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中的社会民主主义

世界体系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也是反体系运动的发展。

在广泛的反体系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具有重要的地位。

社会民主主义一方面反对金融寡头，另一方面又促进和掩护着金融寡头的统治。

社会民主主义的这种双重性质是由其所代表的中间阶层的两面性决定的。

在世界体系的不同地带，金融寡头的性质和特点不同，中间阶层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和特点也就不同。

为了对社会民主主义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本文将顺次考察三个不同地区即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边缘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一、中心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跨国公司等垄断组织统治着大量的生产部门，支配着各发达国家的经济生活。

资本的集中和垄断一方面使生息资本和职能资本、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另一方面使大量货币资本从生产过程中游离。

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向银行集中，从而加强了银行的力量。

掌握了大量货币的银行通过为某些资本家办理往来帐、贴现票据等，就能够充分地了解其经济状况，进而对各资本家加以监督，用扩大或减少、便利或阻难信贷的办法来影响他们，以至最后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

银行的集中更加强了其对产业资本的统治。

达成了垄断协议或者组成了托拉斯的极少数银行垄断了货币资本的供应，也就垄断了以此为基础的各种信用和投资业务；通过发行证券，银行大量地掠夺小投资者，获得惊人的创业利润。

大银行和托拉斯、跨国公司等大垄断企业的融合，形成了全新的金融资本，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又形成了金融寡头的统治。

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金融资本使经济具有了一定的组织性，但这种组织性只是被用作对大众进行掠夺的工具。

在金融资本时代，获得最大成就的不是最善于开发潜在需求的工商业者，而是那些与寡头有联系的投机天才。

除对工商业和信用加以垄断外，金融寡头还和地租垄断结合起来。

金融寡头通过收买行政当局，获得土地证和建筑许可证，根据自己地块的位置随便改变交通运输业的布局，这样就能提升地价，投机大量的级差地租。

此外，国家财政也始终是金融寡头的投机对象。

与政权密切结合的金融寡头或者把国家财政变为利润，或者利用国家财政拯救自身的破产。

超额垄断利润、创业利润、利息和股息、级差地租、财政转移等等，这些投机性垄断机制就是金融资本的积累机制。

通过这些机制，金融资本就惊人地膨胀起来了。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是我们理解中间阶层的参照系。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少数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业资本，才能与银行资本融合起来，发展为投机性、寄生性、垄断性特别强的金融寡头，而大部分中小产业资本家则受金融寡头的控制。

剥夺原料和劳动力、控制运输条件、切断销路和信贷、实行价格垄断、宣布抵制、收买股票等等，是金融寡头制服中小企业的常用手段。

结果，数量众多的中小业主或者被金融寡头直接吞并，或者受金融寡头间接奴役。

这些中小产业资本家构成中间阶级的上层。

中间阶层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白领阶层。

这又包括一部分职业经理人以及信息、教育、医疗、科研和法律等行业的从业人员，这些人构成社会中间势力的稳定成员。

中间阶层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工人贵族。

关于工人贵族的地位和阶级意识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有过特别的关注和论述。

此外，中间阶层还包含传统的小资产阶级。

这些成分复杂的中间阶层，既不相同又有一致性，而社会民主党就是这种一致性的体现。

如果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原则和中间阶层的某个部分发生了矛盾，那么社会民主党就会对其理论原则进一步加以折中和抽象化，以便模糊这种矛盾。

社会民主党曾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它是在后来的发展中才愈益鲜明地变成整个中间阶层的代表的。

可以说，布莱尔竞选成功，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把以工会为基础的工党改造成了一个建立在整个中产阶级——包括私营业主和无产业者、小商人及其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技术高超的医生和教师——基础上的党。

布莱尔的新工党是如此，德国施罗德提出的新中派也是如此。

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中间阶层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必定对金融寡头的统治进行批判和限制。

社会民主党所实施的国有化、累进税和福利政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限制了金融寡头的力量。

二战以后，在大资产阶级的反对之下，社会民主党积极推动国有化运动，实施了累进税政策。

累进税虽然不能看作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但至少可以看作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限制。

《共产党宣言》就把累进税看作是进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初步骤之一。

国有化和累进税使西欧各国政府长期把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集中在自己手中，在此基础上，西欧国家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

在发达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下，公民的工作权利，休息权利，医药与生产福利的权利，年老、残疾与失业者的保障权利，适当住房的权利，受教育和提高科学艺术的权利，妇女与儿童的权利等等，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社会民主党的福利政策遇到一定的困难，但在困难面前，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放弃而是在努力改进福利政策。

社会民主党的这些政策一方面削弱了金融寡头的力量，另一方面则维护了金融寡头的统治，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是在对金融寡头的适应中推行自己的政策的。

