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现实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现实意义

院系:哲学系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姓名：乔连军学号：H200902005

摘要：纵观整个哲学发展史，对于宗教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泛起了争论的火花。马克思宗教观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源泉。马克思的宗教观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其体系主要由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宗教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宗教的发展和灭亡，宗教的社会功能和作用等几个方面构成。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应正确领会和灵活运用马克思的宗教观来指导宗教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使之更能发挥积极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于宗教的认识也将不断的向前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统筹好各个方面的关系，这其中就包涵宗教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故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再认识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宗教和谐社会主义建设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渊源

19世纪30—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集中表现为以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尤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彻底否定了宗教和上帝超自然的神圣本质，而把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提升到一个新的境地。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理论对马克思的世界观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马克思总结了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关于人创造上帝和宗教的思想，并以费尔巴哈所揭示的人是神圣家族的世俗基础为立足点来说明宗教的本质、宗教产生以及存在的社会根源及其宗教在阶级社会中所起的作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不仅从费尔巴哈所奠定的反宗教的批判的基础出发，即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而且马克思更向前迈进了一步，指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1所谓“颠倒了的世界”，就是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具体就是指当时德国的封建专制国家。在这种颠倒的世界里，人没有人的权利和地位，不能过自主的真正的人的生活。在依靠自己力量摆脱不了现实苦难压迫下，就把希望和幸福寄托于在未来的幻想的天国里，因而“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马克思特别提出了把宗教批判同无产阶级革命

联系起来的重要思想，并指出历史任务并不在于只是消除彼岸世界的真理，即宗教幻想，更重要的是要确立此岸世界即现实世界的真理。因此，对天国的批判就必须转变为对尘世的批判，从对宗教的批判转变为对法的批判，对政治的批判，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旧的剥削制度，最终消除社会苦难，铲除宗教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源。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宗教产生的根源不能只在人本身去寻找，必须在以人构成的世俗世界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中来说明。也就是说，要从客观存在的现存社会的阶级矛盾、阶级对立中去寻找宗教的根源。只有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即革命的方法，消除阶级对抗社会所造成的社会苦难，才能找到克服宗教的正确道路，靠单纯在思想理论上批判宗教是行不通的。在这里，马克思发展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思想，从对宗教的批判进而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从理论的批判进而到革命的实践。这是马克思科学宗教观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宗教现的根本区别。马克思在继承费尔巴哈宗教观积极成份的同时，对它的消极部分进行了批判继承，并在费氏的基础上向前迈出了一步，突破了旧唯物主义，提出了宗教批判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的重要思想，并提出历史任务不在于消除“彼岸世界的真理”即宗教幻想，更重要的是要确立“此岸世界”即现实世界的真理。当马克思彻底完成对费尔巴哈宗教异化理论的扬弃时，就标志着他的宗教观的形成。这样，马克思彻底转变成一个真正的科学无神论者，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确立。

到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通过批判杜林宣扬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用暴力禁止宗教的错误观点，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第一，关于宗教的本质。恩格斯做了新的概括。他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3。这一论断比马克思有关宗教本质的论断更为科学地揭示出宗教自身本质以及和其它社会意识形式能区别开来的本质规定性。第二，恩格斯还科学论述了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从自发的多神教到人为的一神教的过程。第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恩格斯认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支配力量的恐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存在的最深刻的根源。第四，关于宗教自然消亡的条件。恩格斯指出，宗教消亡的第一步，是采取社会行动，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即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己支配力量。但是，这还不够，只有“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4宗教才能最后自然消亡。也就是说，只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才能具备宗教消亡的基本条件。因为那时，人们大体上进入了自由王国，能够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就不需要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第五，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企图用强力暴力消灭宗教的错误。指出，杜林对宗教的消亡则持另一种态度。他不能静待宗教自然地死掉，却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要用强力除去宗教的一切道具。历史证明，当时普鲁士的宰相俾斯麦曾经颁布法令，用暴力镇压天主教徒的反抗，结果更促进了宗教狂热。杜林比俾斯麦有过之无不及，他要用强力暴力反对一切宗教，去撕毁宗教的面具，其结果只能是延续宗教，丝毫无助于宗教的消亡。

