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期末考试复习题

古代文学（四）

台阁体：是指明永乐到成化年间，以当时馆阁文臣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内容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代表作如杨荣《随驾幸南海子》。但台阁体内容单一、形式刻板，很难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作者的真实情感，无艺术生命力，后来逐渐走向了衰退。

茶陵诗派：兴盛于明代成化、正德年间，因该派首领李东阳为茶陵人，故称茶陵诗派。主要成员有谢铎、张泰等。代表作李东阳的《茶陵竹之歌》。茶陵派摆脱了台阁体的束缚，表现出更广阔的生活视角，抒写真情实感。李东阳提倡“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声调节奏等法度的掌握，以图洗涤台阁体单缓冗沓的风气，振兴文坛。影响了后来的“前七子”的创作。

竟陵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受公安派影响，提出重“真诗”，重“性灵”。看重向古人学习，锺、谭合作编选《诗归》。追求一种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客观上纠正了明中期复古派的拟古流弊。但他们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徐渭《四声猿》：徐渭的《四声猿》语出郦道元《水经注》，“猿鸣三声泪沾裳”，鸣四声则更属断肠之歌。作为一组杂居，《四声猿》包括了《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4本短戏。多为讽世杂剧，创作活泼畅快、汪洋恣肆，不避人间烟火与市井气息，善于讽刺，在明杂剧剧坛上独树一帜。澄道人的《四声猿引》谓徐剧“为明曲之第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指汤显祖的《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和《紫钗记》四部传奇。因作者是临川人，且剧中写人物梦境，所以称为“临川四梦”。展现了他的“至情”论，包括“真情”和“矫情”两方面。前二梦属于儿女风情戏，表现“真情”的力量；后二梦属于官场现形戏，劝戒世人超越对“矫情”的贪恋。其中，《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影响了后来的临川派。

“四大戏曲”：《桃花扇》、《长生殿》、《琵琶记》、《牡丹亭》。

《牡丹亭》的人物性格冲突（包含有人物形象）

《牡丹亭》不仅写了外在事件的矛盾，更描绘了主要人物不断发展着的性格，并使得隐性的、内在的戏剧冲突渐次升级。

一杜丽娘，春香与柳梦梅构成了全剧冲突的正方。

（1）杜丽娘。杜丽娘才貌端妍，聪慧过人。四书能逐一记诵，对父母孝顺，对老师敬重；对美与爱强烈追求；心细如丝的分析能力和独立识见；具有反叛束缚、酷爱自由的精神。她的性格经历了三次发展。1由唯唯诺诺的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发展到用于决裂、勇于献身的深情女郎。这是杜丽娘性格的第一度发展，梦境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之不得不以燃尽生命为代价，病死于寻梦觅爱的徒然渴慕当中。

2面对阎罗王时敢于据理力争，身为鬼魂而对情人柳梦梅一往情深，最终历经险阻，为情而复生与柳梦梅在十分简陋的仪式下称意结婚。这是杜性格的二度升华。

3对历经劫难，终得团员的胜利果实的保护与捍卫。面对爹爹再三弹压自己夫君的淫威，回应父亲要将自己打死的狠心，杜丽娘慷慨陈词，保护着自己的爱情与婚姻。

（2 ）丫头春香。春香是一位活泼可爱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春香正是杜丽娘性格中调皮、直率层面的外化。闹学的主角是她，而后台则是杜丽娘，发现后花园的是春香，而在后花园演出一幕男欢女爱好戏的，正是小姐本人。

（3 ）书生柳梦梅。柳梦梅的性格基调是痴情、钟情和纯情。拾到美人像便想入非非，就着图像叫出真身来，此谓痴情；在梦中便于素昧平生的杜丽娘结合，此谓钟情；杜起死回生后对她忠心不二，此谓纯情。二杜宝和老先生陈最良，构成了本剧内在冲突的反方阵营。

（1 ）杜宝代表的是顽固的封建统治阶级。杜宝最为父亲，对女儿也颇为关心，还特为丽娘延师教化；但这位固执而呆板、严守封建伦常的父亲，却从未真正关心过女儿的身心发展和情感变化，人格扭曲，心理异化，不仅缺乏最起码的家庭温情，而且绝情绝义，为了维护官场上的清誉，拒认女婿，当他得知女儿复活后，甚至请皇上擒拿妖女。

（2 ）陈最良是陈腐迂阔的封建教化系统的代表。他缺情寡感，对丽娘的行为大加斥责，用他的话说，他活了一辈子，从不知伤什么春，动什么情。

简述《牡丹亭》的题材渊源及对题材的改造。（参考）

《牡丹亭》是明代作家汤显祖“临川四梦”中的一部传奇。这部传奇在社会上影响最大，并奠定了作者作为中国古代戏曲大家的地位。《牡丹亭》的故事取材于明代短篇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记》。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太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

