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大学建设创新团队的经验与启示

国外大学建设创新团队的经验与启示摘要：科研创新团队建设是高校科技创新的重要源泉。

本文列举了部分国外大学在建设创新团队上的经验，分析了中外大学在这方面的差距，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国外大学成功经验带给我们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高校创新团队经验启示随着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以及国家“九五”规划、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和“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实施，为高校科技工作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高校不仅是国家基础研究的主力军，还是应用研究的重要方面军，以及高科技产业化的生力军。

近年来，教育部着重规划并构建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包括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重大科研项目的凝练和组织、科技创新环境的营造等。

高校以推动教学、科研和服务的有效结合为目标，以不同层次高校分工协作为动力，以科技创新、传播和应用前后衔接、协同互动为中心，加强科技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能力的提高，可以说高校科技创新体系正在日趋形成。

但也应当看到，高校科技创新工作也面临一些困难，亟待解决，概括起来主要有：科技经费严重不足成为制约高校科技创新的瓶颈；整合科技队伍缺乏有效的凝聚机制，较难产生重大成果或突破；技术转移上的困难对科研工作有负面影响。

欧美各国大学在激励科研创新和技术成果产业化方面比我国走过更长的路，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一、科技经费的来源各国投入大学的研究与开发经费，2007年美国为494亿美元，2004年日本为149.3亿美元。

2008年我国高校的科技经费为654.5亿人民币，折合为96亿多美元，显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高校的科技经费投入有很大的差距。

而科技投入的严重不足，造成我国高校科技创新基地科研基础设施条件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难以产生重大科研成果。

同时，高校自由研究经费的筹集也较为困难。

综观欧美国家大学科研经费的来源，可以发现主要的资金渠道源自企业、政府和各种非盈利性基金组织，其中企业和政府是主要的投资者；此外，大学通过技术许可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简称OTL）创造的专利许可收入对科研创新也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英国的做法是，政府在投入经费时执行选择性措施，奖励高质量的研究。

英国大约有180所大学，但通过公开竞争，英国研究理事会25%的资金援助都流入了4所大学，这一点能直接通过这4所大学在国际排名中的突出地位表现出来。

工业界也对参与大学学科研究的战略意义有充分认识。

一方面，行业在大学里投入资金，资助长期的研究项目；另一方面，大学帮助行业分担风险，并且提供了一个在中期内行业领域不会关注的研究环境。

由于各行业的时间有限，基本上无法参与基础研究；许多大公司都已削减了内部研究项目，并且选择将研究实验室建在大学旁边。

以剑桥地区为例，剑桥地区是欧洲最大的公共研究基地，一直吸引着跨国公司的研究实验室进驻。

德国的科研工作主要在三种不同类型的部门中进行：高等院校、大学以外的研究机构以及工业企业，整个创新体系的特点是，众多研究机构从上游的基础研究到中游的应用研究再到下游的技术开发与成果产业化工作的承接转换十分清楚。

德国高校有着“科研与教学统一”的优良传统，全国约有高等院校350所，其中综合性大学90多所，专科大学180所左右。

德国有四大科研组织，包括马普学会(MPG)、弗郎霍夫学会(FHG)、赫尔姆霍尔兹研究中心(HGF)和莱布尼兹学会(WGL)等。

此外还有若干非大学的研究所和大量的企业研发机构。

这些大学和非大学研究机构根据德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形成了较明确的研究领域定位，分工明确，相互补充。

其中马普学会以从事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工作著称于世，而弗郎霍夫学会则以应用研究为主，主要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方面的研究，为企业提供有偿的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

在德国的国家创新体系里，企业是主体。

不论是世界著名的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均把科研和技术开发工作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

企业的研发机构能够与大学和非大学研究机构密切合作，互相支持，相互补充。

以西门子公司为例，其2008年R＆D支出占销售额的比例为4.9%，达到38亿欧元。

这样的资金投入不论是从比例上还是从金额绝对值等方面来看均位于世界顶级电子工程公司之首。

德国的科技发展奉行“科学自由、科研自治、国家干预为辅、联邦与各州分权管理”的基本原则，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创造公平合理的创新环境和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等方面。

联邦和州政府按照一定的比例支持大学和类似于马普学会一类的研究机构，并对重大的科研项目和工业企业界的研究项目给予一定比例的经费资助。

此外，德国有大量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加强大学、科研机构和工业界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美国学院和大学机构的管理和经费来源的多样性体现了大学权力下放的特征。

研究经费来源的多样性对于教授研究项目的选择、机构研究项目的组合以及整个大学体系从事研究、开发的能力和技术转让功能产生了积极效应：一是收入来源（学费、捐款和基金）独立于政府或工业界赞助者，使大学获得一定自由来寻求不受政府和工业界赞助者的政治或意识形态束缚的科研轨道，对不受主流范式约束的多种研究是有利的。

