禁毒政策的批评来自于毒品市场人力供给是相当有弹性的（Moore 1990, Rasmussen and Benson 1994），如果一个毒品的交易者被抓了，但是为了毒品生产的顺利进行，会有另一个人代替他的位置。

即使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可以预期毒品犯罪惩罚力度的增加带来了人力供给曲线的内移，毒品交易者需要获取补贴来弥补他们所承担的风险。

Levitt 和Venkatesh (2000)通过实证证实了进行毒品交易的风险的增加带来了毒品交易者收入的增加。

6抵消这些因素的影响可能来自于“禁果”的性质，人们更愿意消费非法商品。

7根据司法统计局的数据，虽然大概3/4的与毒品有关被逮捕的人是由于财产犯罪而不是贩毒，2/3的由于毒品被监禁的人是由于贩毒，很大一部分的贩毒者被监禁入狱。

贩毒者的平均最高刑罚有三倍多。

因此，1993年，我们计算的数据显示了86%的与毒品有关的监禁是由于贩毒。

在一定程度上，被判财产罪的囚犯中有一部分是由于携带少量毒品的毒品交易者，所以，真实的数值应该更高。

的研究员之一(Everingham et al. 1995)，另一套来自于Rhodes et al. (1998)8。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多数时期，可卡因的价格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并且之后一直保持着平稳的状态，然而可卡因的消费随着价格下跌大幅度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