汤显祖将话本的认识意义与审美价值提升到新的高度。作者对题材改造和主题的提炼，使传统的还魂故事具备了强烈的时代气息，突出了明代后期人性解放的鲜明旗帜，反映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情”与“理”的尖锐冲突。主要体现在：首先，有意强调了杜与柳双方门第的差异；再次，围绕争取爱情自由这一根本戏剧冲突而展开人物形象的塑造。话本中的杜丽娘是个典型的大家闺秀，作者在剧中淡化了这种淑女色彩，突出她的叛逆性格，并与杜宝和陈最良的卫道士形象形成鲜明对照，以强化反抗礼教、歌颂爱情自由为中心的主旨；第三，作者有意营造和描绘自由爱情现实的艰难历程。

《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揭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理想生活的摧残，暴露了封建家庭关系的冷酷和虚伪，同时，又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理想爱情和要求个性解放所作的斗争。

简析杜丽娘的艺术形象。

《牡丹亭》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是全剧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也是我国古代戏曲中最为动人的女性典型之一。杜丽娘作为“情”的化身，是一个十分感人的艺术形象。她从一个千金成长为一个反对封建礼教的斗士。为着追求幸福的爱情，身心的解放，个性的发展，她走过了一段由温顺而苦闷，再到感伤、不满，想要追求，进行反抗斗争，最终取得斗争胜利的道路。

1、她出生名门，是一个美丽聪明的少女，带有贵族小姐普遍的特点：温柔、驯顺、稳重。自幼受到封建文化教育和严格管束，她如同笼中的鸟，强烈渴望冲出牢笼。她为此精神苦闷、忧郁。老师对于《诗经》“后妃之德”的解释，并没有得到她的认同，反而激发了她青春的觉醒。在“游园”中她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美好青春与明媚春光的吻合，萌发了对幸福人生的憧憬和对理想异性的渴望。

2、在生存环境没能给她的理想实现提供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她只能到梦中寻找自己的理想。然而寻梦的失败使她由梦境的喜悦而徒然转为无限的悲怆，但她又不甘心就此死去，死前将自己的画像放在太湖石上等待梦中情人。

3、进入鬼域的杜丽娘，由于离开了封建礼教的管束而显得更为大胆、痴情。她不满足以幽魂的身份和情人聚会，她能为爱情而死，更情愿为爱情而生。她毫无顾忌的与阴间的判官据理力争，使自己还魂；还一鼓作气，让自己的非法叛逆婚姻得到家长和社会的认同。

杜丽娘美丽、聪明、勇敢，为了追求幸福敢于同封建礼教抗争。通过杜丽娘的形象，表达了当时广大男女青年要求个性解放，要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呼声。

清人张潮为什么说“《金瓶梅》是一部哀书”？（《金瓶梅》的悲剧性刘磊）

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也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具有浓郁的悲剧意味。

（1）表现了封建专制社会由于统治阶级集团的骄奢淫逸、贪赃枉法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而日暮途穷。如朝廷官员与西门庆勾结，以权谋私。

（2）写到了穷人们度日如年，卖儿鬻女，过着“把孩子卖了，只要四两银子”的悲惨生活。如第三十七回中“南首赵嫂儿家有个十三岁的孩子……只要四两银子”就卖给王六儿当丫头。

（3）揭示了中国16世纪商人的艰难崛起，及其在新的经济关系尚未得到真正发展的情况下，不得不与腐朽的封建势力相勾结的丑态。如西门庆凭着“近来发迹有钱”，靠勾结衙门，不法经商，财越积越多，官越攀越高。

（4）客观的表明了晚明涌动着的人性思潮，当还没有找到新的思想武器去冲击传统禁欲主义的时候，人的觉醒往往以人欲放纵的丑陋形式出现，而人欲的放纵和人性的压抑一样，都在毁灭着人的自身价值。腐朽的当然走向灭亡，新兴的也同样前途渺茫。

整个《金瓶梅》世界一片漆黑。它暴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反映了时代特征。

清初诗坛

（1）遗民诗人（名词解释）：明末清初的诗人群体，包括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代表作顾炎武的《海上》。他们由明入清，受民族思想，爱国主义熏陶，对明朝深怀眷念，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与歧视。内容多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题，体验深切，感情真挚，反映易代之际惨痛的史实与民族共具的感情，笔力遒劲，沉痛悲壮，肇开清诗发展的新天地。

顾炎武：（亭林先生）

论诗“主性情”，反对模拟，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体现了他崇高人格和深厚学历，其格调质实坚苍，沉雄悲壮，接近杜甫。主题多抒发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反清复明和坚守气节是其诗突出的色调。如《秋山》写江南人民的反清斗争和清兵屠戮烧杀的罪行。

黄宗羲：（梨洲先生）

论诗称“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强调诗写现实，注重学问，推崇宋诗，与吴之振等选辑《宋诗钞》，推动浙派形成。诗歌感情真实，沉著朴素，具有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如《感旧》抒发亡国之痛，虽有悲凉之感，但不消沉颓丧，具有顽强精神。

