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日报》一篇震惊全国的文章
实用类文本阅读之通讯
实用类文本阅读之通讯【考纲要求】高考语文《考试大纲》明确要求考生阅读评价中外实用类文本，了解访谈、调查报告、新闻、传记、社科论文等实用类文本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表现手法；准确解读文本，筛选、整合信息；分析思想内容、构成要素和语言特色；评价文本产生的社会功用，探讨文本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
而新闻一般包括消息（狭义上的新闻）、通讯等。
从选文上看，通讯的内容“新”而“广”，以最新重大事件、社会热点焦点、新闻人物等为主要内容，既体现了时代特色，又注重文本所具有的实用价值。
从题型上看，题型相对灵活，既有客观题，又有主观题，形式多样。
分值基本稳定在18～25分，可以是两道选择题，一道简答题；也可以是一道选择题，两道简答题；还可以全部都是简答题，每道题的分值都比较高。
从考查内容上看，命题源于文本，考查重点集中，多以考查筛选和梳理文章信息为主。
【命题走向】根据近几年新课标卷的选文及命题来看，考生应注意：1.筛选并整合信息、探究文本的意义和价值仍是此类考题的两大主流。
2.以最新重大事件、社会热点焦点、新闻人物等为主要内容的人物通讯、事件通讯是考查的重头戏。
3.仍将不以考查专门术语为目的，结合语境分析为考查的最终目标。
【解题钥匙】通讯是运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详细地报道新闻事件或典型人物的一种报道形式。
它是比消息更详细地报道具有新闻意义的事件、经验或典型人物的一种文体。
通讯按内容来划分，有人物通讯、事件通讯、工作通讯、概貌通讯等。
人物通讯一般多写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反映其先进思想；事件通讯则反映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的、振奋人心的典型事件，进而揭示事件的深刻含意；工作通讯重在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或亟待解决的问题；概貌通讯反映社会生活、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和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等，多为具体事例。
通讯具有记叙文的一些特点，阅读时考生可以借鉴小说阅读的一些基本方法，如重要词语与精彩词语的表现力，事件叙述的线索与作用，环境描写的方法与作用，人物形象的特征与刻画方法，细节的特点与作用，事件发展过程的特点与构思技巧等。
一个廉政楷模的人生歧路
62法治在线·名案回眸还不完的人情债 赵士春1951年出生在沈阳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赵士春出身很苦，13岁时母亲因病去世，作为“独苗”的他与父亲相依为命。
1968年，在沈阳市53中学担任班长的赵士春和那个年代许许多多的同龄人一样，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到新民县芦屯插队落户。
赵士春积极、肯干，他一年就回一次家，甚至春节也是在青年点过，在同龄人中显得格外成熟、稳重。
赵士春是青年点的点长，不久便光荣地入了党。
1972年春天，赵士春因表现优秀被选调回城，到沈阳市财经学校学习，在校期间，他一直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和党小组长。
毕业后，赵士春被分配到沈阳市财税局国企科工作。
他从一般科员干起，先后任组长、副科长、科长。
1983年，赵士春主动提出到最能锻炼自己的基层分局工作，于是组织上决定让他到铁西分局担任主抓业务工作的副局长。
赵士春是个勤奋好学的人，在分局每次业务考试中成绩都是第一名，1984年他通过考试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脱产进修两年。
在铁西分局工作期间，赵士春赢得了一片喝彩声。
肯于动脑的他在全国税务系统率先主持开发出“税收程序图”，为税收管理的规范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首肯。
当时分局班子开会都是在晚上5时30分以后，赵士春几乎8时30分之前到不了家。
他家在和平区住，离单位较远，可几是赵士春的顶头上司，提出主动让贤，多次到市局申请自己退二线将赵士春扶正。
由于上下奔走，市局同意了朱光泮的请求。
1990年7月，赵士春担任沈阳市税务局副局长。
到了新岗位以后，赵士春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更加忘我地工作。
当年秋天，他因患胃炎和十二指肠溃疡入院治疗，可只住了十多天就跑了出来，到市国税局住宅建设工地查看工程进度。
为了多腾出些工作时间，他把打点滴特地安排在早晨和晚上。
回家时累得像一摊泥似的赵士春曾经对妻子说：一个廉政楷模的人生歧路文/殷一果沈阳市国税局原局长赵士春曾经是廉政勤政的典型，多次拒礼拒贿，《辽宁日报》和《沈阳日报》都报道过他的事迹，也正因此，他的落马让人颇感意外。
《雷锋日记》节选品读
《雷锋日记》节选品读导语：《雷锋日记》是雷锋自1957年开始写的日记合集，(其中记录了雷锋做的所有好事)是在雷锋去世后由《前进报》社等组织整理的。
