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 美国已成失败国家
弗朗西斯福山文章阅读简述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阅读该书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因预言以民主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作为“历史的终结”而闻名于世。
因此，著者最新出版的书《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让人始料不及。
福山认为，历史的终结绝不会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治理有方的整治实体作为它的前提条件贯穿于这一进程的始终。
他相信：“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成为世界上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这样的：冷战之后，海地、索马里、巴尔干以及中东地区相继发生局部冲突和战争。
本书第一部分首先讲述了各个时期人们对国家作用的争议，并将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国家权力的强度区分开来，揭示了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家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了。
从制度供给角度，福山把国家能力所依赖的制度因素作了四个层面的区分:(1)组织的设计和管理;(2)制度设计;(3)合法性基础;(4)社会与文化因素。
从制度需求角度，福山分析得出，制度或制度改革的国内需求不足，是贫困国家制度发展的一个最大障碍。
本书第二部分主要研究了国家弱化的原因，特别是到现在仍然存在的公共管理的黑洞明显限制了外部国家帮助“弱”国家增强国家能力。
福山从制度经济学和组织理论出发寻求问题的答案，指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可以解释公共部门的机构不存在最佳的正式制度，也不存在最佳的组织形式：确定组织目标时的有限理性，代理人行为监控方式的多样性，以及自由裁量权授权程度的不确定性。
发达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实施国家构建计划时，在研究制定行政和制度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要让负责本国制度实施的当地官员参与和动手研究制定，使之在当地社会具有社会可行性，要让受援国家的政府去搞自己的能力建设。
他们肯定不会允许外国捐助者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建立替代本国制度的制度，如果这样，这些国家肯定不会发展起来。
本书第三部分分析指出，软弱无能国家是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
从国际的视角来看，国家弱化导致国际社会不稳定，损害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主权原则。
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的四大问题
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的四大问题美国民主制度得病了，而且病得很重，至于能否治好？目前还看不到希望，大概要等待一场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大的重创才能唤醒美国。
这就是我对福山把脉美国民主病的简单归纳。
福山是美国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其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使他一举成名，他的基本观点相当直白：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终结了。
当年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崩溃似乎印证了他的观点，使他声名大噪。
但与许多自由派学者不同的是，福山明显地更多一些反思和反省的能力。
四年前，他携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来上海，与我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
四年后，他又携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来华，与中国知名政治学者李世默在观察者网进行了一场很有意义的对话。
四年前，我与福山的辩论正值“埃及之春”爆发不久，福山认为中国也可能爆发这种“埃及之春”，我说不会，并预测“埃及之春”不久将变成“埃及之冬”。
我还谈到了美国政治制度改革的迫切性不亚于中国。
四年过去了，“埃及之春”早已变成了“埃及之冬”，福山与李世默的对话中也坦承“美国的问题在不断恶化”。
美国的政治制度究竟面临哪些问题？福山在这篇对话中列出了四大问题：第一、否决政治。
福山认为，美国两党的高度对抗，“民主党和共和党造成美国政治体制两极分化。
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两党之间宿怨已深，导致美国政治陷入僵局。
因为党派政治的巨大分歧，美国在很多方面很难做决策—包括最近备受关注的移民政策，甚至包括政府预算、医疗改革等基本决策”。
第二、金钱政治。
福山认为：美国的问题日益严重，“因为利益集团的资金十分充裕。
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是，政治献金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是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福山认为这样解读宪法是错误的，但他也无能为力，“因为法院就是这么裁定的”。
他还强调：“如果某个利益集团，比方说华尔街，有高度集中的金钱资源，便可以阻止政府通过不利于它的决定。
如今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如何看待福山历史终结论
如何看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答：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曾经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以后，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就到达终点，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
“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现代体制已经超越了历史和意识形态矛盾，但其他的世界角落还在追赶历史。
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除了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
福山的理论引起了很多质疑，一些学者认为，以西方社会为代表的民主体制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距离一个理想社会尚差很远，其中的一个根本矛盾就是代议制政府软弱无力效率低下，经济活动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矛盾造成了经济活动的盲目性，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以及不断发作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从而导致经济的停滞和衰退，甚至自身社会的动乱。