王夫之（船山先生）

受楚辞影响，步武《离骚》，用美人香草寄托抒怀。表现“孤愤”是其诗突出的内容，如《补落花诗》以落花飘魂抒写胸中郁结的亡国之恨，含蓄蕴藉，深沉瑰奇。

钱谦益与虞山诗派：钱谦益（号牧斋），被称为清诗的开山宗匠。

主张：他强调时代、遭遇和学问的重要性。建立起“诗有本”的真情论，以真诚感情为核心，达到性情、世运、学养三者并举。他还主张转益，兼采唐宋，广收博取，推陈出新，补救了明七子诗歌缺点，起了“导平先路”的作用。所作诗歌各体兼擅，尤工近体，七言律诗情词怆恻，沉雄苍凉，有杜甫之风。

代表作：《后秋兴》里面对中兴在望，一扫哀悼明亡的悲怆凄苦，为郑成功反清复明的胜利唱起嘹亮的凯歌。影响了后来的虞山诗派。

虞山诗派：受钱谦益的影响，在其家乡常熟产生了虞山诗派，与云间派、娄东派三足鼎立。成员有冯舒、冯班等人。代表作冯班的《有赠》。他们反对前七子、竟陵以及严羽的以禅喻诗。诗歌沉丽细密，锤炼藻绘，抒发亡国之痛，婉而多讽。标榜晚唐李商隐而自张一军，使其声名大振。虞山诗派主张诗歌革新并能取诸家之长而自成风格，后又批评王士祯神韵说

吴伟业和“梅村体”：吴伟业以晚明清初的历史现实为题材，反映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会变故，描写动荡岁月的人生图画，志在以诗存史。痛失名节的悲吟，是他诗歌的另一主题。

梅村体：清初诗坛，吴伟业以唐诗为宗，(在继承元、白诗歌的基础上，辅以初唐四杰采藻缤纷，温庭筠、

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自成一种具有艺术个性的“梅村体”。其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以怆怀故国和感概身世荣辱为主，又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化。它以人物命运浮沉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组织结构，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代表作《圆圆曲》。

王士禛与康熙诗坛

“钱王代兴”：王士禛，别号鱼洋山人，受家庭熏陶，自幼能作诗，并有诗名，其诗受到诗坛盟主钱谦益的称赞，并希望他代己而起，主持风雅，即“钱王代兴”。钱谦益去世后，王士禛成为一代正宗，他论诗以神韵为宗，指出所谓神韵，要求诗歌具有含蓄深蕴、言尽意不尽的特点。

神韵说：清代前期，王士禛论诗以神韵为宗，提倡“神韵说”，在他的诗作中，风神杜绝的神韵诗占了主流，尤其是模山范水。风致清新，词句明隽圆润，音节流利跌宕，代表了其诗的主要成就和特色。所谓神韵，是要求诗歌具有含蓄深蕴、言尽意不尽的特点。以此为宗旨，对清幽淡远、不可凑泊而富有诗情画意的诗特别推崇，唐代王维、孟浩然诗正是其创作的典范。代表作《秋柳四首》。

在康熙诗坛上，朱彝尊和王士禛并称“南朱北王”；施闰章、宋琬也称“南施北宋”

选取一个人物论述明清词坛状况。

词的中兴：

1）浙西词派：清代以朱彝尊为代表的词学流派。龚翔麟选朱彝尊等六人的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词派推举姜夔、张炎一类婉约词人作品，并以张炎“清空”境界为作词最高标准。实际上比较注重词的格律和技巧，而对词的意境和内容有所忽略。

2）词坛流变

经过元明两代的沉寂，词在明清易代之际摆脱柔靡，出现中兴的气象。

一．揭开清词帷幕的是陈子龙。陈子龙于词推尊五代北宋，以“婉畅浓逸”为宗，沧桑变后，其《湘真词》抒写抗清复明之志和黍离亡国的哀思，突破闺房儿女的纤柔靡曼。接着是遗民词，王夫之、屈大均、今释澹归等为其代表。遗民词或写怀念故明，或记抗清复国，或咏物言志，表示不仕二性的气节，或以古喻今，寄托回天无力的悲愤，鼓荡其词风向现实靠拢的势头。王夫之有《船山古棹》初、二集和《潇湘怨词》，屈大均有《道援堂词》，今释澹归有《偏行堂词》，均是代表之作。

二．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

清初词坛流派，因开山作家陈维崧是阳羡人而得名。其他代表作家有万树、蒋景祁、史唯园、陈维岳等。政治上的非主流地位及深蕴的郁勃心理使他们的词风总体上以悲抑奇崛、凄清疏放为基调。

1）陈维崧在思想上尊崇词体，以词并肩“经”、“史”，摒弃词为“小道”、“艳科”的传统观念，继承《诗经》与白居易“新乐府”的精神，创作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有“词史”之称，如《贺新郎?纤夫词》，记赋役征订，战争破坏之苦。

