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班级管理体系的启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班级管理体系的启示
————————————————————————————————作者：————————————————————————————————日期：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班级管理的启示-校长管理论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班级管理的启示
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由来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人质情结、人质综合症，是犯罪心理学名词，指的是犯罪的被害者（人质）对于加害者（绑匪）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现象。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提法起源于20 世纪中叶一桩银行抢劫及绑架人质案。

1973 年8 月23 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 Olsson 与Clark Olofsson，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内位于Norrmalmstorg 广场最大的一家信贷银行，在抢劫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

人质被绑匪劫持长达6 天之久，刚开始时绑匪用枪恐吓威胁人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绑匪允许人质上厕所及在一定范围走动，双方开始了交流。

最后以绑匪向警方投降的方式结束了长达130 多个小时的绑架案。

然而，所有的受害者事后没有痛恨歹徒，并对歹徒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表示感激，对警方采取敌对态度，不愿意配合警方的取证，甚至有两名人质在被警方讯问时主动为绑匪辩护。

最令人惊奇的是被绑架的一名女职员竟然爱上了其中一名绑匪，与其约定等他获释后就要嫁给他，而另一位人质还专门搞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款请律师为绑匪脱罪。

这件事被媒体报道后，激发了社会科学家研究的兴趣，这种存在于绑匪与人质之间的感情到底是个案还是普遍的心理现象。

后继的研究表明，这种类似的现象广泛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中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等受害者身上，都可以发现类似的“受害人爱上加害者”的现象。

于是，研究者便将这类心理现象正式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syndrome）。

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理分析
心理研究表明，受害者一旦被加害者完全控制了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短期内又难以摆脱这种困境，就会慢慢的在心理上对加害者产生依赖，这种依赖最初可能是生理需求上，如食物的取得、上厕所等，都依赖于加害者的给予，渐渐生理上的依赖演变成心理上的依赖。

受害者用服从和忍让的方式获取自我保护，这种服从和忍让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

受害者的个体独立性越来越低，对加害者的心理依赖就会越来越深，最后会对加害者产生情感上的认同感和归宿感，甚至愿意为加害者卖命或掉进“爱河”。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受害者对加害者都会产生依赖，根据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的分析，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四个条件：
1.受害者切实感受到生命受到威胁，并相信加害都完全有可能这么做。

因为这一因素的存在，受害者明白在极度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既然加害者可以随时杀死他们，那么对他们的惩罚、虐待并不值得惊讶，即使这些是一种负面的身体创伤和情感体验。

相反，加害者对他们的“善举”是受害者没有奢望的，“善举”一旦出现，会在受害者心里激起更高的情感。

2.受害者没有反抗可逃脱的机会。

那些试图反抗和逃脱的人，都受到了可怕的惩罚甚至死于枪下。

这个事实更加强化了受害者的认知：自己的生死完全取决于加害者。

在这样的高压下，提高生存机会成为唯一重要的事情，“不受伤害”的前提是“听众命令”和“完全的配合”。

在这样的情景下，选择对加害者的依赖就毋庸置疑。

3.受害者与外界隔绝，所获得信息全是经过加害者处理过的信息。

正是因为
这一点，加害者有机会对受害者进行再社会化，也就是俗称的“洗脑”。

在相同的环境中，大家都接受同样的信息，没有人可以有所疑质，在加害者的高压面前，受害者原有的信仰体系很容易崩溃，重新占据头脑的是加害者的观念体系，受害者逐渐开始透过加害者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这样的转化一旦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在所难免。

4.在服从和配合加害者的前提下，受害者会得到加害者的“恩惠”。

在受害者感到绝望的情况下，加害者给予他们食物、允许他们上厕所，受害者一方面因为加害者没有预想的最坏行为而产生负向感激，另一方面对加害者给予的“恩惠”产生正向感激。

受害者预想的可怕的事和加害者的“恩惠”之间的差距越大，受害者对加害者的感激之情就越强烈，加害者由“魔鬼”化身为“天使”，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有了产生的基石。

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班级管理的启示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要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被学生改编后成了这样：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要炸学校，教师不知道，一拉弦，我就跑，轰隆一声学校炸没了!在现实的教育中，作为教育工作者，对于学生的“歪歌”不知有何感想，为什么我们的辛勤教育得不到学生的认可？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不能获得学生的认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现象对我们的教育、对我们的班级管理能不能有所启示？
当然，我们讨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班级管理的启示，并不是要班主任教师和绑匪一样，简单地对学生采用“绑匪”式教育，而是通过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现象的研究，提炼并引申其概念的本质要义，对其进行正向解读，从中发现
其对班级管理的借鉴作用。

