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变态心理学
【心理学】【心理学知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心理学知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 引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初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个听起来既神秘又引人深思的心理现象，源于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起银行抢劫案。
在这起案件中，被劫持的人质在长时间的囚禁后，竟然对劫持者产生了情感依赖，甚至拒绝政府提供的救援，这一反常行为引起了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
自此，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用来描述一种特殊的人质与劫持者之间形成的情感联结现象。
2️⃣ 心理机制深度剖析2.1 恐惧与无助感的催化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形成，首先源于人质在极端环境下体验到的强烈恐惧和无助感。
这种感受使人质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生存策略”，即通过认同劫持者的权威和意图，来减轻自身的恐惧感。
在这种策略下，人质可能会开始寻找劫持者行为中的合理性，甚至对其产生同情或理解。
2.2 信息控制的影响劫持者通常会通过控制信息流通来加强对人质的影响。
他们限制人质接收外界信息，只提供经过筛选或歪曲的信息，从而在人质心中树立起一种“我们是一体的，外界是危险的”观念。
这种信息控制不仅加深了人质的恐惧感，还削弱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信任，进一步促进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发展。
2.3 情感依赖的形成在长时间的囚禁中，人质可能会因为劫持者偶尔的“善意”行为（如提供食物、水或简单的关心）而产生感激之情。
这种感激之情在恐惧和无助的背景下被放大，逐渐转化为一种情感依赖。
人质开始将劫持者视为自己生存的希望和依靠，甚至愿意为其冒险或牺牲。
2.4 社会认同与群体压力在某些情况下，人质之间可能会形成一个小群体，共同面对劫持者的威胁。
在这个小群体中，为了维护内部的和谐与稳定，人质可能会倾向于接受并传播劫持者的观点和行为模式。
这种社会认同和群体压力进一步强化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效应。
3️⃣ 结论：理解而非评判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它揭示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下可能产生的心理反应和适应策略。
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该保持开放和理解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对其进行道德评判。
【心理学】【心理学知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心理学知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概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人质情结或斯德哥尔摩效应，是一种心理现象，通常发生在被劫持者（人质）对劫持者产生情感依赖，甚至同情、认同或支持其行为的情境中。
这种心理反应看似悖论，实则揭示了人类心理在极端压力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2️⃣ 心理机制剖析2.1 生存本能与依赖建立面对生命威胁，人类的首要反应是求生。
在长期的囚禁或胁迫环境中，被劫持者可能会逐渐将劫持者视为生存的关键，形成一种“依赖共生”的关系。
这种依赖不仅限于物质上的供给，更包括情感上的寄托，因为劫持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被劫持者的安全感需求，即使这种安全感建立在恐惧之上。
2.2 信息控制与认知扭曲劫持者通常会通过信息封锁、恐吓或洗脑等手段，控制被劫持者的认知。
被劫持者接收到的外界信息极为有限，且往往被劫持者所操纵，导致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发生扭曲。
在这种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被劫持者可能开始怀疑外部世界的真实性，转而更加信任劫持者的说辞，进而形成对劫持者的正面评价。
2.3 情感转移与认同在长期的共同经历中，被劫持者可能会将原本对家人、朋友的情感转移到劫持者身上。
这种情感转移并非基于理性判断，而是源于人类在极端环境下寻求情感联结的本能。
同时，为了自我合理化这种异常关系，被劫持者可能会通过认同劫持者的价值观、行为甚至犯罪动机，来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和道德负担。
2.4 社会支持与孤立感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被劫持者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缺乏外界的理解和支持，这种孤立感使他们更加依赖劫持者提供的“关爱”和“保护”。
即便在外界看来，劫持者的行为极其恶劣，但在被劫持者的心理世界中，劫持者却可能成为他们唯一的依靠。
3️⃣ 应对与干预对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受害者，专业的心理干预至关重要。
这包括提供安全的环境，逐步恢复受害者的社会联系，帮助他们重新建立对现实的正确认知。
同时，通过心理疏导和认知重构，帮助受害者认识到自己情感依赖的根源，并学会在健康的关系中寻求情感满足。
【心理学】【心理学知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心理学知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 引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初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术语源自1973年发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起银行抢劫案。
