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英语与澳大利亚特殊用语

澳大利亚英语与澳大利亚特殊用语韩有毅(徐州师范大学外语系,徐州,221009) 提要　澳大利亚英语脱胎于英国英语,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

澳大利亚英语词汇包括世界英语共有词汇与地区性专有词汇。

澳大利亚英语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其特殊用语上。

关键词　英语　澳大利亚英语　澳大利亚特殊用语 从19世纪末澳大利亚英语研究的开拓者爱德华・莫里斯(Ed wa r d E.Morr is)到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拉姆森(W.S.Ra mson),一代代语言学家在澳大利亚英语研究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作为一种地区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以其丰富多采、富于生气的典型民族特色,已经无可置疑地确立了在英语世界的地位。

任何一种语言的产生与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理、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

语言形式和语言特征是社会历史的反映。

澳大利亚英语从单纯的殖民英语到具有独特民族色彩的地区英语的发展过程,也是澳大利亚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过程。

就英语本身来说,在其形成期促使英语发展的有三大因素:一是单一的标准英语形式的出现,它超越众多地区性方言,成为不同地区英国人交流思想的最常用手段;二是大量借用其他语言,如诺曼底法兰西语、拉丁语等,以扩展自己的词汇;三是英语词汇的内在变化,如新词的产生与旧词的死亡、转义与合成等。

待到英语词汇足以满足文艺复兴的需要时,英语语言框架实际上也就定型了。

此后,英语发展出现了新的方向。

在殖民时期,英语开始植根于世界各地的英国殖民地,于是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殖民英语。

后来,第二代英语形式对“母国”英语的附着力逐渐减弱,它们或先或后向英国英语的权威性发出了挑战。

正像澳大利亚人不会再以丹尼尔・琼斯(Da niel J ones)所敬奉的“RP”为准则来衡量自己语音的优劣,他们也不再依据英国英语词典来判定澳大利亚英语词汇或习语正确与否。

但是,由于英国广播公司在英语语音方面以及《牛津英语大词典》(Oxf or d E nglish Dictiona ry)在英语词汇方面的权威性持续不断的影响,对澳大利亚英语的承认来得极其缓慢。

然而,澳大利亚英语发展的历史证明了澳大利亚的语言取向既不同于大不列颠也不同于美利坚,澳大利亚英语自有不同于主导的英国英语的接纳尺度。

尽管两者具有共同的语言根基,语言的地区差异越来越多,但重要的是应该承认两者之间的差异,不能把一种语言的模式与价值取向强加于另一种语言。

一、澳大利亚英语发展的历史时期澳大利亚英语是一种年轻的语言,从1788年英国移民在杰克逊港附近建起第一块殖民地算起,至今不过200多年的历史。

早期的澳大利亚英语是殖民英语,它体现出殖民者的英国血统、地区方言、不同阶层的社会方言以及带有18世纪英格兰特色的语言态度。

所以,从一开始伦敦上流社会和悉尼的军政界人士的“文雅”英语,与英国平民和新南威尔士流刑犯、下层移民的“粗俗”英语就是泾渭分明。

亚历山大・哈里斯(Alexander H a r ris)在1849年出版的小说《移民之家》(T he E migr a nt F a mily)里保留了这两种语言极端。

在这部小说中,英格兰绅士的文雅英语与前流刑犯的粗俗口语并存。

通过保留人物的方言习惯,把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威尔士人、犹太人区别开来。

不过,正是在这两种极端中,一种崭新的、平易的、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式英语慢慢发展起来。

收稿日期:1996-12-15这一新语言从形成之初就具有鲜明的同一性。

这首先因为,尽管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一直没有形成地区方言。

流刑犯和下层移民大多是城市市民,城市语言崇尚统一化,排斥怪异。

从一开始,澳大利亚语言就是在不停的人口流动和社会结构变化的环境里发展的。

囚犯们被不断地迁来迁去,自由移民也四处迁徙。

每每发现金矿、经济衰退或金矿枯竭之后,便会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在这种环境里,一个讲英语方言的人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语言,丢弃自身语言特点以适应大多数人。

通过长期的语言吸收、传播、相互影响、普通化、拉平,澳大利亚英语最终形成了相对一致性。

其次,澳大利亚早期移民绝大多数是英国血统,没有足够数量讲其他语言的少数民族。

在19世纪里,南澳大利亚的德国路德教徒是唯一具有一定独立性、在一定时期里保持民族语言与生活方式的异族移民。

由于他们人数少,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反德情绪,他们始终没有对澳大利亚英语产生真正的影响。

本世纪以来,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批移民从意大利、希腊、中欧、东南亚涌进澳大利亚。

但澳大利亚对待移民奉行的是同化政策。

在悉尼、墨尔本等城市里,尽管这些移民带来了各自的语言、生活方式,澳大利亚人甚至接受了他们的某些饮食或事物的名称,但其语言却无法在澳大利亚英语中留下有价值的痕迹。

根据澳大利亚著名语言学家拉姆森的观点,可以把澳大利亚英语发展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一)殖民时期(1788年至1850年)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英语具有典型的“殖民英语”特征,母国语言影响占绝对统治地位。

