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浅谈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中的文化研究方法
浅谈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中的文化研究方法“文化”是社会人文科学中的重要概念，也是众多学科的链接点，不同领域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进行研究，出现了各学科的交叉研究。
本文试图从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文化研究的方法，指出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方法论在文化学研究中的运用，理清文化研究的思路，为进一步的文化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奠定基础。
标签：文化研究；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方法俄罗斯学者叶梅利亚诺夫说：“今天已无须证明，在社会人文科学的所有概念中，对于研究和理解人而言，没有哪一个概念能比‘文化’概念更重要了。
”可见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文化是任何社会科学门类的重要话题之一；同时，文化的内容之丰富、内涵之深刻、范畴之广泛，为各社会学科提供了宽广的研究空间。
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在人类文化研究上的应用日益发展，各种基于文化的交叉学科理论和方法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各地区思想、习俗、制度以及共享的价值观念，对不同学科角度的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总结对于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研究的学科起源“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是兴起于欧美的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思潮与研究模式，这一研究模式实现了文化的跨阶层和各学科交叉研究，它是以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结合了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文化人类学等进行交叉研究[1-2]。
文化研究的起源、所涉猎的问题和研究方法是多学科视角的交叠，而不是限定于某一学科领域。
一方面文化本身受到多个学科的共同关注；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是探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相互关系，其目的是要对这一系列关系进行合理的诠释，因此文化研究必须与其他学科研究紧密结合，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
从文化研究所探讨的内容与范围来看，许多方面都与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有关，接下来本文将从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这三个角度来分析文化研究的方法。
二、多学科的文化研究的方法（一）人类学的文化研究1.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观点。
文化人类学中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文化人类学中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人类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地区形成，并通过交流和传播相互影响。
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综合的学科，研究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传播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跨文化传播研究探讨了文化如何在不同的社会与群体之间分享和传递，这对于加深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和交流至关重要。
在文化人类学中，跨文化传播研究引领我们理解文化是如何形成、变化和扩散的。
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复杂多元的概念，它包括了价值观、习俗、信仰系统以及社会行为。
跨文化传播研究关注的就是这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它揭示了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以及这些相似性和差异如何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社会结构。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促进文化间的交流与交融，更在于培养全球公民意识。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文化人类学通过研究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了解其他文化和增进人际关系的平台。
跨文化传播研究深入挖掘了文化表达和交流的多样形式，例如语言、艺术、音乐、宗教信仰等。
在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人们探讨了文化的形成、传播和消亡的原因。
文化的形成是通过人们的行为和相互作用逐渐演化而成。
它是社会历史、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的综合体现。
例如，一种语言的形成是通过不同地区的人们沟通交流而逐渐形成的。
而文化的传播则是通过人们互相学习、模仿和传承而发生的。
传播的路径可以是地理的、社会的和电子化的，例如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或通过媒体传媒等渠道进行。
文化消亡则是指文化不再被人们传承和维系，逐渐趋于衰败。
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方法多样，包括实地考察、参与观察、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
通过这些研究方法，研究者可以深入了解文化的本质特征和表达方式。
此外，也有很多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如跨文化心理学、跨文化管理等，从不同角度和领域揭示文化间的相互关系。
然而，跨文化传播研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即每个文化都是独特的，不可比较和评判。
媒体与传媒的人类学观点与研究
媒体与传媒的人类学观点与研究
媒体与传媒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和塑造者。
因此，人类学视角下的媒体与传媒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人类学视角下的媒体与传媒研究，主要关注媒体与传媒在社会文化中的作用和影响。
它不仅仅是对媒体与传媒的技术和商业层面的研究，更是对其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探究。
人类学家们通过对媒体与传媒的研究，揭示了它们在社会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
首先，媒体与传媒是文化的传承者。
它们通过各种形式的媒介，将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传递给大众。
例如，电影、电视剧、音乐等艺术形式，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文化传承方式。
人类学家们通过对这些艺术形式的研究，揭示了它们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和意义。
其次，媒体与传媒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者。
它们通过各种形式的信息传递和宣传，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
