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

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刘家和摘要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在于辩同异，从异中见同，从同中见异。

世界历史于诸多国别史基础上发展而成，或者说是由扬弃诸“小一”（国别史）而成的“大一”（世界史）。

不过这个“大一”并非抽象的明一，而是由诸“小一”有机地构成的一。

因此，世界历史研究的关键之点就在于明一、多之关系。

比较研究的辨同异正是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明一、多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历史的比较研究，不论在国外还是国内，现在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取向。

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或者全球史（Global History），现在也是一个日益为人们重视的研究领域。

其实，比较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几乎和历史学一样的古老；而世界历史的写作，也在很早的时期就是历史学家的一种高尚的理想了。

希罗多德（Herodotus）所写的《历史》虽然以希腊波斯战争为主题，但是它也涉及了当时他所知世界的历史。

司马迁所写的《史记》虽然以当时的中国通史为基本，但是也涉及了当时他所知的世界；而且，以后的中国历代的“正史”，大多数都继承了《史记》的作法。

当然，这些都不是世界史，而只是一种史家注意周围世界的倾向；真正叙述全世界历史的书的出现，在时代上则要晚得多。

因为在世界范围的联系出现以前，要求写真正的世界史，那实际是不可能的。

而且，如果按严格的要求来说，即使晚近某些以“世界史”为题的书也未必真能算得上是世界史。

这一篇小文的目的，就是要谈谈历史的比较研究和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关系。

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就是对于不同对象进行的互为参照的研究，在一般情况下多用来说明对同时并列的诸对象的研究。

“比较”一词，英文作Comparison，法文作Comparaison，德文作Komparation，皆来自拉丁文Comparo，这个字由com和paro组成，前者意为“共同，后者意为“并立”、“平列”等，原有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结”、“结合”的意思，引申而为“比较”、“对照”的意思。

在中国文字里，情况也很相似。

“比”字在甲骨文和金文里与“从”字不分，都是两个“人”字并列，所以“比”字原意本是“并列”；《说文解字》把“比”字和“从”字分开（只是两个“人”的方向与“从”字相反），解释说“比，相次比也。

”这也就是并列的意思。

而“较”字却是“对照”的意思，例如，《老子》第二章：“长短相形”，王弼本作“长短相较”。

“形”与“较”（与“校”相通）在这里都是对照、参校的意思。

所以，在中国语言里，“比较”也是由并列而引出对照、比较的意思来的。

“比较”这个词虽然产生于同时并列的事物之间，但是它一旦作为一种方法用于历史的研究上，就在原有的同时比较之外，又加上了历时性比较的方面。

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不外乎明同异。

横向的共时性（Synchronic）的比较说明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的同异，纵向的历时性（diachronic）的比较说明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同异。

前者说明历史的时代特点，后者说明历史的发展趋势。

历史的比较研究，从总体来说，就包括这两种取向。

以上说到历史比较的功能在于明同异，其实，同异也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赖以实现的前提。

历史时期相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的比较才是有意义的，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与其自身没有比较的价值。

这就是说，无异之同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

历史时期不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的前后比较是有意义的，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之间就没有比较的价值。

这就是说，无同之异也不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

总之，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

所以，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一般说来虽然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只要从一个相同的角度去看，其间仍然是可以比较的。

例如，西周时期的中国与中古时期的欧洲，主体非一，时代不同，本来不具有可比的条件；可是，只要我们注意到二者皆有分封制度，那么其间的异同就颇有可讲究的了。

又例如，近代美洲的易洛魁人与古代希腊人、罗马人本来并无相同之处可以构成比较的条件，但是，当人们注意到它们都有氏族、部落制度，那么其间的异同也就大有可研究的了。

这就是说，以上所举的两个例证虽然主体不同，时代也不同，但是其可比性在于其间可能有在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相同。

这种相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时间相同，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时间相同。

这也是一种横向的比较，一种相对共时性的异体比较，而其作用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纵向的发展趋势。

应该说明的是，这样的比较研究，能够给予我们的启发性与危险性都比较大，所以运用时必须十分谨慎。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

第一，“世界历史”首先是由多而一的历史。

世界历史，顾名思义，它就不是地区、国别史；不过，它又不能没有地区、国别史的内容作为基础。

因为，自从有史以来，这个世界就是由各个地区和国家构成的，所以没有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也就不会有世界的历史。

那么，是否把一切地区、国家的历史加在一起，就成了世界历史呢？不是，那样加起来的只能是地区、国别史的总集或汇篡。

若干个“一”用算术的方法加在一起，那所得到的只能是某一个多数，而不可能是“一”。

可是，世界历史作为全世界的历史，它必须是一个整体，必须是“一”。

我们可以把各个地区、国家的“一”名之为“小一”，而把世界的“一”名之为“大一”。

“大一”由诸“小一”集合而来，从这一角度来看，它是“小一”的继续；但是诸“小一”集合的直接结果只能是多，只能是一种量变。

要使诸“小一”的集合成为“大一”，那必须是一种质变，必须经过否定（Negation）或扬弃（Aufhebung,Sublation）的过程。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说明这个过程呢？我认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则，这个过程说起来似乎显得抽象，其实作为历史考察的实践来说，只不过是要求我们把看问题的角度变换一下：当我们研究地区、国别史的时候，我们眼中的认识单位是一个个的地区、国家，它们是作为“一”出现的；而当我们研究世界历史的时候，我们眼中的认识单位就是整个的世界，它才是作为“一”出现的。

