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西南夷”社会的历史状况及其开发

秦汉时期“西南夷”社会的历史状况及其开发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形成阶段。

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初步开始了对“西南夷”各族地区的经营，而后的汉王朝在秦代的基础上又对“西南夷”地区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经略与开发，并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民族治理思想和政策。

深入研究秦汉经略与开发西南夷地区的有关问题，对当前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都具有现实意义。

标签：秦汉；西南夷；开发；初郡政策；现实意义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形成阶段。

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初步开始了对“西南夷”各族地区的经营。

而后，汉代中央王朝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对南方民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地经略与开发，并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民族治理思想和政策。

这些富于开创性的民族治理方略，不仅推动了南方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维护了汉朝大一统的局面，而且对于促进祖国西南边疆的统一，加强汉族与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交往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关于秦汉经略与开发西南夷地区的有关问题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当前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现实意义。

一、西汉以前“西南夷”社会的历史状况及秦朝的初步开发自先秦以来，我国巴蜀以西以南一带，主要是在今川西南、云南、贵州乃至广西西部的一部分地区，分布着众多生活习俗、语言、文化各异的氏族、部落、民族，秦汉时期统称之为“西南夷”。

西南夷内部族群繁多，分布地域广泛，他们或聚居或交错杂居在一起，发展着自己的经济与文化。

当中原趋向统一之时，历史的洪流也把他们纷纷推上了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舞台。

“西南夷”这一历史名称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此后的《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广志》等历史典籍都设有专篇对“西南夷”进行了更为丰富翔实的记载。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载录：“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榆，名为■、昆明……地方可数千里。

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

……皆氐类也。

”[1]可见西南夷族群的繁杂与分布地域的广泛。

在西南夷地区纷繁复杂的族属当中，可大体将其分为氐羌、百越、濮人三个族系。

“南夷”地区主要是僚、濮等“百越”系统的民族；邛都、■、昆明、滇池等地区主要是氐羌、濮等系统的民族。

这数十百个少数民族部落居住分散，文化习俗各异，而且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不平衡。

有的还停留在氏族社会，如羌人“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2]；有的正向阶级社会转化；而有的原始部落甚至“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

”[2]从与中原华夏民族的联系交往来看，秦代以前，“西南夷”各地区基本上处于一种闭关自守，各自发展的状态，虽然个别地区与内地也有一些交往，如滇国的■族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开始，但毕竟数量极少。

后期民间交往的范围虽有所扩大，但在政治上却始终没有被内地的王朝所统一。

中国封建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与开发肇始于秦。

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赢驷灭蜀后，就以蜀为基地，开始经营“巴蜀徼外”的西南夷。

公元前246年，秦王赢政即位，继续以蜀为根据地开发西南夷。

在灭六国之前，曾命蜀郡太守李冰在川滇交界的■道（今四川宜宾）地区修筑通往西南夷的道路，这是兴修五尺道开始；在灭六国之后，大将常■又奉命将李冰修筑的道路往前延伸、拓展，经过■道县南部（今云南省昭通地区），一直修到了郎州（今云南省曲靖市）附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尺道”。

《史记》中记载：“六国毕，始皇遣常■略通五尺道。

”[1]“五尺道”虽然未曾深入到当时滇国的中心区，但是此路的修通，对于加强西南夷同内地汉族的沟通与交流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除了开发交通以外，秦王朝还在西南夷部分地区设立了郡县，“诸此国颇置吏焉”[1]，派官吏进行直接统治。

《史记》中载：“邛、笮、冉■近蜀，道亦易通。

秦时常通为郡县。

”[1]此为封建中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区正式统治的开端，为后世王朝的进一步经略与开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然而，秦朝只是在靠近内地的“西南夷”边缘地区设立了郡县，并未深入到其中心区，加之秦王朝统治时间甚短，故而对西南夷的开发也是极为有限的。

而西南夷广大地区真正被大规模经略与开发，则是从汉武帝刘彻开始的。

二、西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立初郡及其历史条件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前206年，刘邦建立了汉朝。

