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和当代实践

江春泽：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和当代实践作者：江春泽关于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已经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至今仍然歧见纷纭，各国的实践也在继续不断地探索。

这里，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一下争论之梗概及有关的背景材料：一、从本世纪初关于未来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设想之争论到著名的30年代大论战。

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所依据的主要经典论据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改革模式的探讨。

三、若干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构想90年代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四、当代国外专家对中国目前关于经济改革问题讨论的意见和建议。

一早在本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家有人提出过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由国家集中管理整个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设想。

第一个提出这种设想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他在1902-1903年出版的两卷本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书中，假设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由它实行经济计划，并“在理论上”达到恰好与市场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结果，他认为，这个假设“是会得到证明的”，帕累托由此而被称之为所谓“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

他的学生巴罗内于1908年撰文发展了他的观点，对全部经济资源归公共所有、整个经济由国家生产部集中管理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行性，作出肯定的论证。

十月革命以后，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于1920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归结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中央计划。

不过他认为，中央计划无法确定某种产品最终是否符合需求，也无法计算某种产品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和原材料，企业的经营活动的管理行为不可能合乎经济的原则，至于巴罗内设想的用中央计划来模拟市场解决劳动和生产资料等要素的计算问题，米塞斯认为是行不通的。

1928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泰勒发表演说，并于1929年撰文批判了米塞斯的观点，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的指导》一文中详细说明如何用“试错”法(Try Error)来解决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问题，所谓“试错”法，即通过试验，使中央计划机构得出的价格等于市场中形成的均衡价格，在试验过程中，供大于求则降价，求大于供则涨价，最后形成的是均衡价格，或称影子价格。

继米塞斯之后，反对上述观点的又有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人物哈耶克和伦敦学派的领袖人物罗宾斯。

他们认为上述设想即使在理论上有可能，在实际中却是不可行的，因为这“需要几百万个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到解出方程的时候，所根据的信息已经过时”。

针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观点，当时在美国任教的波兰籍经济学家兰格于1936-1937年撰文予以反驳，继续论证用类似竞争市场的“试错”法，也即“模拟市场”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兰格的见解被认为是最早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30年之后，兰格认为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使他的辩论对手当年所指控的求解方程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虚幻。

对此，他的论战对手又把兰格模式称之为“电子计算机乌托邦”。

1944年，哈耶克在《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集中批判了高度集中的、否定竞争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认为它“限制了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动力”、“对于充分灵活地满足丰富和多变的社会需求来说，集中决策必然是低效率的”，他的结论是：“只有通过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才有可能充分利用分散于个人和企业的知识和信息”。

这场关于运用中央计划机关模拟市场的方式来配置资源是否可行及其效率高低的辩论，就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所谓“30年代大论战”。

在以后的岁月里，论战双方虽根据经济现实的变化各自提出进一步的论证，但基本观点并没有什么改变。

二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前实行中央计划经济所依据的主要经典论据，一是恩格斯所说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社会的生产无政府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

二是马克思所说的：“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商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在未来社会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设想的是产品经济形态，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犹如一个工厂”，全社会的资源都直接地按计划配置。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也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仍将保持商品货币关系。

但经战时共产主义实践之后，列宁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在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条件下，还必须保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于是，在苏联有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践。

列宁还告诫过“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

但是，他没有从原则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将消亡的理论。

苏联农业集体化后，于1936年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建成，“过渡时期”结束了，全社会只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不存在多种经济成分了。

商品生产是否将随之消亡，经济活动中价值规律是否还发生作用，这些问题又成了苏联经济学界的争论的热点。

1952年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苏联经济学界的争论作了结论，即：在两种公有制同时并存条件下仍然有必要保留商品生产。

但他只承认消费品是商品，不承认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只承认价值规律在一定范围内对商品“流通”有“调节”作用,而对社会主义“生产”只是“影响”作用，他不承认并且严厉批判了认为价值规律也调节社会主义生产的观点。

此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依据斯大林的理论形成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并照搬了苏联在30年代形成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

各国意识形态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著作和在经济建设实践中，都是把由中央计划机关用指令性计划的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而把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视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得不保留下来的异己物，而其中的生产资料只具有商品的“外壳”，实质不是商品，至于市场和价值规律则是当作可恶的自发势力来诅咒的，最多只是把它当作在一定范围内不得不暂时容忍的邪恶来对待。

