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作家的藏地“女儿心”--丹增曲珍小说创作浅析
高原上的小星星读后感
《高原上的小星星》包括八个故事，是白玛娜珍走访藏区各地进行取材完成，因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它不是简单的高原童话，而是将现实生活和人生体验相结合的，作品探视着的是辽阔雄浑的高原世界，描述着藏地特殊的生存景观，去触摸西藏儿童的生命成长历程，让读者体悟着特定环境下的文化精神。
白玛娜珍表现儿童世界里的苦难，却不那么沉重，故事简单而蕴意深刻，既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的体现，又有高原上梦想与爱的传递，渗透着高原文化和精神。
高原儿童的童年时代往往是在高原牧场和雪山草甸上度过，伴随他们成长的是牦牛羊、藏獒、虫草等自然界的伙伴们，因而他们更加亲近敬畏自然。
《虫草女孩》就是这样一篇具有保护生态教育性的文章，鲁姆达措的奶奶教导孩子们挖完虫草后，把挖开的草甸回填好，因而鲁姆达措和旺堆挖虫草也不忘复原和保护草甸的方法，草原人懂得感恩，祖祖辈辈不吃虫草，在藏历十五不挖虫草。
《雪山的召唤》则更加深刻，在一次参加珠峰牦牛运输队的行动中，丹真和弟弟诺桑明白了人类和大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在冰雪之巅，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威严，感受到生与死的瞬间转换”，迅速地成长了起来。
丹真兄弟始终用恭敬和感恩之心对待大自然和牦牛，攀登珠峰是一场艰苦的跋涉，丹真兄弟在暴风雪中替牦牛减负，让我们看到，高原儿童与动物之间的怜惜之情也是那样可贵。
梦想和爱可以传递，高原的大人们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也是不同的，他们从小就有自然生态教育：“奶奶所说的邻居，包括天空中的飞鸟、草甸里的蚂蚁，还有牛羊……”、“大山不只是人的家园，也是万物的家园”；有珍视生命的教育：如鲁姆达措听大人说蛾子的孩子小白虫出生后窒息而死就变成虫草，挖虫草的时候她感叹着蛾妈妈今年死了这么多孩子，“每挖到一根虫草，我就看到一次它们临死挣扎的样子，它们临死时是不是像我们人死的时候一样害怕和痛苦呢？”，世间万物在高原人的眼里和人一样是有生命意识的。
当鲁姆达措家心爱的藏獒在路上死掉后，车主内心满含愧疚，“我不应该带他离开草原，都是我的贪念害死了它”，大人对动物的关爱和自省意识，感染着一代又一代。
单永珍诗歌中的意象试析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单永珍诗歌中的意象试析德吉措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基金项目：宁夏区教育厅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建设项目，项目编号：（YDT201606）。
摘 要：作为新世纪备受关注的宁夏回族诗人，单永珍是当代西北诗歌地理版图中屈指可数的高地之一（王怀凌语）。
[1]诗意是诗歌的灵魂，单永珍的诗歌将词语自身成为了具有强烈生命力的意象。
本文浅析了单永珍诗歌中动物意象、植物意象和佛教意象在其诗歌中的表现作用，进而解读诗人独特的内心情怀。
关键词：单永珍；动物意象；植物意象；佛教意象作者简介：德吉措（1992-），女，北方民族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影视文化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42-01单永珍是一个不断行走在西北大地的精神流浪汉者，作为一个行吟诗人，单永珍将行走过的戈壁、大漠、草原、雪山融进自己的诗集《词语奔跑》和《大地行走》中。
行走在西部，单永珍好观察各种事物，正是这样一种能力，他能够敏锐的感知历史，用心灵触及西北少数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他更善于通过自己的想象与情感体验来写意，以此构成了一系列意象，同时也表达出诗人内心深处最直接的感受，抒发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情怀。