1963年3月，沈阳军区《前进报》编辑董祖修把一份雷锋日记的完整抄件随身带到了北京，和总政宣传部的相关人员一起核实雷锋日记。
1963年确认了《雷锋日记》的初稿。
1963年4月，《雷锋日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以下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雷锋日记》节选，一起来感受正能量吧：1960年1月x日我渴望已久的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理想实现了，怎么叫我不高兴呢I我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献给党才好。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我的心就象大海的浪涛一样，好久不能平静。
我，一个在旧社会受苦受罪的穷苦孤儿，居然成为一个国防军战士，得到党和首长的信任，受到战友们的热爱，我真不知说什么好……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首长胜过父母，战友亲过兄弟，这一切，只有在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里才能得到。
我一定不辜负党对我的教育和期望，我决心保持和发扬x x x矿全体职工的光荣，军政学习争优秀，全心全意保卫国防，成为一个优秀的国防战士。
1960年1月x日我出身于贫苦家庭，在旧社会过着缺衣少吃的苦日子那种被奴役、被欺凌的仇恨，使我永远铭记在心。
1960年1月12日今天，我看了一篇文章，那上面讲了许多向困难做斗争的道理。
文章说：“斗争最艰苦的时候，也就是胜利即将来到的时候，可也是最容易动摇的时候。
因此，对每个人来说，这是个考验的关口。
经得起考验，顺利的通过这一关，那就成了光荣的革命战士;经不起考验，通不过这一关，那就要成为可耻的逃兵。
是光荣的战士，还是可耻的逃兵，那就要看你在困难面前有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了。
”文章还说：“困难里包含着胜利，失败里孕育着成功，革命战士之所以伟大，就是他们能透过困难看到胜利，透过失败看到成功，因此他们即使遇到天大的困难，也不会畏怯逃避，碰到严重的失败，也不至气馁灰心，而永远是干劲十足，勇往直前，终于成为时代的闯将。
公元1977·高考元年
公元1977·⾼考元年2019-10-10⾔及七⽉，⾼考是绕不过的话题，虽然近年其考期已调整⾄六⽉，但对于⼤多数国⼈来讲，七⽉——俨然已成⾼考“代⾔”。
各位看官或许不知，恢复⾼考制度后的初次⾼考，竟是在⽩雪飘飘的冬季。
1977年12⽉10⽇，这⼀天很冷，⼤雪节⽓已过，⾄此⽽雪盛。
对于那些怀揣准考证，准备⾛进考场的年轻⼈来说，这⼀天很暖，因为改变命运的时刻到了。
经过⼗年之久的封锁，⾼考⼤门终于重新开启。
全国有570多万的年轻⼈先后从农村、⼯⼚、部队和校园奔赴考场，奔赴命运的⼗字路⼝。
⼀张准考证，为曾经苍凉的青春注⼊了温暖和希望。
在他们⼼中，坚冰融，新思萌，⾄此⽽春⾄。
《⼈民中国》的总编辑车慕奇与摄影记者翁乃强⾛访了北京第五⼗四中学和北京市第五中学考场，⽤镜头记录了沉寂多年、求知若渴的北京青年⾸次⾯临⾼考考验的真实状态。
1966年：⾼考废除，教育断层上世纪六⼗年代，⾼考作为当时⾼等教育选拔的惟⼀途径，曾引发⼴泛争议，并沦为“过去式”。
1966年6⽉13⽇，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称以往的招⽣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框框，必须彻底改⾰”，⼀时之间，⾼考成为被抨击的对象，全国⾼校从此停⽌招⽣。
也是这⼀年，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声中，以1966届的⾼中毕业⽣为⾸的⽼三届离开校园，投⾝北⼤荒，将青春的⽃志与激情播撒在荒芜的⼤地上。
1972年，⾼考招⽣⼯作恢复，但要求只选拔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农兵⼊学。
1973年7⽉，全国举办了“”⼗年中惟⼀的⼀次⼤学招⽣考试。
但在7⽉19⽇，《辽宁⽇报》刊登了⼀篇题为《⼀份发⼈深省的答卷》的⽂章，起因是辽宁省兴城县下乡知青张铁⽣在交了⽩卷后利⽤试卷背⾯写了⼀封信，信中对⼤学招⽣恢复⽂化考试提出了异议。
张铁⽣因此被称为“反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卷英雄”。
从此，⽂化考试被打倒，推荐选拔制度开始实⾏。
通过这种选拔制度⽽⾛⼊⼤学的⼤学⽣就是历史上的“⼯农兵⼤学⽣”。
一篇反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文章
一篇反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文章——评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要仔细研究一下<共产党宣言>的逻辑》一文郝贵生最近，正当人们关注围绕《辽宁日报》一封信所反映的高校以及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笔者从网上偶然发现，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2008年11月17日在《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发表一篇《要仔细研究一下<共产党宣言>的逻辑》一文(以下简称王文)。
