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
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至1949年之间，在中华民国内的一个行政区域，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的部分区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辖行政区，解放战争开始后被蒋介石政府宣布为非法叛乱区域。
所属地区：中国西北下辖地区：23县政府驻地：延安地理位臵：中国西北部面积：12.9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简介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使陕北成为革命的中心根据地。
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后由高自立接任副主席、代主席、兼党团书记）。
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首府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历史1934年11月，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等领导的西北红军成立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吴岱峰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参谋长，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5年1月，改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成为共产党的根据地中心，中共中央所在地。
1937年9月，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中共中央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建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它是一个边区的自治性地方政府，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
1939年12月国民党胡宗南率兵进攻陕甘宁边区。
1947年3月，由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所策划，并经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同意并授权，之后命令胡宗南调集39个旅、23万多人的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
1947年3月19日，毛泽东等率领共产党中央机关和部队，撤离延安。
从3月-8月，共产党军队对国民党军发动多次突袭性战役，其后国民党军退出陕甘宁地区。
1948年3月28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东渡黄河，迁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陕甘宁边区建制依旧存在，但已被蒋介石政府认定为非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甘宁边区的建臵撤消，政府解散。
辖区边区范围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
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20余县，约150万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
1937年10月12日，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规划陕西省之延安（肤施)、安塞、保安（志丹)、安定（子长)、延长、延川、旬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富县、米脂、绥德、佳县、清涧、吴堡，甘肃省之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等23县，以及宁夏省之花马池（盐池县)及神（木)府（谷)区、关中区部分地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的募补区。
政治1937年9月6日，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
成立了以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的边区政府。
边区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
1938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作出在各省、市召开参议会的决定，并于9月公布了省参议会临时组织条例。
与此相适应，边区政府于同年11月决定将边区议会改为边区参议会。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由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出议长、副议长，政府主席、副主席。
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
值得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政府的各个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重要政策和措施基本都由中共颁布实施。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赋予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进行切实的抗战动员，民主政治的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肃清土匪汉奸，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
”。
执政方针的定义，政权结构为：（一)参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参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
（二)政府机关，设边区、县、乡三级，主要领导人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
专员公署和区公署，分别为边区政府和县政府的派出机关。
（三)司法机关，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等法院的分院，县设县法院。
边区和县的法院院长，由边区和县参议会选举产生。
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和边区高等法院，是三者统一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
根据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政权和执政方针的定义，陕甘宁边区的政权是抗日人民的政权，它的阶级基础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了其他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
实行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实质是有中国共产党完全主导的国民政府地方战时临时性的行政区域。
边区参议会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
到会参议员145人（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开明绅士特约参议员12人)。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陈绍禹)、洛甫（张闻天)、陈云、王稼样等出席开幕式。
会议选举出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选举高岗、张邦英、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志亮（女)、王观澜、高述先为边区参议会常驻参议员。
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林伯渠、高自立等15人为边区政府委员。
选举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曹力如为边区政府秘书长。
会议还通过了多项于边区自治相关的法律文件。
还有象征宪法的文件：施政纲领。
边区政府1939年2月6日，第一届经过民主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在延安宣誓就职，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