美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走向衰弱，以及最近英国法国的骚动就是一个例子。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于这个理论更是严加痛批，声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日薄西山走向衰亡，而社会主义制度正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全面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也破除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西方至上观念，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创举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发展模式”推动了世界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再认识，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选择的再认识，证明了社会主义不仅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
但是，从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的现状来看，福山的理论并非毫无道理，而近年来的某些最新的发展更提出了进一步的论据，证明了自由民主制度真的可能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体制了。
一个明证就是，人类的意识形态进化已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了，从古代开始，人类就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预测和想象，像是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国孔子的天下为公，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等等，这些设想悲天悯人，用心良苦，规划细致，设想周全，的确让人心动。
美国对华决策的六次误判
美国对华决策的六次误判作者：暂无来源：《领导文萃》 2015年第24期刘明福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偏见，屡屡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
二战以后，美国对中国的重大战略误判就有六次之多。
第一次误判：共产党和国民党，谁能赢得中国？二战后，中国的第一号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谁能够赢得中国？而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战略误判，导致其作出“扶蒋反共”的错误决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和争论，朝向“扶蒋反共”的方向转变。
1944年11月17日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在1945年2~4月回美国述职，4月2日，他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举行记者招待会，把中国共产党称为“军阀”，声称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
”这种主张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
毛泽东在美国1945年上半年“扶蒋反共”政策正在形成的时候，就警告美国“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果然“犯下绝大的错误”。
美国政府花费60亿以上美元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图谋，也以失败告终。
美国这次错误的结果和失败的代价，就是失去了中国，得罪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第二次误判：中国人敢出兵朝鲜吗？中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家。
这使得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也具有传奇的色彩。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是否出兵，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国军队在朝鲜仁川登陆，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向中国边境挺进。
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郑重提出两点意见，一点是：“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
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要管。
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
”另一点是：“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
[讲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讲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https://img.taocdn.com/s3/m/3cfdf76f178884868762caaedd3383c4bb4cb4aa.png)
内容提要：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指的是，8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因而具有根本的性质。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正是福山的主要理论根据。
福山强调指出，马克思也承认历史的普遍性、一致性，也认为历史有终结，即共产主义的普遍实现。
但马克思把黑格尔头脚颠倒了，即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福山认为，后世人们往往透过马克思主义来看待黑格尔，从而丢掉了黑格尔主义的真话。
关键词：历史终结，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马克思主义福山（Francis Fuknyama 1953），日裔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司”副司长，现为华盛顿知名智库兰德公司高级社会科学学者。
其主要代表作有：《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信任：社会美德和繁荣的创造》《大断裂：人类天性和社会秩序重构》等。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1992年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它是福山在1989年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充实而成。
“历史的终结？”文章刊出特别是《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著作出版以后，在整个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译成多国文字，在荷兰、英国、以色列、意大利、巴西、冰岛等地转载。
该书扉页的两句话表达了它的主题：自由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
福山向人们宣告：目前的世界形势不只是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也是最后的形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福山不是就政治而论政治，而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论述，也就是说他阐发了一种理论，即历史终结论。
