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恩富自传中的华人形象分析
李恩富：《我在中国的童年》
李恩富：《我在中国的童年》
作者：唐书琴
来源：《新高考·英语进阶（高二高三）》2015年第06期
作者简介
李恩富（1861～1938），广东人，13岁时赴美留学，1887年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同年出版了英文自传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我在中国的童年》），成为在美国出书的华裔第一人。
大学毕业后，李恩富为在美华工争取权利而奔走呼告、四处演讲，1889年在《北美评论》发表The Chinese Must Stay《中国人必须留下》的文章，控诉美国主流社会对华工的排斥和虐待。
然而李恩富的努力并没有唤起同胞的觉醒和抗争，反而使自己陷入四处漂泊、颠沛流离的处境，并影响了自己的家庭，导致婚姻破裂。
1938年，李恩富在广州死于日军的空袭，在他去世5年后，美国政府废除了持续61年之久的《排华法案》。
作品简介
《我在中国的童年》共计12章，从作者出生时写起到赴美留学为止，前后跨度12年。
书中，李恩富以赴美前在中国的经历为框架，介绍了中国的宗教信仰、风俗文化、休闲娱乐等，试图让美国读者了解中国，澄清他们对中国的误解。
这本书与其说是传记作品，倒不如说是介绍中国文化的通俗读物，因为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了解一位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对中国风俗文化的看法。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书中记述的一些风俗习惯，如女性裹脚等已经成为了历史，这是在阅读中需要注意的。
选文摘自第六章“学校生活”，讲述了作者在私塾接受旧式教育，背诵儒家经典、练习书法的经历。
母亲的“鬼故事”--例析汤亭亭作品《女勇士》中的中国文化元素
母亲的“鬼故事”--例析汤亭亭作品《女勇士》中的中国文化元素王铮【摘要】美国华裔文学（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两种文化碰撞和融合的产物。
本文通过例析汤亭亭作品《女勇士》中大量的中国文化元素，探索第二代华裔对于中国民间习俗的理解，以及中国文化元素如何成为凸显华裔作家双重身份的关键。
汤亭亭使美国社会涌现了一股“花木兰”热，美国读者更加注重研读中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开启了西方了解中国的大门。
【期刊名称】《长春教育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00)017【总页数】2页(P48-49)【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汤亭亭;中国文化【作者】王铮【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湖州313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107在人才辈出的美国文坛，19世纪中期开始发展的美国华裔文学（ChineseAmerican Literature）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两种文化碰撞和融合的产物。
美国华裔作家是一个拥有强烈文化感受力的群体，他们的双重文化身份和独特生活经历，赋予了作品鲜明的个性与独有的语境。
他们的文字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主流社会文化的冲突、碰撞与融合的过程，强烈体现美国华裔在主流社会中艰难发声，找寻认同的心路历程。
自1887年李恩富(LeeYanPhou,1861-1938)发表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时代》(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起，美国华裔文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1]在华裔作家中，汤亭亭（英文名：Maxine Hong Kingston）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最令人瞩目的一位。
1976年,她的作品《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一经面世就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当年美国各个报刊的重要评论对象。
1994年，汤亭亭又据此作品改编同名戏剧《女勇士》，在美国东、西部公演，获得巨大的成功。
文化回译中的中国文化浅析——以《我在中国的童年》为例
外 语 教 育 研 究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 ResearchVol. 8 No.3Jul. 2020第8卷第3期2020年7月文化回译中的中国文化浅析——以《我在中国的童年》为例张丽娟，孟兆宇（山东华宇工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德州 253000）摘 要： 中国学生留美学习最早始于1870年，中美文化交流也开始于这一时期。
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美国这块新大陆上学习、定居，并最终形成了美国华裔群体，同时也出现了美国华裔文学。