例如，新闻报道、广告等信息形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人类学家们通过对这些信息形式的研究，揭示了它们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作用和影响。
最后，媒体与传媒是社会关系的构建者。
它们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和互动，促进了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例如，社交媒体平台、网络游戏等互动形式，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际交往和社会互动。
人类学家们通过对这些互动形式的研究，揭示了它们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和意义。
综上所述，人类学视角下的媒体与传媒研究，不仅仅是对技术和商业层面的研究，更是对其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探究。
通过对媒体与传媒在社会文化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中媒体与传媒的地位和作用。
当代文化人类学理论与研究新进展
当代文化人类学理论与研究新进展随着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日益凸显，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在这个背景下，当代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研究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当代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研究的新进展。
一、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转向文化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分支之一，长期以来着重关注“文化”，强调对文化的研究和探索。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加剧，文化的定义和范畴逐渐模糊，使得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向。
文化人类学开始涉及更广泛的研究领域，例如科技、生态、政治和经济等方面，从而重新定义和调整文化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这种转向不仅能够使文化人类学更好地反映当代社会的现实和多样性，还能够提高研究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凸显文化人类学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重要性。
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除了理论转向，当代文化人类学还通过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来完善研究内容。
与传统的田野调查相比，当代文化人类学对于多种文化研究方法的探索和应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其中，视觉人类学、数字人类学等新技术的出现，能够更好地展现文化的多样性，使得文化研究从纯粹的文字和口头传统转化为更具体更直观的形式，为观众传达文化信息打开了新的门户。
此外，当代文化人类学更注重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将社会学、文化研究、历史学和人类学等学科进行有机结合。
这种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提高了文化人类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适用性，更好地捕捉整个文化现象的本质和特点。
三、文化人类学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不仅体现在作为一种研究文化的学科所做出的贡献上，还存在于文化人类学在社会学、艺术与文化等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
文化人类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方法和思考方式。
通过对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减少文化的误解和冲突，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相关的思考和策略，从而对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传播学在文化传播中的前沿发展动态是什么
传播学在文化传播中的前沿发展动态是什么在当今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传播学在文化传播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
新的技术、理念和社会现象不断涌现，推动着传播学的前沿探索和创新。
那么，传播学在文化传播中的前沿发展动态究竟是什么呢？一、社交媒体与文化传播的深度融合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愈发显著。
一方面，社交媒体为各种文化内容的传播提供了便捷的平台。
用户可以轻松地分享自己的文化体验、见解和创作，使得小众文化和地方文化有了更广泛的传播机会。
比如，一些原本只在特定地区流行的传统手工艺、民俗活动，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吸引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和兴趣。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互动性使得文化传播不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形成了多向的交流和共创。
用户可以对传播的文化内容进行评论、转发和二次创作，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这种互动不仅增强了用户对文化的参与感和认同感，也促进了文化的创新和演变。
然而，社交媒体在文化传播中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信息的过载和碎片化可能导致优质文化内容被淹没，虚假和误导性的文化信息也可能迅速传播，影响公众对文化的正确认知。
因此，如何在社交媒体环境中有效地筛选和传播优质文化内容，以及如何规范文化传播的秩序，成为了当前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应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为文化传播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和可能性。
通过创建沉浸式的虚拟环境和在现实场景中叠加虚拟元素，这些技术能够让用户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化。
例如，在历史文化的传播中，利用 VR 技术可以重现古代的城市风貌、战争场景等，让用户仿佛穿越时空，亲身体验历史的魅力。
AR 技术则可以在博物馆、古迹等场所，为游客提供额外的信息和互动体验，增强文化传播的效果。
此外，这些技术也为文化创意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创作者可以利用 VR 和 AR 技术开发新颖的文化产品，如虚拟艺术展览、互动游戏等，吸引更多的受众参与到文化体验中来。
传播学在文化传播中的前沿发展趋势是什么
传播学在文化传播中的前沿发展趋势是什么在当今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传播学在文化传播领域正经历着一系列深刻而显著的变革。
了解这些前沿发展趋势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的传播、交流与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社交媒体平台成为文化传播的主阵地。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抖音等迅速崛起，并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些平台具有强大的用户互动性和内容分享功能，使得文化信息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和广泛的范围传播。
人们可以通过发布图片、视频、文字等多种形式的内容，展示自己的文化特色、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吸引他人的关注和参与。