一、动物意象意象是诗歌的灵魂，是诗词歌赋的独特之处。
情感意蕴、文化意蕴和审美意蕴共同组成了诗歌的象外之意。
单永珍诗歌中“鹰”是单永珍诗歌中应用较频繁的动物意象。
“鹰”作为百禽之首，自古以来有“天鸟”之誉，鹰的威武英俊与高贵气质显示了其桀骜不驯、勇猛刚毅的本性，在我国古典诗词中常被赋予刚劲、自由、对人生的搏击之意。
但单永珍笔下的“鹰” 不同于以往文学中的象征，诗人以自身特殊的情感赋予了“鹰”更深层次的色彩。
“请吹响那支悲凉的骨箫/让高翔的鹰带走沉默的思想/让流浪的心回到故乡”（ 灵之十四行--给左侧统）“鹰隼的道路来自天空，它上升、下沉/肯定有一些羽毛掩埋了脚印/我习惯了这种飞翔，并且知道鹰隼是清醒的”（《年则玉保神山:修远》）。
高原上的小星星读后感
高原上的小星星读后感《高原上的小星星》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藏族著名作家白玛娜珍新作。
这部纪实少儿图书是白玛娜珍经过几年的采访，撰写的生活在西藏城镇、林区、农耕地区、牧区、山区等孩子们的真实故事。
“他们是西藏的孩子，拥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欢喜和勇敢；他们是高原上的小星星，用无畏的真与善，鼓舞你，温暖我。
”白玛娜珍笔下的每一个故事，都散发着藏地泥土的芬芳。
白玛娜珍，藏族，中国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藏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诗集《在心灵的天际》，散文集《生命的颜色》，散文《请伸开手臂》《如谜的轴心》，诗歌《我是一个柔弱的陷阱》等。
作品曾获西藏文学十年创作奖、中华精短散文大赛优秀奖。
本项目是西藏作协副主席白玛娜珍多年走访藏区城市与乡村，与孩子亲密接触，观察他们的生活以及精神世界的成长历程，用文字和图片共同书写的关于西藏孩子成长历程的纪实文学作品。
书中记录的十几个孩子的故事，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当下西藏儿童的生活面貌，展现了这群在青藏高原上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成长生活的儿童们的梦想、快乐和纯真。
这些故事中主人公的原型有的来自西藏自治区的城镇，有的来自西藏自治区的乡村，成长环境不同，故事不同，但都表现了藏区孩子纯真质朴、积极向上、勇敢坚强的生命情状。
他们的成长与内地城市中的孩子不同，没有过多的物质享受，没有考试分数的衡量，但却有着对幸福和快乐的独特感知。
如在藏区和大城市之间经历过数次游学的男孩旦真那杰，反映了西藏孩子的自然天性与中国式教育的冲突；被大自然的灵性所哺育的小姑娘泽茜，懂事又勤快，内心充满了单纯与欢乐。
十几个西藏孩子的故事成为众多西藏孩子成长的缩影，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西藏儿童的窗口，让更多的读者可以关注他们，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鲜活的生命所绽放的光彩。
作品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每篇故事前均有一篇小诗，提炼出平凡生活里的感动；生动的文字与真实的图片相配合，相得益彰地表现出当下藏区儿童的成长与梦想。
《牡丹亭》：女儿故事女儿心
《牡丹亭》：女儿故事女儿心随着昆曲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堪称昆曲典范之作的《牡丹亭》也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热点。
一边是“昆曲义工”白先勇集合大陆和港台地区艺员打造的该剧青春版走红市场，一边是昆曲专业剧团以中规中矩的制作推出的该剧经典版进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在经典制作与青春演绎的交响变奏中，中华戏曲史上这部闪耀着人文主义光辉的杰作，再度以其穿越时空的不朽魅力激起当代人共鸣，让我们常读常新。
