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思与文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反思思潮分析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反思思潮分析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外来侵略与国内政治混乱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历史被称为近代史。
在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众多文化反思思潮，这些思潮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试图为中国寻找新的文化出路。
最早的文化反思思潮可以追溯到“百日维新”时期，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知识分子倡导改革开放，试图在中国引入西方文化和知识。
这一时期的文化反思思潮主要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进行对比，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而不堪，并认为应该放弃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和知识。
“五四”时期，中国面临更加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愈发深刻。
这个时期出现了更为激进的文化反思思潮，代表人物有鲁迅、胡适、陈独秀等。
这一时期的文化反思思潮认为，西方文化虽然比中国文化更为先进，但是西方文化同样存在着问题，需要进行精神解放，推动中国现代化，倡导“民主、科学、自由”等价值观。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进入到了全面的动员状态，民族自尊心高涨，这一时期的文化反思思潮以爱国主义为主旨，强调“保护民族文化，抵制外来文化”，提倡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
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化反思思潮转向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反思，代表人物有胡风、魏巍等。
这一时期的文化反思思潮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既尊重传统文化，又分清传统文化与落后文化的界限，进行真正的文化革命。
总体来说，近代中国文化反思思潮的主要特点是批判性、桥梁性和启迪性。
批判性表现为思潮者对传统和现代文化现象的深入反思，对这些文化因素的利与弊、优与劣的客观批评，旨在隔绝陈旧思想和文化。
桥梁性表现为吸收和传达有利于发展中国的外来文化思想和实践。
启发性表现为通过文化反思思潮推动全民族的文化自觉进程，进而促进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和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化反思思潮是一个与中国现代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历史现象，它们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特征紧密联系、相互启迪，体现了中国近代文化反思思潮的时代性和人文气质。
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20世纪前半叶，许多中国学者学贯中西，总结、清理自己民族的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成果，写出了许多中国哲学史论文专著，使得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论著远多于以中国思想史命名的论著。
但也出现了一种共同的偏向，这就是把中国的学术思想削足适履地套入西方学术思想的构架之中，以至于观念层面的概念、范畴的释义，也是以西方的内涵为内涵，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
特别是以西方学科分化对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整理和分类，造成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肢解，使中国思想文化面目全非，精义尽失。
因此，所谓的“中国哲学”必然在合法性上产生危机。
其实，早在一百年前，梁启超面对西学东渐，西风强劲而中国思想学术衰颓之势，就曾提出批评：“今世所称好学深思之士，有两种：一则徒为本国思想学术界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也；一则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也。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5页）这两种倾向在今天仍然存在。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受苏联学术影响甚大，思想史研究大致仍在“哲学”笼罩之下，较长时间以来思想史研究者多出于哲学系，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哲学史与思想史界限模糊了，以至于同一部书在出版过程中既可以称为《中国哲学简史》，又可以在再版时改名《中国思想史纲》。
他们认为哲学是思想史的核心内容，基本的思路是对历史上著名思想家思想（哲学）观念的梳理和思想（哲学）流派的分析，基本方法是所谓按年代和人物的“排座次”或者以哲学上的唯心、唯物，政治路线方面的“左倾”与“右倾”，政治思想上的进步与落后等等进行“分门别类”——这就是后来一些学者讥讽的“精英思想史”模式。
8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如1983年在西安举行的首届全国中国思想史学术讨论会上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看法：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是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和领域，就范围而言，文化史最大，思想史次之，哲学史最小（刘宝才：《关于中国思想史对象问题讨论情况综述》，《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反思思潮分析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反思思潮分析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历了多次文化反思思潮，这些思潮不仅是对旧有文化传统的质疑，更是对自身文化认知的提升和重构。
