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新史学

1918年底至1920年3月，梁启超游历欧 洲诸国。回国后，他对自己曾深信不 疑的进化史观产生了怀疑。此外，由 于梁启超退出政坛之后，其主要精力 主要集中于学术研究这一阶段，梁启 超的史学研究获得了极大的丰收，其 主要史学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为这一时 期的代表作。
梁启超晚年还十分关注中国近代新兴 学科考古学的进展。
在进化论史学思想已然深入人心 后，大批学者具有强烈的求变心理， 梁启超的议论切合了某种时代的要求， 新史学的思潮迅猛兴起。在新史学潮 流的冲击下，传统旧史学在理论上难 以应对，史学界的主流呈现出一派新 气象，史学发展的前沿具备了如下新 的共同趋势： 第一，转换旧史学的认识标准， 以进化论历史观为标准进行史学研究。 梁启超提出了指出：“数千年之历史， 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 世界也”。
1840年鸦片战争后，古老而悠久的中国史学开始向近代形态转变。并于20 世纪初年形成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所谓“新史学”。 “新史学”是建立在批判和超越封建旧史学基础上的一种全新的史学样式， 是旧民主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史学所取得的最高成果，在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新史学”的领军人物以梁启超、夏曾佑）为主，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学 者（如章太炎、刘师培等），也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新史学”代表了晚 清时期的整个资产阶级学术阵营。 新史学的意义，从根本上说，在于它客观上为马克思主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革命中的又一重要贡献 , 是他 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 对中国古代的思想遗产作了比较系统的 整理, 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 作了开拓性的工作。 第一, 对孔子和儒家思想重新作了评价, 初步打破了儒家独 占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局面。 第二, 注意对时代思潮的研究。抓住各个时代的思潮来认识中 国思想史、哲学史的发展演化,这是梁启超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 史的一项重要方法。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是在一定时 代背景激发下，以西方传来的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揉合西方多种史 学流派的观点，并参考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等日本学者著述而撰成， 因而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建设新史学的理念。 其一，“历史者，叙述进化论之现象也” 其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其三，“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其四，关于史学之功用，梁启超认为，史学为“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 者也”，为“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 其五，关于史学研究方法，梁启超批评传统史学“知有一局部之史，而 不知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指出：“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 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
梁启超晚年史学思想与过去相比有 了很大变化，这一方面与他退出政 坛，专事学术有直接关系；另一方 面也是当时中国学术界、史学界在 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的 反映。梁启超晚年丰富的著述为近 代史学拓宽了领域，有力推动了中 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其积极地吸 收和接受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并 且勇于否定自我的精神，是值得肯 定的。纵观梁启超的学术生涯，史 学是其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 成就最辉煌的学术领域，从其对中 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来看，其无愧 为“影响最为广泛的史林泰斗”。
第一, 新史学应“ 有益于群治” , 为现代人提供活动之“ 资 鉴” 。 第二, 新史学应探察“ 国民全部之经历” , 成为“ 国民资治通鉴”
第三, 新史学应叙述人群进化之“ 公理” 、“ 公例” , “ 求得 其因果关系” 。
第四, 新史学应力戒主观, “ 纯采客观的态度” 。 第五, 新史学应使用西方的科学方法。
第三, 注意对中西哲学和文明差异的比较、研究。 梁启超从二十世纪初即注意比较中西哲学、文明的差异 , 进而 探讨中国传统思想、传统哲学的特点.
在猛烈的批判封建旧史学的同时，梁启 超大力鼓吹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新史学”， 要“为史界辟一新天地”。 梁启超的“新史学”以进化论史观为指 导，把传统经史学放在审判的位置上并努力 摧毁之。其史学理论体系尽管带有明显的片 面性，但其批判旧史学的真正矛头是指向当 时已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社会制 度、旧的专制政体，是为了唤起民众的爱国 心，保种保国，救亡图强。.因此，“新史 学”强烈的批判意识，其政治意义大于学术 意义，现实意义大于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２０世纪初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不仅产生了“新史学”的理论，而且撰成 多种依据新史学理念的通史著述，一个理论和实践皆获突出成果的新史学思潮汹涌澎湃， 得到广泛的赞许和追随，使中国史界的面貌大为改观，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首先，新史学思潮的理念与新式通史著述，具有中国传统史学所未有的特征和优点， 即以西方进化论史学为理论基础，倡导“民史”，新式史著多采取章节体例，取裁史料机 动灵活，容易突出重点，可提供历史发展的清晰线索，利于明确表达系统的历史观念，迅 速成为最主要的撰写方式。所有这些，都展示了中国的史学已经发生巨变，并且与世界史 学的潮流接轨，因此标志着中国史学由古代向近代史学的转型，在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 地位。 其次，新史学兴起之初，虽然蕴含着改良派夸张史学的社会功效，将社会变革的责任 强加于历史学，大有以“史界革命”回避和遮蔽政治革命之嫌。但实际上并未影响革命派 力量的增长，新史学思潮在史界破旧立新运动的成功，否定“君史”和提倡“民史”，对 政治革命思想的传播有益而无害。因此，新史学思潮的成效不仅是史学的进步，也有助于 社会历史的进步。
以上可以看出，梁启超在史学界的 成就就是把历史的视野从帝王家谱扩 大到人群进化，用达尔文的进化思想 说明历史过程探索人物与事体之间的 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 展的客观规律，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 的，它推动了资产阶级史学的发展， 可以说他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旧史学 转变成为资产阶级新史学。梁启超无 愧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创始 人！
第二，转换旧史学的价值，以 民史替代君史。梁启超指出，封建 旧史家著史“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 而作，曾无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
第三，强化史学的社会功 能，欲以新史学拯危国家救亡。 梁启超认为史学为“学问之最 博大而最切要者也”，是“国 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 第五，以新的体例，编撰 新式史学著作。其中以曾鲲化 的《中国历史》、夏曾佑《中 国古代史》、刘师培《中国历 史教科书》为其中代表，具有 较大的影响力。
《中国史叙论》共八节，除第 一节“史之界说”外，其他七节 所论述的都是编撰新型中国史所 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包括“中 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 等。 《新史学》全文共六节，分别 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 书法、论纪年等。
如何改造旧史学、建设新史学? 新史学与旧史学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它的特点和任务是什么? 梁启超提出了以下一些原则性意见。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 的史学成就极大，堪称 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 的创始人。20 世纪初，梁 启超在史学方面最大的贡 献是对封建的旧史学进 行有力地批判，对建立资 产阶级新史学提出了明确 的主张。
在1901 年和1902 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 和《新史学》。对封建史学展开全面而激烈 的批判，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观点， 并明确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梁启超作 为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对建 立资产阶级新史学作出巨大贡献，其主要主 张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猛烈批判封建旧史学。他指出，中 国数千年来各种体裁的史书，都“不过为一 代之主作谱牒，没有一本是为一般国民编著 的”。 第二，提出新史学应以进化论为指导，来 探索人群的进化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他 认为历史要求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 理公例，即研究历史要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 这是梁启超史学观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三，梁启超还把达尔文的进化观点引入 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指出历史循环是错误的， 历史不是一治一乱的简单更替，而是“其进 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进，或大涨而 小落，其象如一螺线”，表明历史发展是由 低级向高级曲折进步的。
第四，吸纳其他学科理论，谋 求史学的科学性。 随着近代“科学”的引入及 “科学主义”思潮兴起，中国人开 始以西方“科学”的眼光来衡量旧 史。史学要借助与其有直接或间接 问题关系的地理学、地质学、人种 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宗 教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 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等学科的公 理公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