“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
”（汤显祖语）名列“玉茗堂四梦”的《牡丹亭》，又称《还魂记》，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作品，其进步意义自诞生起就鲜明地透射出来。
宗法制时代的中国封建社会，从主流上讲，是在皇权专制和礼教训条制约下而不乏禁欲主义色彩的。
“禁欲”的刀子长期以来冷冰冰地阉割着世人的生命活力，把他们推入深深的“性恐惧症”中。
从性别研究角度看，这种来自男尊女卑社会的道德禁忌，落实到不同性别群体身上，往往表现出宽严迥异的不平等来，于是在“男女授受不亲”之外，又有了专门针对女性的所谓“女子十年（岁）不出”、“女子出门必拥其面”（《礼记?内则》）之类说教，连抛头露面也成为闺门大忌。
在此背景下，男子在性追求上享有优先权从来都得到社会认可，古代层出不穷的“凤求凰”故事中，男方总是像狩猎者般步步占先且自视为天经地义，其缘由盖在此。
跟男子在性追求上处处占先的肆无忌惮形成对比，女性对此则往往心怀恐惧、面露羞耻乃至充满着负罪感，正如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所指出：“在涉及到由自己主动引起并经历过的性激动时，首先就会出现女人对其性欲所感到的恐惧和羞耻”，也就是说，“对于女性来说，性欲往往充满一种负罪感。
女性性欲往往是一块黑色的大陆……”①跟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遥相呼应，1598年诞生的明传奇《牡丹亭》偏偏就把叙事重心放在展示女性“情爱”这个“黑大陆”上，旗帜鲜明地跟“把人禁杀”的陈腐礼教对着干，从而拆穿了长期以来正统文学关于“良家妇女”没有主动性欲的虚伪道德神话，以其高昂的人文精神大声呼唤着“有情之天下”的到来。
高原上的小星星读后感
《高原上的小星星》是一部西藏纪实少儿文学。
初读它时，眼泪数次打湿了眼眶。
书中提到的那些孩子，面对命运，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坚强与勇敢令我肃然起敬。
而他们本身就像明亮的星星一样，“哗”一下，就照亮了我的九月时光。
西藏著名女作家白玛娜珍深入走访藏地的孩子，她笔下的每一个故事，都散发着藏地泥土的芬芳。
《高原上的小星星》这本书总共讲了八篇故事，白玛娜珍用轻快、明亮的文字，记录了一群内心纯善的孩子，并且非常用心地向读者描绘出他们那圣洁的内心世界。
读后感:
我有许多课外书，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这本《高原上的小星星》。
它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从这本书里，让我感觉到我已经就在西藏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让我难忘的人没错，就是它他。
在我读到《光》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尼玛的妈妈八桑太残忍了，把他和姐姐丢在一边不管，不久，姐姐也被爷爷奶奶接走了，读到这里，我心里就在想：“难道尼玛为什么不可以和姐姐在一起呢”？
我读完这篇让我惊讶的是他的绕口令好厉害，一个失明的人，可以用他的听觉嗅觉来成立大事业，就像海伦凯勒，他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最后还是成了名人。
盲人的生活，好难啊，我想如果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像尼玛的妈妈一样，那世界上又会有多少被父母丢弃的孩子呀？
我喜欢尼玛，我也要像书中的他学习，我要变得坚强勇敢，做一个有担当的人，努力学习，长大后，我要考上医科大学，专门为那些看不见，看不清的盲人治病，让他们能够重见光明，重新感受人间的美好。
我好想高歌一曲，啊啊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一个藏族少女
