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提问技巧示例

访谈示例一：杨澜采访埃蒙斯杨澜：在丈夫遇到困难的那些时刻，对他微笑是一件难事吗？卡捷琳娜·埃蒙斯：一点都不难，我被4.4环震惊之后，倒是笑了出来，因为太不可思议了。

我想，怎么又发生了？我觉得，既然如此，那好吧，好吧。

杨澜：马修，你怎么说的？马修·埃蒙斯：还能怎么样，这事情离奇得你只能一笑了之，你没法因为它伤心流泪，这是个很好的玩笑。

卡捷琳娜：这确实是个很好的玩笑，当时我想那种情况发生一次就够了，结果又来了一次。

马修：两次够多了。

杨澜：马修走到你跟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你轻轻拍了拍他的脸，说了点什么？卡捷琳娜：我说这可能是命中注定。

杨澜：马修，最后一枪的失误又重演了，你当时在回忆四年前打错靶的事情吗？马修：没有没有。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我拿起枪，把枪口从靶子上方落下，直到对准靶心，在我对准靶心的过程中，我在扳机上施了一点力，而在我轻轻施力的时候，枪就击发了。

杨澜：那就是无意识的。

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吗？马修：从来没有，仅有的两次都是在奥运会上，都是媒体关注的比赛，他们老是会记着这事。

而实际上我每年都要打二三十场重大比赛，而这种情况从来没发生过。

很多情况下，我是凭最后一枪赢得胜利的，因为最后一枪打的好。

而这两次诡异的事件，我也解释不了。

杨澜：这种诡异是天意吗？马修：咱们得等着瞧了。

我觉得肯定会因祸得福的，但我还不知道这个好事会是什么。

上一次的奥运会我觉得……卡捷琳娜：是为了让我们相见，我们正是因此，才说上话的。

访谈示例二：杨澜采访袁隆平杨澜：在您最困难的时候，您觉得你太太对您的帮助大吗？那个时候快被关到牛棚里的时候，她对您说了什么呢？袁隆平（略）杨澜：而且那时候您出身不好吧？袁隆平：出身不好。

杨澜：你想您中学在教会上学，所以出身不好了。

袁隆平：是，出身不好……她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安慰。

我认为这是……就是“贤内助”。

杨澜：袁教授，听说您有三大爱好，第一个就是骑摩托车；第三个就是拉小提琴；第三个是打麻将，当然，卫生麻将是吧？袁隆平：钻桌子……杨澜：那我就觉得这三个爱好好象跟我们常规心目中的您的身份都不太符合，因为您已经六十八岁了，居然还骑摩托车。

您是一位农业专家，成天跟泥巴打教导的，您喜欢拉小提琴。

同时你在社会上现在也很有地位，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可是您自己还打麻将，钻桌子。

说说您这三个爱好。

袁隆平：这样子的，我骑摩托车，现在我也骑，我每天上试验田，我每天要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从播种开始，一直到收获为止，我每天都要到田里面去，这是我的职业习惯。

走路，我这么来一圈，大概要四公路，很不方便，因此我就骑摩托车，就方便一些。

杨澜：不是为了过瘾……袁隆平（略）杨澜：而且您很欣赏爱因斯坦是吧？说他也是拉小提琴的。

袁隆平：对，我看到一个爱因斯坦的故事，爱因斯坦也喜欢拉小提琴，喜欢音乐，他就加入了一个乐队，这个乐队去表演，比赛的时候，他也参加，但是他拉得不好，拉得很蹩脚，总是拉走调，但是没办法。

杨澜：他也很认真。

袁隆平：他非常认真，但是他的技术不行，我恐怕比爱因斯坦的技术还差一些。

杨澜：对于这个世界范围来说，我觉得杂交稻方面一直存在着产量和米质，怎么样去权衡，哪个更为重点的问题，比如说像第三世界要解决那么多的人口吃饭的问题，产量就非常重要。

但是对于经济稍微发达一点的地区，人们对米质的要求又很高，像您现在研究的超级水稻是更注重产量呢还是更注重米质呢？袁隆平：（略）杨澜：所以你还是有重点的，袁隆平：重点就是说并重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了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现在就要求优质但是我又不能牺牲产量来求优质，因为中国十二亿多人口。

杨澜：下个世纪可能十六亿。

袁隆平：十六亿，怎么养？你没有一定的产量，你再吃得好，肚子不饱那也不行的。

死神才能让她停止发问犀利采访采访邓小平采访霍梅尼采访阿拉法特采访基辛格访谈示例三：法拉奇采访邓小平（开门见山，直逼要害）抓住核心问题，开门见山，切中要害，是法拉奇提问的一贯风格。

她经常在访谈的一开始就抓住关键问题正面出击。

比如她采访我国领导人邓小平就是如此：法拉奇：四个现代化将使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这样不可避免地引起私人投资问题。

这是否会在中国形成资本主义？邓小平：归根到底，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

当然，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

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

法拉奇：那末，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都是坏的？邓小平：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

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

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

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法拉奇抓住了当时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姓“无”还是姓“资”？她的提问甚至还很尖锐（比如“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坏的?”），但它恰恰能展示采访对象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关于引进外资，关于资本主义的精深思考，就在她的追问中一一得到了表达。

