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案例分析

NO25：“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在15世纪以前，英国的生产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纺织业在人们的生活中，还是个不起眼的行业。

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引起了商路和商业中心的大转移，原来贸易发达的地中海区域逐渐冷落，欧洲大西洋沿岸熙熙攘攘，成为新兴的国际贸易中心，从而刺激了这一地区的工业发展和资本繁殖。

在多佛尔海峡两岸，英国和佛兰得尔的毛纺织业与呢绒业空前兴旺。

毛纺织业的迅猛发展，使得羊毛的需求量逐渐增大，市场上的羊毛价格开始猛涨。

英国本来是一个传统的养羊大国，这时除了满足国内的需要外，还要满足国外的羊毛需要。

因此，养羊业与农业相比，就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

这时，一些有钱的贵族开始投资养羊业。

养羊需要大片的土地。

贵族们纷纷把原来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走，甚至把他们的房屋拆除，把可以养羊的土地圈占起来。

一时间，在英国到处可以看到被木栅栏、篱笆、沟渠和围墙分成一块块的草地，被赶出家园的农民，则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就是圈地运动。

托马斯·莫尔身处英国“圈地运动”高潮时期，曾经亲眼目睹了“圈地运动”带给农民的灾难。

他在自己的名著《乌托邦》的书中写道：“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城市要蹂躏完啦。

”圈地运动首先是从剥夺农民的公共用地开始的。

在英国，虽然土地早已有主，但森林、草地、沼泽和荒地这些公共用地则没有固定的主人。

一些贵族利用自己的势力，首先在这里扩大羊群，强行占有这些公共用地。

当这些土地无法满足贵族们日益扩大的羊群需要时，他们又开始采用各种方法，把那些世代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出家园，甚至把整个村庄和附近的土地都圈起来，变成养羊的牧场。

曾经有一群农民在向国王控诉一个叫约翰·波米尔的领主的上诉书中写道：“首先，这个约翰·波米尔是个极有势力的人，自从他领有这个庄园，就用勒索***的方式占夺了上述您的苦难臣民的牧场，近来还用篱笆围了牧场连同其他土地，将之归人自己的利益范围之内。

其次，波米尔还强迫您的一些苦难臣民按照他的意愿接受其他地方的土地作为交换，那是比较坏的土地，土质和面积都不能与原来的相提并论，而且产权也模糊不清。

此外，这个约翰·波米尔还警告那些住在这领地上近海岸的沿街道的全部居民，要他们尽快退出他们的土地和租地。

”在这种强行的圈地运动中，农民以前以各种形式租种的土地，无论是以·前定下的终身租地，还是每年的续租地，都被贵族强行圈占了。

这些成为牧场主的贵族们还互相攀比，使他们的牧业庄园变得越来越大。

英国的圈地运动从15世纪末叶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上半叶，前后历时300余年。

英国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变成了牧场。

在圈地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虽然英国国王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颁布了一些企图限制圈地程度的法令，但这些法令并没起多大的作用，反而使圈地日益合法化。

为了使被驱逐的农民很快的安置下来，英国国王在颁布限制圈地法令的同时，也限制流浪者，目的是让那些从家园中被赶出来的农民，去接受工资低廉的工作。

凡是有劳动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里找到工作，一律加以法办。

通常，对于那些流浪的农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

如果再次发现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

第三次发现他仍在流浪，就要处以死刑。

后来，英国国会又颁布了一个法令，规定凡是流浪一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一经告发，就要被卖为奴隶，他的主人可以任意驱使他从事任何劳动。

这种奴隶如果逃亡，抓回来就要被判为终身的奴隶。

第三次逃亡，就要被判处死刑。

任何人都有权将流浪者的子女抓去做学徒，当苦役。

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两代国王统治时期，曾经处死了大批流浪的农民。

圈地的结果，使英国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少，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进入城市，成为城市无产者。

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进入生产羊毛制品的手工工场和其他产品的手工工场，成为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

在这种手工工场里，工人的工资十分低，而每天则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18世纪后，英国国会通过了大量的准许圈地的法令，最终在法律上使圈地合法化，英国农民的人数为此减少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数量.提示：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和出发点NO26：国外的铁路老总为何在火车厕所里用餐春运期间，有几个现象往往同时发生。

一是票价上涨引起乘客怨言；二是车辆超载，乘车环境恶劣，并因此造成交通事故频发；三是“黄牛党”猖獗，假票泛滥。

铁路部门上浮票价的理由之一是调节春运期间的旅客流量，缓解运输压力。

但是，按照经济规律，运用价格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必须考虑需求弹性。

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引起需求明显变化，即富有弹性，价格变化对需求的调节就比较有效；否则就无效或者效果不明显。

春运期间的铁路、公路、客运作为服务产品，缺乏弹性或者弹性明显较小。

价格上浮对旅客量的调节作用不说无效，至少似乎效果不明显。

这是因为：第一，我国春节是最受百姓重视的传统节日，票价上浮几乎不可能阻止人们回家的脚步。

第二，铁路作为长途客运方式的替代运输工具较少，有些路线没有汽车、民航、船舶等替代工具，火车票价上浮后，普通乘客，特别是民工别无他途，只能承受票价上浮的负担；有些线路虽然有替代工具，但这些替代工具也实行价格上浮。

或者取消平时的价格折扣，结果乘客也只能选择铁路。

所以，尽管每年票价上浮，旅客仍然有增无减。

通过提价来调节供求关系，还应该考虑供给弹性。

如果一种商品富有供给弹性，价格上调后能够引起供给明显增加，那么对供给就会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最终使供给增加，价格回落。