这些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转型，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五四运动中的文化反思思潮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革命性事件，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高潮。
五四运动中的文化反思思潮是对封建传统文化的质疑和批判，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启蒙运动。
在五四运动前，中国社会仍然受到封建文化的束缚，知识分子普遍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五四运动中的文化反思思潮打破了这一局面，开启了中国新文化的先驱。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们以反对外国列强侵略和帝国主义侵略为主要诉求，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文化的束缚，开始以科学、民主、自由的观念来重新认识社会和文化。
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运动给中国带来了一场思想解放的浪潮，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
二、百年国耻与文化自信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主题便是百年国耻，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开始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了怀疑和反思，认为传统的封建文化是导致中国国家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需要进行深刻的文化变革。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文化自信”的重要理念，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时也要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
这种文化自信的理念，正是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反思思潮的一种延续和完善，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认知。
通过“文化自信”，中国人更加坚定了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同时也更加开放地接纳和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推动了中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
三、文化反思与当代社会中国进入了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知识产业日益兴盛，同时也带来了文化认知的多元化和多样化。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反思思潮分析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反思思潮分析随着近代化进程的加速，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一时期出现了强烈的文化反思思潮。
这种思潮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现代洋务运动和对西方文化的各种看法与观点。
本文将重点分析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反思思潮。
一、文化自觉的觉醒在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觉醒是一场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变革。
在19世纪前半叶，面对民族危机和一个已逐渐衰落的国家，许多思想家开始提出“文化自觉”的观点。
他们认为，应该加强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和传承，注重中华文化的转化和创新，使中华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同时，他们也提倡民族自强，弘扬民族精神，从而打破旧的文化局限，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
二、传统文化的反思在我国近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许多思想家认为，传统文化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和生命力，必须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改革。
例如，梁启超认为，“学为求实，熏陶为接物，唯有拨乱离争之后，以求获一回复中华之道德真性”。
他认为，要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必须注重实用主义，弱化单纯的知识追求，注重实际效果。
三、对洋务运动的反思洋务运动是19世纪中国自强的标志性运动。
但实际上，在洋务运动中，包括林则徐在内的一些官员，只是模仿西方的生产技术和现代化产业模式，而没有思考怎样发展自己的文化。
因此，在洋务运动后期，许多思想家提出了对洋务运动的反思。
例如，康有为认为，洋务运动只追求技术上的发展，而没有关注人的道德、精神和价值观的提升。
因此，19世纪末，中国的进步思想家纷纷提出了要加强本土文化建设，以吸取西方文化中有用的部分。