2）陈维崧在艺术上词师法苏、辛，以豪情抒悲愤，但比辛词抑郁悲哀更重，也学苏轼逸怀浩气，但因生活沉重，没有苏词的洒脱旷达，感伤故国之情于悲愤苦涩里盘旋曲折。如《夏初临?本意》笼罩悲悼家园的阴影，令人黯然神伤。

阳羡派悲慨健举、潇骚凄怨之声，渐成难合形势要求的别调异响。

三．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

浙西词派因其主要作家都是浙江人而得名。朱彝尊是其开创者，与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龚翔麟号为“浙西六家”，与陈维崧并称“朱陈”，开创了清词新格局。

1）朱论词推尊词体，崇尚醇雅，宗法南宋，以姜夔、张炎为学习典范，以醇正之音，绵亘康雍、乾三朝。另外，还提出词的功能“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

2）朱彝尊的情词为世称颂，独具风韵。如《高阳台》“桥影流虹”，《城头月》“别离偏比相逢易”等，感情真挚，圆转流美。

3）朱身逢易代，故国沧桑，认为“言愁苦者”，要“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将磊落的不平之气和吊古伤今之情，化为歌儿檀板。如《卖花声?雨花台》“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抚今追昔，感慨物是人非，精辟有力。

浙西词派在朱的影响下，标举清空醇雅风格，蕴藉空灵，即使艳情咏物，也力除陈词滥调，音律和谐。但由于过于在字句声律上用工夫，限制了创造的天地，也给该派带来堆填弄巧的风气。

四．纳兰性德

清词振兴的硕果是纳兰性德，与曹贞吉、顾贞观合称“京华三绝”。

纳兰性德身为明珠长子，康熙进士，深受宠幸，但他厌倦随驾扈从的仕宦生涯，产生“临履之忧”的恐惧和志向难酬的苦闷，再目睹官场的腐败，个人命运的“幽怨”和回顾历史引发的惆怅，同悼亡的心灵创伤融为一体，酿成哀郁凄婉的情调，贯穿他的全部词作。如《好事近》“马首望青山”的思古伤今，《忆王孙》“西风一夜剪芭蕉”等抨击黑暗，都透现出词人的极度烦闷和不平，也折射出他“羁栖良苦”的悲哀与怨愤。

纳兰论词主情，崇尚入微有致。爱情词低回悠渺，执着缠绵，是其词的重要题材。如写给亡妻的《蝶恋花》“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中的倾诉与哀伤。

纳兰词真挚自然，婉丽清新，善用白描，不事雕琢，运笔如行云流水，纯任感情在笔端倾泻。他还吸收李清照、秦观的婉约特色，铸造出个人的独特风格。

曹贞吉，多咏物怀古、哀生伤逝之词。顾贞观，《弹指词》以情取胜，婉转幽怨。

苏州派：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其作者身份和作品都具较强的市民色彩。李玉早期《一笠庵四种曲》，包括《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被人称为“一人永占”。《清忠谱》写苏州市民反对魏忠贤党羽的真实事件，其成功还在于将纷繁的历史事件，经过艺术地选择、提炼、着意于表现人物的性格、精神，构成了谨严有序、形象鲜明又有激情关注于其中的艺术世界。《千忠禄》写巨大的历史变动给人们带来的失落感。

苏州派作家朱素臣的《十五贯》系改编宋话本，广为流传。

《一笠庵四种曲》（一人永占）：李玉早期《一笠庵四种曲》，包括《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被人称为“一人永占”。这四种传奇表现的是社会下层的世态人情，着重讽刺鞭挞的是唯利是图、忘恩负义的悲劣行径，道德高尚者倒是出自微贱中人，这种情形近乎“三言”世界，而道德意识又更重了些。由于李玉是带着道德感情去写他心爱的和憎恶的人事，表现力求尽致，强化了戏剧冲突，剧作富有感染力。

怎样理解《聊斋志异》的“一书而兼二体”？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实际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作品：

1、一类篇幅短小而不具有故事情节，如同六朝志怪小说的短章，属于各类奇异传闻的简单记录；

2、另一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多为神鬼、狐妖、花木精灵的奇异故事，记叙曲微如同唐人传奇。

两类在篇数上约各其半，但也有些居于两者之间。清代学者纪昀讥其“一书而兼二体”，鲁迅称之为“拟晋唐小说”，都是指的这种情况。

试述《聊斋》的“用传奇法以志怪”

1）、《聊斋志异》里绝大部分篇章叙写的是神仙狐鬼精魅故事，在现实人生的图画中涂抹上奇异的色彩。从这个角度说，它与六朝志怪小说同伦。由于其中许多篇章描写有别于六朝志怪小说，而与唐人传奇相类。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之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如《连城》运用传奇手法，具体描写了二人爱情的曲折发展过程，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