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前任张国焘，李鼎铭，继任高自力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有资料可查政府机构有：政府办公厅、贸易厅、教育厅、建设厅、民政厅、财政厅、民族事务委员会。
宪法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1939年1月17日至24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有中国共产党主要起草的地区自治性宪法文件《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选举自1937年5月起，边区开始进行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
截止至10月，完成了乡、区、县的选举，成立各级议会和民主政府。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无党派中的左翼人士、中间人士和其他方面人士各占三分之一。
1937年12月，经过选举，产生了500多名边区议员，但由于战争环境和其他原因，边区议会未能及时召开。
1938年11月25日，边区政府根据首届国民参议会制定的省、市参议会组织条例，决定将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选的边区议员改为边区参议员。
右派亲国民党或持反共立场的各方面人士对选举进行了抵制，这部分人没有获得相应的选举权利。
妇女工作一、参选陕甘宁边区实行抗日民主的选举制度，妇女和男子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
在《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中规定:“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论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一规定，使边区妇女第一次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边区的各级政权组织，都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
妇女参选是扩大民主的重要内容。
但是，长期以来边区妇女缺乏参政意识，在民主选举初期，许多妇女不愿意出来参加选举活动，如何把占选民半数的妇女动员到选举中来，边区各县、乡、村都采取多种措施，启发妇女的觉悟，使她们重视自己的地位和权利，同时，采取便于妇女参加的选举形式，识字用选票，不识字的采用画圈、投豆子等方式；一些地广人稀的地方，则采取分散投票的办法，设流动票箱，挨门串户，方便选民投票。
这些措施，调动了妇女参选的积极性，使妇女参选率逐年上升。
1937年边区第一次民主选举时，有70%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参选妇女占女性选民总数的15%左右；1941年边区第二次民主选举时，有80%的选民参加选举，有许多地方达90%以上，参选妇女占30%以上，清涧、安塞等地参选女选民达50%左右；1946年边区第三次民主选举时，全边区女选民参选人数达76292人。
二、参政参议会是抗日民主政治的重要组织形式,陕甘宁边区通过民主选举，先后建立边区、县（区)、乡三级参议会及政府机构。
在各级参议会中均有女参议员。
在第一届参议会选举中，路志亮、高敏珍、冯兰英、刘桂珍、刘生云、郗桂英六名妇女被选为边区级参议员，其中路志亮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刘生云被选为东一区区长。
在第二届参议会选举中，郗桂英、宁志明、曹相如、郭玉兰、马娴卿、杨芝芳、白锋悟、邵清华、白飞娥、折聚英、杨桂曲、康秀英、尤香斋、路志亮、郝明珠、白茜、张琴秋等17名妇女被选为边区级参议员。
24岁的女青年邵清华被选为安塞县县长。
21岁的女青年乔桂英被选为延安县东一区第一乡乡长。
全边区有2005名妇女当选为乡一级参议员；167名妇女当选为县一级参议员；17名妇女当选为边区级参议员。
第一届参议会后，边区政府对提高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地位更加重视，于1939年3月4日发出通令，要求各级政府、部队、学校、团体在今后的各级参议会的选举中，“应尽可能达到妇女参议员占25%之提议。
同时各机关职员也要尽可能吸收妇女参加，以资保证妇女参加的权利。
至各机关、团体、学校之女职员和学生，从3月份起按月酌加津贴二角”。
这个通令在全边区得到贯彻执行，因此第二届参议会中各级女参议员数较之第一届参议会有较大的增加。
当选的女参议员，大部分是妇运干部和农妇。
司法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39年1月17日至2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以及铲除和杜绝汉奸、土匪，扩大地方武装和统一战线，发展经济、教育等12件重要提案。
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由于边区政府实行自治政策，所以辖区内的司法较多根据自治原则制定，很少使用中华民国国家颁布的各方面法律。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中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之各级民意机关”，“各级参议会之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之”；边区参议会之职权：“选举边区政府主席、边区政府委员，及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委员；批准关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各项计划”等。
《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在选举区域内，如有少数民族……其人数……有法定人数五分之一以上者，单独进行该民族居民之选举，得选出正式议员一人。
”妇女方面：从1939年起，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制定了《陕甘宁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
1942年颁布《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1943年颁布《陕甘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以及1944年颁布的《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
陕甘宁根据地的邮政和邮票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
陕甘宁边区是1931年后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的革命游击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将原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重新划分为陕甘省、陕北省、关中特区和神府特区。
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又进行西征，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发展和扩大，并成立了陕甘宁省。
西安事变后，实现了国内和平。
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春，主动把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作为全国一个行政区域。
1973年9月6日，正式改特区为陕甘宁边区，管辖23个县，包括陕西、甘肃、宁夏3省相接连的各一部分，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
陕甘宁根据地邮政事业的建立和发展，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陕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递步哨和传山哨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邮递通讯工作，主要是通过递步哨和传山哨的组织进行的。
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西北红军，先后开创了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和以安定为中心的陕北根据地，成立工农民主政府，建立区乡政权。
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发行货币，创办列宁小学、成立赤卫队和少先队，组织贫农团、儿童团、妇女会等群众团体。
为加强各根据地、游击区和红军相互间的通讯联络，在县区以上机关，设有武装交通员，在乡村普遍设立递步哨。
每有信件传送时，交通员一村传一村，一站转一站，直至送达目的地。
若是急件要件，便插上鸡毛或写“飞送”二字，则风雨无阻，日夜兼程。