文雅英语与粗俗用语两极分化。

在这个时期,澳大利亚英语开始成长起来,逐渐形成一种新特点。

这种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1、澳大利亚英语借用了很多奇特、难懂的土著语词汇。

如gibber(石块)、hieleman(土著人的树皮或木盾牌)、mogo(石斧)、p itchi(大浅木盆)等。

2、标准英语词汇在新环境中发生了词义转化,甚至一些最常用词都会产生新义。

例如,早在1805年就由澳大利亚总督菲利普・帕克・金(P hillip P a rker King)重新定义的b r ush(女人,姑娘)、cr eek (河床,河谷)、scr ub(乡村)等以及f actory(女犯监狱)、gir l(男同性恋者)、hat(职务,地位)、mo on(月夜猎袋貂)、topender(澳北区人),19世纪20年代用于畜牧环境的muster(赶拢牲畜)、p en(剪羊毛工棚中的围栏)、stockwhip(牧鞭)、wo olshed(剪毛和打包工棚),树木名称app letree(桉树)、gumtree(桉树)等。

词义的转化使得这些词的新用法成为首要词义。

3、合成词的大量使用。

b ushr anger(土匪)、cow-cock y(奶农)、doorstep(厚面包片)、ga rlic muncher (欧洲人,希腊人,意大利人)、lyr ebir d(琴鸟)、or-a nge-time(中场休息)、p ar kland(公园)、six ty-miler (短途运煤船)等。

合成词的使用使得相对较少的词汇变得更加灵活实用。

4、大量使用流刑犯的日常用语。

如demo n(囚犯)、go o f f the tub(自缢)、high j um p(刑事法庭)、r a lly up(狱中示威)、ta nkma n(专偷保险箱的窃贼)等。

由于使用这种口语的人数相当多,原先的流刑犯与下层移民已经和这块新大陆连成一体,这种语体就成了新旧移民的标识。

流刑犯的口语中不少是源自伦敦、只用于城市或牢狱的隐语黑话,其中一些重新用于新的环境中。

不过,到了淘金热兴起之时,很多这类词汇便消失了。

(二)淘金热时期(1850年至19世纪90年代)从1850年开始兴起的淘金热给新生的澳大利亚英语以强烈的冲击。

大批淘金者的涌入打破了澳大利亚原有的畜牧模式,造成移民迁徙与混合。

这是澳大利亚英语词汇挣脱渊源上与行业上的羁绊,急速发展的时期。

淘金者们来自英国,但更多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

他们不仅带来了实用的探矿和淘金用语,如digg er(采金矿工)、pr os p ect(有希望开出矿产的地区)、shammy(采金工用的麂皮袋)、wa llow(富矿床)等,而且带来了一个开拓性社会各种职业的人操用的日常用语。

因此,淘金热扩展了口语词汇,加速了澳大利亚英语从英国英语保守主义桎梏中解脱出来的步伐。

只须把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亚历山大・哈里斯的《移民之家》(1849)与4年后出版的C.R.里德(C.R.Read)的《澳洲金矿亲历记》(Wha t I H ea rd,S aw and Did at the Austra lia n Goldf ields)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澳大利亚英语在此时期的扩展与解放。

在哈里斯的小说中,文雅英语与口头用语并行,而里德在其作品中则保留了社会语言的原有风味。

他摆脱了书面语的束缚,首先采用口语。

如果说澳大利亚英语在殖民时期是在一种已有的、面向英国的框架中成长的话,那么在淘金热时期,尤其在口语方面,则处于突飞猛进、无拘无束的发展之中。

(三)民族主义时期(19世纪9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19世纪末澳大利亚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给澳60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大利亚各方面造成了重大影响。

大批民族主义者鼓吹冲破英国的束缚而独立。

他们崇尚澳大利亚民族个性,强调澳大利亚英语的独特性。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涌现了以莫里斯为代表的澳大利亚英语研究的拓荒者们。

莫里斯在参加编写《牛津英语大词典》的过程中收集了大量有关澳大利亚英语的素材,编撰成一部独立的辞书《澳大利亚英语》(Austra l Eng-lish)。

这本书1898年在伦敦出版。

它收入了大量澳大利亚词、短语、已进入澳大利亚英语的土著语和毛利语以及源自澳大利亚的一般技术用语。

用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了对澳大利亚英语的种种误解与偏见,树立了其独特的形象。

莫里斯为澳大利亚英语的确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谈到民族主义时期,就一定要提到著名的《公报》(Bullitin)。

在民族主义的大潮中,《公报》为澳大利亚人民大众和澳大利亚文学提供了民族主义论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公报》自视为乡村人喉舌,鼓励他们把诗歌、趣闻轶事、小故事等投到《公报》来。

它提倡生动活泼的双关语、警句、俚语等口头语言,以表现乡村人的生活、语言和传说。

通过《公报》和围绕在它周围的一派短篇小说家作为媒介,这些口语词汇也就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书面语的殿堂。

《公报》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向人们展示了19世纪50年代在人民大众中聚积起来的口头语汇,承认了它们的正式存在。

到了组成联邦国家前夕,澳大利亚英语已经明确展现了自己的民族风格。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又加强了这一民族性。

士兵间的同胞情谊助长了民族意识,澳大利亚英语与其他形式英语的冲突增强了澳大利亚人的语言差异感。

可以说,在这个时期,澳大利亚英语的独特性最终获得了确认。

(四)当代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半个世纪是澳大利亚空前开放的时期。

大批移民从意大利、希腊、中欧和东南亚涌入澳大利亚,澳洲不再是一块遥远、封闭的大陆。

这一时期澳大利亚英语发生了由眼光向内到眼光向外的转变,其词汇亦从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地区英语转向世界英语。

事实上,这也是当代大多数地区性英语的变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