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现实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现实意义院系:哲学系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姓名：乔连军学号：H200902005摘要：纵观整个哲学发展史，对于宗教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泛起了争论的火花。

马克思宗教观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源泉。

马克思的宗教观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其体系主要由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宗教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宗教的发展和灭亡，宗教的社会功能和作用等几个方面构成。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应正确领会和灵活运用马克思的宗教观来指导宗教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使之更能发挥积极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于宗教的认识也将不断的向前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统筹好各个方面的关系，这其中就包涵宗教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

故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再认识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宗教和谐社会主义建设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渊源19世纪30—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集中表现为以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

尤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彻底否定了宗教和上帝超自然的神圣本质，而把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提升到一个新的境地。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理论对马克思的世界观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马克思总结了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关于人创造上帝和宗教的思想，并以费尔巴哈所揭示的人是神圣家族的世俗基础为立足点来说明宗教的本质、宗教产生以及存在的社会根源及其宗教在阶级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不仅从费尔巴哈所奠定的反宗教的批判的基础出发，即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而且马克思更向前迈进了一步，指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

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

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

”1所谓“颠倒了的世界”，就是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具体就是指当时德国的封建专制国家。

在这种颠倒的世界里，人没有人的权利和地位，不能过自主的真正的人的生活。

在依靠自己力量摆脱不了现实苦难压迫下，就把希望和幸福寄托于在未来的幻想的天国里，因而“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2马克思特别提出了把宗教批判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的重要思想，并指出历史任务并不在于只是消除彼岸世界的真理，即宗教幻想，更重要的是要确立此岸世界即现实世界的真理。

因此，对天国的批判就必须转变为对尘世的批判，从对宗教的批判转变为对法的批判，对政治的批判，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旧的剥削制度，最终消除社会苦难，铲除宗教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源。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宗教产生的根源不能只在人本身去寻找，必须在以人构成的世俗世界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中来说明。

也就是说，要从客观存在的现存社会的阶级矛盾、阶级对立中去寻找宗教的根源。

只有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即革命的方法，消除阶级对抗社会所造成的社会苦难，才能找到克服宗教的正确道路，靠单纯在思想理论上批判宗教是行不通的。

在这里，马克思发展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思想，从对宗教的批判进而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从理论的批判进而到革命的实践。

这是马克思科学宗教观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宗教现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在继承费尔巴哈宗教观积极成份的同时，对它的消极部分进行了批判继承，并在费氏的基础上向前迈出了一步，突破了旧唯物主义，提出了宗教批判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的重要思想，并提出历史任务不在于消除“彼岸世界的真理”即宗教幻想，更重要的是要确立“此岸世界”即现实世界的真理。

当马克思彻底完成对费尔巴哈宗教异化理论的扬弃时，就标志着他的宗教观的形成。

这样，马克思彻底转变成一个真正的科学无神论者，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确立。

到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通过批判杜林宣扬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用暴力禁止宗教的错误观点，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第一，关于宗教的本质。

恩格斯做了新的概括。

他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3。

这一论断比马克思有关宗教本质的论断更为科学地揭示出宗教自身本质以及和其它社会意识形式能区别开来的本质规定性。

第二，恩格斯还科学论述了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从自发的多神教到人为的一神教的过程。

第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

恩格斯认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支配力量的恐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存在的最深刻的根源。

第四，关于宗教自然消亡的条件。

恩格斯指出，宗教消亡的第一步，是采取社会行动，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即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己支配力量。

但是，这还不够，只有“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4宗教才能最后自然消亡。

也就是说，只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才能具备宗教消亡的基本条件。

因为那时，人们大体上进入了自由王国，能够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就不需要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

第五，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企图用强力暴力消灭宗教的错误。

指出，杜林对宗教的消亡则持另一种态度。

他不能静待宗教自然地死掉，却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要用强力除去宗教的一切道具。

历史证明，当时普鲁士的宰相俾斯麦曾经颁布法令，用暴力镇压天主教徒的反抗，结果更促进了宗教狂热。

杜林比俾斯麦有过之无不及，他要用强力暴力反对一切宗教，去撕毁宗教的面具，其结果只能是延续宗教，丝毫无助于宗教的消亡。

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篇著作中批判了费尔巴哈宗教哲学的唯心主义，阐述了宗教的起源以及如何从原始的氏族宗教到民族宗教直至发展到世界宗教的过程。

并且以基督教为例进一步说明宗教的发展变化归根到底是由适应一定生产力水平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

此外，这一时期恩格斯还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宗教应采取何种态度的重要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伴着对宗教的批判不断的升华马克思关于对宗教的认识。