汉朝建立之初，由于统治者推行“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因而放弃了秦时在西南夷部分地区所设置的郡县，并采取了北和匈奴，南抚百粤的开明民族政策，使得刚刚建立起来的刘汉王朝拥有了一个安定的发展环境。

经过70余年的“与民生息”、养精蓄锐，汉王朝国力大增，经济实力雄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

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3]。

经济实力的增强，为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大规模开拓提供了强大的物资保证；而安抚民族政策的实施，则进一步促进了汉族人民同南方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广大西南夷地区经过七十余年的经营，自身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而在此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西南夷广大地区与中原汉族地区的商业交往也日渐频繁。

巴蜀一带的商人经常“取其笮马、■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1]。

同样，在这种物品之间的相互交流中，也使中原汉族地区有一些大地主、牧主、工商业主因之而“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4]因而，形成了从内地到边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4]的繁荣局面。

而这种中原与西南边地共同发展的局面，为汉武帝对西南夷地区的深入经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具备了雄厚的物资条件和民族关系基础，汉武帝开始对西南夷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经略与开发。

经过26年的锐意经营，汉武帝在广大西南夷地区先后建立了十七个郡。

由于是汉王朝第一次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设郡，故称之为“初郡”。

很多文献典籍都有关于“初郡”的记载。

《史记·平淮书》载：“汉连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

”[5]《汉书·食货志》曰：“元鼎六年定南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为武都、■、越■、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置犍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郡。

”[3]另，《资治通鉴》中也有相似记录：“是时（西汉武帝时），汉灭两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

”[6]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郡县，是从公元前135年唐蒙率军出使夜郎并建立犍为郡开始的。

此后，在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又平定南越，在岭南地区建立起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9郡。

同年，又设立了武都、■、越■、沈黎、汶山郡。

公元前109年，在滇池地区置益州郡。

至此，除滇西的哀牢地区至东汉时才设立永昌郡外，整个“西南夷”地区都已并入中央版图，实现了西汉王朝大一统的局面。

汉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立郡县，将其纳入中央统治范围，仅仅是开拓西南夷的开端，而如何对初郡地区进行统治，从而巩固和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才是汉王朝统治者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如前所述，西南夷地区族群繁杂，各个族群在社会、人文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就整体而言，它也与中原农业经济有很大不同。

此种严峻且纷繁的社会形势，决定了汉王朝统治者对初郡的治理不能仿效内地法度，采取郡县政权的直接统治，而要通过部族长实行间接统治，即所谓“羁縻之治”。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中载录：“羁，马络头也；縻，牛引也。

”[7]意指在初郡治所所在地建立统治据点，派内地官员为太守、县令，而治所以外的广大地区则仍由当地的少数民族酋长具体统治，这是一种汉朝中央与少数民族酋长联合统治的制度。

诚如方国瑜先生所言：“羁縻政权的建立，并不因民族的特征，而是因社会基础的特征；由于社会基础不能适应郡县统治而产生的。

”[8]三、结语历史已经证明：秦汉对西南夷的经略与开发策略是正确的，它不但推动了“西南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对于促进祖国西南边疆的统一，加强汉族与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交往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汉代所推行的初郡政策，开创了历代中央王朝经略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政策，并为汉代以降的各世中央王朝所普遍习用。

这一政策的推行，有效地将西南夷各族都纳入了中国大一统的国家之内。

可以说：没有秦代的肇始开发，没有汉王朝对西南夷的统一，没有汉代及其以降各世中央王朝所推行的“初郡政策”，就没有现代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建设的社会主义局面。

深入研究秦汉经略与开发西南夷地区的相关问题，对当前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都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M].北京：中华书局，1977.[2]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86[M].北京：中华书局，1977.[3]班固.汉书·食货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7.[4]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5]司马迁.史记·平淮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7.[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汉纪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8.[7]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卷117[M].北京：中华书局，1977.[8]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