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帝到公民

从皇帝到公民《从皇帝到公民》着重介绍了溥仪“从皇帝到公民”一生的转变过程，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溥仪不同时期的几幅照片：3岁登极、28岁的伪满洲国愧儡皇帝，40岁成为战犯，54岁被特赦，最后成为新中国普通公民。

简单概括了溥仪的人生历程，通过这一展览可进一步详细了解溥仪的风雨人生。

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的十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

根据中国以往封建制度，皇位都是世袭制，那么为什么溥仪的父亲不是皇帝，而溥仪却登上了宝座？溥仪的祖父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初封郡王,后晋亲王,死后称为醇贤亲王.在咸丰十九年,十九岁的醇郡王,奉旨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妹妹成婚.但她并不是溥仪的亲祖母.溥仪的父亲载沣是醇贤亲王的第五子,因为第一和第三,四子早殇,第二子载恬被慈禧太后接进宫里,成为光绪皇帝,所以醇贤亲王死后,由溥仪的父亲继承了王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1908年旧历10月20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病笃,慈禧太后突然决定,立年仅三岁的溥仪为嗣皇帝,年号宣统.就这样溥仪成为清朝的第十代皇帝,也是历史上的最后一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2月7日出生于北京的醇亲王府，这是他的父亲载沣，母亲瓜尔佳氏，中间这位是溥仪的祖母。

三岁的溥仪一直都在这个亲王之家，过着无忧无虑的小王子生活。

然而在1908年11月，光绪皇帝病危，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以“承继同治，兼祧光绪”的名义，将三岁的溥仪召进紫禁城，立为嗣皇帝。

同年12月2日，溥仪登极即位，年号宣统，由其父载沣监国摄政。

登极当日，年幼的溥仪坐在太和殿的宝座上接受文武百官朝贺时，哭闹不止，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哄他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窃窃私议，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好象预示着一种不祥征兆，果真三年之后，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260多年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溥仪也因此被赶下了皇帝的宝座。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年仅6岁的溥仪，在紫禁城的养心殿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

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由大清帝国内阁总理摇身一变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根据袁世凯签发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虽然退了位，但仍可保持皇帝的尊号，拿着国民政府给予他的帝室经费，过着君臣如意的帝王生活。

封建的帝王生活，使溥仪从小就认为他是“奉天承运”而生，是“天造地设，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这是溥仪站在故宫的屋顶上照的一张照片，以表示自己是位高高在上的皇帝。

从1911年开始，隆裕太后就开始为溥仪物色其“帝师”人选。

而此时6岁的溥仪也就在毓庆宫里接受着封建君王的启蒙教育。

很多人都做过溥仪的老师，其中前清礼部侍郎陈宝琛和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文学硕士庄士敦是对溥仪影响最深的两位老师，尤其是庄士敦那富有传奇色彩的说教和欧洲式的生活方式，对于从小就被禁锢在紫禁城内的“小天子”来说，既陌生又新奇，有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庄士敦的影响下，溥仪首先把自己的名字该成了英文“亨利”，然后，不顾遗老和太妃们的阻拦，既然割断了清室长辫，穿上了西装，蹬上皮鞋，学会了骑自行车，俨然一个“洋皇帝”。

为了骑自行车的方便，溥仪把自己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

1917年7月1日，前遗老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军拥进了北京城，簇拥着11岁的溥仪第二次做了皇帝。

但是历史不允许倒退，复辟不得人心，这场闹剧仅仅上演了十二天便随着一声炮响，张勋司令部被炸而草草收场，溥仪还在为他的再次退位伤心的大哭了一场。

1922年12月1日，紫禁城内演出了最后一幕喜剧——溥仪结婚。

16岁的溥仪同时迎娶了一后，一妃。

满洲正白旗郭不罗荣源之女16岁的婉容为皇后，额而德特端恭之女14岁的文绣为淑妃。

在大婚当夜，溥仪无心顾及他的两位新婚妻子，而是一个人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他想“如果不是闹革命，我就开始亲政了，我要恢复我的祖业”。

这是溥仪在宫中读书时谱写的歌曲，歌词的大意是盼着祖业早日归来。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并永远废除了皇帝的尊号，封建小朝廷彻底覆灭。

溥仪被驱逐出宫后，首先回到了他的出生地醇亲王府暂住，不久，便住进日本公使馆。

1925年2月23日，溥仪在日本公使馆人员的秘密护送下，乘坐火车，离开北京，向天津出发。

到天津后，溥仪寄居日本租借地，先后在天津张园和静园度过了7年的寓公生活。

溥仪经常带着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出入洋人的高级娱乐场所，学会了打高尔夫球，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会打高尔夫球的皇帝。

然而，悠闲自在的天津生活并没有使溥仪泯灭“恢复祖业”的幻想，每当闲暇之时，“张勋复辟”的场面，被驱逐出宫的耻辱、逃往天津的风波，常常涌上溥仪的心头。

此时溥仪便暗下决心，要恢复祖业，重登帝位。

溥仪为达到其复辟的目的，频繁地与日本的军人、政客接触，把日本视为其复辟的“第一外援力量”。

完全投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而日本也恰恰想利用溥仪做傀儡，炮制满洲国，以达到其长期独霸中国东北的野心。

193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溥以闻讯后，认为复辟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亲笔写信给日本陆军首相南次郎，黑龙会首领山满，乞求日本政府对其复辟给予帮助。

当时日本政府正想在东北发展殖民统治，认为溥仪是个可以利用的工具，便派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前往天津“迎接溥仪”，并一手策划了“天津事件”，为溥仪出逃制造烟雾。