回族文学■佳作选萃回族/薛文波西北来的同志们，离开了帐篷生活，把长途疲乏的马匹交还了组织，用骆驼和骡子驮着行李一批一批地由松柏宅营地直奔拉萨市区而来。
经过湫隘的街道，路上卷起无情的风来，臊臭的尘土刺激到鼻孔里，仓促地使人掩蔽不及。
立体式的藏楼底下，许多男女僧俗和小孩子们探出头来向外张望。
顷刻，三多仓（三多仓是一家藏族大商人的字号）后面挤满了骆驼和骡马，小巷里越发逼仄，人和牲畜挤得水泄不通。
三多仓是拉萨市中心一所大房子。
在群房里，它是高出一层的。
二层楼上都是绿油油的窗格，镶着整整齐齐的大玻璃，楼上挂了一面红色五星的大国旗，随风飘荡着，在郊外远远地便看见了。
三多仓房院里，挤挤攘攘，同志们扛进行李来。
房院里挤满了木工、泥水工和提泥沙的小工，还有些专门供给工人饮水的藏民妇女。
此时给人留下印象的就是一些妇女小工们，她们背着土和泥，干着很费力气和她们不相称的工作，但她们都做得很好。
木工和水泥工们那算是大工了，都是些古装古色，留着长辫子、耳穿玉石，绅士派头的男人们。
一个藏族少女1953年6月摄于成都编者的话：薛文波（1909—1984），回族，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卓有建树的民族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文学家。
本期“佳作选萃”栏目，特别选用薛文波《一个藏族少女》这篇旧作，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由于西藏地处偏远，行旅艰辛，自古以来能够行走在世界屋脊这条天路上的极少数人中间，有能力、有兴趣为世人留下汉语文学佳作的人寥若晨星。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有关西藏的汉语文学写作才开始渐有起色。
薛文波此文写作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是较早反映西藏生活的汉语文学作品之一。
其二，由于文中的描写者与被描写者都来自那个早已逝去的年代，所以这篇散文的文笔与目光，都明显留下了那个年代弥足珍贵的原始印记，为今天的读者呈现了当年拉萨一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藏族少女形象。
76回族文学男女工人们毫不倦怠地工作，有时在工作当中，便歌唱起来，高兴极了，就一呼百应地男女合唱。
《西藏当代文学教程》评论高平的部分
《西藏当代⽂学教程》评论⾼平的部分《西藏当代⽂学教程》评论⾼平的部分胡沛萍王军君主编对于西藏当代⽂学⽽⾔，此时期的⼤批作家的创作具有拓荒性意义。
他们关注现实，富有现实情怀的创作取向，创⽴了西藏当代⽂学现实主义精神品格，赋予了西藏当代⽂学博⼤、厚重的审美品质；他们充满热情和满怀希望的真挚情怀，育成了西藏当代⽂学⾼昂、飞扬、乐观的审美⽓质。
尽管由于每个作家⾃⾝个性和成长背景不同⽽在创作上显现出⼀些差异，但颂歌或赞歌，是这时期⽂学创作的整体主题取向。
擦珠·阿旺洛桑、杨星⽕、汪承栋、⾼平、周艳炀、徐官珠、徐怀中、刘克、刘汉君、李佳俊、黄宗江等这些来⾃祖国各地的创作者们，汇集在西藏这块辽阔⼴⼤的⼟地上，⽤⽂学书写和歌颂西藏社会主义⾰命与建设的伟⼤进程。
他们在1951——1976年间的创作，表达了那个时代西藏社会民众的⼼声，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刻画了那个时代的某些特征。
擦珠·阿旺洛桑的《⾦桥⽟带》，杨星⽕的《波梦达娃》，汪承栋的《雪⼭风暴》《⿊痣英雄》，⾼平的《⼤雪纷飞》，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刘克的《央⾦》《仓姆决》，黄宗江的《农奴》等⼀⼤批作品，是这⼀时期西藏当代⽂学奏出的时代强⾳。
⽽他们的这些带有⼀定地域⾊彩的⽂学作品，在某些⽅⾯丰富了当时中国当代⽂学的审美意味和题材领域。
——《导⾔》西藏和平解放后，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被分配到新的岗位，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已的诗⼈梦想，继续在诗歌领域探索耕耘。