每一位具有历史研究的经验的学者都会知道，由于看问题的角度的这一变化，地区、国别史的研究将会与世界历史的研究有多大区别。

在此不须赘述。

二则，由诸“小一”经否定而达到“大一”的过程，在逻辑上就是抽象（Abstract）的过程。

而所谓抽象，就是从许多对象中舍弃了它们的特殊性（speciality）而抽取其一般性（generality），从而在舍、取并行的过程（即否定或扬弃的过程）中达到了由特殊而一般的境地，同时也就达到了由“多”而“一”的境地。

按诸事物各自的特殊性即是其相互之间的异，而诸事物的一般性亦即其相互之间的同。

所以，不辨异同，就无从进行抽象；而如无比较的研究，也就无从明辨异同。

在这里，比较研究的“辨异同”，恰好在方法上构成了世界历史所需的“明一多”的必要条件。

这样，我们就作了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的第一个方面的论证。

第二，“世界历史”同时又是一中涵多的历史。

在我们认识到世界历史必须首先视为一个整体以后，进一步就必须了解这个整体是怎么样构成的。

如果我们满足于由抽象达到的“一”，那么这个世界历史的“一”也就成为抽象的无差别的“一”或者纯粹的“一”。

这个“一”必然像黑格尔的逻辑的起点的纯粹的“有”（Sein）一样，它在一方面是无所不包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又是一无所有的。

所以它必然会直接地转化为无。

按照逻辑学的规则，一个概念的抽象程度越高，它的外延就越大，同时这个概念的内涵也就越少。

概念的外延与内涵成反比。

一旦世界历史的“一”的抽象程度到了最高点，它作为概念的外延便接近于无穷大，相应地它的内涵也就接近于零了。

内涵接近于零的世界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它不可能作为实际的历史存在，也不具有存在的价值。

这个道理说起来又似乎很玄虚，其实早在２０００多年以前，古代的思想家们就都对此有了明白的说明。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所作《巴曼尼得斯篇》曾经以严密的逻辑论证了绝对纯粹的“一”是不可能存在的。

不过，我们最好还是用比较形象的方法来说明这个问题。

例如，《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齐国的晏子与国君的一段对话，大意是说：齐景公对晏子说“唯据（据他的宠臣梁丘据）与我和夫。

”晏子回答说：“据亦同也，焉得为和？”齐君说：“和与同异乎？”晏子说：“异。

”以下他就举了一些例子，譬如，厨师作菜，要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和调味品，加以调制，才成了美味佳肴；乐师奏乐，要用各种乐器、音调、节奏，加以谐调，才能奏出美好的音乐。

所以，在君臣之间，也必须有不同意见的商榷，然后才能有良好的政治。

最后他说：“今据不然。

君所谓可，据亦曰可。

君所谓否，据亦曰否。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子把无差别的“一”或同叫做“专一”，而有差别的“一”或和照理应该称为“和一”。

他说的“专一”之不可取，其道理实际也适用于世界历史。

以上我们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一”，是从各个地区、国别的历史中抽象出同而加以概括（Generalization）的结果。

不如此，我们从世界各地、各国看到的就是杂乱无章的一大堆事情，就没有世界历史。

同样，如果把世界历史就看作抽象的同一，那么整个世界上的事情又变成了一大口袋马铃薯。

从外表的口袋（抽象）来看，它是“一”；而从其内容（具体）来看，它们仍然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多。

如果要想把世界历史看成有机的“一”，那么势必要把认识再深入一个层次，由抽象再上升到具体。

那也就是从同中再看出异来，看出那些各异的部分是怎么样既互相拒斥又互相渗透地构成为有机的一体的。

这就是晏子所说的“和”，亦即包含了异的同或者包含了多的一。

怎么样才能使认识深入一层次，从而由同中再看出异来？这里所需要的就是比较研究的深入一个层次。

譬如，在古代的许多地区都曾有过以城市为中心的小邦，通过比较发现这一共性，是有意义的；但是还必须作进一步的比较，看出它们的差别以及如何在差别中构成一个时代的总面貌的。

这样我们才能算是了解了这个时代。

所以，只要有了比较研究的同中见异，也就有了世界历史的多样统一的活生生的“一”。

可见，历史的比较研究在方法上又可以成为世界历史所需的“明一多”的充分条件。

这样，我们就又为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作了第二个方面的论证。

在实际的世界历史研究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人们在认识发展上的三个阶段：开始时我们看到的都是“异”，甲国和乙国不同，乙国又与丙国有异。

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处完全相同，正如没有两个人完全相同一样。

继而经过比较，人们又会发现，不同国家之间原来在甲方面有相同之处、在乙方面又有相同之处，以至有多方面的相同之处。

于是，人们的认识就达到了由异而同、由多而一的阶段。

再进一步，人们不能满足于抽象的“一”，就又经过比较而认识到世界正是一个多样统一的有机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