群众把这种信件叫“鸡毛信”。
在粉碎敌人军事围剿的斗争中，为及时传送消息，报告敌情，根据地内又普遍设立了传山哨。
每个哨员有一定的哨位，哨位一般设在交通要道两侧的山峁上。
平时哨员在山峁上一面放哨，一面劳动，一旦发现敌情，哨员就用暗号传送消息，一个传一个地报告给红军和附近村庄的群众。
例如当哨员发现敌人时，便向另一个哨位喊话：“噢——，拦羊！羊向东边跑过来了！”这就是说敌人从东边过来了。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石油工业 (3)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石油工业摘要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充分发挥了石油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石油工业。
该地区的石油工业起步较晚，但通过引进技术和合作发展，逐渐建立起了一条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
本文将从石油资源的发现和开发、石油工业的发展历程、对边区经济的贡献以及石油工业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石油工业进行探讨。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石油资源，石油工业，经济贡献1. 引言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位于中国西北地区，地处战略重要的地段。
该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为抗日战争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物资。
本文将围绕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石油工业展开论述，探讨其发展历程、经济贡献以及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2. 石油资源的发现和开发陕甘宁边区的石油资源最早于抗日战争初期被发现。
当地的石油勘探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为石油工业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然而，由于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石油的开发利用还较为落后。
为了克服这一问题，陕甘宁边区开始引进先进的技术，并与国内外的石油企业合作，共同推动石油工业的发展。
3. 石油工业的发展历程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石油工业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
初期，该地区只有几座小型的石油精炼厂，产能有限。
随着技术的引进和合作的加强，石油工业逐渐扩大规模，建立了多座精炼厂和石油储运设施。
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陕甘宁边区的石油工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为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物资支持。
4. 石油工业对边区经济的贡献陕甘宁边区的石油工业不仅对战争具有重要意义，还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石油工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兴起，增加了就业机会，提升了居民的生活水平。
同时，石油工业的发展还为当地财政收入带来了巨大的增长，为边区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
5. 石油工业的影响陕甘宁边区的石油工业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石油工业为当地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解决了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陕甘宁人民政府
陕甘宁边区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 区域设置的一个行政建置。它既不是国家的边 境地区，也不是按照山川形势规划的行政区域， 而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甘宁地区 的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土地 革命，实行革命的武装割据所形成的。
陕甘宁边区政府从1937年9月宣告成立，到 1947年3月18日随中共中央转战陕北，1948年4 月21日收复延安，至1950年1月19日撤销，共历 时12年又4个月。
第三届边区政府各厅、处及负责人员：
秘书长 王子宜，副秘书长常黎夫；
民政厅 厅长刘景范（兼），副厅长唐洪澄；
财政厅 厅长霍维德，副厅长黄静波；
教育厅 厅长贺连城，副厅长赵伯平（后为江隆基）；
保安处 处长周兴，副处长刘秉温、赵苍壁、李启明。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 1947年，胡宗南调集军队准备向陕甘宁边 区进攻，边区随即转入战争状态。 1947年3月，边区政府撤离延安，转 战陕北。 12月9日，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病 逝。 1948年1月， 杨明轩被任命为 边区政府副主席。
根据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政权和执政方针 的定义，政权结构为： （一)参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参议员由人民 直接选举。 （二)政府机关，设边区、县、乡三级，主要领 导人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专员公署和区公 署，分别为边区政府和县政府的派出机关。 （三)司法机关，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等 法院的分院，县设县法院。边区和县的法院院 长，由边区和县参议会选举产生。边区参议会、 边区政府和边区高等法院，是三者统一的一元 化的民主集中制。
边区参议会 边区参议会是陕甘宁边区的民意机关和 立法机关，是人民参与国事管理的机构，是 最高权力机关，它与边区政府和边区高等法 院一起组成了边区的基本政体框架，通称 “两权半”政权。
陕甘宁边区的十大政策
陕甘宁边区的十大政策1. 农业改革政策：陕甘宁边区实施了土地改革和农村集体化运动，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2. 教育优先政策：为了提升边区居民的教育水平，边区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免费提供基础教育、职业培训和大学教育，为年轻人的成长和就业创造了机会。
3. 医疗卫生政策：陕甘宁边区实施了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和免费疫苗接种，改善了边区居民的健康状况。
4. 扶贫政策：为了减轻贫困地区居民的负担，边区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扶贫政策，包括提供补贴、免费教育和就业培训，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数量。
5. 工业发展政策：边区政府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和合作社的发展，通过减税和优惠政策，吸引了更多投资和创业者，推动了边区的工业发展。
6. 文化保护政策：边区政府致力于保护和传承本地的历史文化遗产，投资修复文化古迹，举办传统节日和文化活动，提升了边区的文化软实力。
7. 环境保护政策：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边区政府严格控制工业污染和土地开发，推广可再生能源和环保技术，确保了边区的可持续发展。
8. 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边区政府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修建道路、铁路、供水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提升了交通和生活条件。
9. 就业创业政策：为了促进就业和创业，边区政府提供培训和贷款支持，鼓励居民自主创业并吸纳更多就业机会，有效减少了失业率。
10. 民主参与政策：边区政府实行了基层民主制度，鼓励居民参与决策和社区事务，加强了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促进了边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这些政策的实施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提供了有力保障，改变了边区人民的生活和命运。