基于文化回译的研究方法，以李恩富先生撰写的《我在中国的童年》为研究对象，对这本书及其汉译本所体现的中国文化进行分析，旨在促进中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进而提升中国在海外的文化形象。
此外，通过对《我在中国的童年》的研究，意在将中国文化逆向传播给中国读者，使国人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文化回译；《我在中国的童年》；中国文化；逆向传播【作者简介】张丽娟，女，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孟兆宇，男，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0. 引言李恩富先生是中国近代早期赴美留学的幼童之一，也是早期定居在美国的华裔之一。
1887年，李恩富先生出版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本书，书名叫《我在中国的童年》，出版地是美国波士顿。
据说，这本书是第一本由在美国生活的华裔甚至是亚裔作家所撰写的著作。
书中介绍了作者童年时期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其中提到了晚清时期的许多历史文化和生活习俗。
正如刘宓庆所说：“21世纪翻译理论研究将面临许多新问题、新任务。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将集中于文化翻译。
”（转自卢巧丹，2018：3-4）李恩富先生对童年生活的介绍有助于美国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也有助于进一步增进中美两国的文化认同感。
本文拟通过文化回译的方法，深入分析《我在中国的童年》及其汉译本所体现出的中国文化元素。
1. 文化回译与华裔文学文化回译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梁志芳于2013年提出的。
梁志芳认为：“文化回译是将用A 国语言描写B 国文化的跨国文学作品翻译成B 国语言，让它们重新回到B 国文化中。
美国华裔文学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
美国华裔文学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浅谈摘要：美国华裔文学的身份认同是近年来文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
本文解读了美国早期对东方文化的误读，对美国华裔文学在西方社会的多元化及所在国主流文化氛围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近代虽有华裔作家对东方文化的表述，但最终仍归化于美国主流文化，而现代随着中美交流的发展，美国越来越呈现出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多元化发展东方文化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近20年来，美国华裔文学得到了美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其影响现已扩大到世界许多国家。
在美国，华裔、亚裔、亚太裔等限制词常交换使用，用于指同一个客体。
华裔美国文学与亚裔美国文学不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且是共荣共生的关系，同白人主流文学相比，华裔美国文学仍处于边缘地位，但它同亚洲其他族裔文学相比，因自身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背景而保持了鲜明的特性并使其处在领先地位。
而美国华裔文学是指美国华裔作家用英语书写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的文学作品。
美国最早出版的华裔英语文本是中国留学生李恩富的自传《我在中国的少年时代》（1887），作者对当时美国主流社会丑化中国人的说法极为敏感，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那些不真实的说法。
之后，从美国第一代华裔女作家水仙花的短篇故事集《春香太太》，到以黄玉雪、汤亭亭的为代表的华裔作家的《华女阿五》、《女勇士》，华裔文学孜孜不倦地在美国寻求自己的一席之地。
谭恩美在1989 年出版《喜福会》时，华裔文学向人们展示了新的希望，在她的笔下，新一代华裔正在努力接受、理解并试图表达中国传统文化，努力消除中美文化的对立。
然而，美国华裔文学处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在强大的美国主流文化的重压下，一度失声。
二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历程美国民权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树立了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在美国文化中的主宰地位。
美国华裔文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开创阶段、发展转折阶段以及走向繁荣阶段。
晚清旅美华人文学的美国形象和中国形象
The American Image and the Chinese Image in the Chinese-American literatur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作者： 向忆秋
