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官方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看法

苏联官方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看法作者：阎明复来源：《百年潮》2011年第02期苏联解体以后，1995年夏天，邓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找我，说：“现在原苏联的档案馆对外开放了，能不能去莫斯科各档案馆查找老爷子(小平同志)20年代留学时期的资料?”我欣然答应。

在俄罗斯原驻华大使罗高寿的协助下，我顺利地完成了毛毛的托付。

访问莫斯科期间，我多次拜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苏联派驻中国政府的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请他回顾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演变的过程。

当时我准备了不少问题，还带了一部微型录音机。

阿尔希波夫说，你不用录音了。

接着他从保险箱里拿出三份文件，一份是关于苏中冲突的原因和过程的文件，一份是苏中冲突大事记，一份是他撰写的回忆录。

他对我说，内部文件他从来不带回家。

而这三份文件，前两份是在他主持下起草的，后一份是他自己写的。

然后，他谈了这三份文件的由来。

80年代末，受当时苏共主要领导人的委托，他召集苏联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研究了苏联和中国关系恶化的原因和过程，并对计划中的苏中高层会谈涉及到过去的冲突如何表态提出建议。

我得到这三份文件后，立即和同去俄罗斯查档的赵仲元、邢书钢把文件译成中文。

回国后，我把这三份文件的译文送给曾庆红同志，并附信说明这些文件是苏联派驻中国政府的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交给我的。

我在信中写道：“如果你认为有必要，请呈送泽民同志过目。

”第二天一早，曾庆红同志给我打电话，说：“泽民同志就在旁边，他问这几份文件有没有俄文的?”我回答说：“有俄文的，我马上通过机要给你送去。

”庆红同志又问道：“阿尔希波夫同志把这几份文件给你，是不是因为毛毛的缘故?”我回答说：“可能不是，阿老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毛毛太小，可能不认识。

”最后，庆红同志说：“泽民同志说，有什么问题，再找你面谈。

”我说：“江主席工作忙，我也没有更多的情况汇报，就不打搅了。

”后来，听说江主席指示国内的科研机构研究中苏关系恶化的缘由。

根据江主席的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主持召开了专题座谈会，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对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2007年，我根据阿尔希波夫给我的回忆录，撰写了《听阿尔希波夫谈中苏关系》，刊登在《百年潮》杂志当年第11期上。

现在，我再将阿尔希波夫送我的《苏中冲突的原因和过程(1958—1985)》中文译文发表出来，为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关系提供参考。

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整个国际形势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在许多方面决定着世界舞台上力量的总的配置和对比。

苏联与中国在政治上互相作用的性质、内容和形式，是由国内政治、社会经济以及对外政策的诸多因素的复杂机制所决定的。

50年代前期，苏中两国观点、估价和内外政策的一致，以及它们在基本国际问题上的立场相吻合，首先是因为两国的经济过程与政治制度、经济管理形式和方法及其社会政治生活相同。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在许多方面采取了苏联管理制度的因素及其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方法与实践，这是符合规律的。

尽管苏中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两国政治制度和文化各有特点，但它们对待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和实践问题的态度相同，就成了决定它们之间在国际领域内合作的基本和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同西方在政治上尖锐对抗，以及苏中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利益的一致，也促进两国加强在世界舞台上的合作与联盟。

两国在对美关系上大体处于相同的境地。

中国由于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还很弱，在国际上被孤立，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与日本的经济封锁和政治抵制，而得到苏联的全面援助和支持，所以在50年代前期，中国实际上是在沿着苏联对外政策的轨迹走。

毫无疑问，1950年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国际方面和对于两国的合作都具有重大意义。

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两国间虽然存在某些复杂化的因素，首先是双方政治和经济往来上的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即“老大哥和小兄弟”的关系、苏联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地区、卢布对人民币兑换率偏高、向中国派遣低水平的专家、关于合营公司的冲突、对中国各级领导人态度傲慢和人身欺侮、吵闹、施加压力等等)，但两国关系总的来说是在全面合作、互利互助的健康基础上发展的。

应当指出，约·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来消除在此前时期积累下来的不平等和令人气愤的因素，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苏中合作。

苏中间的军事政治联盟与经济合作，成了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核心与骨干。

50年代后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苏中两国间在许多对内对外政策上产生分歧和进行论战，这无疑是由一些客观因素促成的，但这些客观因素又多次为某些主观因素所加强。

其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些领导人的性格和特点所加强。

苏中两国间所以会出现种种分歧，分歧产生的土壤并随之造成冲突的客观上最重要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可以归纳为下述各点：1两国的过去历史、革命斗争性质和形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主义建设所处阶段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发展方法和形式、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与领导方法，均有不同；与上述有关，两国对这些或那些政治方针和措施的评价标准、领导干部的文化特点和民族性格，也都有差异。

在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构成整个国民经济综合体的基础，建成现代化国防工业，基本上消除了卫国战争的后果。