2）、《聊斋志异》里的神仙狐鬼精魅故事，不仅在叙事模式上超越了六朝志怪小说的粗陈梗概，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志怪”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1）六朝人志怪是将“怪异非常之事”当作有过的事情，记述出来供读者“游心娱目”；蒲松龄则借狐鬼花妖故事以抒发情怀，如《狐梦》中那些故事就是作者为友人编织的幻梦，并不是真有其事。可见蒲松龄期望读者的不是信以为真，而是能领会其中的意蕴。

（2）在六朝志怪小说中，“怪异非常之事”是作品的内容；在《聊斋志异》里，怪异故事则是小说的思想内蕴的载体，带有表现方法和形式的性质。。

（3）蒲松龄因袭六朝神秘的思维模式，但弃其内质存其形态，从而摆脱了神道意识的束缚，可以随意地观照现实世界，书写人生苦乐，表现个人的内心隐秘。

《聊斋志异》结构故事的模式

《聊斋志异》的结构模式主要有两种：

1、神怪、梦幻的艺术形式化。

1）人入异域幻境：天界、冥间、仙境、梦境、奇邦异国等。这些异域幻境都被形式化，多数被用作故事的框架，任意装入现实社会的或作家个人心迹的映像。如《仙人岛》：仙人岛上并没有成仙得道的仙人，在那里上演的是一幕文士被一位少女嘲谑的喜剧。

2）作品中，幽冥世界的形式化最为明显。作者对冥间及鬼官的描写，没有固定模式，而是随意涂抹，有的篇章赋予阎罗正义面貌，有的则映照现实社会。

2、狐鬼花妖的人情化和意象性。

狐、鬼、花妖、精怪幻化进入人世间。这些异类尤其是女性都是以人的形神、性情为主体，将异类的某种属性特征融入或附加在其身上。如《花姑子》中的花姑子是獐子精，但是其性情完全与常人无异。

1）狐鬼花妖的人情化。它们多数是美的，善的，给人带来温馨幸福，安慰帮助，可以说是寄托意愿，补偿现实的缺憾。如《红玉》在冯家遭难后为冯相如保存、抚育孩子，以主妇自认，恢复家业。

2）狐鬼花妖的意象化。小说中还有一些性格、行为表现的是一种情志、意向，可以称为象征性的文学意象。如《黄英》中黄英是菊花精，名字便由“菊有黄花”化出，她的形象更体现着读书人传统的清高观念的变化。

《聊斋志异》在文言小说的创作艺术上有多方面的创新，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1、增强了小说的艺术素质，丰富了小说的形态、类型。《聊斋志异》中既有情节跌宕起伏故事。如《王桂庵》几乎步步有“山穷水复，柳暗花明”之趣。又有不重故事情节乃至无故事性的小说，如《婴宁》重在展示婴宁的性格，不重情节；《绿衣女》则没有故事性，可算作散文式的小说等。

2、加强了对人物环境、行动状况、心理活动等方面的描写。小说超出了以故事为本的窠臼，变得更加丰美，富有生活情趣和文学的魅力。如花姑子》写花姑子情注少年，煨酒沸腾，自掩其情，惟妙惟肖，情趣盎然。

3、许多篇章带有诗化的倾向。这不仅表现在小说叙事中运用了诗句、诗意，许多篇章还不同程度的带有诗的品格，如《白秋练》将吟诗与爱情扭合在一起，白秋练以吟诗为生命。

4、叙述语言平易简洁，人物语言灵活多样。《聊斋志异》的叙事语言较一般文言浅近，干练如《骂鸭》不过百余字，却完整的写出了人物的嘴脸心态。小说的人物语言所占比重大，且因人因事而多样化，雅俗有别。如俗人语，婆子语，孔孟之语等混杂并用

桐城派：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以古文正宗自居，主张学习《左传》、《史记》以及唐宋八大家古文，以“义法”为理论核心，“义理、考据、词章”合一。方苞首倡“义法”说。“义”指文章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宗旨，有明显的服务与当代政治的目的；“法”指文章的作法。义决定法，而法则体现义。要求内容醇正，文辞“雅洁”。“义法”说也成了同城派尊奉的论文纲领。防爆的古文选材精当，以凝练雅洁见长，开同城派风气。刘大櫆对“义法”说理论进行丰富和拓展，其文章指摘时弊，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姚鼐在桐城派中地位最高，主张“道与艺合，天与人一”，追求阴阳刚柔说。

《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分析：

杜少卿形象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了一批真儒名衔，体现了作者改造社会的理想，杜少卿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1）淡薄功名，讲究“文行出处”，傲视权贵。杜少卿对朝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谢绝了举荐，装病拒绝应征出仕；与此同时，他有着豪放狂傲的性格，藐视权贵，当盐商生日时，三番五次请杜少卿作陪，他都坚决拒绝了；