作者机构：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福建漳州363000
出版物刊名：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57-61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4期
主题词： 旅美华人文学 晚清 美国形象 中国形象
摘要：文章通过对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李恩富《我的中国童年》、黄遵宪《逐客篇》以及佚名作者《苦社会》进行文本细读,梳理了晚清旅美华人文学想象美国（他者）和中国（自我）的几种模式：容闳自传中的美国和中国分别被建构为文明和落后的形象;李恩富自传中的美国和中国则分别被描述为纯粹的＂异＂和诗意传统的中国形象;在《逐客篇》和《苦社会》中,美国和中国则主要被表述为一个背信弃约的种族主义国家或苦难的中国形象。
晚清旅美华人对＂他者＂和＂自我＂的文学想象,奠定了后来旅美华人文学想象美国和中国的几种模式。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分析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分析华人形象在美国电影中的呈现多种多样。
从历史上看，华人形象在美国电影中的刻画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转变。
尽管在一些早期的电影中，华人形象给人以负面的印象，但近年来的电影作品中，华人形象开始多样化和积极向上。
20世纪初的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主要表现为“鬼魂人物”。
《Ghosts》(1915)就是一部典型的例子。
这些形象常常被戴上面具，并在剧中扮演一些神秘和恐怖的角色。
这样的刻画给人一种恐惧和陌生感，暗示华人是可怕的“异类”。
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电影中，华人形象开始呈现为“虎妞”(China doll)。
这些角色通常是典型的亚洲女性，被塑造得柔弱、温顺、需要被保护。
她们是白人男性主角的情人或配角。
这样的描写使人们将华人视为“外国异族的女性”，给人一种依附和性化的形象。
到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电影中，华人形象开始随着华人社区的日益增长而多样化。
在《金瓶梅》(The World of Suzie Wong)等电影中，华人形象展现了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面貌，如妓女、艺术家、移民工人等。
这些角色的刻画虽然较为真实，但仍受到种族和性别刻板印象的限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人形象在美国电影中逐渐呈现多元化和积极向上的趋势。
《黑豹》(Black Panther)中的亚瑟王、《功夫梦》(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中的李梅亭等角色都是积极向上的形象，他们坚强、智慧、勇敢，并且不再被局限于传统的刻板形象。
虽然华人形象在美国电影中的呈现已经逐渐多元化，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些电影中的华人角色仍然被定义为“亚洲人”的代表，缺乏个性化和独立性。
华人形象在电影中的描绘仍然会受到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的影响，如华人是商人、算命师、功夫高手等。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正逐渐多样化和积极向上发展。
这反映了美国社会对多元文化的认可和接纳。
未来，随着华人导演和演员们在电影界的继续努力，我们有望看到更多具有积极意义和丰富内涵的华人形象出现在银幕上。
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二十世纪是美国华人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代，华人作家们通过他们的作品，描绘了丰富多样的中国形象。
这些作家以各种方式展现了中国的文化、历史、社会及人民，同时也谴责了虚假的刻板印象。
本文将深入探讨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并分析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首先，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通常与祖国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连。
早期的华裔作家如莫言和柴静以恢复传统文化、弘扬中国文化为使命，通过小说、散文等形式展示了中国的文化瑰宝。
他们以独特的视角描述了中国的细节和氛围，使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了中华文明。
这些作品让观众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深深吸引了那些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探索感兴趣的美国读者。
然而，二十世纪的美国华人作家同样揭示了中国社会的阴暗面，同时也对中国的现实环境提出了批评。
例如，在严峻的社会问题面前，莫言通过他的小说《红高粱》揭示了中国社会的黑暗面。
