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中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内容

类似于军事精神的情况，在军事作战中的心理活动则是更加体现将军的能力。这将是考验一位将军大局观念的情况。而这恰恰包含了战略运筹与战场机变。相对于克劳塞维茨夸大了战场偶然性，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则着重的论述了应对之法，这在战争的大局布置上是有极重要的作用的。中国古代军事家早已意识到战争后勤对于战争的助力，而各种计谋的运用则也是大放异彩。战场上的计谋交错含有心理战的因素。类似《孙子兵法》的《用间篇》，《军争篇》，《九变篇》，《虚实篇》所述的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以多胜少，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五种间谍的配合使用等计谋原则体现了心理战和战场大局观的作用。而在现代战争，甚至是商业政治博弈中，大局观与心理战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现今，各种由兵法衍生出来的经营类书籍，和现代战场指挥官的回忆录都集中体现了心理战和大局观在各个方面的事业的巨大推动力。这足以可见，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所体现的大局观与心理战因素作用于现代战争和生活领域其实是一种很有力的方式。尽力发扬与继承此些思想是必不可少的竞争方式。
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中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内容
内容摘要：任何军事思想都具有时代特色，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特点在于具有哲学思辨性和高度概括性，注重智谋，具有相对的政治性与心理普适性。在当今社会，战争多元化使其中的战术有所淘汰，但其思想辩证，军队精神，理性思考与大局观念仍值得继承与发扬。
关键词：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扬与继承
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国防的理性认识，是对战争的实践认知与理论整理，本身基于战争所处的时代。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则代表了古代理性的战争理念，出于对战争的严谨思考与态势的把握，古代军事家撰写了很多军事论著。现今，中国古代相对比较著名的兵书大约在50部上下，如《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握奇经》，《六韬》，《三略》，《纪效新书》，《登坛必究》等。在这些兵书中，宋代编的武经七书为集各兵家兵书者大成。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在许多方面论述的并不是单纯的用兵布阵，而大量涉及到政治与战争及经济与战争的关系，进而从政治及经济层面论述军事问题和战略问题，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有用的政治军事经济观点，同时中国古代兵法还大量涉及到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地理学，军事心理学，军事管理学，军事人才学，战争性质理论，战争指导理论等方面带有一般规律性的基本理论原则。除了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军事原则，在战争指导理论，作战指导理论，军队建设理论，以及军队的组织纪律对于军队的教育等各方面，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都提出了尽管不全面但具有启蒙意义的重要的正确主张。而这些基本理论原则对于正面临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中国军队和中国国防建设具有普遍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来自三千年前到174年前的这些宝贵精神文明遗产值得人们铭记，而其思想辩证，军队精神，理性思考与大局观念更是值得大力继承与发扬。
同时，军队精神也是兵家著作里的必现之处。从《孙子兵法》中《兵势篇》强调“教诫为先严明法度”和《六韬》中《论将》、《选将》、《主将》、《将威》、《励军》论述“选择将帅，严明纪律”可以看出古代军事家对军队本身精神方面的观点，而这类似于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武德”，“精神力量”一样。事实上，在装备，人数相当的战争中军队精神是区别战斗力的最好标准。如同历次中东战争，前期阿拉伯联军虽占据较大军事优势但在内部统帅不和，领导混乱，军队作战精神的低下使得接连丢失领土，最终败于以色列，反而使以色列占领更多领土得以壮大。这就是军队精神的作用，但这种军队精神在古代的军事论著里更多体现在军队集体中，而较少有明显教导士兵个人素质的具体地方。相对于中国，日本取《孙子兵法》，《六韬》而成的《万川集海录》则类似于宗教教条加以约束教育士兵，克劳塞维茨也指出武德与个人身上的表现与益处“深刻了解这种事业的精神实质，激发、锻炼和吸取那些在战争中活动的力量，把自己的全部智力运用于这个事业，通过训练使自己能够确实而敏捷地行动，全力以赴，从一个普通人变成称职的军人。”而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普遍偏重物质因素而轻视精神因素的倾向，对精神因素进行继承和大力发展和发扬无疑是重要的。从近当代中国历次战争可以看出来一支具有极大军事精神力量的军队是具有极大战斗力的，而这也是为何现今中国军队重视军队精神建设的重要原因。
在这些兵书中，随着各时代兵种演化，装备进步，作战方式也在不断改进，早期的作战方法已经被后人提炼，修改为了作战原则。例如《六韬·豹韬》中论述了各地形的作战方法，而到了《孙子兵法》中则总结成为了《地形篇》，《九地篇》这一军事地理部分的原则，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内容的拓展。同样的例子还有美国陆战队指挥官凯利将军认为《孙子兵法》是所有机动战的基础。他将该书列为部队的年度读物，要求每个陆战队员必须阅读。实质上所谓的兵法演变其实更像是一颗树的成长历程，过时的战斗方法会成为培育未来战斗方法的战略原则。例如秦统一六国时的远交近攻，各个击灭；东汉统一战争中的西和东攻，由近及远，各个击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广结联盟；隋末李渊统一全国时的因势借力，乘虚入关，居险养威；蒙元初期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假道南宋灭金；明初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清初努尔哈赤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策略，使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有了一定发展。宋代统治者提出并实行的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的统军思想；明代戚继光提出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军队训练原则和方法，使中国古代治军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秦代修筑万里长城体现的“用险制塞”思想；汉代推行军屯戍边措施；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战略区，采取强干弱技、居中驭外、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明代提出的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使中国古代国防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后代李世民的“持久”防守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卫公兵法》提出的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火器出现后，明代有人提出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作战的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作战指导思想。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本身的演化过程中，思辨与理性则体现在所有的著作里，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一思辨与理性体现在了政治与人心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认定了政治因素对战争具有重大影响。而随着军事思想演变，政治也愈来愈成为兵书中论述的重要方面，尽管还未达成克劳塞维茨所认为的“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但仍然是一种对战争本质的重要研究，毕竟在各个时期下的政治本身与政治延续的是不一样的。而在《六韬》，《孙子兵法》中也有论述国家，人民对战争的贡献作用。尽管中国古代仍处于“皇室战争”阶段但是仍意识到人民对战争对的影响，这的确是非比寻常的。可见，在任何时期，理性思考与哲学思辨对于战争思想的推进是极其重要的，也恰恰是值得继承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