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蚊刑》管窥孙方友新笔记体小说创作特色

从《蚊刑》管窥孙方友新笔记体小说创作特色作者：李喜民来源：《魅力中国》2017年第06期摘要：文章以《蚊刑》为例，从主旨表达、情节结构、细节运用、语言技巧等方面，论述了孙方友新笔记体小说创作的基本特色，指出孙方友新笔记体小说创作在继承古人创作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敢于尝试，开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

关键词：孙方友；陈州笔记；笔记体小说；蚊刑；创作特色孙方友（1949-2013），河南淮阳人，我国著名作家，被誉为中国当代“新笔记体小说之王”。

其作品集《陈州笔记》（由《陈州笔记》和《小镇人物》两个系列构成）以古陈州文学地理为中心，站位于民间的精神立场，以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创造出集人文历史、人物传记、社会百科为一体的不可重复的文化天地。

作者调动自己丰厚的创作资源，以及其丰富的想象力匠心独运地塑造上千名小说人物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

因此，有文学评论家称其为继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之后中国文学笔记小说的又一座高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孙方友的新笔记体小说具有很强的传奇特色，表现出故事情节奇、人物形象奇、主旨立意奇。

这使他的新笔记体小说具有一种很强的诱惑力。

创作于1989年的《蚊刑》便是最能体现孙方友新笔记体小说创作特色的佳作之一，给读者带来了妙趣横生的审美愉悦，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极高的文学素养。

本文旨在透过《蚊刑》创作的分析，管中窥豹，以期领略孙方友新笔记体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

一、意蕴之美：含而不露，寓意深远《蚊刑》给我们刻画了一个“睿智”的贪官形象。

作者在文中写到，为独占当地火艾生意，贾知县每每抓到偷售火艾者便施以蚊刑。

不仅如此，贾知县还将蚊刑偶尔施之于倒卖火艾的土匪和惯偷。

但土匪们可不甘心受此侮辱，他们即以其人之道，以反制之术在夜里绑了贾知县并以蚊刑惩罚之，为受蚊刑的兄弟们报仇雪耻。

令土匪们没有想到的是，贾知县受了一夜蚊刑下来，竟然没有死。

土匪们对此感到十分奇怪，便问贾知县为什么能够逃过一劫。

贾知县笑着回答道：“蚊子，懒虫也，吃饱喝足便是睡觉！吾一夜如眠，怕的就是惊动它们。

这样一来，后边的蚊子过不来，趴在身上的已喝饱，是它们保全了我！说出道理来怕你们不懂，这就叫逆来顺受！”土匪们不相信，质问为什么自己的兄弟们受了蚊刑皆难逃死劫。

贾知县回复道：“这就怪他们自己了！蚊刑中有明文规定：天明不死者放生。

可他们耐不住，来一批蚊子刚喝饱，他们便摇头晃身，把它们赶跑了，于是又来了一批！一夜之间，赶跑一批又来一批，赶跑一批又来一批……如此循环，那血哪有不被喝干之理呢？”土匪们无不惊叹，匪首也顿悟其中道理，于是便放了贾知县。

行文至此，一个“睿智”的知县形象跃然纸上。

贾知县“睿智”，如果公正廉洁，一定能造福一方，应当是陈州百姓一福。

很遗憾，贾知县乃一贪墨之徒，实为陈州一祸。

孙方友在文中说其为人刁毒，搜刮民财，不择手段，人送外号“花脚蚊子”。

而陈州的花脚蚊子是咬人时很轻，后果则非同一般，又肿又硬，奇痒难忍。

孙方友在文中不着意写贾知县如何贪墨，几笔交代了事，却细写其如何睿智。

就是因为贾知县“睿智”，所以其咬人时很轻；也还是因为贾知县“睿智”，所以咬人后的后果非同一般，极其严重，以致“又肿又硬，奇痒难忍”。

孙方友妙笔画贪官，实是一绝！陈州蚊虫之多之厉害实在不可思议，贾知县能够想出用“蚊刑”来惩罚那些偷售火艾的“犯法”之人，其用心阴险手段毒辣毫不逊色于那些蚊花脚蚊子。

可是当土匪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时，人们自然等待贾知县自食其果。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贾知县不仅没有被蚊子叮咬致死，而且还得意洋洋地发表了一通免受死刑的大道理。