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篇著作中批判了费尔巴哈宗教哲学的唯心主义，阐述了宗教的起源以及如何从原始的氏族宗教到民族宗教直至发展到世界宗教的过程。并且以基督教为例进一步说明宗教的发展变化

归根到底是由适应一定生产力水平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此外，这一时期恩格斯还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宗教应采取何种态度的重要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伴着对宗教的批判不断的升华马克思关于对宗教的认识。

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关于宗教的社会功能有过详细的阐述，既然宗教在当代社会中将长期存在，那么，我们该如何使宗教在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上迈出新的步伐呢?显然应该凸显宗教的文化功能、伦理功能与某种层面的经济功能。就宗教的文化功能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是整合功能。

西方著名的社会文化理论家和生命哲学家西美尔曾高度评价过宗教的整合功能，他认为，家庭、种族、国家等都是社会整合性的体现，在这些整合性中都普遍有如忠诚、信任等旨趣，而这些旨趣如果上升到了上帝那里，就得到了最纯粹的表达，整合性也因此达到最纯粹的表现。由此，西美尔认为整合性是宗教的社会功能的绝好表现。由于宗教内部目标一致，和睦共处，所以，可以成为整合性的最高典范。马克思也认为整合性是宗教的社会功能之一。但这种“整合性”是具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的。在阶级社会里，宗教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就会变成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宗教的整合作用往往变成了“专制体制最牢固的工具”。5宗教给人民套上“锁链”的同时，还用“虚幻的花朵”迷惑人民，它“颂扬怯弱、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是‘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因而成为“人民的鸦片”。可以说，在阶级社会中，“整合性”的负面功能与统治阶级的成熟老练狡黠成正比。问题在于，“整合性”还有凝聚人心、传承文化的正面功能。这一正面功能，也已经被历史所证实。借助宗教这一载体，文学、艺术被创造并得以保存，成为民族文化象征和民族文化遗产。现在，在非阶级社会，当宗教的政治性被淡化之后，宗教在文化方面的整合功能就可以被自觉凸现出来。例如，在我国拥有广泛信徒的佛教，目前在祈祷和平，在凝聚海峡两岸的民心方面，就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宗教活动，两岸信徒同拜一尊佛，同念一本经，在两岸人民内心深处所产生的同宗同祖感，是推动和平统一的精神内驱力。这样的宗教往来，曾在打通海峡两岸数十年的隔断方面起了先锋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和台湾的宗教往来与佛事往来所迸发的文化整合功能的巨大力量，是有目共睹的。

宗教的伦理功能，较为人们所熟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上发展成熟的各大宗教，各有一套理论体系。它们的经典、教义、信条等各不相同，但道德戒律是其不可缺少的内容。无论是基督教的“末日审判”，还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或者伊斯兰教的《可兰经》经文，都道出了同样的信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善除恶，做有道德的人，是各宗教信徒的共同向往。基督教通过它的“摩西十诫”，提出了它的道德戒律，又通过神人合一的耶稣的言传身教，向世人展示出爱、公正、宽容、仁慈、怜悯、谦虚等道德情操的高尚和伟大。通过耶稣，基督教提出了它宗教伦理思想的核心——博爱。这种博爱思想，在社会生活层面上，就发挥出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尊重他人，关心他人，善待他人，