在洋务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接触到了西方文化，开始对西方文化进行反思。
许多人认为，西方文化看似高大上，实际上却包含着世俗利益、暴力和欲望的因素。
例如，梁启超认为，要实现中华文化的独立，必须彻底拒绝西方文化中的腐败和虚伪。
他强调，中华文化必须强调自己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反思思潮分析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反思思潮分析近代史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是一个时期，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出现了重大的变革和发展。
在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种种挑战和变革，也激发了许多杰出的文化人物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理念。
本文将对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反思思潮进行分析。
近代史的开端可以说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由此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
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均受到严重侵害和破坏，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峻挑战。
在这一时期，许多文化人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试图寻找新的文化解决方案。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包括王夫之、严复、梁启超、鲁迅等。
王夫之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位思想家，他提出了“新学”的思想，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认为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部分需要被抛弃或改变。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过于陈旧，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
严复则主张“学外国以自强”，他认为中国落后主要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束缚，主张要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点以推动中国的改革。
梁启超则提出了“综合学派”的观点，主张要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寻求一种综合的文化解决方案。
鲁迅则以其激烈的思想和言论，揭露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面，呼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改革。
这些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批判和反思，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弊端是当时社会落后的主要原因，主张要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陈旧部分，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这些新思潮的出现，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新的文化思潮，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与此这些新思潮也受到了许多质疑和反对。
一些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哲学、道德和艺术文化，是中国民族的精神财富，不能仅仅置之不顾。
他们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要进行发扬光大，而不是简单地摒弃。
在这些思想家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思与文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思与文新史學十四卷四期二○○三年十二月 177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王汎森**本文是作者對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它涉及三個方面。
第一是史料方面，強調對私密性史料的重視及利用，並強調對地方性思想文化材料的重視。
第二，本文探討了一些方法論的問題，像「事件的邏輯」與「史家的邏輯」，強調如果不能時時警覺於兩者之不同，則容易對史實作出錯誤的解釋，或是忽略了歷史發展過程中歧出、複雜的層面。
第三，本文提出了一些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如近代傳播網絡的形成與思想文化史之關係，如對保守派人物研究，如對地方上小讀書人的角色與功能的研究等。
最後，本文仍強調，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工作是對重要文獻縝密而深刻的閱讀。
twscholar 關鍵詞：思想史文化史*本文在2003年3月蔣經國基金會於普林斯頓召開的「中國文化與社會研究新視野」中發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研究員兼所長178 王汎森新史學十四卷四期「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這句話對於史學家尤其適用，研究歷史的人，即使觀點再新，也不能新到宣稱滿洲人從來沒有入關（李濟語）！但是，過去一、二十年來，史學界的新發展，也是有目共睹的。
或許國科會人文處歷史學門通過計劃的名單是觀察國內史學趨勢的一項好材料。