其实，学生在班级环境中，也可能产生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4 个条件：第一，切实存在的威胁。

学生在班级中，有着各种各样的规章或约定俗成的班规，这些都是不容挑战的，违反就会受到处罚。

第二，没有反抗和脱身的机会。

这其实就要求我们班级管理中有一个强劲的执行力，往往通过班干部队伍体系的建设给予保障。

第三，相对封闭的信息源。

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信息来源的途径众多，如何避免无关的、负面的信息对学生的影响，需要我们班级管理中通过正向的班级舆论来保证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

第四，管理者对学生的“恩惠”，当学生在班级中按照要求去做后，要能得到“恩惠”，这就需要在班级中建立顺畅的激励体制。

1.加强班级制度建设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发生的条件之一，就是存在着切实的威胁，受害者感受到威胁的存在并相信可能发生。

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学生对班级的认同，也需要这种切实威胁的存在。

如果没有这种切实威胁，学生缺少敬畏，就不可能产生对班级的认同。

而学生敬畏感的获得，可以通过班级制度建设来实现。

除了学校的规章制度外，需要班主任引导学生建立班级自己的制度。

问题的关键是，要相信威胁的存在。

也就是说，班级的制度要能够真正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而不是外在的条文。

因此班主任在建立本班的班级制度时，一定要把制度深入到学生的内心。

有些班主任在建立了班级公约后，贴在墙上就完事，班级成员甚至不知道有哪些规定，这样的班级制度只能流于形式，起不到任何作用。

班级制度要想发挥作用，由“墙上”到“心里”的转变必不可少。

2.提高班级管理的执行力
没有反抗和逃脱的机会，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出现必不要少的条件。

在班级管理过程中，保证制度的“不可挑战性”，是提高班级认可度的关键。

制度的制定容易，制度的执行难。

如果一个制度得不到有效地执行，制度的存在本身就变成了负面教育影响。

保证制度执行比制定制度更为重要，班级管理不在乎有多少制度，而在于能执行多少制度。

班级管理过程中，对于制度的执行力的强弱也是关键一环。

这就需要班主任以身作则的同时，要培养好班干部队伍。

一个强有力的班干部队伍是制度执行的保证。

通过班干部“以点带面”的作用，由骨干到成员，让全体成员在制度的权威面前提高执行的自觉性。

3.引导班级正向舆论
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中，信息的多样性是无法更改的事实。

多样的信息甚至造成了“五小于二”现象（五天的学校教育被两天的家庭和社会影响冲击），如何在众多的信息源中，保证学校教育的影响，形成相对封闭的正向教育信息圈，是班级管理的难题。

这就需要班级管理者加强对班级舆论的引导，让学生在班集体中只能感受到正向教育信息的力量，一旦有负面信息的出现，班级对其强烈的排斥保证信息相对封闭。

学生进校前已经有了自己的观念体系，班主任要在班级管理中完成对他们的再社会化（洗脑），当学生逐渐学会从集体要求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时，班级的凝聚力就会形成，班级在学生心目中的认可度就会加深。

4.形成班级激励机制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现象中，加害者对受害者的“恩惠”也是问题的关键之一。

同样，班级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对学生的“恩惠”也是关键，当学生在班级中按照要求去做后，要能得到“恩惠”。

这里的“恩惠”不一定是物质的，实际上，心理上的满足才是最大的“恩惠”。

当我们的学生按照要求服从了集体利益
之后，如果不能够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也就是做得好和做得不好没有区别，学生的正向行为就会消失。

班级管理过程中，一定要形成班级的激励体系，让好的行为得到及时的“回报”，这样学生才能有保持按集体利益行动的动力。

管理中，要把激励体系明确化，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学生心中有数，自然行有所依。

如，奖学金评定过程中，不要等学期结束后进行奖学金评定，实际上，奖学金评定是从学期开始的时候就一直进行的，一开始就明确规定，学生每有符合条件的行为，就在班级中公布，让学生及时获得激励，只有这样，奖学金评定才能发挥他的作用。

（作者单位：安徽滁州城市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