他用言辞凌厉和尖锐的幽默以及生动的描写，揭示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落后，以及贪污和腐败的现象。
这些作品使人们了解到，中国既有灿烂辉煌的文化，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此外，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涉及了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和挣扎。
在《失乐园》中，华裔作家王安忆描绘了她在美国的成长经历，以及作为一个异乡人所面临的困境。
她鲜明地展现了华人的辛酸和不公正的待遇，让人们深入思考和反思美国社会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差异。
不仅如此，在二十世纪中期，美国华人作家开始关注黑人的权益问题，并将之纳入自己的文学创作。
通过与黑人的合作和交流，华人作家以他们的作品再次扩大了对中国形象的视角。
他们着重揭示了种族群体之间的共同之处和团结，同时也为美国华人争取了更大的社会公正和平等的诉求。
总之，二十世纪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多样化且复杂的。
它们既揭示了中国文化和传统的魅力，又对中国社会中的问题提出了批评。
华裔女作家笔女性形象对比的认识
华裔女作家笔女性形象对比的认识作者：谢春林概要：两位华裔女作家的作品都具有女性主义的思想，再现了女性世界，流露出在异乡主流社会中感到压抑，文化归属的困惑和受种族歧视而激愤的情绪。
其中也不乏对女性自我意识的认同，母辈们的生活经历都是一部女性自我抗争的历史。
《女勇士》中留守在家的姑姑因与人私通而被人抄家，最后抱着女儿投井自尽。
母亲给女儿讲姑姑的故事，饱含着怨恨与同情，有着对社会的不满，也有着对女儿的教导，以免其重蹈覆辙。
姑姑和母亲是中国旧社会隐忍幽怨的女性的缩影，是无数彷徨而又无奈的女性的代名词。
《喜福会》中有着各种各样痛苦经历的母亲。
安梅的母亲与《女勇士》中的姑姑同样收到来自女性同类甚至自己母亲的训斥，因为她们的不贞丢尽了族人的脸面，无论如何也无法洗刷身上的耻辱。
她在鸦片中麻木自己，在饱受欺凌的同时仍教女儿学会隐忍，自己却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们的遭遇是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
《女勇士》中的勇兰是现代版的花木兰，她勇敢，受人尊敬，后来成为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主妇。
虽然生活在美国，却恪守中式信条。
在美国，母辈的自信受到冲击和颠覆。
月兰是名正言顺的妻子，却没有得到丈夫的认同。
月兰与勇兰的故事是华人处于西方社会，徘徊于中西文化之间并承受着族裔、性别双重压力的文学再现。
一、夹缝中抗争的女儿两部作品中的“女儿”多次强调自己是美国人，但她们的文化基因根深蒂固。
作为生长在美国的华人，她们想要融入主流社会，但事实是她们夹挤在中西文化之间，在西方环境与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中式文化基因之间苦苦徘徊。
《喜福会》中的女儿们是在美国长大的，母亲们对她们寄予厚望，而女儿们则与无限泛滥的母爱极力抗争，她们要成为地道的美国女儿。
四位女儿都争取着自我的权力，她们不希望母亲炫耀女儿的成就，厌烦母亲们的老生常谈，而更钟情于美国式的处事方式和见解。
她们试图从无微不至的母爱中挣脱出来，对自己的生活却无法泰然面对;对母亲的意见她们抗拒，同时又非常在乎母亲的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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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3No.11Nov.2012第33卷第11期2012年11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李恩富的《我在中国的童年》（When I Was aBoy in China,1887）是华人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作品，在华裔美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不容忽视的地位，但它的重要性与国内对它的研究力度不成正比。
通过检索，1991年—2012年初期间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中只找到6篇涉及李恩富研究的文章，1篇硕士毕业论文及1篇博士毕业论文。
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华裔美国文学研究领域对李恩富自传的评价褒贬不一。
詹乔指出李恩富在自传中否定批评了中国社会的封建礼教和中国生活方式，肯定和赞扬了中国的文化底蕴以及国人的丰富情感和人性[1]。
唐海东则从批判的角度评析了李恩富的自传，指出李恩富在描述中西文化的差异时，对它们进行了道德化、价值化和等级化的解读，显露出一种不太健康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和歧视比自己更弱小者的心态等诸如此类的缺陷[2]。
任何一部作品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李恩富的自传也不例外。
因此要正确客观地理解这部自传，就必须把它置放回作者当时生活及写作的时代背景，并结合他接受的思想教育来进行。