在该事件中，被劫持的人质不仅对绑匪未产生敌意，反而产生了同情、认同乃至依赖的情感，甚至拒绝政府提供的援助，为绑匪辩护。
这一异常心理现象随后被心理学家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2️⃣ 心理机制解析2.1 生存本能与依赖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核心在于人质在极端环境下，为了生存而做出的适应性心理调整。
面对生命威胁，人质可能会将绑匪视为“命运的掌控者”，从而产生一种依赖感。
这种依赖不仅是对物质生存条件的依赖，更是对情感安全的渴求。
在长时间的囚禁中，绑匪偶尔的“善意”或“关注”都可能被放大，成为人质情感上的重要支柱。
2.2 信息控制与认知扭曲绑匪通过严格控制信息流通，使人质无法获得外界的真实情况，从而对人质的认知产生深远影响。
这种信息隔离导致人质对绑匪的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甚至将绑匪的恶劣行为归咎于外部因素（如政府、警察等）。
这种认知扭曲进一步加深了人质对绑匪的认同和依赖。
2.3 群体效应与归属感在被囚禁的群体中，人质之间可能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为了共同应对威胁，他们可能会团结一致，甚至将绑匪视为群体的一部分。
这种群体效应不仅增强了人质的归属感，还可能导致对绑匪行为的集体认同和辩护。
2.4 情感转移与情感投射在长期的压力下，人质可能会将原本对家人、朋友等亲人的情感转移到绑匪身上。
这种情感转移不仅是对现实情感缺失的补偿，也是对生存环境的适应。
同时，人质还可能将自己的正面特质（如勇敢、善良）投射到绑匪身上，从而忽视或否认其恶劣行为。
3️⃣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启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揭示了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心理适应机制，也提醒我们关注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在日常生活中，虽然遭遇类似极端情况的可能性较小，但面对压力、困境时，保持理性思考、积极寻求外部支持、维护心理健康同样至关重要。
【心理学知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心理学知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听起来就带着悲剧色彩的名词，究竟是什么？它又是如何悄然渗透进人们的心理，让人们对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神秘的面纱，探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真相。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顾名思义，是指人质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对绑架者产生情感依赖，甚至对其产生好感、同情的现象。
这种现象最早是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银行劫案中被发现，因此得名。
在这个世界里，人质仿佛置身于一片黑暗的深渊，他们的心灵在恐惧和绝望中挣扎。
然而，就在这绝望的边缘，他们却意外地发现了绑架者的另一面。
或许是绑架者在某些时刻的温柔体贴，或许是他们在困境中展现出的勇敢与坚韧，这些都让被囚禁的人质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人质开始对绑架者产生信任，甚至产生情感上的依赖。
他们开始认为，绑架者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冷酷无情，而是有着自己不得已的苦衷。
于是，他们在心中为绑架者辩护，为他们的行为寻找合理的解释。
然而，这种心理现象并非毫无道理。
心理学家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出现，与人质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关。
在极端的生存压力下，人质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将心理防线放宽，从而在潜意识中对绑架者产生好感。
然而，这种好感并非真正的爱情，而是一种被迫的依赖。
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人质会逐渐失去自我，变得盲目。
他们为了维护与绑架者的关系，甚至不惜背叛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出现，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应当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面对困境时，我们要学会独立思考，不要轻易被他人的言行所左右。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人性中存在着善良与宽容。
在关键时刻，我们可能会为了他人的生命安全，而放弃自己的生命。
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和传承。
总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它揭示了人在极端困境下的心理状态。
面对这种现象，我们要学会理性思考，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也要关注身边的人，给予他们关爱与支持。
科普：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深度解析
科普：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深度解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种心理学现象，指的是被绑架、劫持或虐待的人对施加者产生情感依赖的情况。
本文将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进行深度解析，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一现象。
1.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定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最初是在1973年由瑞典警方命名的，起因于一起持续六天的银行劫持事件。