（2）扶困济贫，乐于助人。王知县被罢官，赶出衙门而无处安身时，杜少卿却请他到家来住；对贫贱困难的人，他也总是平等对待，体恤帮助：比如杨裁缝的母亲死了，无力殡葬，他就慷慨资助。

（3）既讲究传统的美德，又敢于向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挑战，追求恣情任性、不受拘束的生活。他遵从孝道，对父亲的门客极为尊重，但是，他又敢于像封建权威挑战，对朱熹对《诗经》的解说，大胆提出质疑。

1他尊重女性，反对对妇女的歧视与摧残。杜以平等的身份对待妻子，他笃于夫妻情爱，他反对别人劝他纳妾；对敢于争取人格独立的沈琼枝，他对其充满了敬意；

2他尊重个性，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把自然山水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追求自由自在，不受羁绊的生活。

（4）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虽然杜少卿的家产几乎已经耗尽，但仍然捐三百两银子修泰伯祠；

总之，杜少卿较之传统的贤儒有着狂放不羁的性格，少了些迂阔古板；较之名士，有着传统的道德操守，少了些颓唐放荡。

周进的人物形象如下：

（1）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戕害，灵魂已被扭曲了的读书人；周进以热切追求功名富贵为自身的理想，企图将科举作为“荣身之路”。他应考到60岁，还是个童生，只好以教书来糊口，期间饱受了秀才梅玖和举人王进的嘲弄和冷遇。后来，周进连村塾教书匠这个饭碗也丢了，只好替一伙商人去记账。因此，当他进省城参加贡院时，大半生没有取得功名所郁积的心酸悲苦，所忍受的欺辱一下子倾泻下来，他“一头撞在毫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苏醒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

（2）中举后内心空虚、麻木，其人生充满了悲剧性。周进在中举之后，又同情提携同样出身下层、同样屡试不第的范进，表明周进秉性忠厚，迂而不恶。写出了他性格的复杂面，展现了其人生的悲哀；

（3）周进发迹前后的态度，也展现了整个士人阶层的心态和社会生活的实际。发迹后，从前瞧不起周进的人态度判若两人。梅玖冒称是他的学生；他在村塾中写下的对联，被恭恭敬敬地揭下来裱好；辞退了他的薛家集也供奉起他的“长生禄位”。周进熟识人物态度的转变，除了写尽世态人情之外，更表现了科举制度对各阶层人物的间接影响，是造成污浊世风的根源。

总之，在这个醉心于科举，而心术并未大坏的读书人身上，更可见出科举制对士子灵魂的侵蚀之深。

范进的人物形象如下：

（1）中举前：醉心功名、四体不勤、卑躬屈膝。范进怀着对功名的热切期望，死死抱住科举不放，尤其是“宗师”周进说他“火候已到”，“只有场内的举人，没有场外的举人”，这直接诱发了范进致死都要参

加科举考试的决心和恒心。尽管家中已经无米下炊，但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劳动持家，而是在明知岳父吝啬的情况下，硬着头皮顶着辱骂向胡屠户借钱，俨然是一个四体不勤的人。面对胡屠户的辱骂，范进不但不反抗，反而唯唯诺诺，卑躬屈膝。这一切都说明封建科举对读书人心灵的毒害；

（2）中举后：疯疯癫癫、丑态百出、趋炎附势。中举后，“一拍、一笑、一咦”，三个动作即描绘出他煎熬多年，穷困潦倒之后的惊喜神态，后来由于狂喜过渡而跌倒晕厥，变得疯疯癫癫；当胡屠户和张乡绅来向他拉拢关系时，他先是推辞后来又接受了贿赂，可见他的灵魂已为封建科举戕害，成为了一个灵魂扭曲的人。

周进、范进的一个悲伤地要寻死，一个高兴地发了疯的细节，他们的悲喜剧辛辣地讽刺了这种弄得人神魂颠倒的科举制度，这种制度并不能选拔人才，周进、范进科举的失败和成功完全是偶然的；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全部投入到八股举业中，结果造成了精神空虚、知识贫乏；同时，也深刻地表现了科举制度对各阶层人物的毒害，及造成的乌烟瘴气的社会风气。

猪八戒人物形象分析

神怪小说《西游记》受儒、释、道“三教合一”影响，塑造了猪八戒这一喜剧典型。他是“神性”、“人性”、“兽性”的结合，首次出现是在元末明初人杨景贤所作的杂剧《西游记》中。

（1）“神性”的猪八戒。他本是天蓬元帅，因犯了色戒被贬为猪妖，后受菩萨点化，最后取得正果，被封为“净坛使者”。在取经过程中他一心向善，有苦劳，也有功劳，是悟空的得力助手。如初入取经队伍，就一钉耙把虎怪的头颅筑了九个窟窿。