此时，他们真正以诗⼈的⾝份出现在了西藏当代⽂坛的最前列。
这样的诗⼈主要有⾼平、杨星⽕、汪承栋、周艳炀、徐官珠、饶阶巴桑等。
——第⼀编第⼀章第⼀节⾼平(1932⼀)，出⽣于北京，幼年时随⽗母⽣活于⼭东。
1949年8⽉参军，后随⼗⼋军进藏。
历任第⼀野战军政治部战⽃剧社、西藏军区⽂⼯团及⽂化部创作员。
1958年离藏。
⾼平的诗歌创作⼤致可以分为在藏时期和离藏时期两个阶段。
从1950年进藏到1958年离藏，⾼平创作出版《珠穆朗玛》《拉萨的黎明》《⼤雪纷飞》等诗集；1958年离开西藏之后，⾼平创作出版的诗集有《川藏公路之歌》《古堡》《帅星初升》《冬雷》《⼭⽔情》《⼼摇集》《百吻集》《⾼平诗选》《中国情结》《⾼平短诗选》《⾼平⾃选集——西部风景》《⾼平诗⽂精选》等；散⽂、纪实⽂学集有《从西藏到东欧》《步⾏⼈藏纪实》《修筑川藏公路亲历记》《闪念》等；出版诗歌评论集《致诗友》、⽂艺评论集《⽂海浅涉》等；创作长篇⼩说《雪域诗佛》。
《十五棵向日葵》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十五棵向日葵徐怀中山庄静静的，何湘去叫门，出来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引她穿过牛栏，扶着独木梯爬上二层平房，那孩子喊道：“阿妈！是一个‘金珠玛米’（解放军）姑姑！”随即便听到一个女人在讲汉语：“噢！解放军同志，请进来呀！”何湘弯腰钻进去，她看见那女人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微笑着，眯起细长的两眼打量着她。
一条夹带着红绒线的长辫子，依照藏人的习俗在脑袋上盘了两圈。
她斜躺在垫子上，下身盖着一条半旧的灰毛毯。
矮桌上放了几张汉文报纸，何湘心想，这许是她找来糊窗子用的吧。
转眼，那孩子端来一碗膻味扑鼻的酥油茶待客，母亲随即吩咐道：“朗嘎！快换一碗清茶，再去把柜子里的水果糖端来！”回头又对何湘说：“你瞧我这样，也不能起来招待客人，腿受了伤！”何湘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扎玛伊珍。
”“唔！扎玛伊珍。
怎么你的汉话讲的这样好？跟你丈夫学的吧？! ”“怎么跟他？我是汉人哪！”“真的是吗？你来这里几年了？”扎玛伊珍向门外指着，她反问说：“你看，土墙那边，长着一排向日葵。
请你数数看，总共是多少棵？”从门口望去，矮墙旁边的一排向日葵，长得高大挺直，一棵一棵间隔相等，像是排列整齐的一队士兵。
阳光灿烂，映照着一朵朵金色的花盔。
何湘回答说：“大约有十二三棵吧！”“你数错了，姑姑！”在烧火的朗嘎认真纠正说：“那是我阿妈种的向日葵，是十五棵。
”“十五棵，我到这里整整十五年了！”扎玛伊珍的语气是那么沉静，那么庄严，何湘已经猜测出了八九分，问道：“早就听人讲，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有些老红军同志留在了这一带。
你是不是……”“什么老红军！”女主人摆手说，“我就怕听这个话。
参加革命的时候，我父亲对我说：‘去吧！红军是我们干人（穷人）的队伍！你就算是顶替我吧，我们当红军就要当到底。
’可是，我掉队了，没有走完两万五千里。
十五年了，我还活着，可我没有给革命做一点点事，这还不够我心里惭愧的吗？“唉！十五年了，我常常抱着朗嘎念叨：‘好孩子，你快些长吧！长大了好去顶替妈妈，我们当红军就要当到底！’“在红军里，我是宣传队一名小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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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作家的藏地“女儿心”--丹增曲珍小说创作浅析乔以钢;徐寅【摘要】丹增曲珍是一位深受藏文化影响的白族女作家。
她的两部长篇小说《狼毒》和《格桑花》①均以藏族女性为主人公。
前者借“狼毒”这种一年两季绽放的植物寄托对作品中女性人物身上所体现的生命活力的赞许；后者深入人物内心，以格桑花的生命周期喻示藏地女子的青春成长经历。
小说充满对女性人生的关注、体恤和理解。
对作者来说，“性别”超越族别，在这里成为一种天然的纽带，搭建起心灵沟通的桥梁。
丹增曲珍的写作由此而具有了一定的“跨文化”意味。