從近年來所通過的專題計劃名單，我們可以看出，整體而言，臺灣史學界對種種西方新史學風氣非常敏感，尤其受到新文化史的影響最大，其特點有幾個。
第一是認識到文化的建構力量之強大，從而對各種界域的歷史建構的過程，或是對過去被視為是本質式的或約定俗成的種種現象，以文化史的建構性角度加以解釋。
第二是各種過去所忽略的新問題的討論（如出版史、生態史、情欲史、閱讀史等），第三是與性別、後殖民主義，以及與國族主義有關之研究。
沒有人能否認以上種種新發展大幅地擴大了歷史的視界，我在此不想重覆這些新動向。
此處所談的，純粹是我個人實際進行研究工作時的一些反思。
读《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探索》
读《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探索》作者在该书中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看法：晚清政治思想的发展，不仅超前于社会变革实践，也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这一状况贯穿于整个晚清70年，其对于实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作用，既有正面的，也有侧面的，前者更为突出一些。
其实，社会变革的根本点就是改革传统文化，但晚清以来对传统文化改造的任务一直没能彻底完成，晚清政治思想发展的超前性简直可以说是“无果花”。
应该说从维新派开始，近代中国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是把中国文化、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作为自己历史使命的，然而他们或者无力走通这条路；或者生不逢时，无法实现这一使命；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应该肩负的使命，所以使得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改造，直到今天都未能完成。
从戊戌到辛亥革命，活跃于当时的思想家们，是认识到了国民性改造和传统文化的批判性问题的，但是却无力将这种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改造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所以就造成了鲁迅小说所描述的那种状况：虽然经过了革命，而这革命和广大的人民都毫不相干，对民众的心理几乎没有产生任何触动，几乎丝毫没有动摇传统文化的根基。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投入了最集中的火力，但它是民族危机的产物，情绪过于强烈，以至于有极端化的倾向，所以它的批判就很难为社会和民众所认同，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危及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是武装革命，民族问题和政权问题的迫切性使我们对思想文化问题无暇旁顾，所以，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不能算是彻底的、完整的；我们仅仅是从政治上、随后也逐渐在经济上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在文化战线上对于专制主义的批判或革命，不仅没有完成，甚至还没有进行，还没有开始。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将政治、经济方面的成功，误认为是革命的彻底胜利，使传统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甚至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
人们过于天真或简单地理解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任务，以为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口号，祭起了一面人民大众的旗帜，就算是完成了改造旧文化的任务，就将专制主义驱逐了意识形态领域。
中国近代史的各种思潮与文化理念的比较研究
中国近代史的各种思潮与文化理念的比较研究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从1840年起开始，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许多重要的事件和变革，同时也涌现了许多与这些事件和变革相关的思潮和文化理念。
本文将着重比较分析这些思潮和文化理念，从而探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对中国近代史带来的影响。
思潮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传承，这些价值观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等。
自19世纪初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传统文化逐渐受到质疑和挑战。
在这个时期，有一部分人认为传统文化是阻碍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主要因素，因此呼吁推崇西方文化、思想和制度。
这些人认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是科学和民主，这二者在西方文化中有很好的实践和表现，而儒家思想和其他传统文化只是阻碍进步和自由的累赘。
然而也有一批人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石，应该坚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精髓和智慧。
这些人强调，传统文化虽然可能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但它包含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逐步形成的智慧和文化根基，应该被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坚实基础。
思潮二：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思想都有许多的支持者。
改良主义的主张是政治改良和社会进步的实现，主要包括倡导宪政制度、提倡废除科举制度、支持民族工业和提高国民素质等。