因笔者也写过关于《共产党宣言》逻辑的有关论文，于是对该文发生了兴趣。
但阅读之后，发现该文打着研究《共产党宣言》的旗号，实质是一篇歪曲和反对《共产党宣言》，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错误的典范文章。
王文说，《共产党宣言》之所以有巨大的魅力和吸引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有非常强的逻辑性，“这个逻辑不是空中楼阁，不是抽象的推理，而是与现实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从现实出发。
”这个观点是对的。
那么《宣言》中的“逻辑”是什么呢?王文认为：“它从工业革命把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开始，进而推断出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两大阶级;两大阶级对决的时候，工人阶级应该成立自己的政党，维护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争得民主。
”实际是说，由于工业革命才导致人变成机器的奴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以及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要夺取政权、争得民主等。
王文对自己所揭示的《宣言》的这个“逻辑”思想非常欣赏，并评价说：“这个逻辑非常准确地描绘了当时的现实，非常能打动人。
”然后就点中了本文的主题：要学习《宣言》中的这个“逻辑”，而不能“拘泥于那时得出的结论”。
王文虽没有直接指出《宣言》的结论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指大家所熟悉的“两个必然”、“两个绝大多数”、“消灭私有制”、“两个决裂”等思想。
然后笔锋一转说，既然《宣言》结论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和人变成机器的奴隶这一“现实”基础上的，那么二战以后，人类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人已不再是机器的附庸，人变成了主体。
那么依据《宣言》的所谓“逻辑”，新的“现实”基础就决定了《宣言》的基本结论过时了，应当抛弃了。
春雷——析《关广梅现象》
春雷——析《关广梅现象》石瑛内容简介：1987年6月13日，《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题为《关广梅现象》的报道，之后在报纸上展开了历时40多天的大讨论，在各大媒体、社会各界、海内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同年《经济日报》有关“关广梅现象”的系列深度报道被评为1987年“全国好新闻特等奖”，关广梅本人也被《半月谈》杂志选为1987年“中国第五号新闻人物”。
租赁经营，在当时还存在很多争议。
《经济日报》从辽宁本溪的关广梅入手，将租赁经营的议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讨论，使经济改革的概念深入千家万户，也在新闻报道的形式和深度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关广梅现象租赁经营改革深度报道经济日报一、时代命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在越来越多的人尝到改革甜头的同时，也必然触及到很多人的利益。
在这个激烈碰撞的关头，新闻报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何报道经济现象，是宣传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1987年，经济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租赁经营的模式在全国渐渐推广。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1987年底，在小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中，实行租赁经营或集体经营、个人承包的已占46%。
1租赁经营成为了国民经济的热点问题。
租赁经营该不该搞？租赁企业姓“资”还是姓“社”？人们围绕租赁经营展开了广泛的议论。
1986年到1987年，全国各地有关租赁制度的条例办法纷纷出台：1986年12月12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企业实行租赁经营的暂行办法》出台，1987年天津市《关于国营小型零售企业、饮食服务业企业实行租赁经营的若干规定》出台，1987年12月27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国营小型饮食服务业企业实行租赁经营的若干规定》发布……租赁的制度已经逐步建立起来了，但是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一切人事还没有随制度而转变”。