例如，一些传统文化通过在社交媒体上的精彩展示，重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兴趣。
其二，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为文化传播带来全新体验。
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往往局限于文字、图片和视频等二维形式，而 VR 和 AR 技术则打破了这种限制，为受众提供了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
比如，在博物馆中，观众可以通过佩戴 VR 设备，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历史事件的发生；或者通过 AR 技术，让古老的文物在手机屏幕上“活”起来，呈现出更多的细节和背后的故事。
这种全新的体验方式不仅增加了文化传播的趣味性和吸引力，也使得文化信息能够更加深刻地印刻在受众的心中。
其三，短视频成为文化传播的新宠儿。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的时间变得更加碎片化，短视频以其简短、精炼、生动的特点，迎合了大众的需求。
一段几分钟甚至几十秒的短视频，能够在短时间内传递丰富的文化内涵。
从美食文化到民俗风情，从艺术创作到科技创新，短视频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的文化内容。
而且，短视频的制作和传播门槛相对较低，人人都可以成为文化的传播者，这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传播的主体和内容。
其四，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更加深入。
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学需要更加关注如何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尊重和交流。
民族志传播学文献综述
民族志传播学文献综述摘要：民族志与传播研究结合带来了传播学的转向。
本文结合前人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传播学相关问题的所得成果进行分析,呈现了民族志方法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应用的整体脉络，并对其在传播学中的应用进行了简单的评价。
在传播研究日益“本土化”的今天，以开阔的眼光研究传播学，借鉴国外优秀的研究方法对我国传播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族志；特点；传播学；评价一、“民族志”方法的由来。
民族志，也译作文化志，主要指人类学家对其研究的文化对象或目的物作田野调查，深入到其特殊的社区生活中,以“长时间参与”或以“一对一的访谈”方式搜集数据，通过观察和认知,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客观的民族学描写而形成民族志，然后再对这些民族志描述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得到对此文化的基本概念。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创造的“参与观察法”是民族志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
民族志最初是一种特殊的文本形式，马林诺夫斯基把民族志发展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和由该方法取得的特殊的文本形式，格尔兹则把民族志发展成为一种用“深描”方法对文化进行阐释的地方性知识。
总的来说，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大致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整体性。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志一般采用全貌式的描述方式，对研究对象的社会组织、亲属制度、物质生活、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神话艺术等进行全方位的介绍和分析，并阐述其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二是被研究的对象通常是以集体的形象出现，以描述群体的共同特点或族群性为主。
第二，以小见大。
这是民族志研究方法的特点也是其目标，“以小见大”从村落研究中窥见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总体概貌。
马林诺夫斯基曾说“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第三，深入事务内部的研究。
如同人类学家在使用“民族志”做法所强调的那样，“居住在土著的茅屋里”，尽可能完全地融入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去，去感知研究对象的那些“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
文化人类学的现代视角
文化人类学的现代视角在探索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奥秘中，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关键的学科，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科技的迅速发展，文化人类学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现代视角，重新定义着我们对于人类行为、习俗以及社会结构的理解。
过去，文化人类学主要关注于对偏远部落和未被工业化影响的社会的研究。
学者们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到这些社区中去，试图理解和记录他们的生活方式、信仰体系以及社会结构。
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和影响，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逐渐显示出局限性。
现代社会中的多元文化交流、冲突和融合，要求文化人类学必须拓展其研究视野，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动态纳入考量。
现代文化人类学强调对权力、性别、种族和阶级等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考察。
它不再局限于对“原始”或“传统”社会的研究，而是将目光转向了现代社会中的各种亚文化群体，包括移民社区、少数族裔、以及网络文化等新兴现象。
通过这种方式，文化人类学尝试揭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不同文化如何相互作用、影响以及改变。
科技的进步也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工具。
互联网、数字媒体、移动通信等技术的普及，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也为文化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
文化人类学家开始关注虚拟社区中的互动模式和文化现象，研究网络空间中的身份构建、社群形成和文化差异。
此外，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使得处理和分析大规模文化数据成为可能，为理解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
现代文化人类学还特别强调反思性和自我批评。
研究者不仅要研究他者，更要反思自身所处的文化背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观察和解释。
这种方法论的转变促进了对人类学家自身立场和偏见的深入思考，提高了研究的客观性和深度。
文化人类学在现代社会中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视角，不仅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和方法，更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提出了挑战和创新。
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文化人类学正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探索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为我们理解这个多元世界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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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传播学研究来看，对实际应用的层面关注的比较多，而对传播的本质、传播的哲学思考则比较少。
