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都开封历史地位问题的再认识

关于古都开封历史地位问题的再认识长期以来，开封定格在“七朝古都”的框架概念之中。

开封的最早建城时间基本上是从公元前8世纪20年代，即郑庄公在其新开拓的疆土上修筑的新城——启封（开封）算起，距今只有2700多年的历史。

但是近年来，有志于开封研究的专家学者们，经过对相关文献资料及文化遗存的探讨，认为早在4000多年以前，开封地区就是人文始祖活动的重要地区，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长期将都城设在开封（老丘）。

如此一来，开封的最早建城时间至少应从公元前20世纪算起，就是说开封的最初建城时间距今在4000年以前。

10月17日至19日，中国古都学会2013年（开封）年会举行，对开封古都学会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研讨和确认，并发布宣言，正式认定老丘为开封的第一代都城，确认了开封“八朝古都”的地位。

须知，重新确认开封的历史地位，绝不是增加一朝和历史向前推1300多年的简单问题，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认识到的。

一、开封是先夏时期人文始祖活动的重要地区，是早期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传承地之一。

根据可靠文献记载和文化层遗迹分析，早在4000多年以前，开封一带就长期是先夏时期人文始祖带领部族人民开展活动的重要地区，黄帝、炎帝、颛顼、虞舜等，均与开封有着不解之缘。

黄帝曾在开封筑城并有过重大活动。

今开封北郊黄河大堤北侧，古有轩辕城，后演变成一个村庄，名轩辕楼村（简称轩楼）。

村中至今尚有轩辕姓（轩姓）二三百人，是上古轩辕黄帝的后裔,是明代为避黄河水患从不远的北边迁来的。

村中尚存清代乾隆年间碑刻一通，记有上述情况。

从文献记载和民间口碑相传得知，轩辕黄帝曾在开封一带成婚并筑城，唐代史学家王《轩辕本纪》载“黄帝娶西陵氏于大梁”。

上世纪30年代版《辞源》载：“黄帝娶西陵氏于大梁，曰嫘祖，为黄帝元妃。

始教民育蚕治丝茧，后世祀为先蚕。

”当代程广兴编著的《龙的传人》也有类似记载。

今开封馆驿街原有嫘祖庙，即是祭祀养蚕鼻祖嫘祖的。

开封所属杞县空桑村，曾是末代炎帝榆罔的都城。

史学家袁玉骝著《中国姓名学》记载：“神农氏末代炎帝榆罔即位后，自山东省曲阜将都城西迁河南省杞县的今空桑村。

”类似的记载还有，可相互印证，足见空桑之地人文的厚重。

此外，杞县还是轩辕黄帝元妃嫘祖的生长之地。

五帝之一的颛顼，曾居杞县高阳。

据新修《杞县志》载，轩辕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颛顼，20岁即位，于颛顼高阳氏元年（公元前2514年）居高阳（今杞县高阳镇）。