在事件结束后，被劫持的人竟然对劫持者产生了同情和情感依赖的情况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现在，这一术语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类似的情况。
2.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特征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以下几个特征：- 情感依赖：被施加者对施加者产生了情感依赖，表现出同情、合作甚至保护施加者的行为。
- 对施加者的理解和同情：被施加者试图理解施加者的动机和行为，并对其感到同情，将其行为合理化。
- 解除困境后的情感冲突：当被施加者脱离施加者的控制后，可能会出现情感冲突，同时感到对施加者的恨意和愤怒。
3.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原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情感需求：被施加者可能处于一种孤独、需要情感关怀的状态，对施加者的关注和接触满足了这种需求。
- 生存机制：在极端的情况下，被施加者可能通过与施加者建立情感依赖来提高自己的生存机会。
- 心理防御：被施加者可能出于心理自卫的需要，选择与施加者建立情感依赖，以减轻心理上的痛苦和恐惧。
4.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案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案例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73年的斯德哥尔摩银行劫持案。
在这起事件中，劫持者与被劫持者相处了长达六天的时间，期间被劫持者表现出对劫持者的同情和合作，甚至在解救行动中保护了劫持者。
5. 应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方法对于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影响的人，以下方法可能有所帮助：- 寻求心理咨询：通过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处理自己的情感依赖问题。
- 社会支持：寻求亲友和社会支持网络的支持，可以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帮助。
- 自我认知：通过学习和了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以及自身的情感需求和心理机制，可以更好地应对和解决问题。
【心理学知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心理学知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心理学领域，有一种现象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它如同迷雾笼罩，让人难以捉摸。
这种情感上的束缚，如同心灵的镣铐，让人在困境中无法自拔。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感体验？它又是如何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让我们一同揭开这神秘的面纱。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源于1963年的一桩绑架案。
当时，瑞典银行遭遇了武装抢劫，人质们被囚禁在银行金库中。
令人惊讶的是，在长达几个月的囚禁生活中，人质们竟然对绑架者产生了深厚的情感，甚至愿意为其辩护。
这一现象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关注，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形成，离不开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个体在困境中会寻求自我保护，而绑架者往往通过满足人质的基本需求，如食物、住所等，使得人质对其产生依赖。
其次，绑架者在囚禁过程中，会对人质进行心理操控，使其产生恐惧、焦虑等负面情绪。
在这种压力下，人质为了减轻自身痛苦，不得不寻求与绑架者的心理共鸣。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心理战”逐渐形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人质会逐渐丧失自我意识，将对绑架者的恨意转化为同情与支持。
这种情感上的转变，如同一场心灵的较量，让人难以置信。
然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并非不可逆转。
当人质脱离困境，重新获得自由时，他们往往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异常，并尝试摆脱这种情感束缚。
然而，这个过程并非易事，因为人质在长期的心理压迫下，已经习惯了这种情感状态，要想改变并非易如反掌。
在面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时，我们应如何应对？首先，要认识到这种情感体验的存在，并勇于面对自己的内心。
其次，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帮助自己走出心理困境。
此外，我们要学会关注身边的人，及时发现并帮助他们摆脱心理困扰。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如同一场心灵的炼狱，让人在困境中感受到人性的复杂。
然而，只要我们勇敢面对，善于寻求帮助，就一定能战胜这场心理战。
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心理健康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心理学知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心理学知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听起来如同悬疑小说中令人费解的情节，却是真实存在的一种心理现象。
它并非简单的受害者心理，而是深入人心的情感纠葛。
在这个世界里，自由与束缚、信任与背叛交织成一幅复杂而深刻的画卷。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起源于1973年一场发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银行抢劫案。