对于蚊虫叮咬，贾知县说一定要“逆来顺受”，其言外之意实际就是让土匪们明白：对于我这样的“花脚蚊子”，你们要学会忍受才能保全自己。

横行霸道的土匪们哪里信得了贾知县的这般道理，于是匪首怒吼。

但听了贾知县的一番解释后匪首顿悟，他这才明白了即使赶走了这个贾知县，以后还会有其他的“贾知县”。

作者在这里十分含蓄地揭露了一个当时的社会问题：如果不从根本处解决腐败问题，而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把贪官一赶了之，也就永远不能根治贪腐问题，贪官们来一个就刮走一笔，老百姓的“血”怎么会不干呢？小说也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现实：当时的中国人大多是“逆来顺受”的，有如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般，足见其揭露现实之深刻。

作者这里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比兴手法，于短短尺幅内尽写当时中国黑暗之官场，生动地表达了对现实的观照，可谓蕴意深远，值得玩味。

在《陈州笔记》里，《程老师》《张氏修车铺》《狱卒》《雅盗》等作品也都以其善用比兴、寓意深远的艺术手法，生动的诠释着孙方友新笔记体小说的创作理念。

二、情节之美：跌宕起伏，一波三折《蚊刑》篇幅很短，全文不超过1500字，但为了构思奇妙以成精品，孙方友反反复复在脑海里酝酿这故事几近二十載。

为作扎实的铺垫，作者用了近800字左右的笔墨来交代陈州的“花脚蚊子”之烈之害：“此地蚊虫，针长翅大，肚明腿花，为花脚蚊子，咬人贼轻，过后则又肿又硬，奇痒难忍，素有‘飞蛇’之称。

”于是导致火艾在当地十分紧俏。

贾知县为垄断火艾生意，发明了神奇的灭绝人性的蚊刑。

“蚊刑，顾名思义，就是用蚊子叮。

让人把罪犯衣服扒光，然后缚了，划船送到河心，看守守在四旁，坐在吊了帐子的船上。

受刑者如若天明五更身亡，罪有应得；如若命大不死，当场放生。

可大多受蚊刑者，皆撑不到黎明，便浑身浮肿，一命呜呼。

”被刑者奇痒难忍惨痛无比，很多人都难逃此劫。

作者流畅的叙事让人读起来如身临其境，毫无阻塞干巴之感。

有此厚實的故事背景：蚊子猖獗——火艾供不应求——贾知县实行垄断，发明蚊刑——被蚊刑者大多一命呜呼——贾知县被土匪蚊刑——但却安然无恙，用贾知县的话说“‘这就怪他们自己了！蚊刑中有明文规定：天明不死者放生。

可他们耐不住，来一批蚊子刚喝饱，他们便摇头晃身，把它们赶跑了，于是又来了一批！一夜之间，赶跑一批又来一批，赶跑一批又来一批……如此循环，那血哪有不被喝干之理呢？’”孙方友在这样短小的篇幅之内，还能随心所欲不逾矩，游刃有余地结构故事情节，显示出“翻三番”式的潇洒动作，使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枝繁叶茂，既表现出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的优美神韵，又蕴含有现代小说的艺术成分，读来让人拍案称奇，叫好连连。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蚊刑》是一篇经过作者认真构思、精心设计、手法娴熟的的心血之作。

在《陈州笔记》里，能够体现作者“翻三番”叙事理论的佳作还真不少，诸如《泥兴荷花壶》《名优》《陈州药号》《花船》《黄氏面条铺》等，都能品读到波浪相拥峰峦相随的美景，给人无限惊叹。

三、细节之美：精于雕琢，见微知著孙方友的家乡淮阳古时为陈州。

孙方友从小就生活在这弥漫着传统文化气息的环境中，耳濡目染之间，学习着、感受着、传承着传统文化丰富的思想精华，同时他还善于学习新知识新理论，从当代多元文化尤其是现代小说中汲取有益养分。

如重视环境氛围的渲染，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强调细节描写的运用，“文小而指大”，极具艺术概括力。

《蚊刑》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作品中对蚊刑场景的描写，动静结合，虚实相间，形象生动，栩栩如生，足见作者极强的文字功力。