在人类越来越依赖于传播的发展过程中，仅从操作层面去审视传播已显然不能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必须从传播活动的本质、传播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根本影响上，来审视一切传播现象。
在这里，我们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认识人类传播的意义，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提出一种新的视野和理论范式。
一、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渊源尽管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不管是在学科领域、理论背景、发展历史、实践功能等方面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某些理论渊源的。
①在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中，最容易与传播学产生关联的是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
传播论学派（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ｉｓｔｓｃｈｏｏｌ）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大约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形成于德国，后又影响到美国和英国。
这里“传播”的英文词为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是一个取之于物理学的概念，是“扩散”、“漫流”的意思，与现在传播学中的英文词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有所区别。
但它们所关注的对象都是人类文化，即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
这无疑为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架起沟通的桥梁创造了很好的理论前提。
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是以德国、奥地利为主的历史传播学派，另一个是英国的极端传播学派。
就学术渊源而言，德、奥传播论学派的理论先驱是德国的人类地理学家Ｆ・拉策尔（１８４４－１９０４），他通过研究地理环境与人的关系，论述了人种、文化的变迁，“其著作中已经提示了一种传播模式的思想，是为后来传播主义人类学思想的端倪。
”［１］（Ｐ１１４）这一学派的中坚人物是格雷布内尔和施密特，他们把文化现象看成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包括物质文化、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都是在世界某一个地方一次产生的，然后开始向外传播，与其他文化结合，从而形成一定的文化圈。
这种文化传播、借用和被借的过程，便构成了文化历史的基本内容。
英国的传播学派的理论支点在于：埃及是人类一切文明的惟一摇篮。
其代表人物是极端的传播论者里费斯，他认为世界文明都是由埃及传播而来，即所谓的“泛埃及论”。
尽管这个学派的观点十分武断和偏激，但还是对后来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美国，以博厄斯为首的一批人类学家对这种观点进行发挥和改造，提出了“文化区”的理论，其实质是多中心传播论，主要研究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相异之处与互渗影响。
对于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与传播研究・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梅琼林连水兴［摘要］文化人类学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之间存在理论渊源，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在关于“人”这一主体性研究方面具有一致性，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在传播学研究中亦有其适应性和有效性。
文化人类学对传播学中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经典学派的创新、仪式派的产生及大众传媒研究都有贡献。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传播学主体性方法论〔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３２６（２００７）０７－０１４８－０５作者简介梅琼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连水兴，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①就目前所见的文献而言，国内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并不多。
刘强《走向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学》一文（载《淮阴师专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４期）对本文写作启发颇多，特此致谢。
２００７年第７期１４８传播学派与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之间的关联，中国学者刘强认为：文化人类学中的传播学派，在对文化传播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实证研究的同时，第一次触及到了人类文化中的传播问题，“这不仅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重要贡献，应该说也是现代传播学思想的滥觞。
”［２］在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产生之前以及之后近百年的发展史上，文化人类学曾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理论流派，比如进化论学派、历史批评学派、文化功能学派、法国社会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等等。
如此众多的理论流派，预示着文化人类学完全有能力为现代传播学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从另一个理论层面上看，文化人类学又包括三个不同的学科：一是考古人类学；二是语言人类学；三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社会文化人类学关心的是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传承问题，包括民族学和民族志两个方面。
民族学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最大的分支，以系统与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现存文化的类型及其发展过程；而民族志主要是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资料，详细描述和记述各个社会的文化及其过程。
在实际研究中，这两者通常紧密结合在一起。
文化人类学的几个不同学科分别使用着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同样有理由、也有能力成为现代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２０世纪上半叶以来，现代传播学的兴起和发展也表明，该学科一直都在有意无意中借鉴和吸收着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资源。
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曾引用了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的观点说：“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种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到传播。