人质在长达六天的囚禁中，与绑匪建立了某种奇特的情感联系。
他们不再将绑匪视为敌人，反而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与依赖。
这种现象，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在这个现象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心理机制。
首先，受害者会经历一种“心理适应”过程。
在极端的生存压力下，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以适应这种恶劣的环境。
这种适应，使他们逐渐将绑匪视为一种生存保障，从而产生了情感上的依赖。
其次，受害者会经历“情感投射”过程。
在长期的囚禁中，他们会将绑匪的一些特质内化为自己的情感需求。
例如，绑匪的幽默、关爱或关心，都可能成为他们情感寄托的来源。
这种情感投射，使得受害者与绑匪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
再者，受害者会经历“道德冲突”过程。
在囚禁期间，他们需要不断面对道德困境：是选择反抗，还是选择屈服？这种道德冲突，使得受害者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痛苦。
然而，在极端的生存压力下，他们往往选择屈服，以换取一丝生存的希望。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仅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脆弱，还让我们思考自由与束缚、信任与背叛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人处于极度困境时，他们的心理状态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从而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情感反应。
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并非普遍现象。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能在困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道德底线。
但这个现象的存在，提醒我们要关注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关爱与支持。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
为了避免陷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困境，我们需要学会独立思考，坚守道德底线。
同时，我们还要关注他人的心理健康，用关爱与支持为他们筑起一道坚实的心理防线。
【心理学知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心理学知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个听起来令人不安的名词，它揭示了人在特定情境下，心理与情感所经历的微妙变化。
这一现象，如同暗夜中的幽灵，悄然影响着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自主思考的能力。
然而，当人们陷入困境，身处逆境时，原本坚定的意志可能会变得薄弱，甚至动摇。
此时，一种神秘的力量开始悄然滋长——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为人质情结，是一种心理现象。
它发生在人质与绑架者之间，让人质在长期受困的情况下，对绑架者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感依赖。
这种依赖，并非源于对绑架者的喜爱，而是源于一种无法抗拒的心理机制。
当人质身处险境，生命受到威胁时，他们会产生强烈的求生欲望。
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适应这个充满恐惧与压力的环境。
在这个过程中，绑架者往往会对人质施加一定程度的关爱与照顾，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安全感。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言：“人们渴望爱与被爱，渴望被关注与被理解。
”在这种心理需求下，人质开始逐渐信任绑架者，甚至对他们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感依赖。
这种依赖，使得他们在面对困境时，不再反抗，而是选择顺从。
然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并非只存在于绑架与人质之间。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的存在。
例如，在职场中，当员工长期受到领导的不公正对待时，他们可能会对领导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感依赖，甚至愿意为其付出更多。
那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呢？首先，是恐惧。
恐惧使人质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脆弱感，使他们更容易被绑架者操控。
其次，是依赖。
在困境中，人质渴望得到关爱与支持，而绑架者恰好能满足这种需求。
最后，是认知失调。
为了维持内心的平衡，人质会不断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的解释，从而忽视了现实中的困境。
面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在面对困境时，我们要坚信正义与善良，勇敢地追求自由与幸福。
其次，要学会独立思考。
不要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要独立判断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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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课程论文(设计)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学期： 2010 -- 2011 学年第 2 学期专业：应用心理学 年级： 08 级学生姓名：黄俊 学号：08121019题目: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课程名称： 青少年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任课教师姓名： 赵冬梅2011年年 6 月 4 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研究综述摘要斯德哥尔摩的银行抢劫案，不仅仅是一起让犯罪学家感兴趣的案件，也吸引了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去解释这一常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现象。