面对改革的加速进行，许多人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对改革措施还心存疑虑。
改革，一个现在早已深入人心的词语，在当时，还备受争议。
1《租赁经营责任制指南》，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经济管理研究所企业改革研究室编著。
高烈度建筑设防
ａｐｉｎ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ａｔ
ｃａｕｓｅ．
Ｐｌｅａｓ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ｆｕｌｌ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关键词隔振技术，滑移减震．橡胶垫减震 Ｖ √ √
１
前言
地震是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上世纪自７０年代开始相继发生了海城地震（１９７５年）、唐
山地震（１９７６年）、日本阪神地震（１９９５年）与台湾集集地震（１９９９年）等一系列人地震， 通过对这些现代地震『Ｉ｛鼙震害经验的总结。人们从报刊批评设计人员抗震设计知识太差与施 ｆ：偷Ｊ：减料的迷阵中、从为什么总是在地震预报的安全区（或不设防区）会发生特人地震的 犹疑中逐渐清醒过来，认识到实际地震烈度高丁Ｉ设防烈度很多是建筑物倒塌。发生震灾的主 要原冈，其宝贵的经验总结是目前地震是不可预报的世界难题，减灾不要寄托丁等待地震预 报上，而应将ｌ：作重点放在ｌ：程抗震上。上述观点首先是由从事ｌ：程抗震的人员等提山。本 世纪初国际上义相继发生较人的印度占吉拉特邦地震（２００１年），死１．５万人，伤３．５万人； 阿尔及利驱地震（２００３年５月）死伤ｌ万多人；伊朗巴姆城地震（２００３年１２爿）死３．５万， 伤５万人：我国在新疆、云南与内蒙占也相继发生过一些６度多的地震，但其死亡人数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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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宗皓同志事迹简介
丁宗皓同志事迹简介在编辑部中层岗位竞聘笔试的考场里，他亲自发放考卷，考卷上只有一道考题：请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党报人的责任》。
在改版动员大会上，他提出以“原发性、原创性、独家性”为主旨的办报理念，强调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来组织新闻报道。
在媒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舆论场中，作为省级党报的掌舵人，他时刻都在思考一个重大问题——传统主流媒体尤其是党报应当如何作为？他叫丁宗皓，现任辽宁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曾获中国新闻奖等各类奖项，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丁宗皓认为，时代在变，平台在变，方式在变，但党报引领舆论的使命不能变，党报“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功能不能变。
那么，如何及时有效地介入焦点、热点话题，在众声喧哗中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如何以文化的视角去审视和分析新闻事件，对一个问题进行理性而系统的探寻？如何创新新闻表达，让严肃的主题报道吸引人、感染人，使党的声音得到更有效的传播？他的答案是以重大主题策划为抓手，持续实施新闻精品战略。
提前策划，主动发声。
2014年8月，丁宗皓就任总编辑伊始，便召集成立了一个特别报道小组。
小组由他直接带队并设计报道方案、拟定主题。
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紧张工作，同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当天，辽宁日报推出4个版、3万字的特别专刊《辽宁与抗战》。
该策划从浩瀚的史料和深入实地的采访中得出四个判断，即：辽宁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辽宁是三次日本侵华战争的焦点，辽宁是中国大陆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的地点，辽宁是抗日战争终点后的终点，由此总结出辽宁在抗日战争中所处的特殊位置。
这一具有理论新意和历史价值的观点，得到包括中宣部在内的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2015年，中央举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
2016年，十四年抗战史观正式写入中小学教科书。
从八年抗战到十四年抗战，这一表述的重大变化，正是《辽宁与抗战》所要表达的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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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日报》一篇震惊全国的文章-历史论文