技术许可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简称OTL）创造的专利许可收入虽然相对而言只是杯水车薪，但由于它是学校自己的收入，使用起来无任何限制，学校可用这笔收入去资助一些很难找到外来资助的前沿性研究。

相比之下，政府、公司、私人的资助和捐助则经常规定了使用范围和附加条件。

当今科研动机的多样性越来越为大学承认、接受，剑桥大学被称为“由下至上”的组织，就是因为剑桥大学给予研究人员学术自主权，允许他们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抱负；并且剑桥大学拥有一套为了加强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之间的互动而制定的机制。

二、科研课题的选择和科研团队的整合现代的科学研究需要多学科的交叉与综合，以便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寻求多侧面、多角度的思考，产生创新的思维。

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和凝聚机制，我国不少高校很难把力量集中起来，队伍整合比较困难。

不仅学校之间的组织协调不够，甚至学校内部的合作、集成也有待加强，不易形成合力。

高校科技资源有待进一步整合，优化配置，巨大的人才优势有待进一步发挥，才能形成合力，创造出高水平的科技成果。

在这方面，国外许多研究性大学都鼓励跨学科的研究。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方购置新的基础设施、制定新的策略，来鼓励计算机专家、生命科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工程师共同合作。

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认为，诸多的创新机会都来源于古典学科的交叉，因此当今的大学必须致力于跨学科合作；高校必须发展有助于多学科发展需求的组织结构，推动跨学科不同专家之间的合作。

在普林斯顿，交叉学科研究得到了普遍支持。

以普林斯顿环境研究所（The Princeton Environmental Institute ，PEI）为例，鉴于PEI的跨学科研究目前优势突出的有全球环境变化、生物化学圈、分子地理化学、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环境科学与政策，PEI组建了四个研究中心来进行跨学科研究，分别是由BP和福特资助的the Carbon Mitigation Initiative，与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合作的普林斯顿的气候中心（Princeton Climate Center， PCC)，由国家科学组织（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资助的th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BioInorganic Chemistry，以及同样由NSF资助的生物复杂性中心（the Center for Biocomplexity）。

除了学科交叉能促进科研创新，美国大学围绕研究经费的争夺，也增强了美国大学系统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能力、开拓了大学研究领域。

大学之间的竞争互动，形成了研究生院同专业化系之间的持久结合。

而研究与研究生教育的结合，产生了学生作为研究人员和作为技术转让来源的效应。

另一个例子是柏林自由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是德国柏林最大的综合性公立大学，一直是德国高校改革的先行者。

柏林自由大学在改革传统的基础上，建立创新型的联系网络，网络的核心是集群发展中心、研究生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三个中心都将鼓励创新性研究，加强与外国学者和科学家的合作，培养新一代学术人才。

其中交叉学科中心的建立和跨学科研究小组的成立为学校从传统高校向集群高校的结构性转变奠定了基础。

传统院系依然存在，服务于学术需求并进行教学活动，而研究集群与传统院系并行，将大学中的研究人员与大学以外的合作者集中到相同的研究项目下，识别有卓越潜力的研究领域并促成研究的开展。

三、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问题科研的最终目标是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服务。

技术转移过程应包括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和随后的成果转化一直到规模化生产的全过程，称之为技术—经济价值链。

这一过程可以由单一主体完成，实现技术的组织内转移，也可由多个主体来完成，实现组织间转移。

在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中，规模化生产带来的利润将继续支持科技创新和提高技术引进的能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存在着强大的内在需求和动力；技术—经济价值链各个环节的专业分工简单而明确。

以德国为例，国立研究机构主要从事原始性科技创新活动，位于技术—经济价值链的源头部分，而接下来的成果转化工作则主要由企业来完成。

一些大的企业，如西门子公司等为了自身的发展，也会从事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以此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成果接受能力。

企业通常与大学或研究院所密切合作，共享基础研究成果，而应用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工作则由企业单独进行，以利于独享科技投资回报。

可以说，德国科技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过程直接面向国民经济发展，面向企业的需求，基本上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行为。

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商业利益的驱动迫使企业自身从事大量的应用开发研究工作，并与位于价值链上游的科研院所紧密结合，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

同时，企业技术供给的内部化也大大降低大学、公益性科研机构向企业进行技术供给的压力，从而使之能够集中精力从事公共知识的研究开发，促进了社会公共基础资源的积累。

大学和公益性的科研机构大多从事单一的科研活动，自办企业的现象很少。

这种市场的专业化分工也大大简化了大学、公益性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使得科技成果转化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总而言之，德国的科技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转移多发生在经济—技术价值链偏上游的位置。

我国目前科技创新依然以大学和专业科研机构为主体，技术转移多发生在经济—技术价值链偏下游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