(2)“人性”的猪八戒。他身上的那些毛病，往往是出于人的本能欲求，反映了人性的普遍弱点。他不忘情于世俗的享受，但还执着地追求理想；他好占便宜，而又纯朴天真；他贪图安逸而又勇敢坚强；他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英雄，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如第九十五回中，他遇到美色还动“淫心”，扯住嫦娥道：“我和你耍子儿去也。”

（3）“兽性”的猪八戒。他长得长喙大耳，其貌不扬，是一头猪妖。他贪吃、贪睡。如看到美酒佳肴、馒头贡品，常常是垂涎三尺，丢人现眼，还多次因嘴馋而遭到妖怪的欺骗。他偷懒贪睡，叫他去化斋、巡山，却一头转进草丛里呼呼大睡。这些都体现了猪的特点。

《西游记》多角度、多色调的描绘了猪八戒“三性合一”的形象，更具真实性。他无疑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试述诗词等韵语在《红楼梦》中的作用。

《红楼梦》里的诗、词、曲、赋的内容和艺术风格都符合人物的各自身份，并恰当地体现了人物不同的处境、心理和性格特点。

一、塑造人物形象

曹雪芹把诗词歌赋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以林黛玉最为典型。林黛玉的《葬花词》，“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表达了自己无助的哀思，以及对自己前途渺茫的悲叹！于是一位孤苦无依、多愁善感、才华横溢的女子的形象就跃然于纸上。

二、揭示社会现实

如《好了歌》“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用通俗浅近的语言来说明他对所厌恶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尽管是一种消极的批判，也通过这个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三、烘托人物的悲剧气氛

如晴雯的判词中写到“霁月难逢”，说的是像晴雯这样的好姑娘不好找，同时“难逢”又是命运不好的意思；彩云易散，是预示她薄命早死，从而烘托出一种浓郁的悲剧气氛。

四、揭示人物的命运

曹雪芹善于应用诗词来隐射人们对命运的不可知的慨叹。如探春诗“芳心无力”使人想到断线的风筝，“缟仙羽化”也使人联想离家远嫁，这也正是探春命运预言。

五、表达离情别绪

如黛玉的《秋窗风雨夕》，黛玉因悲秋，引发了“离人”悲戚的“离情”，叙写凄凉的秋风秋雨，更多的是表现了她思念故乡亲人的离情别绪！

总之，《红楼梦》的诗词为《红楼梦》添彩了生辉。

结合《红楼梦》中人物判词谈谈其中诗词如何表达人物性格-

《红楼梦》判词里的诗词与整个小说的故事情节与人物描写水乳交融成一体，刻画与深化了人物性格，显示了其独特的美学价值。

1.通过揭示人物形象表达人物性格特点。

如薛宝钗和林黛玉的判词。“可叹停机德，”指的是宝钗贤惠，有封建阶级女性最标准的品德。她“品格端方，容貌丰美”，“行为豁达，随分从时”，此外作者又说她“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正是封建时代有教养的大家闺秀的典型。“堪怜咏絮才，”说黛玉是个绝顶聪慧的才女。她才华横溢，但却孤高自傲。

2.从人物的地位反映人物的性格特点

如大观园中的丫鬟晴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这两句是晴雯最基本特征。她虽有“心比天高”的灵性，但却处于“身为下贱”的地位，这两者之间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构成了她敢于抗争的性格特点。

3.通过预示人物的命运悲剧深化人物的性格

又如晴雯，她天生一副傲骨，总是不甘于被压迫而时时起来抗争。“心比天高，身为下贱”这一巨大矛盾决定了晴雯的悲惨命运。“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声”明白地写出了晴雯悲剧的直接原因。从“霁月难逢”，心比天高，到风流灵巧招人怨，晴雯因为性格导致了悲剧的命运，而她的性格也是在她悲惨的命运中一步步深化，塑造而成的。

总之，《红楼梦》中判词里的诗歌全面﹑深层地表达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为我们展现了五彩缤纷的人物艺术形象，给《红楼梦》增添了一种特有的艺术魅

金陵十二钗正册：

林黛玉、薛宝钗、贾元春、贾探春、史湘云、妙玉、贾迎春、贾惜春、王熙凤、贾巧姐、李纨、秦可卿；

简析林冲人物形象在《水浒传》和《宝剑记》中的不同。

答：《水浒传》和《宝剑记》中有着共同的人物形象——林冲，但二者的性格在两书中截然不同，最显著的便是主动的反抗与被动的反抗。

《水浒传》中，林冲的性格具有流动性和层次性。在身为80万禁军教头时，在高衙内调戏她的娘子时，心中尽管愤愤不平，但怕得罪上司，便委曲求全，息事宁人；当发配沧州时，仍抱有幻想，希望能挣扎回去“重见天日”；面对恶势力的步步进逼，他处处忍让，逆来顺受；直到最后忍无可忍时，才使他爆出心中的愤怒，手刃仇人，奔上梁山，完成了性格由软弱到刚烈的转变。