颛顼曾在这里处理部族政务，有过一系列重大活动。

后迁至帝丘（今濮阳一带），死后并葬于帝丘。

开封是黄帝史官仓颉造字地。

宋《太平寰宇记》载：“仓皇（颉）城在县北时和保，世传仓颉所筑……东京开封府开封县有仓颉师旷城，城上有列仙吹台。

”清《祥符县志》卷十四载：“仓垣（颉）城在县东北二十里。

”仓颉城在今开封黄河大堤北侧的刘庄村北。

仓颉城和轩辕城东西相对，相距六里。

刘庄村北古有造字台、仓颉庙及仓颉墓，现仅存墓冢，并有宋代至今的碑刻四通。

唐代史学家岑参曾于造字台作诗：“野寺荒台晚，天寒古木悲。

空阶有鸟迹，犹似造字时。

”炎帝榆罔之后雷公，据武则天通天元年《奉敕修方氏宗谱序》载“居空桑村”。

晋代皇甫谧著《帝王世纪》载：“雷公之女，方雷氏，名女节，轩辕黄帝次妃，生子名青阳。

” 《中国姓名学》记雷、方原是一家。

今开封一带以雷、方二姓为名的村庄，如雷砦、雷集、方店、方庄等，均与雷公有关。

今兰考县翟庄村有清代续刻石碑《七圣祠记》，记有雷公子等人事迹，即雷公助黄帝打败蚩尤，因功被黄帝封于方山（今禹州方山镇）。

而黄帝与次妃雷公之女所生儿子青阳，在同蚩尤部族的战斗中牺牲，因兰考是黄帝率部落联盟讨伐蚩尤的聚集地，故葬青阳于此(今兰考青陵岗)。

此事在新修《兰考县志》中不仅有载，且今兰考县红庙乡人民尚有口碑相传。

另据相关资料记载，虞舜死于今开封东北不远的古地鸣条。

鸣条之地在今封丘县黄陵乡平街村一带，上世纪50年代前属开封县刘店乡，距开封城仅30余公里。

另外，商汤征伐夏桀，决定夏朝命运的关键战役——鸣条之战，就发生在这里。

由此可见鸣条地理位置的重要。

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是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决定因素。

先夏时期，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与建筑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大规模由山地移往平原地区居住成为可能。

那时候，开封一带已是平原，但尚存不少土丘岗梁以及薮泽。

相对于山区来讲，这里适宜于发展农业生产，有充足的水源以供生活之需，城邑建在土丘岗梁上，能躲避水患。

此外，这里西距山地不远，既适宜向外（东）扩张，又适宜收缩战线依山退守。

这就是人文始祖带领部族人民在这一带活动较多的原因。

先夏时期人文始祖及先民们在开封地区的活动，为开封乃至中原地区的开发贡献着力量，他们是孕育中原文明的先驱，是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创造者。

由此可知，开封地区是早期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曾经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二、夏朝长期将老丘（开封）设为政治中心——国都，对当朝社会的发展和中原地区的开发产生了重大影响。

根据古文献记载和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表明，自公元前2070年起，我国进入了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

夏朝先后相传14世、17王，至公元前1600年为商所灭，先后存在了471年。

夏朝的各种制度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农业生产、铸造技术、天文历法等方面的进步，应该主要在夏朝中后期。

由于夏朝没有文字直接流传下来，所以长期以来对它的了解还主要依赖古代文献的记载，包括夏朝的国王、官吏、军队以及刑狱情况等。

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原始社会的基本结束，它的诞生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夏朝的政治中心，也即都城，曾10次迁徙。

第七任王杼在其即位五年时，把国都由“原”（今济源）迁至老丘。

夏以老丘为都历经杼、槐、芒、泄、不降、扃等六王，长达216年，成为夏朝定都时间最长的都城。

这一段时间，恰恰是夏朝由稳定发展到兴盛繁荣的重要阶段。

夏朝是我国进入上古文明的开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

夏朝统治者对都城老丘的长期经营，定会建设一座规模宏大的城池。

近年来，开封史志专家和考古工作者根据可靠文献记载，研究确认老丘遗址大体在今开封县杜良乡国都里村一带。

这里西距开封城（曹门）20公里，距市区不足5公里。

这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位置大体相同。

作为第一个世袭制王朝的重要都城，夏都老丘存在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其时间之早、规模之巨、对后世的影响之大，超过了夏代任何一个都城。

在当今我国的八大古都中，只有开封早在夏朝就曾经有过如此辉煌的建都历史。

仅从这一点来讲，开封确实抢占了古都文明的先机。

自然环境以及地理位置是开封较早崛起的决定因素。

夏朝中后期，随着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与建筑技术的提高，人们大规模地由山地迁徙至平原地区居住。

