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与德国统一

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与德国统一苏颖一、德国分裂与“哈尔斯坦主义”的失败1945 年6 月 5 日，英美法苏四国军事司令官签署了关于占领德国的声明，维持一个统一的德国已不可能。

就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德国走向了分裂。

从此，在中欧出现了东西两德并立的局面，政治地图为之大为改观。

有人称之为“畸形的两头胎”。

德国分裂的开始同时也是两德谋求重新统一的开始。

西德（联邦德国）从1949 年成立伊始，就推行一条坚决向西方一边倒的对外政策。

1955 年12 月阿登纳政府抛出“哈尔斯坦主义”，宣布西德拒不承认战后欧洲边界，特别是东德（民主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奥德－尼斯河边界线，拒不承认东德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坚持不同与东德建交的任何国家（不包括苏联）建立或者保持外交关系。

“哈尔斯坦主义”与西德一贯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阿登纳的这种外交政策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即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对峙。

因为德国是冷战的一个前沿阵地。

东西方的对峙越尖锐，西德在西方阵营中的地位就越被看重，它所提出的统一全国问题也就必然地能获得西方国家的首肯。

反之，一旦东西方局面松动，西德的利益就难以得到保证。

冷战给西德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时机。

因为，在冷战条件下，德国是美苏双方都非常看重的一个有力砝码。

阿登纳和他的同僚们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

同时，他们更为深切地体察到没有西方诸国的支持，德国统一也将是纸上谈兵。

“哈尔斯坦主义”的推行，使得西德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保护伞之下的确得到了不少益处。

但它是以对抗为其基本特征和前提的，它使得两德关系进入了“冬眠”状态，且进一步加剧了冷战的紧张局势。

不仅如此，“哈尔斯坦主义”大大限制了西德的外交舞台和其国际地位的提高。

这对西德来说，无疑是到处树敌，作茧自缚。

西德的外交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与之相伴的是西德在这些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也是弱小的。

这一切都损害了西德的实际地位，似乎与“哈尔斯坦主义”的初衷已经完全背离。

60 年代的西方历史发生了由对峙到缓和的大转折。

缓和是全球大趋势，而西德却因为“哈尔斯坦主义”的推行游离在这种缓和之外。

“哈尔斯坦主义”是冷战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产物，不是一国外交的常规政策形态。

这就决定了它的时限性较强而适应性较弱。

它伴随着东西方紧张局势应运而生，在此历史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尚能表现出一定的可行性。

但一旦时机发生变化，它就成为一个必输之赌。

但是德国统一问题不能束之高阁，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来指导德国统一。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西德外交指导思想呼之欲出。

二、“新东方政策”的提出“新东方政策”的提出及实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哈尔斯坦主义”信奉“先统一，后缓和”，它的推行使西德的外交家们颠倒了目的和手段，他们没有看到缓和是手段，统一是目的。

他们只是把眼光放在当时看来还是十分渺茫而又空洞的统一上。

幸好有一位众人皆醉他独醒的人—维利·勃兰特。

勃兰特提出“新东方政策”包括三重目标：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同东欧各国关系正常化，暂时解决德国两部分的关系。

其中，最主要的是解决德国两部分的关系。

它承认了两个德国并存的局面，主张“有条件地承认民主德国”，但强调“民主德国不是外国”，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特殊关系。

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出台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现实原因的。

首先，任何一种理论或政策都是时代的产儿，“新东方政策”也不例外。

六七十年代，全球出现缓和大势，美、苏都提出了缓和口号，德国在冷战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由争夺的焦点变成妥协的牺牲品。

在这种情况下，西德原先的外交政策就显得僵硬而缺乏弹性，必须改变。

可以说，缓和大势的到来是“新东方政策”出台的原动力。

其次，东西欧诸国摆脱苏、美控制，谋求独立自主的倾向在不断发展。

法国总统戴高乐提出“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它为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树立了榜样。

随着联邦德国在经济上的强大，它的“政治侏儒”身份越来越与之不相称。

西德不再想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充当美国的一个可怜的“小伙伴”，而是想打开与苏东的关系，扩大外交的回旋余地。

它反映了西欧对美国分离倾向的一个侧面。

它是西欧摆脱美国控制走向独立自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新东方政策”的出台也有其深刻的经济动因。

强大的经济力量要以广阔的世界市场为依托。

带有强烈扩张性的资本主义外向型经济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不断开拓市场，输出资本。

最后，勃兰特珍视德意志人民的民族感情，从维系民族感情出发，制定出此政策。

德意志民族作为一个经过千年锤炼锻造的民族是不容分裂的。

两德要实现统一，德意志人民的民族认同感是不可或缺的。

勃兰特承认东德为主权国家，但否认德意志民族的分裂，目的就是为了激发和维系这种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为德国统一奠定感情基础和人心向背的基础。

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出台不是偶然的。

除了以上因素外，还有勃兰特作为政策提出者的个人因素。

他明智而具有远见，站在维护德意志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审时度势，制定了“新东方政策”。

特定的时代赋予他特定的历史任务，他则不法常可，别出机杼，实行了这一纲举目张的政策，从而完成了西德外交政策的历史性更新换代，新陈代谢。

总之，时代的变迁，世事的变化呼唤着缓和政策的到来，而勃兰特又在认识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时代的需要变成一种现实的可能。