在《蚊刑》中，还有不少耐人寻味的细节描写，比如写“洗澡”和“大解”时要防止蚊叮：“要带火艾，一手举着在头上绕圈儿，一手搓灰洗身，稍慢一时，蚊虫便黑压压落满前胸后背，搭手一拍，鲜血满掌。

晚间大解，更需火艾，一手提裤脱裤，一手拿火艾身前身后甩。

若不然，落下黑麻麻一层，屁股当即要‘肥’一圈儿。

”真是美到极致。

但更为叹为观止的是它的结尾“这就怪他们自己了！蚊刑中有明文规定：天明不死者放生。

可他們耐不住，来一批蚊子刚喝饱，他们便摇头晃身，把它们赶跑了，于是又来了一批！……如此循环，那血哪有不被喝干之理呢？” 寥寥数语，似裂帛之音，揭示了人性深处的劣根性。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贾知县是一个多么无耻的人，但他的歪理悖论却有让人信服的地方，很值得推敲。

于是“匪首顿悟，当下就放了贾知县。

”悖论救了自己的性命，不能不为之“叹服”。

四、语言之美：简约古雅，含义无穷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情节、思想、情感等均由语言承载，因而语言水平之高低，直接影响着文学作品的质量。

孙方友《陈州笔记》之所以被人们称之为新笔记体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从其小说对古典语言的推崇和化用作评的。

在他的小说中，文言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精简优美，富于表现力的文言词句俯拾皆是。

孙方友“创造出一片文化地域”的创作理念，首先在他极具特色的语言中体现出来。

孙方友的新笔记体小说的语言有很多是在现代白话文中间有机加入古汉语字词，使得小说语言典雅精炼，质朴隽永，有书卷气，颇具古代笔记小说语言之神韵。

《蚊刑》这个短篇就颇具语言运用之美。

一是“四字格”短句的运用。

“四字格”整饬、对称、美观，音调协调，能把文章表现得简洁含蓄，便于构成短句。

同时“四字格”在语言的音韵方面，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念起来琅琅上口，富有节奏感与音乐感，在阅读中便于出口成诵。

《蚊刑》和孙方友其它的新笔记体小说一样，大量地使用了“四字格”，把小说写得既简洁含蓄又富有意蕴。

如：“蒲草丛丛，荷花片片”，“ 团团而来，团团而去，云集之处，铺天盖地，‘嗡嗡’之声，能传百步之遥”，“ 为人刁毒，搜刮民财，不择手段”，“时处盛夏，蚊虫极多”等等。

孙方友在他的新笔记体小说中大量使用“四字格”，在这些“四字格”当中，多数是成语，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根据自己描写的需要，临时或组合、或创造而成。

二是巧用方言俚语。

“四字格”虽有味道，但缺少变化，如果用的多了就不免有些呆板，缺少灵动活泼的气象。

在作品中引进富有地域特色的方言俚语，能够让文学作品富于生活气息，显得生动形象，念起来悦耳动听，还有利于个性化的表达，这样的语言也就自然使人感到亲切有味、富于表现力。

方言俚语的灵活运用，形成了作者自己所特有的、丰富的词汇系统，使他用笔记体小说表现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时，显得更加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蚊刑》的语言特色，体现着孙方友新笔记体小说一贯的语言个性。

孙方友曾说过：“光从语言学的角度來说，汉语的张力就不是其他语言所能企及的。

它字字可以卓然独立，句句可以含义无穷。

如孔孟、老庄、周易短者数千，长者两三万字，便可包罗万象，称为经典学说。

这些传统经典不但是精神传承的基石，而且还留给我们一种‘浓缩’的思维方式，寥寥数语，便有泰山压顶之险，雷霆万钧之势。

但‘浓缩’并不等于‘简化’！”我们读孙方友的《水妓》《女保镖》《泥兴荷花壶》等其他新笔记体小说，也能感受到这种语言表现的张力和韵味。

孙方友新笔记体小说的语言风格业已形成，作者的思想和情感，时代的风云和辙印，众生的喜乐与喟叹等，无不是凭借着这些极富表现力的文学语言，走进人们的心灵深处，并在那里拓展出又一片想象的空间，使作品的价值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