”施拉姆还指出：“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
传播一词（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与社会（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
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
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
”［３］（Ｐ２－４）在这里，施拉姆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试图揭示出人类传播的本质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推动了传播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整合，也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二、回归主体性：传播学关于人及其文化的研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传播学家们通常把传播学的母题规定为传播过程的研究，把传播学的主题界定为研究某个人传递刺激以影响另一些人行为的过程。
这些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却有意无意地—人。
—人的一种生命活动，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传播活动的主体——淡化了传播活动的本质——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传播学研究中人本主义转向的重要性，比如施拉姆就曾指出：“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是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别人娱乐。
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互相建立联系的。
”［４］（Ｐ４）根据这种观点，他把自己所进行的传播研究称为人类传播研究。
虽然施拉姆对“人”这一主体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其缺陷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传播学者胡翼青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经验主义传播学在关注人的方向上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它还是不可能彻底超越自己。
原因是不管是实证主义还是后实证主义，其理论假设都对人复杂动机的研究一筹莫展。
因此，“施拉姆的传播学研究就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关于人类传播的理论体系，他的研究体系依然不得不遵从经验主义的假设和基本理论框架，他并没有真正实现着重研究人的理想。
”［５］（Ｐ２０７）针对这种状况，胡翼青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传播学研究理念。
他指出：经验主义和技术主义的人文主义转向，传统与批判两大学派的融合，预示着传播学未来的出路，而“信息人”将成为未来人本主义范式的研究核心，多元方法论将成为未来人本主义范式的研究路径。
胡翼青基于人类信息传播发展历史提出了“信息人”这一具有普适性的概念，这种以“人”为核心的传播观念，无疑对传播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问题在于，对整个传播学研究而言，我们是否应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呢？关于人的本质，我们是否应该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推进传播学研究对“人”这一主体性的回归呢？我们认为，文化人类学恰恰在这方面为传播学提供了理论借鉴，同时也提供了开启传播学研究新视野的可能性。
在文化人类学看来，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
当代人类学大师克里福德・格尔兹１４９说，人是一种编织意义的网而又囿限于其中的动物，这个意义的网，即是文化。
他认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中。
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
”［６］（Ｐ２５０）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成为人类本质最重要的展现。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说，文化是如此重要，必然成为任何社会科学门类所无法规避的话题；同样，文化的范畴是如此深刻和广泛，也必将为任何社会科学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
当然，对传播学研究而言也不例外。
事实上，对于人类“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一些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比如莱斯利・怀特在考察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时，就发现了人类传播行为的巨大影响：“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
”［７］（Ｐ２３）哈里斯则更为直接地指出：“要说明社会文化的差异和相似，最有力的解释是传播。
”［８］（Ｐ１８７）而露丝・本尼迪克则强调说：“在对文化整合进行理解时，有一个社会事实必须予以考虑，这就是传播的意义。
”［９］（Ｐ２）显然，人类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得建构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理论桥梁变得更为容易了。
文化人类学对现代传播学的影响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传播学对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的吸收和借用，这主要表现为对人及其文化的重视，也就是所谓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性回归；二是传播学对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借用和发挥。
对于传播学这样有高度实践性的学科而言，方法论上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创新传播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经验学派双峰并峙的流派结构和理论分歧。
传播学中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对立的根源就在于，这两个不同阵营中的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具有不同的预设，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分歧表现为坚持人文主义还是趋向于实证主义。
人文主义主要致力于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主要关心人文世界特别是人的内心世界。
人文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方法论原则，绝不能盲目效仿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
与此相反，实证主义相信所有科学都只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标准和方法。
他们认为，因果律是建立在能够通过经验证实之上的，因而就排除了科学家个人的主观因素对一般规律和科学理论的影响。
因此，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应当模仿自然科学的传统和方法，对社会现象做出因果性说明，从而使社会科学成为精密的、实证的科学。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正是在方法论的分歧和对峙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方法论上，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主要继承了人文主义传统，而美国的经验学派则更多地采用了实证主义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