一、富有文学禀赋的李恩富19世纪中叶，在容闳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在洋务派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从1872年起到1875年，清政府选派了10到16岁的幼童共120名，分4批送到美国留学，李恩富（1861-1938）是第二批“留美幼童”中的一员[3]。
1882年因国内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留美幼童”被强行提前召回中国[4]。
但是两年后李恩富又在传教士的帮助下，重返美国，继续在耶鲁大学完成未尽的学业。
大学3年级时，他在第一学期的英文作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之后又在讲演、辩论等多种语言文学的比赛中充分显示出超人的语言天赋。
事实上，早在10年前，李恩富的语言天赋就被容闳发现。
中学时，容闳特意把他送到有200年悠久历史以教授语言见长的霍普金斯学校（the Hopkins Grammar School ）[5]，这为李恩富日后以口为剑，以笔为旗在美国本土领域上为华人的自由和权益抗争打下了良好基础。
1887年，李恩富迎来了他生命中最为春风得意的年份。
那一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顺利在报社找到了工作，迎娶了当地望族———新英格兰的伊丽莎白(Elizabethe Maude Jerome)小姐[6]。
受波士顿洛斯罗普（Lothrop ）出版社邀请撰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我在中国的童年》[5]，该书以他本人的生活轨迹为线索，叙述了他孩童时代的中国，内容涉及中国家庭、饮食、娱乐、女孩、教育、节日、说书等方面，生动活泼、形象地塑造了生活在传统中国体制下的华人形象。
二、李恩富自传中的华人形象学术界通常认为传统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
所谓“大传统”，是指社会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代表李恩富自传中的华人形象分析洪叶，王秀丽（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外语系，安徽合肥230601）摘要：李恩富的《我在中国的童年》(1887)是华人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作品。
该作品针对19世纪美国社会对华人形象的刻板化，以作者的生活轨迹为线索，通过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写作模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富有文学趣味性的书写，并客观地重塑了正面的华人形象：注重礼节、珍惜时间、辛勤劳作。
李恩富借助自传塑造华人形象的原因主要有：受西方教育的影响；中国主题美国作品的刺激以及当时社会历史背景。
关键词：李恩富；《我在中国的童年》；华人形象中图分类号：I7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2）11-0122-04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2010SQRW070）资助122--的文化，这多半是由思想家、宗教家经过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7]。
出生于广东南部香山县一个破落乡绅家庭的李恩富[8]52，不仅对中国的“大传统”、同时也对中国的“小传统”进行了富有文学趣味性的书写。
1.大传统中天性活泼的文明华人在“家庭”和“教育”等章节，李恩富凸现了“大传统”儒家传统文化在个人生命乃至生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中国虽然没有“义务教育”，但各个阶层普及私塾教育。
私塾老师严格要求学童学习，背诵“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
“清晨六点，课堂里所有的男孩都在声嘶力竭，扯开嗓门大声朗读……大家齐声高喊‘先生’（尊敬的老师）……一个学生拿起自己的课本走到先生桌前，转身背对先生，开始背诵。
”[9]李恩富对中国教育的细致描述，详细具体地体现出了中国尊师重教的传统，巧妙地驳斥了美国认为华人是文盲的言论。
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是等级观念，它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从属关系。
这在李恩富描述中国的餐桌礼节时得以体现，“长辈没有落座之前，小辈不能就坐；大家都落座后，小辈须用眼色询问是否可以开始用餐，长辈严肃地点点头表示同意后，大家才开始用餐。
”[9]通过许多诸如此类生活细节的描写，李恩富说明了作为边缘群体的华人在美国面对来自主流群体的歧视和欺压，只是忍气吞声，其实并不是懦弱的体现，而是华人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结果。
在任何环境中自觉地认同社会秩序是华人“有教养”的表现现象之一。
他继续描述：“在中国，每个人都处在他人的严格管制中……对于中国的孩子，要求他懂得服从和尊重，往往多于要求他懂得同情人、关爱人。
”[9]因此，小辈不能失礼地直呼长辈的名字，小辈即使受了委屈，也不能申辩。
“我的头脑在童年受到禁锢。
像所有孩子一样，我想要大声喊叫，要蹦蹦跳跳，要到处跑，要表达我的厌恶和喜好，要尽情地宣泄我狂野的天性和爱意的冲动。
但是，像匹初次套上缰绳的小公马，出于对长辈的恐惧，我被控制着，被套上了马嚼自，我的舌头被约束着，我的脚被钉上马掌。