尽可能做一切善事，为他人做事就像为自己做事一样，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因为要成为上帝的选民。基督教在其新教伦理中，更提出了“劳动是天职，每一个新教徒要勤奋、节俭、进取，要用现世的成功来证明自己得到上帝恩宠”的宗教理论。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基督教新教伦理，成了养育资本主义经济人的精神摇篮。同样，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特征相契合，佛教也是伦理道德性宗教。佛教通过戒律与修身养性来提升人格，教人摆脱人间的种种“苦”和“烦”。佛教的戒律几乎与基督教的戒律异曲同工。《大藏经》中关于佛教的四句名言，十分精当地表达了佛教伦理性的特点：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以《可兰经》为行为准则的伊斯兰教，在其教义中也充满着大量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诲。“朋友和兄弟同等重要”、“不窥探他人的隐私就是仁慈”、“行一件善事，将得到十倍的报酬”、“真主加赐奋斗的人”、“求学问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这些伊斯兰教义中崇智图强，乐善好施、群体共存的智慧，也像其他世界性宗教一样，具有极大的道德号召力。显然，以上这些思想，对于达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所需要的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不无帮助。宗教的伦理功能，还表现在其有关生态伦理的思想之中。伊斯兰教中，就有“亡人奔土如奔金”的说法，穆斯林有深埋土葬、速葬的传统习惯，伊斯兰教规定，在哪里归真就在哪里埋葬，绝对不强调亡人必须回到故乡。就是等候远方亲属来奔丧，也只依三日为限，三日之内，必须埋葬。这种丧事速办，不搞疲劳战术的做法，既节省了人力、物力、精力，同时也避免了尸体因长期停放而腐朽变质的情况发生。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丧葬习俗，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有“环保意识”在内。这与伊斯兰教兴盛的地区，一般气候较温暖乃至炎热有关。在我国，道教也是具有丰富生态伦理思想的教派。这与道教特有的自然观和宇宙观有关。道教经典《老子》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周易大传》中亦说，“载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均表达了一种“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观。这些思想的阐发与实践，都将有利于构建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至于说到宗教的经济功能，这并不是指那些在宗教旅游景点通过销售旅游产品而获利的实惠，而是指蕴含在各宗教内部的经济伦理思想。阿拉伯民族在历史上曾是个善于经商的民族，所以，在伊斯兰文化中，有不少关于经济行为准则的格言，如，“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重利”、“应当用充足的斗与公平的秤，这是善事”、“勇者创造机遇”等。基督教新教伦理，在规范人的经济行为、调整人的经济心态、使之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已得到了深刻而全面的描述。就以纳税而言，基督教的什一税，培养起人们纳税神圣的观念，为日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准备了社会心理基础。基督教关于奉献的思想化为了历史上与当今虔诚的教徒们做义工和捐献的热情，以至于在今天基督教盛行的国家，人们都有做各种各样志愿者的热情，有的还走出国门，远涉重洋，惠及别的国家与民族。从经济眼光看问题，在一个存在着贫富差别的社会里，捐献和义务，以转移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形式，为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做出了贡献。在此，我们不得不又要提到启蒙思想家康德。康德把宗教放在伦理道德的建构中，将之归于“实践理性”部分，而不是放在“纯粹理性”的部分，无疑为整个宗教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指明了现代宗教的一种走向。显然，宗教的上述功能，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宗教以及宗教

的社会作用，既不能将宗教看成是“反动的”，将其全盘否定，用行政命令去取消宗教，也不能在执行宗教信仰政策时对所有的宗教都任其发展，而是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6要认真学习和灵活运用马克思的宗教思想来指导现实生活中的宗教工作，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能否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宗教思想来认识宗教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正确对待。而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应对的方法。马克思指出：“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想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他的天国形式更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7也就是说，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要深入到社会经济的形态中去分析宗教。显然，马克思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人们从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考察宗教的发展变化的思想，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握宗教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有一定的针对性。8我们既要认识到宗教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完善自身，不断得到发展，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相适应，还要善于把握宗教作为一种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能够从宗教的发展变化中窥视出社会以及经济建设的发展变化；同样还应该看到宗教对社会政治文化以及道德建设等意识形态的影响作用，积极发挥宗教对稳定社会环境、协调人际关系、劝恶向善的某些作用，同时要限制它的一些消极作用。总之，通过正确理解和创造性运用马克思的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采取适合中国实际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政策9，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一个创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的指导下，在最大范围内团结宗教界人士以及广大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带领他们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使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特有的优势，最终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因素。

综上可知，上文论述的几个方面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的宗教观的基本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个重要启蒙和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在马克思的指引和奠基下，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一步一步地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得以完善，从而也更加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马克思的宗教观是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对社会现实、对宗教问题深思熟虑的思想结晶，是马克思致力于解放全人类、为人类的解放而奉献毕生精力的思想和意志在宗教问题上的反映，也是马克思杰出的智慧和高超的社会洞察力的重要体现。虽然在某些方面还不够全面和具体，但它无论是对当时社会还是对现实社会，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

2 《马克思传》戴维麦克莱伦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 4《反杜林论》吴黎平（译）人民出版社1957.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 8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来源及其指导意义胡昂[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1(4)．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7)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7)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