但由于目前的铁路是行政垄断行业中市场化程度最低的行业，所以成了这类行业中产品短缺最严重的行业。

行政垄断主宰的行业，是不会主动提供充足产品的，一旦供给充足涨价的理由也就不复存在。

当然，铁路部门可以调整春节期间客运和货运的比例，通过减少货运来相应增加客运，事实上这样做的确大大增加了短期客运容量。

但这毕竟是改变运输结构的结果并没有提高总体运输能力，因此并不意味着票价上浮增加了运输总供给。

所以，年复一年春运仍然紧张。

几年前读过一则消息，由于铁路竞争激烈，美国某市一民资铁路运输公司的经理，当着所有乘客的面在火车上的厕所里用餐，以表明该公司上乘的服务设施。

这个信息告诉我们，只有让市场主体参与铁路竞争，让他们拥有独立经营的线路和调度系统，结束一家独霸市场的垄断局面，才能形成充足的客运运力，才能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才能从根源上防止“黄牛”等铁路客运猫儿腻的发生。

为打破中国铁路垄断，放宽非公有资本的市场准入，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经济参与铁路建设与经营，铁道部在2005年7月22日宣布对国内非公有资本开放四大领域：铁路建设领域、铁路运输领域、铁路运输设备制造领域、铁路多元经营领域，同时还出台七项措施，为非公有资本的进入提供政策支持和法规保障。

提示：价值规律NO27：商院案例：阿玛尼背后的价值规律如果我们还是以宏观经济的概念来主导具体产业和经济实体的发展，必然会在市场经济中谬以千里，甚至误国误民。

有网友在本人前一篇博客上留言如下：“‘产品的价格取决于价值，而与成本没有必然联系，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质’。

博主好像不太具备经济学的基本知识，难道不是社会平均成本决定价格吗？价格围绕成本波动，成本不就是价值的量化吗？如果价格与成本没有关系，那价格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还是以宏观经济的概念来主导具体产业和经济实体的发展，必然会在市场经济中谬以千里，甚至误国误民。

虽然博主在以前的博文中对此观点有过阐述，但是认为有必要就此专文论述，因为不仅仅许多网友和周围的人们对此误解甚多，即便是一些官员、政策制定者和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对此也不甚了了。

这位网友上面所谈的是“一般经济学”，或者“宏观经济学”的概念。

这些概念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从中学时代我们就开始囫囵吞枣，但总体而言大而无当、华而不实；而我们对于身边每天发生的“微观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现象却视而不见、知之甚少。

前段时间有媒体称阿玛尼的代工价格低廉，直斥其货不符实。

那么奢侈品的价格应该用什么估量？我们身边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无法用一般经济学解释的现象？我们有了病为什么更倾向去医院，而不仅仅是在评价药店买一点药解决问题？病人去医院为什么喜欢挂“专家号”？歌迷为什么会花大价钱看“四大天王”的演出？为什么有人会花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价格买名牌包、名牌服装和名牌表？为什么梵高、毕加索的画作总是天价？为什么年轻人要高价千方百计买IPhone和IPad，甚至不惜买走私的“水货”？为什么黄金地段的房子把价格炒上天？为什么家长对于“名校”会趋之若鹜、不惜血本？因为决定它们价格的是价值，而不是成本。

一个普通医生、一个省级运动员和小歌星付出的努力和成本并不少，只不过他们在天分和机遇上与“大牌”们有所差别。

我们愿意花大的价钱去看“专家号”、世界冠军的比赛和“天王”、“歌后”的演出，完全是因为我们认同其价值的差异。

如果我们还是以宏观经济的概念来主导具体产业和经济实体的发展，必然会在市场经济中谬以千里，甚至误国误民。

在过去“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整个社会就是遵循的成本加上固定毛利率定价的原则，我们简称为“成本定价法”。

这就出现了这位网友所说的“社会平均成本决定价格”、“价格围绕成本波动”、和“成本就是价值的量化”等说辞。

但是，这是一种十分陈旧和过时的理念，在这种传统的体制和观念下，产业和经济实体缺乏技术创新和提升生产效率的动力，因为这样的话你的成本就会降低，价格也要随之降低，你的总利润就会减少。

我们国内很多的垄断企业因为缺乏竞争，都在固守“成本决定价格”的过时理念，因而导致了成本高居不下，生产效率低，各种费用失控，腐败事件频频发生的问题。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其高定价的基础。

这也正是我们国内的许多企业- 特别是国企，都追求做大而不是做强的原因。

现在有关部门经常举行各种“价格听证会”，但绝大多数都是没有价值的做秀，它们都是在成本上做文章——以高昂的运营成本证实其维持高价格或者涨价的合理性，它们完全忽略了引入竞争机制和打破垄断的必要性，忽略了经济活动就是要鼓励创新和提升生产效率的本质，忽略了公共资源的归属和重视消费者价值等核心的问题。

许多年轻人不惜花大价钱追逐IPhone，是因为它除了打电话的功能还很时尚，能上网、听音乐、玩游戏、看视频和照片，可以给朋友显示，而没有人关心它的生产成本是多少；另一款老派的手机的功能和质量也不错，生产成本也许更高，但由于过时少有买主，只好降价促销。

所以，本文的结论是：第一，价值决定价格，而不是成本；第二，越是在微观的环境中，特殊规律的作用大于一般规律；第三，不能用宏观经济、甚至政治经济的观念来讨论市场经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