改良主义者认为，通过社会各阶层的合作和努力，可以逐步解决中国的种种问题，而不需要通过彻底的革命来实现社会变革。
革命主义则认为，中国社会已经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必须通过彻底的革命来推翻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以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式。
革命主义者通常主张民族解放和平等、反对帝国主义、支持工农联盟和土地革命等。
思潮三：文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在中国文化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
总体上，这些运动强调创造力、人性、自由和现代性，反对旧的文化模式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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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學十四卷四期二○○三年十二月 177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王汎森**本文是作者對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它涉及三個方面。
第一是史料方面，強調對私密性史料的重視及利用，並強調對地方性思想文化材料的重視。
第二，本文探討了一些方法論的問題，像「事件的邏輯」與「史家的邏輯」，強調如果不能時時警覺於兩者之不同，則容易對史實作出錯誤的解釋，或是忽略了歷史發展過程中歧出、複雜的層面。
第三，本文提出了一些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如近代傳播網絡的形成與思想文化史之關係，如對保守派人物研究，如對地方上小讀書人的角色與功能的研究等。
最後，本文仍強調，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工作是對重要文獻縝密而深刻的閱讀。
twscholar 關鍵詞：思想史 文化史*本文在2003年3月蔣經國基金會於普林斯頓召開的「中國文化與社會研究新視野」中發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研究員兼所長178 王汎森新史學十四卷四期「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這句話對於史學家尤其適用，研究歷史的人，即使觀點再新，也不能新到宣稱滿洲人從來沒有入關（李濟語）！但是，過去一、二十年來，史學界的新發展，也是有目共睹的。
或許國科會人文處歷史學門通過計劃的名單是觀察國內史學趨勢的一項好材料。
從近年來所通過的專題計劃名單，我們可以看出，整體而言，臺灣史學界對種種西方新史學風氣非常敏感，尤其受到新文化史的影響最大，其特點有幾個。
第一是認識到文化的建構力量之強大，從而對各種界域的歷史建構的過程，或是對過去被視為是本質式的或約定俗成的種種現象，以文化史的建構性角度加以解釋。
第二是各種過去所忽略的新問題的討論（如出版史、生態史、情欲史、閱讀史等），第三是與性別、後殖民主義，以及與國族主義有關之研究。
沒有人能否認以上種種新發展大幅地擴大了歷史的視界，我在此不想重覆這些新動向。
此處所談的，純粹是我個人實際進行研究工作時的一些反思。
近一、二十年來，不管是與近代思想文化史有關的文集、出版史twscholar 料等都出版得很多，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因為歷史眼光的改變以及政治氣候的變化，使得原先不被注意的材料大量出土。
尤其是中國大陸，正在經歷一個「恢復歷史記憶」的時期，也就是對民國時代非左派的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好奇與興趣，連帶的，也使得與這些人物相關的各種材料大量問世。
在林林總總的材料中，「私密性的文件」(privatedocument)很值得注意。
譬如大量日記被整理出版，我個人印象比較深刻的，如《胡適的日記》1（臺灣）、王闓運(1833-1916)的《湘綺樓日記》2、1胡適，《胡適的日記》（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1990），共18冊。
2王闓運，《湘綺樓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97），共5冊。
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179劉大鵬(1857-1942)的《退想齋日記》3、《吳宓日記》4、金毓黻(1887-1962)的《靜晤室日記》5、朱峙三的《朱峙三日記》6、陳範予(1901-1941)的《陳範予日記》7、繆荃孫(1844-1919)的《藝風老人日記》8等。
此外當然還有許許多多未被印出的日記，從晚清以來，估計在一、兩千部以上，許多存在縣、鎮級的圖書館，如果能審慎而有效地使用這些日記，幾乎可以按年按日排纂出各個階段、不同階層的人對歷史事件的看法、心態的變化、思想資源的流動等等問題，使得我們可以不侷限於探討思想家的言論，而能從一個新的廣度與縱深來探討思想、文化史。
書信也是一宗值得注意的新材料。
如《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9、《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10、《陳垣來往書信集》11、陳寅恪(1890-1969)的書信12等等皆是。
除了「私密性文件」之外，地方性的材料也值得注意。
過去因為3劉大鵬遺著，喬志強標注，《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4吳宓著，吳學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共10冊。
twscholar 5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瀋陽：遼瀋書社，1993），共10冊。
6《朱峙三日記》刊於《辛亥革命史叢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223-337。
7陳範予著，阪井洋史整理，《陳範予日記》（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
8繆荃孫著，李一華等編，《藝風老人日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共10冊。