”[9]这些说明使得中国人压制孩子天性的事实得以印证。
这似乎满足了西方读者的期待，但李恩富正是透过自己的亲身感受表现出普通中国孩子活泼好动的天性，极其隐晦地反驳了中国人天生麻木鲁钝的论断。
既然已提到中国的等级制度，为了避免文化冲突导致的误解，李恩富做如下解释：“中国不存在印度那样的等级制度。
在中国，财富、文学成就、官方奖励，都可以使任何家庭从卑微上升到显要。
”[9]2.小传统中有情有义的理性华人在关于娱乐、饮食、节日等章节，李恩富饶有兴趣地将“小传统”的中国民俗和日常生活中的一面呈现在美国人面前。
斗蟋蟀、放风筝、猜钱币、春节的焰火、元宵的龙灯、民歌等等，这些“小传统”展现了一个祥和而又充满情趣的中国。
对于中国人溺死女婴的说法，李恩富回击道：“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为荒谬了……我敢肯定，按人口及财富分布的比例来说，中国的杀婴事件与美国社会一样少见。
”[9]针对美国人认为华人“冷漠、残暴无情”的偏见，李恩富则是通过描述自己与母亲告别时的哀伤情境，显示出华人与其他民族一样，有着丰富的感情，只是表达方式有所不同，“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
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
我只是跪在地上磕了四个头。
她努力想显得高兴些，但我能看见她眼中已噙满泪水”[9]。
在说到中国的“穷亲戚”时，他说：“人们对‘穷亲戚’要比美国社会更为关心，更有感情。
为不幸的人们慷慨解囊相助者比比皆是。
”[9]李恩富还解释了为何在中国没有美国流行的一些文娱活动的原因。
比如，中国并无社交舞会。
李恩富解释说：“中国绅士们认为整整一个晚上围着女人跳啊、转啊，是愚蠢且不理智的，纯属浪费时间。
他们不喜欢这种耗费过多体力的消遣方式。
至于那种在跳华尔兹舞时，把手搭在姑娘腰间这种缺乏教养的举动，中国绅士更是不屑一顾。
”[9]李恩富用优美笔触和流畅语言细述了一个理想化的中国，将一个天性活泼、有情有义、充满情趣的华人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西方读者面前，使读者感受到中国文明其实和美国文明一样优秀，不相伯仲。
三、李恩富选择自传塑造华人形象的原因探析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虽然传记起源很早，但自传文学几乎鲜为人知。
因为在倡导谦和的儒家学者眼中，写自传会被视为妄自尊大。
那么接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李恩富为何会选择违背中国文学传统的文学体裁来阐释中国文化？又为何在一个国弱人123--欺的时代大力宣扬华人的优越性呢？1.西方教育使然李恩富的受众显然是西方读者，他的目的就是为刻板化的华人正名，这决定了李恩富必须使用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写作。
12岁即来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的李恩富深受西方文化及文学的影响。
从结构上看，《我在中国的童年》除了一个富有“东方情调”的开头以外，几乎与同时期的英国经典之作《大卫·科波菲尔》如出一辙，甚至有读者误以为此书出自一位美国作者之手[8]。
从内容上看，李恩富对中国文化的细致描写以及他对某些中国落后现象的委婉批判，体现了他已经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以及美国的生活方式。
从体裁上看，自传这种文体在西方传统文学中源远流长。
当时美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了解主要来自唐人街以及早期旅华传教士和文学作品中的描述。
虽然这些见闻片面、失实，但是闻者对此深信不疑，并且希望这些刻板形象能够获得来自中国内部的印证。
李恩富抓住西方读者猎奇的心理，选择自传来叙述他童年时代的中国，恰好满足了读者的要求。
他的自传一出版就得到了美国读者颇高的赞誉，并引发了一轮亚裔作家出版自传的热潮[1]。
但李恩富的真正意图是借助西方受众乐于接受的模式向美国人宣扬中国文化，塑造正面的华人形象。
对于很早就接受西方教育的李恩富来说，用他擅长的西方语言和写作模式，借助文学的力量感染读者来实现他美好愿意是他最好的选择。
2.受中国主题美国文学作品刺激19世纪中后期美国白人的主流文学与大众文学开始刻板化、妖魔化华人。
从爱默生(RaIphWal-do Emerson)到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等知识分子，从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到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等政治家，都拒绝承认华人具备一般人（或至少美国白人）最基本的品质。
那些19世纪后期几乎惟一公开替华人辩护的清教传教士，在辩护时也显然不够诚心。
他们常把华人和无可救药、粗暴、人数众多、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相比，说华人的邪恶，仅比他们稍微好一点[10]。
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于1870年发表诗歌《异教徒中国佬》(The Heathen Chinee)。
这个异教徒中国佬叫阿辛，外表老实敦厚，脸上常带憨厚天真的笑容，操着一口洋泾浜英语。
有一次他与爱尔兰工人威廉·奈尔（William Nye）赌牌，奈尔出了老千，但仍就输了牌。
恼羞成怒的奈尔对阿辛大打出手，结果发现自称不会玩牌的阿辛袖里藏牌，和他一样出了老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