对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解释，也可以部分扩展到受虐症当中。
关键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强化受虐症收益追求1973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柯瑞迪特银行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两名绑匪劫持4名人质近6天的时间。
［1］事件发生后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竟拒绝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
［2］其中一位女人质和一名绑匪有出于自愿的性接触。
瑞典犯罪学家尼尔斯·贝耶洛特将这种受害者对压迫者或施虐者的依恋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3］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产生已久，人们难以理解为什么人质对伤害自己的犯罪分子动真情。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产生不是一般的绑架抢劫虐待就可以形成的，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情形下，满足条件才能产生。
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的条件一般认为有这样四种因素引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4］：1．绑匪威胁会杀死人质，并且人质也相信他们完全有可能这么做。
因为这一因素的存在，受害者明白，在这种极度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既然绑匪可以杀死他们，那么对他们惩罚、虐待并不值得惊异，即便这是一种负面的身体遭遇和情感体验。
相反，那些绑匪对他们的良善之举，是人质从没有奢望过的，所以，这些善行一旦出现，会在受害者的内心激起较高的情感波澜。
2．绑匪会向人质表达某种程度的善意，经常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最经常发生的是，在人质感到绝望的时候绑匪给他们食物或水，或者允许他们上卫生间。
事实证明，这些善举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形成的基石(cornerstone)。
人质将所有这些都感知为是绑匪赐予他们“生命礼物”。
绑匪威胁他们生命这一事实被忽略了，他们为当下被给予的生命所感动。
人质从心理上认为，他们还活着是因为绑匪“没有杀死我”，这是一种“被恩赐的存在”(grantingex—istence)。
从这种视角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是因为人质对绑匪施加于他们身上的伤害的否认，和对“生命的礼物”的感恩。
这是一种双重感激，一方面，是因为绑匪没有实施人质所预想的最坏的行为，或者说，人质因为没有被杀死而产生的负向感激；另一方面，是人质对绑匪给予他们的关心和照顾的正向感激。
人质认为绑匪会做的事情，或者是他们惧怕绑匪会做的事情，与绑匪真正对他们所做事情之间的差距越大，这种感激之情越强烈。
在讨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时，人们经常用到这样的比喻：魔鬼来到人间，将某人抓进地狱，让他受尽苦难。
当魔鬼允许他重回人间，偶尔体验一下正常人的生活时，他便会产生幻觉，认为自己来到了天堂，而那位将自己带入地狱的魔鬼此刻被认为是解救他的天使。
3．人质没有逃脱的机会，那些试图逃跑的人质皆死于绑匪的枪口下。
这个事实更加强化了人质的这种认识：人质的生死完全掌控在绑匪手中。
怎样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提高生存机会，成为压倒一切的思想。
而且，绑匪经常对人质说：“不要害怕。
如果你们听从我们的命令并且保持沉默，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有过激反应我们就会开枪。
”“不受伤害”的前提是“听从命令”、“保持沉默”。
在这样的情景下，人质很清楚要想活下来应该怎样做。
也许有一种前性情倾向(pre—disposition)使个体愿意为了生存做任何事情。
人的对情景主宰者(如绑匪)的认同，会确保个体的生存和受到保护，认同此时成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受害者体验到的无助感越强烈，认同也就越明显。
4．人质与外界隔绝，他们所能得到的信息皆来自于绑匪这一点使绑匪有机会在短暂的时间里对人质进行再社会化，或者说对其进行洗脑(brainwash— ing)。
我们很少对我们所接受的观念提出质疑，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的合理合法，以至于我们一直想当然地接受。
这些观念也很少受到别人的挑战，因为在我们的周围，大家接受的也都是同样的价值观念。
在没有疑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对“异端”没有免疫力，所以在绑匪的高压面前，人质原来的那套信仰体系不堪一击，重新占据人质头脑的是绑匪的那套观念系统。
人质开始站在绑匪的立场上，透过绑匪的眼光来重新看待这个世界。
这种转化(conversion)一旦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就在所难免。
二、产生原因分析按引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条件发生发展的顺序，试作如下分析：1、虐待或威胁人质。
生活的经验会告诉人质，被毒打、虐待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即使没有虐待的事实行为，只要威胁就可以达到让人质心生畏惧的效果。