《辽宁日报》一篇震惊全国的文章
文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著名报人范敬宜在《辽宁日报》做记者时，曾于1979 年5 月写过一篇著名的报道：《莫把开头当过头》。
正是这篇报道，让籍籍无名的范敬宜一举成名天下知。
他的人生轨迹由此出现大逆转。
有人说，范敬宜运气好，撞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谁撞上这个大运，不想出名都难。
其实，这是对一个“大”记者的莫大误解。
“大”记者之“大”，概在于能敏锐捕捉到时代所赐的绝好机遇。
一个“大”时代更能成就、考验一个“大”记者。
范敬宜之所以能一跃成为那个最闪亮的星星，是因他具有“大”记者的敏锐和能力，同时还因遇到了一个“大”时代。
“文革”结束后，范敬宜重新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辽宁日报》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大幕拉开。
可是当时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否定三中全会精神的冷风，说政策过头了。
据范敬宜后来回忆，1979 年4 月，《人民日报》4 月份奉命在一版头条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说当时农村资本主义倾向抬头，在全国起了搞乱思想的作用。
当时《辽宁日报》收到的来稿几乎都是某某党支部率领群众向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回击这类内容。
报社农村部的同志很困惑，为了弄清究竟怎么回事，决定分头下去搞调查研究。
《辽宁日报》的领导就安排跑农村线的范敬宜去建昌县调研。
一到县里，机关干部都对范敬宜说，现在农村全乱了，资本主义势力泛滥，叫他到集市去看，什么都让卖了。
农村基层干部反映更为强烈。
有的甚至说：“我现在晚上根本不敢开会，怕回家路上遭地主富农暗算。
早上到井边挑水，看到地主成分的人来了，我就站到一边让他先挑，怕他把我推到
井里去。
”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究竟是表象还是真相？是主流还是支流？
但等到范敬宜脚踏农村腹地，深入到田间地头，才发现，情况恰恰相反。
农民们对他说：“现在太好了。
”“怎么好？”“都活起来了。
”他们说，以前连种点土豆都说成是资本主义，都没活路了，现在可好了，开始有了自主权。
意见反差这么大，究竟是为什么？经过一番深耕式采访调研后，范敬宜写了一篇新闻报道：《莫把开头当过头》，登在1979年5月13日《辽宁日报》的一版上。
几天后，突然县委一位干事跑来找范敬宜说：“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你的文章了，《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转载，还加了编者按。
”范敬宜第一个反应就是“又闯祸了！”，赶紧跟着车回到县里。
那时候《人民日报》还没到，范敬宜一直等到听了中央台的重播，才知道5月16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转载了他的文章，肩题是“《辽宁日报》记者评述当前农村形势”，主题改为《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还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语，提出“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
”
遇到一个“大”时代，是媒体记者之幸。
但如果媒体记者没有过硬的功夫和结实的专业功夫，也是hold 不住时代之“大”的。
所谓“大”时代，并不是一个遍地流金的黄金时代。
恰恰相反，“大”时代经常会伴生着焦灼和痛苦。
解冻时节的乍暖还寒，超越人们对于时代症候的经验极限，于是经常会出现误判和误区。
作为“大”时代的感应者、观察者和记录者，媒体记者对时代变化讯息的把握会变得异常困难。
范敬宜说过，一个记者最重要的基本功是要把握全局。
不要说你有这个本事，那个本事，要写出有影响力的好新闻，归根结底还得要有把握
全局的能力。
大局了然于胸，才能做到有比较、有鉴别，分清支流和主流，分清是非。
范敬宜写那篇《莫把开头当过头》，主要得益于他十年农村基层生活，得益于他对时代大局的深刻洞察。
当下中国同时遭遇社会转型、全球化、媒介化“三重门”。
这个时代所负载的重量和复杂性，实属历史罕见。
尤其是新媒体技术引爆的新传播革命，使得“媒介化”已成为当下中国的当然社会逻辑。
信息以及“意见”的“非理性繁荣”，造成日常生活世界里充满各种噪音，信息污染异常严重，形形色色的表象化的资讯严重过剩，给人以信息严重超载、绝对过剩的错觉。
事实上，这种信息资讯的过剩只是一种结构性过剩。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报人范敬宜经验之谈：记者最重要的基本功是把握全局。
这一金玉良言，对于当下中国媒体人来说，尤为珍贵。
（本文首发于《南方都市报》2014 年11 月2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