这也正好是她想要的新闻内容。

访谈示例四：法拉奇采访霍梅尼（成竹在胸，因人设问）而在采访伊朗总统霍梅尼时，她特意穿上伊斯兰教妇女的装束——足踏木屐，身披长纱，并向霍梅尼提出了有关妇女着装的问题“请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强迫她们掩盖自己，把全身捆在那些不舒服而怪诞的服装里面，让人工作和行动感到不方便？”“顺便问一下，披上长纱，你怎么游泳？”这些事先准备，针对性强，措辞犀利的问题，令霍梅尼无法摆脱，不得不作出反应：“这你管不着，我们的风俗你管不着，如果你不喜欢伊斯兰教的服装，你没有必要穿上它……”在霍梅尼理屈词穷，恼羞成怒的回答中，法拉奇的采访目的也就达到了。

访谈示例五：法拉奇采访阿拉法特（穷根究底，紧追不舍）由于法拉奇提问尖锐，她的对手又都是政界精英，他们一般善于与记者周旋，对于法拉奇的提问往往虚与委蛇，闪烁其辞，加以敷衍。

但法拉奇在采访中决不姑息模棱两可的回答，也决不会给对方任何逃跑的机会。

她紧追不舍的发问经常把采访对象逼到不得不回答的境地。

例如采访阿拉法特：法拉奇：(我们假设约旦和黎巴嫩决定签订和平协定)面临这种局面，你们将怎么办？难道你们也向约旦和黎巴嫩宣战不成？阿拉法特：我们不能在“假设”的基础上进行战斗……法拉奇：阿布·阿玛尔，这是一种非常富于诗意，又充满外交辞令的回答，但您没有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

我问您的是：如果约旦真的不要你们的话，难道你们向约旦宣战吗？阿拉法特：（略）法拉奇：巴勒斯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阿拉法特：现在我们不提我们的边界问题…从阿拉伯观点来看，不可能谈边界…法拉奇：………我重新问您这个问题：巴勒斯坦的地理边界在哪里？她思路清晰，目的明确，就巴勒斯坦是否与约旦宣战、巴勒斯坦边界问题两次提问，决不给对手任何逃脱的机会。

访谈示例六：法拉奇采访基辛格（假设引路，剥笋抽丝）面对不愿回答问题的采访对象，法拉奇会提出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问题，然后诱导对方就此发表见解，最终达到自己的采访目的。

如法拉奇就南越问题采访基辛格，而基辛格始终不愿谈南越问题，于是提问就这样开始了：法拉奇：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选择谁？（这是打破沉默的假设性的提问）基辛格：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法拉奇：如果我替您回答，我想您会更乐意与黎德寿共进晚餐，是吗？（对方不愿回答，法拉奇则进行合理推导）基辛格：不能，我不能……我不愿回答这个问题。

（基辛格不肯轻易就范）法拉奇：那么您能不能回答另一个问题，您喜欢黎德寿吗？（表面上看转移了话题，实际上紧追不舍）基辛格：喜欢。

（接着谈了对黎德寿的看法）法拉奇：跟阮文绍的关系您也作同样的评价吗？基辛格：我过去与阮文绍的关系也很好。

过去……法拉奇：对了，过去。

南越人说你们相处时不像朋友。

您想说的正与此相反吗？（这是一个诱导型提问）基辛格：关于这一点……当然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有自己的观点，也毋需强求一致。

我们说，我和阮文绍像盟友那样互相对待。

（法拉奇问出了结果）在这段堪称典范的采访中，法拉奇应用了多种提问技巧，假设引路，合理推导，迂回包围，层层逼进，最终迫使基辛格就越南问题发表了见解。

访谈示例七：法拉奇采访阮文绍（巧设机关，引人入彀）法拉奇说，“每一次访问都是对我的智慧的挑战，都是消耗我灵魂的一次实践”。

因此她与世纪风云人物的访谈，常常是一场智力的较量。

面对一些棘手问题，当采访对象正面拒绝之时，她会采用迂回的方法，由远及近，引人落入她预先设置好的圈套。

比如在采访南越总理阮文绍时，她想获得他对外界评论他是“南越最腐败的人”的意见。

当直接问他时，阮文绍矢口否认了这种传言。

法拉奇就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

她先问：“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了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

得到了上述问题的肯定答案后，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阮文绍虽然否认了，但为了澄清这一“传言”，他不得不详细地道出他的“少许家产”。

如此一来，阮文绍是否真的如传言中的那么腐败，还是如他所言并不富裕，已呈现大家面前，读者大可根据他所列的财产清单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再比如，阿里·布托是巴基斯坦总统，西方评论界认为他专横、残暴。

法拉奇在采访中，不是直接问他：“总统先生，据说您是个法西斯分子”，而是将这个问题转化为：“总统先生，据说您是有关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拿破仑的书籍的忠实读者？”从实质上讲，这个问题同“您是个法西斯分子”没有区别，但因为转换了角度和说法，往往会使采访对象放松警惕，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

它看上去无足轻重，但却尖锐、深刻，从中可见法拉奇提问之妙。

访谈示例八：法拉奇采访卡扎菲（反问作答，后发制人）法拉奇向往绝对自由，极端痛恨权力，她认为暴君或总统，刽子手或将军或受人热爱的领袖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不人道的和可憎的。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当她采访这些人物时，总乐于提出尖锐、尖刻、乃至尖酸的问题，甚至与采访对象争论起来，把提问变成正面攻击，使采访活动成为“一场探讨事实真相的战斗”（法拉奇《采访历史》）。

比如利比亚统治者卡扎菲，曾自诩为“一句话整个世界就能爆炸”，法拉奇对他的采访就充满了论辩的色彩：法拉奇：你是怎样理解革命的？卡扎菲：如果革命是由群众进行的，那么，它就是人民的革命。

甚至，革命是以群众的名义。

由别人主使的，这仍然是革命。

法拉奇：1969年9月，利比亚发生的事情不是革命，而是一次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