首先，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指的是什么?他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8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因而具有根本的性质。
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变化无可争辩地表明西方和西方思想的胜利，具体说来是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而这正是“人类思想演进的终点相作为人类最后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通化”。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内容提要：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指的是，8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因而具有根本的性质。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正是福山的主要理论根据。
福山强调指出，马克思也承认历史的普遍性、一致性，也认为历史有终结，即共产主义的普遍实现。
但马克思把黑格尔头脚颠倒了，即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福山认为，后世人们往往透过马克思主义来看待黑格尔，从而丢掉了黑格尔主义的真话。
关键词：历史终结，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马克思主义福山（Francis Fuknyama 1953），日裔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司”副司长，现为华盛顿知名智库兰德公司高级社会科学学者。
其主要代表作有：《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信任：社会美德和繁荣的创造》《大断裂：人类天性和社会秩序重构》等。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1992年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它是福山在1989年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充实而成。
“历史的终结？”文章刊出特别是《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著作出版以后，在整个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译成多国文字，在荷兰、英国、以色列、意大利、巴西、冰岛等地转载。
该书扉页的两句话表达了它的主题：自由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
福山向人们宣告：目前的世界形势不只是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也是最后的形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福山不是就政治而论政治，而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论述，也就是说他阐发了一种理论，即历史终结论。
首先，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指的是什么?他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8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因而具有根本的性质。
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变化无可争辩地表明西方和西方思想的胜利，具体说来是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而这正是“人类思想演进的终点相作为人类最后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通化”。
弗朗西斯·福山：衰落中的美国
弗朗西斯·福山：衰落中的美国【美国《外交》双月刊9/10月号(提前出版)文章】美国林业局的成立是美国在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建设国家的绝好例证。
当时，人们的想法是管理公共土地、负责部门人员安排的应该是林业领域的专业人士而非政客。
这个想法是革命性的。
然而今天，许多人认为林业局是一个发挥不了功能的官僚机构，用不恰当的工具去完成一个过时的使命。
它已经失去了很多自主权。
它的工作受到来自国会和法院多个相互矛盾的命令的制约，耗费了纳税人大量的金钱。
如果说林业局的成立是现代美国国家发展的例证，那么它的衰落则体现了国家的衰败。
旧制度无法适应新情况在许多方面，美国的官僚机构己经不再是一个充满活力和高效的组织，其人员也不是因为能力或者专业知识而被选中。
整体来说，官僚系统已不那么看重绩效：联邦机构最近招募的新员工中，45%是国会任命的退伍军人，而非来自于名校。
在其经典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用“政治衰败”一词来解释二战后许多新兴独立国家出现的政治动荡。
亨廷顿认为，社会经济的现代化给传统政治秩序带来了问题，导致新社会群体被动员起来，而这些杜会群体的参与却不能被现有的政治制度所容纳。
由于制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现有的政治制度所容纳。
由于制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因而导致了政治衰败。
因此，衰败在很多方面就成为政治发展的先决条件：破旧而让位于新。
但这个转型过程可能是非常混乱和暴力的，也没有人能保证旧的政治制度会不断地、和平地适应新的条件。
这种模式是更全面地理解政治衰败的好的出发点。
正如亨廷顿所言，制度是“稳定的、宝贵的、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便于集体采取行动。
没有某种明确的和相对稳定的规则，人类便不得不在每个决策关头对他们的行动重新进行研判。
这种规则往往是由文化决定的，并随社会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有变化但制定和遵守规则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因循守旧的天性使得制度具有惯性，是使得人类社会能够实现任何其他动物都无法实现的社会合作的原因。
福山历史终结论
福山历史终结论福山历史终结论是指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胜利，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发展趋势的结束和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稳定。
此理论曾被认为是当代政治思想的经典之一，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福山在其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提出了这一理论，认为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的胜利标志着历史演进的终结。
他认为，自古以来的历史发展是在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中进行的，而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现代化已经成为了全球通行的主流，这意味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已经到达了终点。
福山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够自我调节，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价值的最大化，而这种优势也使它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了胜利。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市场经济已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取代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系。