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的历史沿革及其作用
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的历史沿革及其作用■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一、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的背景（一）陕甘宁边区的自然社会环境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区域政权。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甘边、陕北根据地，是在游击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将这里作为革命的大本营。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于1937年5月改称陕甘宁特区。
1937年10月，改名陕甘宁边区。
边区辖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东南部，北起府谷、横山，南达淳化、构邑，西至固原、豫旺，东濒黄河。
抗日战争爆发前，边区面积129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
边区在地理上属于黄土高原的中北部，气候属于大陆性、高原性的干燥气候，夏天干旱，冬季无霜期短，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干旱时河流干涸，暴雨时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贫瘠，实际可耕种面积较少。
（上接 第05页）充分兑换货币，重视币值稳定。
抗日战争期间，提出统一战线内部货币合作关系，与伪币斗争的关系原则。
薛暮桥等马克思主义学者，面对根据地没有黄金、白银、外汇，提出以重要物资作为货币发行准备，在山东根据地实践取得较好成效，形成了“货币本位论”的货币流通思想。
发现良币驱逐劣币的规律，以币值稳定的“抗币”驱逐币值不稳定的法币在根据地流通。
解放区货币统一中，采取“固定比价，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负责到底”的方针。
发行货币，同步管理金银、外币的基本思想。
（作者：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货币金银处处长，江苏省钱币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注释：① 罗华素，廖平之：《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167-168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③ 李实：《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78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④ 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第76页，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⑤ 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第571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4。
陕甘宁边区红色旅游发展探讨
陕甘宁边区红色旅游发展探讨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历史的推移，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旅游产品，逐渐成为了旅游业中的热点之一。
随着中国的迅猛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边远山区的旅游业开始较为活跃，红色旅游更是成为了一个重点所在。
陕甘宁边区，作为新中国的摇篮之一，曾经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基地，其丰富的红色历史和文化资源，为其红色旅游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契机。
一、陕甘宁边区红色旅游的概念与内涵红色旅游，是以红色资源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旅游，它是新时期文化旅游的新项目。
在旅游市场中，红色旅游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旅游主题，成为了旅游业中的热点之一。
而陕甘宁边区，则是中国红色旅游重要的开发方向之一。
红色旅游的内涵十分丰富，它包含了造福人民的革命先辈、英雄烈士的英勇事迹、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理念等。
这些内容代表着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宝贵经验，更是我们民族不屈抗争精神的体现。
在红色旅游中，我们可以对这些精神和历史进行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思考。
二、陕甘宁边区红色旅游的优势和特色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基地之一，其红色历史和文化资源一直以来都备受人们关注。
陕甘宁边区红色旅游的优势和特色也与其红色历史和文化资源密不可分。
（一）较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基地之一，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都比较高。
这里曾经发生过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如红军长征路线、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
（二）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山区，自然风光得天独厚。
这里有大西北沙漠景观、黄土高原最大的盆地、干热河谷、奇峰异石、丹霞地貌等多种多样的自然景观，为红色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三）深厚的革命文化底蕴陕甘宁边区曾经是中国革命的发源地和重要战略基地。
在这里，有着深厚的革命文化底蕴，如延安大学、中央广播电台、陕北局、八路军总部旧址等。
这些红色文化景点，是陕甘宁边区红色旅游得以发展的重要支撑。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红军长征后革命的大本营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红军长征后革命的大本营＞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甘肃和宁夏三省交界地区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也称陕甘宁边区。
它的基础是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清涧起义、渭南起义和旬邑起义失败后，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和谢子长到陕北开展武装斗争，先后建立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同陕甘红军会师，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极大地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同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协议，按照团结抗日的原则，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更名改制。
1937年9月6日，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延安，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
国民政府划定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范围为23个县，即陕西肤施、甘泉、？~县、延川、延长、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旬邑、吴堡、清涧、绥德、米脂、葭县，甘肃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镇原。
此外，宁夏的花马池，陕西的神府区、关中的部分地区，均归边区政府直接管辖。
它北起陕西北部的府谷、横山，南达陕西中部的淳化、旬邑，西至甘肃固原、宁夏的豫旺堡，东临黄河，南北长900里，东西宽800里，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
