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估算(下)重点

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估算(下)
2.2 相关技术处理
尽管理论上较为完备，但在应用上述方法计算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的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针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本文作了如下处理：
(1)1992年以来，我国海关采用HS编码体系(The Harmonization Code System)来对进出口商品进行编码、分类和统计。

HS码共有22大类98章，每章包括几十甚至上百种商品类型。

受现有技术条件和资料水平的限制，不可能以具体商品为单位来计算隐含碳进出口。

因此，本文选择HS码二级分类作为本研究的基本商品分类，共98类。

(2)我国现有的最新且最为详细的投入产出表为《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2006)，该表包括122个部门。

该表中的部门分类与海关进出口统计中的HS码分类不一致，在对应上存在一定困难。

本文以HS码二级分类为基本分类，根据投入产出表中得出的122部门产品的碳耗系数，依照典型商品对应的原则，确定了98类商品的碳耗系数。

(3)理论上讲，从不同国家进口的商品，其碳耗系数应根据不同的投入产出表来计算。

但是，我国的贸易国有近百个，一一根据投入产出表来确定其各类商品的碳耗系数难度较大。

同时，在获取我国和各贸易国之间的进出口数据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出于简化的目的，本文选择日本作为进口国家的代表来计算进口货物的碳耗系数。

选择日本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各主要贸易国中，日本在节能方面的技术水平最为先进，日本的碳耗系数低于欧美等发达
国家，依据日本计算得出的隐含碳进口量可视为我国隐含碳进口量的下限(亦即我国净出口隐含碳的上限)，这对于正确认识我国贸易中的隐含碳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日本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我国最大的进口国家。

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主要为机械、电子类商品，在我国进口商品中较为典型。

(4)依据《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的碳耗系数仅代表2002年水平。

如果应用技术方法将投入产出表调整到2002年之外各年，所需要的数据量和工作量都将十分庞大，短时间内无法完成。

为了简化计算，本文对基准年之外其他年份的碳耗系数，作了技术水平、价格指数和汇率三个方面的修正(见表1)。

(5)对于涉及到二次能源的部门，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炼焦业、石油和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利用投入产出法计算得出的碳耗系数，实质上包含两个部分，即：这些部门产品本身所具有的能源可能排放的二氧化碳(尚未燃烧排放)，和生产这些产品过程中消耗的能源所排放的碳。

其中，第二部分为该部门产品的隐含碳。

(6)以国内消耗系数计算出口，国外消耗系数计算进口的方法，适用于一般贸易，在加工贸易方面会有较大偏差。

以中国和日本为例，日本生产的产品进入中国，中国加工后再销往他国。

为了简单起见，设中国加工过程中没有实现增加值，也没有消耗能源和排放温室气体。

以该方法计算的结果，出口产品的隐含碳高于进口产品。

但事实上，二者应该相等。

由于缺乏加工贸易进出口货物的详细资料，本文对加工贸易作了如下处理：采用中国消耗系数计算加工贸易中的隐含碳净出口，以日本消耗系数计算加工贸易中隐含碳的进口量，以净
出口和进口的和来计算隐含碳总出口。

加工贸易进出口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3 结果
3.1 中国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净出口估算上限
如前所述，理论上讲，从不同国家进口的商品，其碳耗系数应根据不同的投入产出表来确定。

但是受资料的限制，我们目前还不能对所有贸易国展开分析。

在中国的诸多贸易国中，日本的能源利用效率最高。

选择日本产品的碳耗系数作为所有进口产品的碳耗系数，计算结果可视为我国贸易中的隐含碳进口下限。

同时，以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和出口数据为基础，计算了我国贸易中的隐含碳出口量(见图1)。

图1中，隐含碳进口线为我国的隐含碳进口下限，实际情况可能高于该线。

隐含碳出口线则接近实际，但受加工贸易的影响，实际情况可能比此线略高。

灰影部分表示隐含碳净出口量，其值可视为我国的隐含碳净出口上限。

为了方便比较，列出了1997—2006年我国的碳排放情况(见图2)。

可以看出，1997—2002年，我国的碳排放是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2003年之后增长加速。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1997—2006年，我国进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都在逐年增加，但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总量大于进口产品中的隐含碳总量。