溥仪趁机于1931年11月10号，在日本军人的护送下，由郑孝胥等人陪同，乘坐日本汽船“比治山丸”号，由天津出发，趁着夜色偷渡白河秘密潜往东北。

溥仪曾把这次出逃看成是他政治生涯的新起点，借此恢复大清祖业，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日本只是想利用他建立傀儡政权，以便达到其统治东北的险恶用心。

就这样，溥仪可耻地走上了出卖祖国的道路，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挡箭牌。

溥仪前往东北以后，首先暂住在辽宁省汤岗子对翠阁温泉旅馆，之后到达旅顺。

1932年3月8日下午3时，溥仪在一群日本特务，汉奸的严密监视下到达长春。

这是三十年代的长春火车站（已于1992年拆除，并于1994年重新建成），3月9日，溥仪在长春七马路原吉长道尹衙门就任满洲国“执政”，定年号“大同”，并发表了执政宣言。

在他就任后仅半年时间，就相继签定了一系列的卖国条约，尤其是1932年9月15日上午9时，溥仪派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第二任司令官兼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签定了《日满议定书》，将东北所有的主权和广袤的河山无条件的出卖给了日本。

签定完卖国条约之后，溥仪还与日本关东军举杯庆祝。

1932年5月3日，溥仪在勤民楼会见了以英国人李顿为团长的联盟调查团，面对调查团提出的“你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溥仪为了自己的皇帝梦，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老老实实地按照日本主子预先嘱咐过的回答，“我是由满洲民众的拥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公开为日本侵略东北进行辩护。

因为卖国“有功”，溥仪换来了第三次做皇帝的机会。

1934年3月1日，在关东军的蓄意导演下，溥仪首先穿上光绪皇帝曾经穿过的龙袍，在长春南郊杏花村，即现在的“文化广场”附近，垒土为台，算做“天坛”，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礼。

但日本人并不允许溥仪穿清朝龙袍，溥仪被迫换下了日本人专门为他设计的“陆，海，空”三军大元帅正装，在勤民楼再次举行了登极仪式，改“执政”为“帝制”，改年号为“康德”。

1934年6月6日，日本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代表天皇访满，祝贺溥仪称帝。

第二天，向其赠授了日本大勋位菊花御纹章，婉容勋一位宝冠章,授勋后的婉容在太监,侍女的簇拥下，退出了勤民楼，这也是婉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从此，她被打入冷宫，与世隔绝。

在关东军的授意和导演下，溥仪曾先后两次访日。

1935年4月3日，溥仪第一次访日，乘坐日舰“比睿”号。

在航行中，溥仪写下了献媚的四言诗：“海平如镜、万里远航，两邦携手，永固东方”。

到达日本后，溥仪在东京火车站受到了日本天皇裕仁的迎接。

4月9日，溥仪诚惶诚恐地与天皇裕仁一起乘车到练兵场检阅日本军队，参拜靖国神社，还厚颜无耻地到日本陆军医院慰问了在侵华战争中受伤的残兵败将。

1940年6月，溥仪奉关东军之命第二次访日。

他名义上是参加日本神武天皇诞生2600周年庆典，真正的使命却是迎接“新祖宗”——日本的皇室祖先“天照大神”，即代表日本皇室祖先“天照大神”神体的三件神器——八咫镜、草雉剑和八板琼曲玉。

溥仪把它们供奉在东御花园内为之专门修建的“建国神庙”中，每逢初一、十五亲自前往拜祭，以示对新祖宗的虔诚。

并规定任何人走过神庙，都要行90度的鞠躬礼，否则按“不敬罪处罚法”加以惩治。

建国神庙仅存在5年，1945年伪满垮台，溥仪出逃时，关东军为了毁灭罪证，将“建国神庙”付之一炬。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当天傍晚，溥仪召集伪大臣宣读了“时局诏书”，溥仪为表示自己的决心，把榨取农民的粮食和大批战略物资都送往日本，支持所谓的“圣战”。

就连同德殿内的四盏大吊灯也未能幸免，连同一些铜铁饰件都捐给日本了，以制造武器弹药。

但溥仪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并没有挽救日本帝国主义的败局。

1945年7月，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会议的基础上发表了《波茨塔公告》，限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本侵略者的战败，预示着伪满洲国必将顷刻垮台。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逃往日本的途中，于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虏获。

溥仪作为苏军的战犯，先后在苏联的赤塔、伯利两个收容所渡过了五年的囚拘生活。

在苏联的五年囚拘生活中，溥仪始终没有放下架子。

虽然没有下人了，但溥仪照样有人服侍：叠被、收拾屋子、端饭和洗衣服。

1946年8月，溥仪在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上出庭作证。

在为期8天的作证中，溥仪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种种罪行，但同时也掩盖了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

其他战犯不敢明目张胆地叫他“皇上”，便改称为“上边”。

每天早晨还是照例地向溥仪请安。

溥仪放不下皇帝的架子，当然在溥仪的内心深处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更谈不到认罪。

1950年7月21日，溥仪由苏联引渡回国，先后在哈尔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了十年的改造生活。

回国当时，溥仪十分恐惧和疑虑，因为深知自己罪孽深重觉得党和人民不会饶恕他，害怕共产党会杀掉他。

为了消除他的疑虑和恐惧，战犯管理所的领导多次找到他谈心，采用引导、启发、教育等方法，使他醒悟。

此时溥仪也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到图书馆查阅资料，与战犯们交流学习心得，通过学习，溥仪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

在改造期间，昔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溥仪，也学会了洗衣服补袜、浇花种菜还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给其他战犯看病，参加义务劳动。

战犯管理所也先后六次组织战犯参观了工厂、煤矿、农村等地，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欣欣向容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