这样的市场经济体系不但具有现代性、技术性、实效性等优势，而且在能源、通信、消费等各方面实现了快速发展，进一步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所弘扬的自由市场竞争体系是全球范围内不可替代的。
福山认为，作为历史的终结者，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可以自我调节，在这一模式下不断发展，这种发展的势头是不可阻挡的。
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和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将使得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呈现出更加稳定的趋势，而且将不断向着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
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出现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一方面，有人认为福山的理论是缺乏深度的历史性结论，忽视了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无法解释当前世界面临的复杂局面。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福山的理论有其合理性，因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确实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够不断地自我调节和发展。
总的来说，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出现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思考和讨论。
虽然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有其道理和现实性，但它也存在着缺点和不足之处。
对于现代社会以及未来的世界发展趋势来说，我们仍需要保持开放的态度，认真研究各种理论和经验，不断探索和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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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美国已成失败国家【观察者网综合】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在英国《展望杂志》2017年1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已成为失败国家》的文章。
福山在文章中称，特朗普当选是“美国近期经历的最令人意外且制造心灵创伤的事件之一”。
“虽然其影响尚不明朗，但在最坏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福山说，“民粹主义民主活生生地威胁到个人自由，甚至对西方所钟爱的理念构成更为根本性的麻烦。
”福山还表示，“较西方的经济失败更为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不公正感变得愈发强烈。
”此外，对于美国目前的政治现状，福山称，精英捕获（巨量金钱和强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牺牲普通民众为代价，腐蚀国会并充实精英们的钱包）和否决制（美国在过去二十年里，人种、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变得高度分化，特殊利益群体崛起并可以否决对他们有害的举措，但与此同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变得极难达成）正在严重侵蚀着美国。
特朗普以下为《美国已成为失败国家》的全文翻译（译文来自澎湃新闻）：唐纳德·特朗普从一位无人严肃对待、丑角般的外围参选者变身为当选总统，这是美国近期经历的最令人意外且制造心灵创伤的事件之一。
其影响尚不明朗，但在最坏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而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为打造这一秩序已经耗费大量心血。
从雷杰普·塔依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土耳其到欧尔班·维克多（Viktor Orbán）的匈牙利，特朗普牌民族主义的胜出，可以说与这些彼此截然不同的国家中威权主义的上升势头相映成趣。
同时，这些进展令民粹主义民主活生生地威胁到个人自由，甚至对西方所钟爱的理念构成更为根本性的麻烦。
诸多事项依旧悬而未决，但随着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在相当多的地方呼风唤雨，我们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动荡。
在美国，无休无止的事后检讨将围绕特朗普的胜利原本可能如何发生而展开；多数媒体将继续关注一些短期议题，如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在选举前十一天的介入，或者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的一连串泄密事件，据报道，遭泄露的资料源自俄罗斯方面。
这样的考量是合理的，或许也与目前的结果有关联。
但重要的是意识到，目前的结果根植于美国社会内部。
随着共和、民主两党重新评估它们的立场，它们就如下议题加以省思或者会更好：2012年以来的短短四年时间里，政治版图是如何改变的；这样的改变如何不只反映了竞选方面的戏剧性事件，而且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内部变化，即人们对经济状况的忧虑和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种深切不安之感。
在整个发达世界，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令精英的权威受到质疑，是他们一手缔造了这一高风险的体系。
用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著名证词来说，“银行业模式中存在缺陷”，削弱了精英之支持率所依托的专业知识。
较西方的经济失败更为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不公正感变得愈发强烈。
公众所见证的是，一直在运作这一体系的所有那些富有的机构和个人均收获援助，随后穷人和中间群体迎来的却是紧缩政策和失业。
在美国，源自该国相对实力衰落的焦虑，加重了这些恼人观察的破坏性影响。
乔治·W·布什时代令人痛楚地暴露了美国军事力量在伊拉克的限度，自那之后，奥巴马时代见证了中国依某种计量方式终结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似乎已做好准备，会在若干年之后全面超越美国。
民族主义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混合了怀旧情绪的民族主义可以特别有效。
特朗普的承诺不只是令美国伟大，而且是“令美国再度伟大”。
英国脱欧阵营的口号不只是敦促取得控制权，而且是“拿回控制权”，英国读者或可从这样的口号中听到共鸣。
特朗普承诺要重新获得的不会是美国过去一向自我想象的那种伟大。
特朗普并未声言致力于增进开放和民主，这样的承诺有时被过多宣示了；恰恰相反，他建言推动的是一种坚决果断但也更加世俗的政治，有可能为其他大国创造可以填补的空间，他也知道哪些大国会去填补。
这样，整体而言，当今世界可能很快就必须想方设法应付美国撤退的后果了。
但首要任务是去理解，美国何以采取了这样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转向。
为找到答案，我们又必须首先考虑美国的政治体制。
希拉里精英捕获与否决制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大大影响到201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