【期刊名称】《昌吉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00)006【总页数】4页(P1-4)【关键词】丹增曲珍;《狼毒》;《格桑花》【作者】乔以钢;徐寅【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9丹增曲珍原名张月桢，1972年出生于香格里拉县金江乡，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白族姑娘。
香格里拉地处迪庆藏族自治州内，是云南省内唯一的一个藏族自治州。
这里除了藏族较为集中外，还有纳西族、彝族、白族、苗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
可以说，香格里拉是一片展现了多民族融合画卷的神奇土地。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丹增曲珍深受藏文化的影响。
小说《格桑花》的扉页上满怀深情地写道：“这个吃青稞糌粑，喝酥油茶，唱扎西德勒，祈福嗡嘛呢叭咪哞……如痴如醉在藏文化中的丹增曲珍，此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生养自己的热土香格里拉介绍给全国乃至全世界。
”近年来，丹增曲珍先后出版了《狼毒》、《格桑花》两部长篇小说，她的藏地“女儿心”从中得到相当充分的展示。
然而，在少数民族女作家的资料搜集和相关研究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或许由于“丹增曲珍”确实很像藏族人的名字，加之两部长篇小说又均是以描写藏族女性的生活为主，以致有的研究者将其误认为藏族作家，这是令人遗憾的。
本文尝试就白族女作家丹增曲珍的两部长篇小说做一初步探讨。
丹增曲珍上学时就读的是地理专业，毕业后走上了教师岗位。
一年多以后，她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项工作，于是选择调往香格里拉县广播电视局。
然而，稳定的事业单位编制无法满足丹增曲珍对生活的追求，她开始了由当导游直至下海成为旅行社经理的职业生涯，曾被评为迪庆州十佳优秀导游。
这番经历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丹增曲珍的处女作《狼毒》。
这部小说2005年10月动笔，2006年8月完成，约38万字。
发生在小说女主人公追安身上的不少情节都可以从丹增曲珍身上看到影子，只不过故事中的追安是一位藏族姑娘。
追安不满足于文化局的枯燥工作，开始了从导游到旅行社经理的闯荡。
“海归”吴星辰的出现改变了她的生活。
在经历了从天堂到炼狱的情感蜕变后，追安练就了一颗坚强的心。
狼毒是一种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植物，多分布在我国西北、西南高原地区。
恶劣的环境并没有影响到狼毒的生长，它不仅在盛夏展示出美丽的姿色，而且，即便是高原的秋霜也不能阻止狼毒火焰般的绽放。
凭借顽强的生命力，狼毒成为一种很好的药材。
对于这种生长在香格里拉地区的植物，丹增曲珍自是非常熟悉。
她在作品中动情地写道：“好漂亮的狼毒，遍布在日月城繁花似锦的草甸，如火如荼地盛开着，金黄色的花瓣热热闹闹地簇拥在一起，娇艳欲滴、欣欣向荣……在历经了春的乍暖还寒，夏的雨热同期、秋的寒露严霜，相信今年的狼毒一定会更火红、更灿烂、更热烈、更绝美！”狼毒开花时的绚丽固然引人瞩目，但更吸引作家注意的，是它“一生中灿烂两次”的品质。
作品中的藏家姑娘追安，正有着像狼毒一样顽强的生命活力。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方式展开。
28岁的追安原本拥有同大多数人一样平淡的生活，但和丈夫之间的寡味相处无法安顿追安的心，平淡之下隐隐生出了缝隙。
品尝过事业上的百转千回，追安体验了成功的喜悦与割舍的痛苦，无论是面对老本行的导游工作还是经营旅行社，她都能应付自如；然而，在面对儿女情长时，她却仿佛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女孩。
小说从“我”对2001年6月这个特殊的时间点的回忆开始。