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先后在14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过。

自50年代初以来，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的浪潮此起彼伏，从未间断过。

各国改革的实践逐步突破了传统的认识。

但除南斯拉夫曾经把计划经济体制改成自治经济体制外，其它国家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一般是改成各种形式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

有的国家是在原中央计划体制的框架内，改善计划指标体系，改进制定计划的方法，调整组织结构，扩大企业自主权直至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实际没做到)，强调一下重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但是，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和经济活动的主要调节者仍然是中央以行政手段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戈尔巴乔夫任职以前的苏朕、原民主德国属此类情况。

有的国家实行所谓“有管制的市场”或称“看得见手”的市场，这是匈牙利在六七十年代的改革目标，它实际上是把直接行政协调改为间接行政协调，即允许企业进入市场，但市场的一切信号和参数是由中央计划决定的，而且由于没有众多的竞争者(如全国只有3家钢铁厂，1家电视机厂)，难以形成竞争的机制。

其它国家有各种提法和做法，大体上都属于“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直到80年代末，情况才有较大变化。

三目前，原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绝大部分国家都在构想向市场经济过渡，所不同的只是过渡的速度、方法和步骤而已。

南斯拉夫曾经是改革的先行者，早在50年代初就同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决裂，创造了“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自治经济体制”。

这种体制表现过一定的生机与活力，在南斯拉夫处于极端不利的国际环境下，起过支撑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作用。

而进入80年代以来，持续10年的经济滞涨和危机，直到今年才出现转折。

目前，南斯拉夫舆论界和政府都认为，南几十年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契约经济”，即既无计划的行政命令约束，又无市场的价值规律约束。

他们认为，自治体制有两大弊端：一是产权不明晰;二是忽视市场机制。

所谓“产权不明晰”，是因为“社会所有制”的财产“既是人人的，又不是任何人的”，成了典型的“没有主人”的财产，相当数量的企业长期没有任何积累，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长年依赖贷款。

所谓“忽视市场机制”，表现在企业之间是通过“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所协商的价格进行交换的，企业在交换活动中并没有真正的自主权，而且价格不是按照价值规律竞争中形成的，没有竞争机制就不可能促进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刺激产品更新和技术进步。

马尔科维奇总理于1989年3月任职后，总结10年危机的教训，认为自治经济体制的实质是“契约经济”，它是危机的根源，要走出危机必需放弃“契约经济”，寻求社会主义经济的新模式。

当年6月，他在议会上明确宣布了要朝统一的市场经济方向改革。

改革的第一阶段是实施稳定宏观经济、治理通货膨胀的一揽子方案，主要目标是：遏制通货膨胀和保证南斯拉夫的货币(第纳尔)成为可兑换的货币。

这两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1989年的超通货膨胀(12月的月率为1256%，年率为2665.5%)被遏制住了，到1990年4月，通胀率已降为零,6月份又降为-0.3%,平均月率保持在l%左右，年率约为13%。

与此同时，约4/5的商品价格是在市场上自由形成的，进口也放开了，国内物价下跌了20%左右，市场供应充足。

国际收支良好，外汇储备总计有90亿美元，今年前6个月增加30亿美元，外债减少了20亿美元，估计到年底外汇储备可达1OO亿美元。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经历了超级通货膨胀的南斯拉夫货币(第纳尔)竟然变成了可兑换货币，它已与西德马克挂钩，汇率固定为7第纳尔兑1马克，半年不变，这不仅有利于币值稳定，对外资更有吸引力，也有利于抵制民族分裂。

原来单一的社会所有制结构也开始变化，过去18个月内已有28,000个私营商店开业。

今年初以来，新建公司15,000个，由于私营小企业的发展，多创造15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失业人数因此减少。

今年6月，马尔科维奇总理又宣布了第二个一揽子深化改革的纲要，主要内容是通过发行内部股票使所有制形式多样化。

匈牙利自1968年以来的改革进程也曾引人注目，他们曾经部分地下放了过于集中的决策权，取消了绝大部分指令性计划，市场因素有所增强，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有所缓解。

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改革冷却，经济陷入困境，已出现的市场是零碎不全和扭曲的，竞争机制并未形成。

企业与国家的关系过去是在计划指标上讨价还价，后来是在控制条件上讨价还价，企业的自主权并未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