《宝剑记》中的林冲基本上是一个主动出击的英雄，与《水浒传》中被动反抗相反。剧作中的他一再上本参奏童贯、高俅祸国殃民的罪过，被贬降职后，仍不改忧国忧民的脾气，再度上本揭露高俅等奸党的种种腐败行为。虽然好心的黄门官劝他就此罢休，但不怕死、不惧奸的林冲已然身怀救四海苍生于水火的热切心肠，要求面见圣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体现其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剧本将高、童权奸的陷害和高衙内对林冲娘子的调戏放到林冲上本之后，而不是像小说中把调戏林冲娘子作为矛盾冲突的起点和根源，这就强化了忠奸斗争的力度，突出了林冲嫉恶如仇、正直不苟的人格精神。该剧中也曾写到过林冲的犹豫与

迟疑，这使他艺术形象更加可亲可信。

论述《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任意人物形象分析

林黛玉是金陵十二钗之首，更是大观园群芳之冠，判词为“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作为《红》中的主角，她早年父母双亡，孤苦怜丁，形象别具特色。

1 林黛玉是一个美丽而聪慧的少女。她天生丽质，气质绝俗，内慧外秀，黛玉之美，更重要的是她才学横溢，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正是“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2 她孤高自许，我行我素。在人际关系冷漠的封建大家庭里，曲高和寡，只有宝玉成为她唯一的知音，所以黛玉只能用用尖刻的话语揭露着虚伪和庸俗，以高傲的性格与环境对抗，以诗人的才华抒发对自己命运的悲剧感受。

3 多愁善感，抑郁消极。由于身体上的先天虚弱，黛玉对事物的反应比较消极，什么事多从其反面来考虑，这也导致了黛玉在思维方式上极为消极和被动。如黛玉葬花时所表现出的悲天悯人的情绪。

4爱情观。敢爱而不敢言，只有把爱深深地放在心中，期待着别人能帮她一把，把自己的爱情寄托于别人的怜悯，形成了强烈的依赖感。只把着了一个救命的稻草，信守爱情，正所谓，爱至深，伤也深。最后，直至为爱情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5 林黛玉的性格充满了矛盾。她寄居贾府，既感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又无家可归，离不开贾府甚至把婚姻大事也寄托在他们身上；行事上既自我又处处小心。

林黛玉饱满的人物性格、形象，成为了中国古代伤感主义和悲剧精神的化身，获得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三国志演义》的主旨

《三国志演义》用“依史以演义”的独特文学样式，描写了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的近百年历史。作者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糅合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

《水浒传》的主旨

作品客观上展示了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小说作者站在造反英雄的立场上，沿着“乱自上作”、“造反有理”的思路，解释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艺术的再现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并从中总结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作者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是十分罕见、难能可贵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水浒》是一部悲壮的农民起义的史诗。

《桃花扇》的主旨分析?

继《长生殿》之后问世并负盛名的《桃花扇》是一部最接近历史真实的著名历史剧。它以复明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题材，结合政治风云和时代战乱来描绘、总结南明弘光王朝必然灭亡的历史教训，寓意极为深刻。其主旨，即在剧中《开场》中所说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1）作品中写明末崇祯皇帝吊死万岁山之后，其弟弘光皇帝逃到南京又建立了南明王朝，南明王朝内任命的仕官可谓是无耻之徒，而仅有的几位忠臣如史可法、左良玉等因寡不敌众也战败自杀，壮烈殉国。作者描述了明亡史实时是是非鲜明，热情歌颂了为国献身的爱国志士，鞭挞了祸国殃民的权奸；作者认为南明灭亡是历史的必然，是没落王朝统治阶级腐败造成的；这一定程度上是作者罪域清初那种痛定思痛、反观历史文化的文化思潮的反映；

（2）剧中流露出浓厚的故国、故君之情，体现出了作者爱国主义思想倾向，并且作者孔尚任将人物褒贬标准扩大了“忠”的内涵，即将国家放在了人伦之上，以国家为君、臣、民以立身的根本；作品也表现了

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即对东林、复社人士的政治立场持肯定与赞扬的态度；

（3）作品以侯李爱情为主线索展现出明末时代风云的画卷，而“离合之情”又始终以一把“桃花扇”绾联，最终二人坚定了出家的念头，各自回庵观中，正可谓“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在对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认识上，作者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也表达了对理想与人性的执著追求；

通观整部剧作，可以说贯穿全剧的有两大线索：一是明线，即“离合之情”，侯李的爱情线索；一是暗线，即作者在剧中自然而然流露出的他本人在南明灭亡、江山易主时的感怀之情。暗线是根本性的，明线则是为作者要表达的“兴亡之感”这条暗线来服务的。在作者兴亡之感中，并没有反清的民族意识，因为《桃花扇》总结明亡的前提，就是在承认清朝封建正统继承性的前提之上的。作者旨在再现南明的社会现实，总结明亡的教训，赞扬爱国志士，鞭挞清流权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