9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共42冊。
10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
11陳垣著，陳智超編著，《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2陳寅恪著，《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
180 王汎森新史學十四卷四期史學界將較多的心力放在在全國性的事件，或在全國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思想人物，比較忽略地方的材料。
除了地方士人的著作外，各種地方小報、宣傳冊子、習俗調查，通俗書刊，如果善加利用，都可能投射出新的光彩，它們有許多仍然保存在各地的檔案館、文史館中。
近年來，中國大陸整理了清末民初各地的報紙，包括了許許多多晚清以來地方上的小報紙，從中很可以觀察到一個時代的變化如何在一個極不起眼的地方社會中發生的作用，以及地方與全國性舞台的關係。
此外，也有一大批未參與近代的主流論述的所謂保守派或舊派人物的著作，陸續引起注意，劉咸炘(1896-1932)的《推十書》13即是一例。
劉咸炘是四川成都一位「足不出里閈」的舊派人物，他獨立發展出一整套以章學誠的思想為基礎的著作，其豐富性與獨特性相當值得注意。
此外像王闓運、王先謙(1842-1917)等人的作品也被陸續整理出來，提供許多的方便。
最後，一些始終被注意、但史料卻很零散的社團材料，也陸續被整理出版。
像清季在文化與政治上都起過關鍵性作用的「南社」，近twscholar 年來因著《南社叢書》的出版，提供了遠比一、二十年前更豐富得多的素材，可以比較深入地進行分析。
在研究方法方面，首先我要談思想的社會功能，我想說的是「思想的形形色色使用」，這個詞是從英國哲學家奧斯汀(John Austin,1911-1961)的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14發展出來的。
我們除了探討思想的意蘊，還應留心這一思想的形形色色使用以及它們的社會、政13劉咸炘，《推十書》（成都：成都古籍出版社，1996）。
14John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75).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181治功能。
思想有時被用來劃分群體，甚至與權力的得到或失去息息相關，有些是用來幫助維繫社會菁英地位，有些是合法化世俗的願望等等，不一而足，（譬如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中描述「革命」一詞在學校裡如何被作為低班的人反抗高班同學的思想依據。
）15既然要談思想的社會功能，則思想與自我利益(self interest)之間的關係便值得釐清，在思想的傳播過程中，人們的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也值得注意。
此處我想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思想的形形色色的使用。
16儒家的經典除了我們所熟知的道德教化功能之外，17在民間有時還被當作宗教經典使用，用來驅鬼、祈雨、敬神等，上層菁英在詮釋儒家經典，下層百姓或讀書人，也用他們的生活經驗在詮釋、使用儒家經典，18還15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香港：敦煌文藝出版社，1998），頁76-77。
16我注意到，人們在探討下層民眾文化時，有意無意間出現一種錯覺，認為真正值得注意的只有通俗宗教，通俗化的儒家是不值得注意的。
17有時儒家經典還被當成養生訣。
陸世儀《思辨錄輯要》（臺北：廣文書局，1977），卷10：「先君少時曾授儀以儒家養生訣云，于鄒學師屏上得之，其言曰：『動靜必敬，心火斯定，寵辱不驚，肝木以寧，飲食有節，脾土twscholar 不洩，沈默寡言，肺金乃全，澹然無欲，腎水自足，其言極平易，極精微，極簡要，極周 ，通於大道，絕勝導引諸家。
』」（頁6）18以明代來集之的《對山堂續太平廣記》中搜集的一些故事為例，可以看到它們如何被用來治病驅鬼。
在《風俗通》中有一則說「武帝迷于鬼神，尤信越巫。
董仲舒數以為言，帝驗其道，令巫視仲舒。
仲舒朝服南面，誦咏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那麼儒家的經書可以抵抗巫。
在儒家經典中，似乎《易經》與《孝經》特別具有這種能力，來集之引某一部《江西通志》，說德安有一位江夢孫（字聿修），家世業儒，博綜經史，他出任江都令時，聽說縣廳經年鬧鬼，歷任皆遷于別廳。
江夢孫不管，他升廳受賀，在夜間則「具袍笏端坐，誦《易》一遍，而鬼怪乃息」。
此外，《說頣》一書也記載北齊時權會夜間乘驢出東門，突然覺得有一人牽著驢頭，有一人隨後，走入迷路，權會覺得有異，乃「誦《易經》上篇一卷未盡，前二人忽然離散。
」吳均的《齊春秋》則記載顧歡以孝經去病的故事。
書182 王汎森新史學十四卷四期有像清初潘平格以《孝經》祈雨，19像《綠野仙蹤》中齊貢生以《大學》來趕鬼，並且認為《大學》是比道教經典更有力的驅鬼利器，20像清季太谷學派以宗教性質來重新詮釋大部份儒家經典皆是這方面的例子。
不過，此處要強調一點，我們不能過度將思想化約為只是現實操作的一部份，思想家的作品及獨特性仍值得最認真看待，即使是思想或概念與各種現實事務緊密纏繞，但我們看待這個問題時必須承認，行動者一方面是深深涉足於現實的糾葛，同時也仍然可能是思想的真誠信持者。
我個人的看法是，思想與政治等層面不能互相化約，在歷史行動者身上，它們根本是層層套疊的，即同時是某些抽象形上思想的信持者，但也在具體的行動中運用它們，不能因後者而否定前面那個領域的存在，反之亦然。
而且不同的思想派別，其實也可能起著區分不同政治派別的作用，形上的與世俗的層面總是互相套疊，互相滲透，人的意識本來就是如此複雜。
第二，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曾經說，研究古代的歷史要像「倒著放電影」(regressive method)21，要從古代建築物在地面上所留twscholar 下的陰影倒回去追索該建築的模樣，對於史料稀少零碎像法國農村史的研究而言，他的方法很有道理。
中說「有病邪者，以問歡。
歡曰：『君家有書乎？』曰：『惟有《孝經》。
』歡曰：『可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當自差。
』如其言，果愈。
」（以上轉引自鄭振鐸，〈經書的效用〉，《鄭振鐸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頁344。
19見我的〈潘平格與清初思想界〉，《亞洲研究》23(1998): 224-268。
20李百川，《綠野仙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