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战略地位。
林伯渠说：因为边区跨有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各一部，西接甘肃、宁夏，北接绥远，东邻山西，所以一方面成为保卫西北的北门锁钥，另一方面又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后方。
”加上陕甘宁边区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中，使党中央有条件集中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胡宗南部是如何封锁陕甘宁边区的
镇、淳化、旬邑，接甘肃境的宁县、西峰镇、镇原，入宁夏
境，经固原、黑城镇，至同心城，北面与马家部队衔接，构
成一条长达几百里的封锁线。在这条封锁线的淳化、旬邑一
带，形成一个中共势力向南突出的地带，胡军一般称为“囊
形地带”。这个囊形地带对胡宗南来说，好像一把锋利的匕首，
靠的人。蒋先是把发家老本第一师交给胡宗南统帅，以后又
提升胡为第一军军长。抗战开始，胡以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兼
第一军军长的头衔率部参加了上海及河南的归德、开封、信
阳各地的作战后，即调回西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
边区实行包围封锁。
胡宗南部原是在西北地区阻击红军长征北上的。西安事
的封锁部署，始终着重在囊形地带的边缘上，有星罗棋布的
坚固碉堡，连缀以密如蛛网的沟壕，构成了一条具有纵深的
封锁带。
胡宗南将囊形地带视如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
快，但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把它割掉呢？一则是怕冒天下之
大不韪，落个破坏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罪名；再则是想以
要“割掉”囊形地带的姿态，吸引中共部队主力于这一地带
第五十七军则从固原到黑城镇、同心城之线担任守备。随着
胡部的兵力增加，用于封锁线的兵力亦相应增多。到1941年
太平洋战事爆发，美英两国才感觉到有利用蒋军在大陆拖住
日本侵略军的必要，因此扩大了对华援助。蒋介石妄想独吞
抗战胜利果所以对胡宗南部的扩充也就愈益强调。自
区对中共边区政府的摩擦事件已经不断发生。胡宗南每同我
闲谈及此，经常露出反共的情绪。他说：“抗日战争即使失败
而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中共的力量扩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
对当前文化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当前文化建设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确保文化建设 的正确方向。
强化文化自信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研究和传承，增强文化自信，为 文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推动文化创新
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要推动文化创新，创作更多具有时代特色 的文化作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引言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背景与意义
背景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阶段，陕甘宁边区作为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对于 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意义
文化建设能够提高根据地人民的素质，增强革命意识，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 同时，文化建设也是根据地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人民的生 活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04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 的主要特点与成就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
革命性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是在革命战争 年代进行的，具有鲜明的革命性。
民族性
边区文化建设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体现了民族性。
群众性
边区文化建设以群众为基础，注重群众的文 化需求和参与。
开放性
边区文化建设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吸收了 各种文化元素。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紧密结合当 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为革命胜利提供了强 大的精神动力。
群众路线
创新发展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坚持群众路 线，注重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使文化建 设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在继承传统 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为革命胜 利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撑。
持。
05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 的历史意义与影响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等。
国民党集团以其反动方针为指导，指使其党大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
他们除调兵遣将加派主力部队封锁抗日民主堡垒——陕甘宁边区外，还不断加紧在我各抗日战争根据地制造摩擦，特别是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博山、深县、确山、平江等惨案。
1939年冬至1940年3月，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达到高峰，悍然发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同时，蒋介石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加紧法西斯独裁统治，广大人民没有人身居住的自由，随时可能被非法逮捕、秘密刑讯、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人民的参政权力完全被剥夺；而各抗日党派则被视为“奸党”、“异党”，没有合法的地位。
鉴于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顽固坚持其一党专政的反动政策，使广大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不能发挥出来，造成了抗日战争的危机。
为了坚持抗战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揭露国民党的宪政骗局，推动全国的政治民主化，中共中央于1940年3月，在政权建设上提出“三三制原则”。
陕甘宁边区在政权建设中，不仅建立了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民意机关，还建立了有效率的、廉洁奉公的抗日民主政府，同时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精兵简政”政策。
“精兵简政”最初是当时边区参议员、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等，在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期间，向大会送交的“精兵简政”、“言行一致”的提案中提出的，提案说：“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象。
”毛泽东同志看到这个提案后非常重视，把提案一字一句的抄在笔记本上，还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第二届参议会经过民主讨论通过了这个提案，并决定“交政府坚决执行”。
接着，中共中央于同年12月发出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