三、“新东方政策”对德国统一的推动作用“新东方政策”理顺了缓和与统一的关系，它扬弃了“哈尔斯坦主义”，它确定了方向，开通了航路，在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哈尔斯坦主义”没能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

首先，“新东方政策”的推行，密切了东西两德的关系。

勃兰特承认东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表面上看来他是承认了两德分裂，但是，他认为东西两德的人民同属于不可分割的德意志民族。

实际上，勃兰特超越了政治隔离和分野，转而在历史形成的民族这一层面上来论证德国统一的必要和必然，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表明两德作为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在一段时间内实现统一，但是却以另外一种更巧妙，更迂回，而又更加能够迎合人民心态的方式来表达对统一的企盼和展望。

它不像“哈尔斯坦主义”，好像在原则上寸步不让，却适得其反，统一的双方当事者没有接触，缺乏沟通，只能以失败告终。

在这种以缓和为主要基调的“新东方政策”作用之下，两德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

“新东方政策”推行后，两德签订两德基础条约，为两德关系确定了基本的原则框架。

而后，两德又达成一系列具体协定，如贸易，边界，交通，邮电，家庭团聚等方面。

仅以两德间的人员往来为例，从西德和西柏林前往东德和动柏林访问的人数，“ 1970 年是250 万人次，70 年代后期则多达每年800 万人次，而作相反方向的旅行和访问者，1978 年也高达138 万人次，比1970 年增加了三分之一”。

不仅如此，两德在经济联系上也日渐密切，双方之间的贸易长期以来大部分都呈稳定增长的势头。

自1969 年起，两德贸易的增长速度更是明显地加快。

“例如，1969 －1978 年10 年间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前10 年（1959 －1968 年）间的增长速度”。

除此以外，两德还合作进行了许多项目的建设。

两德关系在互相磨合中逐渐发展，两德统一毕竟是德国人民自身的问题，其最后解决必然是主要由两德人民来完成，外力终究是占第二位的。

因此说，两德关系的日渐磨合和改善构成了两德走向最终统一的内在的基础。

它就像一股历史的潜流在潺潺地流动，而这股清泉的源头便是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

其次，“新东方政策”的推行调整了西德与西方集团及苏东集团的关系，为两德最终实现统一初步地扫除了外部的障碍。

虽然说两德统一主要应由德国人自己来完成。

但是，德国问题从历史渊源上说，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年德国的分裂是从属于东西方冷战利益的，东、西两德分别被苏东集团和西方集团绑到冷战的战车之上。

尽管在全球出现缓和之时，双方独立倾向有所增强的情况下，在统一德国的问题上，两大集团的作用与当初分裂时比较已经小了不少。

但是，他们的作用却是丝毫不可低估的。

也就是说，当时分裂时他们积极参与，“解铃还需系铃人”，作为“始作俑者”的他们注定在德国再次统一的问题上都会积极参与。

勃兰特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增加内部推力的同时，也注意要减少外部的阻力。

只有这样，才能双管齐下，增加德国统一的可能性。

勃兰特积极寻求西方集团对“新东方政策”的支持，虽然它不再是单纯地倒向西方，但是它的立足点仍在西方。

“新东方政策”决不是要摆脱西方联盟。

相反，它要以西方联盟为后盾和保护伞，使得同苏联接触时有了一定的分量和筹码。

这样，联邦德国的做法仍在美国的战略轨道之内。

勃兰特一直坚持以西统东，以资本主义的西德来吞并社会主义的东德，这一点美国也是十分赞赏的。

因此说，“新东方政策”的推行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支持和认可。

“新东方政策”实施以后，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及民主德国的关系发展迅速。

“新东方政策”认为只有欧洲东西方缓和了，“以接近求改变”的长远目标才能实现。

对苏东方面，此政策把发展经贸关系作为重头戏。

所以，“新东方政策”实施后联邦德国同苏联关系迅速发展的最突出表现，是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合作的加强。

然而，经济是开路先锋，而政治目的才是最根本的。

对苏联来说，也愿意与联邦德国维持友好关系，因为联邦德国是西方联盟中的重要而特殊的一员，与之友好相处可带动苏联与整个西方关系的政策，有利于巩固缓和的局面。

因此说，苏联对“新东方政策”也是持赞同态度并积极合作的。

另外，联邦德国还同捷克、南斯拉夫等国家恢复关系并签订条约，为进一步开展同东欧国家的关系扫清了道路。

勃兰特政府实现了同苏东关系的改善，自冷战以来的西德与东方关系僵局终于打破了。

勃兰特之后的政府则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上采取更切实的行动。

所有这一些努力和随之取得的成果，集中到一点便是消除两德统一的外部阻力，从而使两德统一在不断增加的推力的作用下加速发展和实现。

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新东方政策”，它能同时与东、西双方都处理好关系，具有“哈尔斯坦主义”所不具有的灵活性和策略性。

可以说，“新东方政策”灵活机动，左右逢源，既注意考虑西方，同时也考虑东方的利益，从而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消除统一路上的“拦路虎”。

四、“新东方政策”赋予统一以个性特征“新东方政策”的实施在促进德国统一的同时，也使德国统一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

亦即“新东方政策”的推行赋予德国统一以鲜明的特征。

其一、两德统一中两德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不是双方以平等的方式来完成统一，更不是“以东统西”，而是“以西统东”。

资本主义的西德吞并社会主义的东德从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的德国。

两德统一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因为西德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东德，而且，西德提出的统一政策更符合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