为了防止水患，城邑多建在地势较高的土丘和岗梁上，顾名思义，“老丘”之称同样是因为城邑建在高地上而来。

夏朝初期都城多次迁徙，进入夏朝中期以后政权相对稳定下来，应该与上述条件的改善有着密切关系。

老丘在众多城邑中之所以能鹤立而起，成为夏朝为都时间最长、规模最巨、发挥作用最大的国都，是与它所处的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夏朝以开封为都的200余年间，政权从巩固发展到稳定，进而走向兴盛繁荣，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较快发展，统治范围也大规模扩大，向东达“东海之滨”，东南则达江淮地区。

这一阶段不仅对中原地区的开发至关重要，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夏代对后世的影响。

而那位在“少康中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慧眼择地定都老丘的第七代夏王杼，成为可与大禹、少康比肩的一代英君。

三、战国时期的魏都大梁，对开发中原和全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功不可没。

夏、商、周三朝，开封一带曾有有莘、逢、锡、戴、杞等国存在，这些方国后来或迁徙，或被兼并。

进入春秋时期，开封地区大体属于卫国、齐国、郑国的地盘，后来楚国也把触角伸了进来。

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分晋，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通过较早的变法使魏国迅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魏武侯时，继续向南发展，取得了郑、宋、楚三国的大片土地，并占据了大梁，从此魏国在黄河以南占有了广大的土地。

为巩固霸业，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4年），魏国国都从安邑迁至大梁。

魏惠王引浚水、挖鸿沟、修长城、联诸侯，使国力达到极盛，皆因大梁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经济，魏惠王率先实现了称霸诸侯之梦。

但是，魏惠王自恃国力强大，不断向外用兵，而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大败后，魏国逐渐走向了衰落。

虽然一度有魏公子信陵君联合诸侯抗秦之举，但也没能挽救魏国覆亡的命运。

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围攻大梁，引黄河、鸿沟水灌城，魏国灭亡。

魏国立国前后共220年，历8位君主，其中6位君主都大梁，时间139年。

魏都大梁是开封建都史上的第二个都城。

据考证，大梁城东西长达10里，人口曾达30万，是与秦都咸阳、楚都郢城、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齐名的大都城。

大梁的城市建设对后世的影响、对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以大梁为中心所产生的思想文化，在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作用。

魏国在“战国七雄”中实行社会改革较早，最早成为强国之一。

在当时的都城大梁，产生了一大批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精英人物。

如庞涓，三军主将，战功卓著，后因骄傲轻敌败于孙膑；孙膑，后投靠齐国，立下赫赫战功，成为名垂青史的军事家；商鞅，秦国变法图强的关键人物；范雎，在魏国结仇投靠了秦国，提出“远交近攻”策略，削弱了魏国；张仪，著名纵横家，后投靠秦国破坏合纵，对魏国产生极为不利的后果；吴起，后投靠楚国，为楚国名将，著有《吴起兵法》；信陵君，战国四大公子里最有才华者，曾指挥著名的邯郸战役，击败秦军；朱亥，信陵君手下猛士，曾手持铜锤击杀不愿交兵符的魏王亲信将领；侯嬴，信陵君的谋士，曾指导信陵君“窃符救赵”。

魏国的一大批志士仁人各自发挥作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发展，有利于结束战国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对国家走向融合统一产生了影响。

四、从隋唐重镇到五代东都，汴州作为新的政治中心的崛起，对促进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西汉时设立梁国，开封曾做过梁都。

西汉中期以后开封基本保留县治、郡治地位。

南北朝时升为州治（梁州、汴州），隋朝修筑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大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也把位于大运河中枢的汴州推上了新的发展台阶。

唐建中二年（781年）永平军节度使李勉重筑汴州城，兴元元年（784年）年初，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入汴州，自立为楚帝，不久败亡。

翌年，宣武军节度使治所从宋州移至汴州。

宣武军节度使管辖汴、宋、颍、陈、濮等六州军政，位居中原腹地，成为最强有力的藩镇，标志着当时的汴州已经成为北方最重要的经济和军事重镇。

这一时期传统的都城长安和洛阳，在“安史之乱”及其以后的藩镇割据中遭到严重破坏，城市趋于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