在此基础上，于50年代后期，苏联提出了加速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任务。

其办法是：将重心由发展重工业转到发展消费资料生产，同时相对降低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通过下放经济管理权来广泛开发利用地方上的资源。

在我国(指苏联——编者注)的实践和宣传工作中，把重点放在利用经济刺激和物质利益原则等；采取措施来谴责个人迷信和克服其后果；社会生活民主化的初步趋势得到发展。

总的来说，苏联在内政方面开始由“斯大林主义”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的管理形式转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代末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发展趋势正好相反。

国内虽然在现代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创建方面有巨大进展，但它实际上尚处于过渡时期的最初阶段；经济为多种成分；中国实际上只是着手实施广泛的工业化纲领，着重于发展重工业和能源的基础部分。

这就要求通过抑制消费和从轻工业挤出资金投入重工业，来提高国民收入中的积累份额，要求加强对现有资源和整个经济的集中管理，以及集中国内政治权力(对毛泽东个人迷信倾向的加强是一种表现)。

在实际工作与宣传上，强调节约消费、提高劳动热情，强调主要靠精神、政治手段刺激劳动，批判物质利益原则，强调靠传统工艺技术和劳动组织方法来跃进式地发展经济。

其极端表现就是成立人民公社和实行“大跃进”的方针。

总的来说，对于50年代末中国的国内政策来讲，有代表性的，仍然是苏联2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在某种程度上所固有的那些原则、方法、形式与方针。

在这种条件下，在苏联所推行的措施，首先是谴责个人迷信，在中国被看成是对中共领导和中国政府的内政方针的破坏和问接批评。

同时，中共领导上推行的在国内加强权力集中和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方针，看来被苏共领导视为公开或隐蔽对抗苏联消除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路线。

由于苏联国民经济开始滑坡，发展速度下降，七年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苏中之问的上述分歧更为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一些单位因必须完成同中国签订的合同义务而出现十分复杂的情况。

加之，由于中国开始搞“大跃进”，中方则提出提前供应复杂技术设备、签订新的协议，尤其是国防工业部门的协议等问题。

当然，在此应当看到，中方一直是按期支付苏方全部供货的款项，甚至连购进大型工业企业的成套设备也未动用贷款。

2关于苏中关系复杂化的对外政策因素，首先是苏中两国所处国际地位有很大区别，以及由此而产生双方优先考虑的对外政策重点有很大不同，无疑也起了巨大作用。

这首先表现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苏联采取了坚定步骤停止同西方首先是同美国之间的“冷战”，并推行了彻底贯彻和平共处的方针。

结果，苏联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积极进展，东西方的紧张局势趋向缓和，出现了就禁止试验原子弹和不扩散核武器、放松贸易限制、扩大科技交流等问题达成协议的前景。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同美国的关系保持着高度的紧张，其根源是美国人对中国继续施加军事政治压力与威胁，他们支持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实行军事和经济封锁，进行武装挑衅，美国拒绝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

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问这种客观情况的不同，则表现为双方领导在国际局势的估计上，在其对外政策策略、军事政治措施和对各国的政策上，在其对外宣传的反帝尖锐程度上都出现了重大分歧。

与苏联不同，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领域中继续坚持同美国尖锐对抗和径直反美立场。

双方因对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估计、态度上的不同(所造成的裂痕)，由于苏联对外政策转向西方、缓和了同美国的军事政治紧张关系，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更加深了。

当时的中国领导将这视为苏联背离了共同商定的对外政策路线，视为向美帝“投降”、“妥协”，视为“现代修正主义”。

总之，截至50年代末，苏中关系总的情况是：苏联已经开始改变其对内和对外方针，而中国则因客观条件与原因仍在继续沿着先前的方向走，因而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就产生了利益、目的、对外政策方针和行动上的区别、矛盾、对立与冲突。

苏共历届代表大会和苏共中央历届全会的决议、苏共中央的信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都对50年代末和60年代对于中共和中国领导实际奉行的特殊方针及其在中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错误和歪曲做出了原则性的评价。

这些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效，何况上述指出的错误和歪曲中许多(诸如“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的方针、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文化大革命”及其过火行为等)也都受到中国新领导的谴责。

实际生活已经证明，苏共在就防止火箭核战争、巩固和平共处和国际安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同西方发展经济联系、争取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减军备尤其是签订关于不扩散和禁止试验核武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进行争论中所持的立场，就其实质来说是完全正确的。

应当强调指出，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社会情况以及两国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的不同，甚至双方对于一些国内国际政策的看法不同，也只是为出现分歧提供了可能性，但绝不意味着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注定地必要发生尖锐的政治冲突。

业已产生的分歧以及由此而来的争论与冲突，是不能用外交上、宣传上、经济上和军事上施加压力的方法予以解决的。

看来，只能借助于政治手段“逐步化解”，在实际考虑当时中国的利益与立场的基础上消除或者最大限度地缓和矛盾的尖锐程度，通过内部的同志式的讨论、经常地甚至是个人之间不断进行接触与协商的形式，耐心地解释我们的基本立场和路线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