巨量金钱和强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牺牲普通民众为代价，腐蚀国会并充实精英们的钱包，这一指控将从右翼到左翼的两位外围候选人特朗普和伯纳德·桑德斯团结到了一起。
两人均控诉希拉里·克林顿，视其为这一类腐败的化身，因克林顿夫妇早已通过收取既得利益群体的金钱而自肥。
两人都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高盛这样的华尔街银行，将它们视为特别邪恶的力量。
随着选举年乏味地向前推进，右翼更将指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特朗普谴责包括联邦给调查局（尽管只在其赦免克林顿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全美选举行政机关在内的美国机构腐败。
极具破坏性的保守派人士马特·德拉吉（Matt Drudge）甚至暗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出于政治目的而夸大了飓风“马修”的威胁。
美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变得功能失调了；麻烦在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批评者并未找对问题的根源，并且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
问题的真正部分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植于美国的制度。
就人种、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而言，从每一个可以想见的角度来看，美国人都是高度多元繁复的。
过去二十年间，他们也变得高度分化。
这种极化反映在美国人选择居住地点方面，在那些地方，意识形态上的亲近往往较人种或者宗教更为重要；也反映在国会中，在那里，最温和的共和党人要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保守很多。
这极不同于过往二十世纪的情形，那时两党之间的共识令两党得以从新政到罗纳德·里根减税等诸多重大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
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化，美国还经历了数量庞大的利益群体的兴起。
那些利益群体坐拥巨量财富，组织完备，其中不只包括企业说客，还包括环境组织、提倡为治疗人类已知的几乎每一种疾病花钱的人士，以及个人富豪捐赠者，如赌场巨头谢尔顿·安德森（Sheldon Adelson）或声名狼藉的科赫兄弟，即查尔斯·科赫（Charles G.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H. Koch），他们能凭借一己之力筹集到与两党中任何一党几乎一样多的资金。
自199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政治活动中金钱的数量已经递增了一个数量级以上；募资如今成了所有官员念兹在兹的重大急务，特别是众议院议员，他们必须每两年一次为连任打拼。
（谢尔顿·安德森生于1933年，至2018年8月拥有财富约322亿美元。
查尔斯·科赫生于1935年，大卫·科赫生于1940年，兄弟两人共同拥有科赫实业集团。
——译注）从建国之父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宪政架构加剧了两极分化和利益群体捕获效应。
相较于西欧的议会民主制，美国的体制将权力广泛分散在政府内部彼此相竞的分支中。
这样的总统制下，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理当相互有效制约；立法部门的参议院必须拥有超级多数（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过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的法令，并在最近数十年间已承担起制定社会政策的责任；真正重要的权力依旧由州和地方保留。
这些权力中心的每一个都可否决整个体制的行动。
这样一种体制加上两极分化和强大利益群体的崛起，结果就是我所称的“否决制”。
即这样一种局面：特殊利益群体可以否决对他们有害的举措，与此同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变得极难达成。
否决制于美国民主而言并不是致命的，但确实形成了质量低下的治理。
这在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之一即形成年度预算方面显而易见。
今天，联邦预算无法在所谓“常规出货”（regular order）程序下获得通过，这一局面已持续十多年。
每一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的茶党人士之间都出现摊牌局面，茶党人士威胁说，要么根本不通过预算案，要么不提高债务上限（这样的拒绝荒谬绝伦，因其会牵涉美国的主权债务违约）。
2013年，此种边缘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摆，这期间，联邦工人哪怕仅仅出现在工作岗位，也将面临刑事制裁。
否决制尚有其他恶劣影响。
一万页的美国税典是个耻辱，其免税和补贴目录晦涩费解，以往在妥协中缓慢确立的特殊权益层叠往复、积重难返。
美国的企业税率居于世界最高之列，也成为媒体头条；若能削减这一税率以避免所有政府停摆事件发生，美国会有更优异的表现。
两党的预算专家原则上均同意，特别是为鼓励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它们藏匿于海外的两万亿美元现金取回国内使用，这一税率理当削减。
但在实践中，饱受否决之碍的国会甚至无法废止令人憎恶的“附带权益”条款，该条款给予私募股权投资者和对冲基金经理较其他所有人都更低的税率。
我将“政治衰败”定义为组织完备的利益群体对政治权力的捕获，这些群体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为代价，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扭曲体制。
另外，一个衰败的体制无法整饬自身，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维方式阻碍了改革。
最近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已历经衰败。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民主，而是说，当一些美国人在政治进程中比他人拥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现危机。
对不公正的这种认知，形成了影响到这次选举结果的第二大社会条件即不平等。
弗朗西斯·福山不平等与阶级不满过去一个世代之间，不平等上升了。
有关最顶端1%人群中最顶端10%人群的财富和收入聚集状况的概括性数字广为人知。
直到这次竞选，较少为人意识到的是，其他99%的人群是怎么生活的。
美国的左翼人士考虑不平等问题时，依惯例首先想到的是城市内部的非洲裔美国人、非法移民或者其他生活在边缘状态的少数族群。
这些群体中的贫困依旧是大问题，但不平等增长的负担落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身上：年长的白人工人阶级，如今他们已饱受三个世代的去工业化之苦。
如来自政治光谱对立两端的社会观察人士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记录的那样，美国最重大的社会分裂不再是种族或者族群，而是阶级，这由受教育水平决定。
（查尔斯·默里生于1943年，政治学者、社会学者，自由至上主义者。
罗伯特·帕特南生于1941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译注）大学毕业生和辍学者之间的财富分化令人震惊，这样的分化不止在收入统计方面显而易见，比如，只接受过基本教育的工人通常比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挣钱要少；涉及家庭解体、毒品成瘾等社会功能失调问题时也是如此：初选季中，在白人占多数、乡土气息浓厚的新罕布什尔州，头等议题成了海洛因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