威胁或虐待可以看做是对人质的惩罚，以减少人质“耍花样”和抵抗、逃走、报警的可能行为。
这种最直接最强烈的方式可能会使人质正常的心理崩溃，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接下来犯罪分子的“小恩小惠”就会使人质在非正常的心理状态下产生不可思议的对犯罪分子正面的情感体验，而这一切在正常状态下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2、让人质认为没有逃脱的机会。
在直接“打击”之后，再以其他试图逃跑的人质的死亡旁敲侧击，再次强化“不听话就没命，听话就有活路”。
使人质产生“没有听话而被杀是自己的错”这样错误的认知，并延伸到警察的救助是对平衡关系的破坏，警察的到来使犯罪分子恐慌，进而人质自己的生命就受到更加严重的威胁，而责任会被人质在非正常的心理状态下转嫁到警察身上。
3、“善意”的表达。
在人质当时的思维逻辑里，犯罪分子对自己拥有生杀予夺的全权，打骂侮辱是家常便饭。
当犯罪分子仅仅只是让人质上个厕所，喝口水，对于人质来说就是天大的恩赐了，会使人质对犯罪分子感激不尽。
这种奖励的正强化行为使人质更加认同目前甚至还有“赏赐”的平衡关系。
另外，人质对于收益的追求可能使其对犯罪分子的恩惠表现出过分的积极情感。
心理学研究认为正是因为人们高估了与损失关联的种种痛苦的程度引致了损失厌恶(Kermer等),在某种环境下收益追求也有可能发生,即人们会高估与收益相联系的种种喜悦的程度。
已有一些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发现收益追求的存在,例如Harinck等的实验表明小额的收益带给个体的快乐程度超过了等额的损失带给个体的痛苦程度；而Schmidt和Traub、Brooks和Zank在实验中也发现一些实验对象表现出收益追求的特性；在市场学和营销学领域中也有一些文献发现相对损失,个体对收益更加敏感,收益的影响超过了损失的影响,如Greenleaf、Sivakumar和Raj、Hankuk和Aggarwal等。
回到本文的研究问题,如果个体真的具有收益追求的特性,那么有风险的信息所蕴含的可能的收益将会显著增加个体的期望效用,使个体在确定性的坏消息和有风险的好消息之间偏好后者,而形成“坏消息延后”的现象。
［5］在当时的情境下，对于人质而言，犯罪分子给与恩惠的收益大于虐待带来的痛苦损失。
可能是这种恩惠对于人质而言可以极大地减少他们的恐惧，让其心理获得一瞬间的安全感和平衡，而这一安全感对人质几近崩溃的心理弥足珍贵。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是威胁虐待在前，施以恩惠在后；而不是恩惠在前，威胁在后。
4、信息隔绝。
信息隔绝贯穿整个过程的始终，从落入犯罪分子之手，直到被解救。
信息隔绝使得人质所接受到的观念信息皆来自于犯罪分子单方面，并且只是犯罪分子向人质单向灌输。
在没有沟通交流的前提下，本来正常状态下不可能发生的事在人质这里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从上我们可以看到，信息隔绝和强化一直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一开始的暴力、威胁、虐待等“重拳”，到旁敲侧击的“绵掌”，再到小恩小惠的“糖衣炮弹”，不断给予人质单方面的刺激。
要么通过“重拳”惩罚，要么通过“绵掌”负强化，再加上“糖衣炮弹”的正强化。
在信息隔绝的情况下，单方面的刺激作用被放大了，因为人质在心理状态非正常的极度脆弱情况下，又缺少信息和情感的交流沟通，很容易接受犯罪分子的行为和观念。
简而言之，在犯罪分子强势的“组合拳”的“攻击下”，人质正常的思维和情感撑不住了，就出现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样在一般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现象。
珠海市著名的魏娟虐待保姆蔡敏敏一案中，魏娟既有虐待的行为，又有如蔡敏敏所说的对她很好的表现。
单一的虐待只会带来恐惧、憎恶和反抗，再施以“恩惠”就可能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蔡敏敏甘愿受虐5年，同样也是魏娟一系列“组合拳”的影响。
而信息的隔绝则扮演了“帮凶”的角色，让人质的观念情感得不到交流和释放，最后只能自己消化接受。
在传销中，信息隔绝对洗脑的作用尤为显著。
通过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不断单向灌输传销思想。
在缺乏外界信息交流的情况下，受害者很容易缺乏理智，而在短时间内就很容易受到控制，使受害者成为传销大军的一员，并鼓动其他人加入。
如果能够及时与外界的家人或同学朋友取得联系，有了与传销者不一样的观念的交流，传销者的洗脑就很难实现。
这也就是为什么传销者都非常注意切断受害者与外界的联系并监视他们的原因。
虐待（或者说惩罚）与“恩惠”（或者说正强化）的对比越强烈，差异化越明显，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惩罚对人质来说为负值，呈算术级变化；“恩惠”是正值，但它的值在信息隔绝的条件和强化的作用下被人质极度脆弱的心理放大了，呈倍数或几何数级的变化：（-n）+2n>0 或者（-n）+n×n>0，故最后人质对犯罪分子的情感是正面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仅仅表现在劫持人质的案件中，在施虐与受虐症以及家庭暴力中同样部分有所体现。
当然，不是所有人在满足上述四个条件后就可以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不同的性格的人自然会有所不同，有些人在遭受虐待后可能进行直接的毫不妥协的反抗。
患此症的人具有哪些心理特质，在发生此类案件时如何应对，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对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我们不能一味地指责，也不能因为其特殊的心理因素而免去他们应承担的相关责任。
理解但不纵容，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的心理状态，回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阴影方能散去。
参考文献［1］［3］［4］高明华.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表现、成因和应对[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01)［2］李玲. 浅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J]. 科教文汇(中旬刊) , 2007,(12)［5］周嘉南,黄登仕. 损失厌恶能否解释“好消息提前,坏消息延后” [J].管理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