社会民主主义对金融寡头的适应性，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得到了加强；布莱尔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这种适应性的表现。

在政治上，社会民主党是维护普选制、多党制、议会制的基本力量。

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是动员中间阶级、把利益有别的几个阶层组织起来的有效手段。

在中间阶层的支持下，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取得了执政地位。

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32之后连选连任，执政长达44年之久；此后虽有反复，但经过政策调整之后，又能重获执政地位。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冲击下，社会民主党陷入困境。

但1999年，在欧盟15国当中，11国的左翼政党又取得了执政权。

在国际上，社会民主党奉行中立政策，支持国际经济合作和不结盟运动。

在反霸权主义、解决拉美债务问题、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等一系列问题上，社会党国际都给拉美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以很大的支持。

社会党国际二十一大把新自由主义确定为批判对象；社会党国际二十二大主张多极化的、多边主义的和多层次的全球民主治理，把矛头直指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为了使联合国摆脱美国控制，社会党国际建议开征六项国际税来维持联合国的有效运转。

这些政治趋向都表明社会民主党具有不同于大资产阶级政党的相对进步性。

当然，社会民主党所坚持的议会民主制并不能阻挡金融寡头对政治的收买和操纵；社会党国际对拉美的支援，也是和其与美苏争夺战略空间相联的；社会民主党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批评，并不能掩盖他们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南联盟的霸权主义行径，也不能掩盖他们在冷战时期对发展中国家所推行的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的政策。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是一支独立的力量。

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曾经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出现，也曾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旗帜出现过。

在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第二国际中的统一性破裂了。

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民主主义中独立出来，在列宁的提议下，马克思主义政党更名为共产党，并组成了一个新的国际，即共产国际。

第二国际后期，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歧表现在取代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表现在民主和专政的关系上。

二战之后，社会民主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认为基督教关于人性的说教及其伦理要求、法国大革命所宣布的人权、康德的伦理和哲学思想、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哲学、舒马赫的自由社会主义，布洛克、阿登纳、科拉科夫斯基、拉斯基等人提出的最新理论等，和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一起，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

但这时候，社会民主党在具体纲领上还是主张国有化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的国有化主张也基本放弃了。

可见，历史演化的最终结果表明，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一支独立力量，它有自己的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纲领和意识形态。

社会民主主义的独立性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是和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相关的。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边缘地带开始崩溃以前，社会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靠拢是不大可能的；这和马克思所指出的英国工人的解放不应从英国国内而应从爱尔兰开始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虽然社会民主党是一支非马克思主义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者却应该积极争取与其联合。

当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居于同一个党内、涉及到领导权的争夺时，二者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当面对金融寡头的统治、涉及到统一战线时，社会民主党则是共产党要尽力联合的对象。

为了争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列宁对第二国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但十月革命后，当涉及到反对西欧更反动的寡头资产阶级、造成与帝国主义的战略均势时，列宁是明确主张和第二国际以及第二半国际重新联合的。

可见，处理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时，争夺领导权和反对金融寡头是两个不同的尺度：前一个尺度要求与社会民主党分离，后一个尺度要求与之联合。

把握住这两个尺度，共运低潮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仅能守住阵地，而且可以组织国际统一战线、迂回包抄右翼新帝国主义势力。

二、边缘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金融寡头和社会中间阶层的对立程度比中心国家还要大。

金融寡头势力是最容易和土地贵族等旧社会势力结合起来的。

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中，这些旧势力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冲击，但并没有消失。

在拉美，随着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土地改革的催化作用，许多封建、半封建的大庄园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大农牧场。

这些大农牧场主不断转移到工商业和金融业，而城市中的大资产阶级为了资本保值和进行土地投机，也在农村购置大量土地，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融合，形成一个共同的社会政治集团。

这个集团占有约一半的农业用地，控制着不少大型企业和金融部门，对国营部门也有广泛的参与；在政治上，它们垄断政权的时代虽已过去，但在政府、政党和军队中仍有其代理人或盟友，同时他们也能通过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和行业组织施加其政治影响1。

拉美国家的金融寡头还存在着对中心国家的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更强化了这种依附性。

在金融买办资本的主导下，拉美国家常常呈现出一种低度发展的状态。

所谓低度发展，是说这些国家只能适应中心国家的需要获得片面的、局部的、代价高昂的发展。

在拉丁美洲，无论是阿根廷的大牧场和小麦农场、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中美洲的香蕉种1李在芹：《从社会政治力量变化看拉美的政治发展》，载《拉美研究：追寻历史的轨迹》，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

植园，还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都是边缘地带接受中心地带强迫分工的结果；一旦中心国家不需要，或者找到其他替代生产区，这些获得片面发展的农业资本主义就会萎缩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