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如何谈供给侧改革

文化产业如何谈供给侧改革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文化产业的增速在2005年有统计以来，现在是逐步的往下走的，2005年按照现价的增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增速比上年达到35%，2013年按照现价我们增速只有11.1%，也就是从2004 年，2005年，一直到2013年，文化产业的增速是在一个下降的斜坡上往下走。

这个趋势和整个GDP下降的趋势总体是一致的。

今年国家统计局是6.9%，可以预计在未来5年保持6.5%左右的增速就不错了。

在这个意义上看2013年应该是文化产业同比增速最低的一年，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数据显示是11.1%，2014年是12.1%，又往上走了一个点。

这些年我在做国家文化改革发展相关的前期研究工作，未来五年总体上可以判断文化产业会以将近15%的速度往上走。

文化产业是否会逆势而上，未来五年中国的新常态情况下现在看来是极有可能会逆势而上的，会呈现一个“V”字型的上扬，2013年会个底部，2014年再往上走，2015年可以预期的增速还会往上走，但GDP还会往下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文化产业在未来五年总体我觉得会逆势而上，也就是在新常态情况下文化产业会呈现一个超常态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显然不是口红效应能解释得了的，最主要的原因在我看来还是金融效应。

也就是文化产业在投资意义上的巨大吸引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宏观经济命题，文化产业是这一命题的一个环节，讨论文化产业的供给侧问题，有从文化产业的宏观角色和文化产业自身改革两个视角。

从宏观角色上，文化产业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探讨是从文化产业本身的供给侧展开的。

同时，按国家统计局框架，文化产业包含了十个大类，是一个涵盖相当广泛的“产业群”，同质性并不强，为防止涉及面过宽过散，本文是从内容产业角度探讨文化产业供给侧问题的。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同时关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只不过因时因地关注重点不同罢了。

从中长期发展角度，关注供给侧是必然逻辑，但这不妨碍我们通过关注需求侧促进产业的增长。

讨论供给侧常要涉及到传统供给理论的萨伊定律。

供给侧问题最终要体现在产品(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从文化产业看，“供给创造需求”似乎最明显，因为大部分类型化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都是在生产之后被创造出来。

二十多年来，出于刺激文化产业发展的考虑，政府对意识形态痕迹明显的产品的进行严格监管，但对其他文化产品的供给事实上是放任的，对文化产品供给的放任事实上就是对文化消费的放任。

而这正应了“供给创造需求”的定律，已经形成了并不良好的消费形态，反过来已经构成了对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产品供给的约
束。

文化产品监管上总体“管得过严”和“管得过松”同时存在，问题是严峻的，但是，从这个逻辑进行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会落到产品本身和产品监管层面上，如果因此通过简单粗暴的内容监管强化回归到一元主导模式，又必然形成死循环。

减税是另一个常被涉及的话题。

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美国供给学派还是后来的供给管理理论，核心都是财政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新供给经济学汲取了传统供给理论的有价值的部分。

例如拉弗曲线对文化产业依然有意义，因为文化产业的确存在负担过重导致供给乏力的现实困境。

在这个角度，新供给经济学提出了结构性减税和减少行政干预的“双减”政策主张，这一主张应同样适用于文化产业。

但是，税负毕竟主要体现为企业的财务压力，还无法证明目前的税负水平对整体产业的资本形成、劳动供给和生产率形成了根本影响，简单减税或全面减税是无法达到有效供给目的的。

况且，从政府角度而言，区别对待的减税政策毕竟需要谨慎采用，因为我们需要扶持的产业太多了。

产品供给的背后是要素供给，要素供给的背后是制度供给，这是供给侧三层递进结构，我们需要深入到问题的根本。

我曾提出我国文化产业当前的基本状况是三个“薄弱”：要素基础薄弱、机制基础薄弱和消费基础薄弱，这三个方面本质上都是供给问题，也是影响文化产业中长期发展的主要因素。

从要素性投入看，文化产业的总体状况是：资本供给明显薄弱，与文化产业增加值3.7%的GDP占比不匹配，资本市场体系也不完备;土地资源供给与产品产出关联性不强，很多土地供给并未用于生产文化产品;文化资源挖掘与利用不足;人才资源匮乏;技术创新乏力，知识积累不足等等。

新供给经济学主张制度供给应内洽于要素供给体系，这对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尤其重要。

2003年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推动的制度供给，密度和质量可圈可点，但这是在空白基础上的补课，还处于机械排列阶段，制度和机制还未内化于文化产业，还需要精细化整合创新。

坚持“双效统一”与坚持文化产业的市场导向是不相悖的，直接监管不如间接监管，事前监管不如事中监管，硬监管不如软监管。

文化产业的制度供给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建立以市场为主要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规则、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要素市场体系、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投融资服务体系等。

从新供给经济学角度看，供给与需求两者是“否定之否定”的循环，这一次在宏观经济的供给侧的核心是改革和创新，而且需要更复杂的解构。

所以，如果有些人非要和西方经济理论建立某种联系，与其关注萨伊和拉弗，不如多关注熊彼特和创新经济理论。

不过，我国新时期的创新应是一种柔性创新，与西方传统的硬创新也是不同的。

文化产业的要素供给不仅基于传统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更基于技术、知识这些具有创新特质的要素上。

从经济发展要素出发，我们在《创新的力量——美丽中国建设路径探析》一书中提出了创新六要素模型，认为技术、知识、制度、文化、管理和人才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创新要素。

传统要素的创新体现在利用方式上，而这六个要素的创新体现在其本身，即其本身产生质变并带动产业创新，这种“要素性创新”是最直接的供给侧创新，这一模型对文化产业也是适用的。

当然文化产业的要素表述和性质有所不同，例如对应自然资源、生产资料和原材料的要素常表述为文化资源、创作素材等，并且产品本身又具有形成新的资源的能力。

坚持供给侧改革和创新这一核心，就要通过改革进行顶层设计，通过创新在文化产业深层次、全要素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文化产业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全要素创新;在落实“双创”战略中，文化产业小微企业众多的生态特征，也将使得大众创业在文化产业焕发巨大的活力和潜能，但需要重点创造创新环境而不是单纯增加创业人口。

本文作者：余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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