也正是从那时起，追安经历了从沉溺幸福到感受绝望再到觉醒的过程。
追安并不像她的名字那样“追求安稳”。
在外人看来，她有着乖巧的儿子，稳定的收入，虽沉默寡言却颇能赚钱的老公，这一切似乎足以使她安稳度日，可是曾经在商海打拼的追安却偏偏不安于现状。
她渴望给儿子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渴望拥有能够充分证明自己能力的事业，更渴望一个与她深切相知、能够不断擦出火花的爱人。
恰恰这个时候，追安在一次为归国华侨还乡旅行团带队时结识了吴星辰，心底生出波澜。
此后，她经不起吴星辰每天好几通来自澳大利亚的越洋电话的轰炸，心里的设防终于崩塌。
她像一个初恋的女孩一样，发现一个男人的毅力竟能如此让她感动。
相比一天都说不上几句话的老公，婚姻对于追安来说成了一纸空文，她成为吴星辰婚姻中的第三者。
后来，在吴星辰一次次与追安陷入各自的家庭矛盾时，追安无意间发现，一向沉默寡言的老公竟然也背着她有了婚外情。
面对这样的现实她发出感慨：“平心而论，我对吴星辰的爱，哪里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能和他厮守，能跟他一起已成为我天堂般的愿望，但一想到如果这样做，就会伤害到他，我就受不了，于是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在爱情和道义良知之间做着艰难无比的权衡和选择。
结果，道义良知被老公垃圾般地踩在脚下，爱情更是不耐烦买我的账。
我就这样在失去了两个男人的同时，还失去了自己。
我又错了！”追安在看清了真相后，一下从天堂坠入了地狱，不仅失去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家庭的坚守，更还迷失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为了“天堂般的愿望”，追安一次次放下自己的尊严扑进吴星辰怀抱，从刚开始对“小三”、“二奶”身份的哂笑，到后来逐渐默认。
一方面，对于都市生活中的女性弱势地位以及男权文化为女性建构的种种“身份”，丹增曲珍有着清醒的批判认识；另一方面，却又自觉地参与其中，迎合并妥协于这种建构。
丹增曲珍对于笔下的追安是寄寓希望的。
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小说里追安对吴星辰的痴情看起来近乎不可理喻之时，另外两位女性角色介入了她的生活。
其一是追安的密友老猫，她无限宽容地倾听着追安的婚外情，不失时机地以局外人的冷静提醒她：“我知道，吴星辰和春江于你都是你的理想，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生活环境。
可是，事实很简单，你既拥有不了这份爱，你也不具备生活在春江的条件，生活就是这么无情，命运有时就是爱捉弄人……”老猫对追安的前途看得很清楚，她知道这样的爱情游戏最终受伤的只能是追安，所以她不断开导，希望能够用劝说的文字唤醒溺入爱河的密友。
老猫的出现，实际上代表着追安灵魂深处的另一面，她其实能够预知自己和吴星辰未来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来自老猫也来自追安心灵深处的声音毕竟是虚弱的。
此时，另一个女性出现了，这就是和追安有着相近的经历，但最终却能够将婚外情修成正果的杨柳。
看着杨柳和高总的恋情持续升温，追安感到羡慕的同时也获得启示，因为高总对杨柳的感情远远胜过吹得天花乱坠的吴星辰之于自己。
如果说老猫的奉劝之言还只是停留在对未来的假设上，那么杨柳与高总的感情却给追安上了现实的一课。
她开始明白，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他本可以也应该为你有怎样的付出；而当自己舍弃一切全身心投入的时候，在吴星辰眼中却不过成了他在春江城的一个不折不扣的“二奶”。
追安的梦彻底破碎了。
她意识到：“从此以后，我是真正的心无旁骛了！把自己真正从情了爱了的痛苦中完全解救出来。
世界和昨天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
儿子和工作成了我人生的全部！”在为爱情出击的战役中她伤痕累累，最终只能退回战壕。
但她依然决心坚守足下的土地，担负起义务和责任。