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关于宗教的社会功能有过详细的阐述，既然宗教在当代社会中将长期存在，那么，我们该如何使宗教在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上迈出新的步伐呢?显然应该凸显宗教的文化功能、伦理功能与某种层面的经济功能。

就宗教的文化功能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是整合功能。

西方著名的社会文化理论家和生命哲学家西美尔曾高度评价过宗教的整合功能，他认为，家庭、种族、国家等都是社会整合性的体现，在这些整合性中都普遍有如忠诚、信任等旨趣，而这些旨趣如果上升到了上帝那里，就得到了最纯粹的表达，整合性也因此达到最纯粹的表现。

由此，西美尔认为整合性是宗教的社会功能的绝好表现。

由于宗教内部目标一致，和睦共处，所以，可以成为整合性的最高典范。

马克思也认为整合性是宗教的社会功能之一。

但这种“整合性”是具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的。

在阶级社会里，宗教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就会变成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宗教的整合作用往往变成了“专制体制最牢固的工具”。

5宗教给人民套上“锁链”的同时，还用“虚幻的花朵”迷惑人民，它“颂扬怯弱、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

总之，是‘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因而成为“人民的鸦片”。

可以说，在阶级社会中，“整合性”的负面功能与统治阶级的成熟老练狡黠成正比。

问题在于，“整合性”还有凝聚人心、传承文化的正面功能。

这一正面功能，也已经被历史所证实。

借助宗教这一载体，文学、艺术被创造并得以保存，成为民族文化象征和民族文化遗产。

现在，在非阶级社会，当宗教的政治性被淡化之后，宗教在文化方面的整合功能就可以被自觉凸现出来。

例如，在我国拥有广泛信徒的佛教，目前在祈祷和平，在凝聚海峡两岸的民心方面，就起着重要作用。

通过宗教活动，两岸信徒同拜一尊佛，同念一本经，在两岸人民内心深处所产生的同宗同祖感，是推动和平统一的精神内驱力。

这样的宗教往来，曾在打通海峡两岸数十年的隔断方面起了先锋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和台湾的宗教往来与佛事往来所迸发的文化整合功能的巨大力量，是有目共睹的。

宗教的伦理功能，较为人们所熟悉。

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上发展成熟的各大宗教，各有一套理论体系。

它们的经典、教义、信条等各不相同，但道德戒律是其不可缺少的内容。

无论是基督教的“末日审判”，还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或者伊斯兰教的《可兰经》经文，都道出了同样的信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以善除恶，做有道德的人，是各宗教信徒的共同向往。

基督教通过它的“摩西十诫”，提出了它的道德戒律，又通过神人合一的耶稣的言传身教，向世人展示出爱、公正、宽容、仁慈、怜悯、谦虚等道德情操的高尚和伟大。

通过耶稣，基督教提出了它宗教伦理思想的核心——博爱。

这种博爱思想，在社会生活层面上，就发挥出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

尊重他人，关心他人，善待他人，尽可能做一切善事，为他人做事就像为自己做事一样，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因为要成为上帝的选民。

基督教在其新教伦理中，更提出了“劳动是天职，每一个新教徒要勤奋、节俭、进取，要用现世的成功来证明自己得到上帝恩宠”的宗教理论。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基督教新教伦理，成了养育资本主义经济人的精神摇篮。

同样，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特征相契合，佛教也是伦理道德性宗教。

佛教通过戒律与修身养性来提升人格，教人摆脱人间的种种“苦”和“烦”。

佛教的戒律几乎与基督教的戒律异曲同工。

《大藏经》中关于佛教的四句名言，十分精当地表达了佛教伦理性的特点：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以《可兰经》为行为准则的伊斯兰教，在其教义中也充满着大量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诲。

“朋友和兄弟同等重要”、“不窥探他人的隐私就是仁慈”、“行一件善事，将得到十倍的报酬”、“真主加赐奋斗的人”、“求学问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这些伊斯兰教义中崇智图强，乐善好施、群体共存的智慧，也像其他世界性宗教一样，具有极大的道德号召力。

显然，以上这些思想，对于达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所需要的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不无帮助。

宗教的伦理功能，还表现在其有关生态伦理的思想之中。

伊斯兰教中，就有“亡人奔土如奔金”的说法，穆斯林有深埋土葬、速葬的传统习惯，伊斯兰教规定，在哪里归真就在哪里埋葬，绝对不强调亡人必须回到故乡。

就是等候远方亲属来奔丧，也只依三日为限，三日之内，必须埋葬。

这种丧事速办，不搞疲劳战术的做法，既节省了人力、物力、精力，同时也避免了尸体因长期停放而腐朽变质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