通过隐含碳的形式，中国实际上为国外排放了大量的碳，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1997—2002年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2%—14%，2002年之后迅速增加，到2006年，该数字已达29.28%。

1997—2006年累计隐含碳净出口达1821Mt碳当量，超过2006年全国碳排放总量。

与隐含能相比，隐含碳净出口
占当年碳排放的比例，比同期隐含能净出口占当年能源使用总量的比例要略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能源使用结构以煤为主，同能效情况下碳排放要略高。

3.2 中国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净出口估算下限
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包括美国、日本、欧盟等，这些国家的能源效率都高于中国。

用中国的技术水平和能源使用结构计算出的隐含碳进口量，可视为我国的隐含碳进口上限(即假设进口产品都在中国生产)。

同时，该计算结果也反映了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

这是因为：对于一件无差异商品来说，通过从发达国家进口，可以节约相当于我国同产品碳耗水平的能源，从而减少了相当于我国同产品碳耗水平的碳排放。

因此，用中国技术水平估算进口产品中的隐含碳，除了可以估算隐含碳进口上限，对分析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也具有重要意义。

图3表示了中国贸易中的隐含碳净出口估算下限。

图3中，隐含碳进口线为我国的隐含碳进口上限，实际情况低于该线。

隐含碳出口线则接近实际，但受加工贸易的影响，实际情况可能比此线略低。

灰影部分表示隐含碳净出口量，其值可视为我国的隐含碳净出口下限。

从图3可以看出，即使保守估计，我国仍为隐含碳净出口国。

1997—2004年，隐含碳净出口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比例在0.5%—2.7%之间，2004年之后迅速增加，2006年该数字达10%左右。

保守估计和乐观估计表现出了相同的增长趋势。

但保守估计和乐观估计之间差别较大，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能耗水平、碳耗水平达到日本时的节能潜力和减排潜力。

4 结论和讨论
4.1 近年来我国碳排放总量的飞速增长与日益扩大的贸易顺差密切相关
1997—2006年，中国存在大量的隐含碳净出口，2003年以后增长明显。

保守估计下，2006年的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到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0.32%；乐观估计下，这一数字达29.28%。

中国碳排放总量的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的日益扩大是一致的。

这些增长的碳排放所创造出的经济成果，有很大一部分被外国人所占有和消费。

中国承担了本应进口国承担的碳排放量。

4.2受资料的限制，本文仅估算了隐含碳净出口的上限和下限，但这对于全面认识我国的碳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要做到隐含碳的准确计算，除了需要双边贸易的详细数据之外，还需要各贸易国当年的投入产出表。

一般来说，大部分国家的投入产出表每5年更新一次，要了解其他年份的投入产出情况，需要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需要投入大量的工作。

除此之外，本文还采取了许多近似方法来简化计算过程，这也给计算结果带来了一定误差。

尽管离准确计算还有一定差距，但通过上限和下限，揭示了我国隐含碳净出口的一些基本情况。

4.3 以价格为基础的投入产出法，扭曲了各国技术方面的真实差异，这是投入产出法的一个重要缺陷
这种假设实际上以碳排放增加为代价掩盖了高额的增加值。

以价格为基准的投入产出法，不能反映各国能源效率方面的真实差异。

如果对每一类产品均
采用购买力加权(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PPP)方法加以改进，该缺陷可能会有所改善。

4.4 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受益者，都应该对气候变化负责
自1972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提出“污染者负担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以来，污染者付费已成为国内外在治理环境问题上的一个基本原则。

然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这一原则并不适用。

发达国家为了降低其碳排放和改善环境，往往将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将发展中国家装扮成“生产者”的模样。

这种情况下，只要求生产者付费是不合理的。

作为受益者，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应该对气候变化负责。

4.5 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较为先进，生产低能耗低排放产品；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较低，却生产高耗能高排放产品，这种分工增加了全球碳排放
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表明，世界上劳动生产率不同的国家，通过国际商品交换，都能给交换的双方在经济上带来利益。

即使在各个生产领域生产率都比较低的国家，通过生产和出口那些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仍然可以获得利益。

遗憾的是，在双方都获得利益的情况下，环境受到了损害。

既然不能由发达国家来生产全部产品，那么，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必要的技术转让或援助，对于全球环境来说，就显得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