小说的最后，追安并没有因为爱情上的失败而陷入生活的无底深渊，她在春江城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丹增曲珍借助“狼毒”这种能在两季绽放出生命色彩的植物，寄托了对追安生命活力的赞许，在经历了情人和爱人的背叛之后，女主人公参透了情爱在她生命中的位置，并顽强地走出了情感的炼狱，出落成一朵坚强的“女人花”。
作为丹增曲珍的第一部作品，小说的语言、结构以及情节的进展趋于简单通俗，缺乏精妙的布局。
然而，其中融入了作家的心路历程，充满了对女主人公的体恤、同情和理解。
“格桑花”在藏民族眼中代表着幸福，它也是雪域高原的迎春花，这与小说所描绘的香格里拉的“70后”藏族男女的青春暗合。
正如作品简介里所说，《格桑花》“是香格里拉乃至全国藏区唯一一部反映改革开放三十年里藏家儿女的青春小说”。
如果说《狼毒》作为丹增曲珍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存在着很多稚嫩的元素，那么从2006年1月开始历时三年完成的《格桑花》，几经作家的修改，由45万字最终精简到24万字，则显示出作家在创作上努力走向成熟。
故事以荣吉村的小学二年级女孩央措的成长为主线展开，深入细致地刻画了这名普通女生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不同阶段的生活。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不同阶段人物的心态把握得非常到位，从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到叛逆女生再到完成婚姻的成熟女性，丹增曲珍将一名藏族女性的成长全面展现给读者。
《格桑花》的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年轻和曾经年轻的女儿心”。
在结束了《狼毒》中关于女人所遭受的情感炼狱的洗礼的描写之后，作家回过头来探讨女性情感伴随着她们青春期的成长怎样被生活所塑造。
小学、初中阶段的央措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女孩”；但在经历了少年友情、懵懂爱情的煎熬之后，变成了一个逃课厮混的“坏女孩”。
那些出现在她生命中、与她有着种种联系的男人，给央措营造了一个个“爱情”之境，而最终与她步入婚姻殿堂的，却是她先前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大自己九岁的王德光。
央措在给罗雪玲的信中说：“虽然我们从结婚领证到现在不过是半年多的时间，可我们的相处却平淡恬静得像结婚了十年的夫妻，没有似火的激情，没有撩魂的情话，没体会过什么缱绻浪漫，也不曾共同感受过旖旎风景……”表面看，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男性出现在她面前，似乎女主人公有选择幸福的权利，但最终的现实是婚姻选择了央措。
这样的婚姻淡然平和，却与她曾有过的青春追求背道而驰。
在成长的过程中，央措屡次体验恋爱的滋味，但都没有将其化为正果，理想的婚姻对她而言终不过是一场梦，它让央措在生活的磨砺中回归到现实层面。
在《格桑花》中，虽然央措的成长是小说的主线，但是以罗雪玲、达依娜等为辅线的叙述也占了不少篇幅。
她们各自的情感轨迹多线并进。
相关情节的设置和穿插，使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富，女性形象更加多样化。
罗雪玲是一个类似《狼毒》中老猫那样的女性角色。
对于央措身边的男人，她始终保持冷静的态度，替自己的密友出谋划策。
作者还加入了对罗雪玲情感生活的描述，让她虽然历经曲折但最终得以和老余喜结良缘。
傈僳族女孩达依娜则代表了另一种人生轨迹。
这个出自偏僻山村的女孩渴望用勤奋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与雷建国的爱情和她事业的蒸蒸日上，让她体会到了人生从未有过的高度。
但是，雷建国却背着女友让其他女孩怀孕。
属于达依娜的剧情最终以她弑杀雷建国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