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背景下侦查改革的困境与出路——兼论我国侦查程序改革(下)

双重背景下侦查改革的困境与出路——兼论我国侦查程序改革（下）三、侦查改革的出路如上所述，我国侦查改革是在刑事犯罪升级和法制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展开的，面临的既有侦查效率不高、打击犯罪不力的问题，也有执法不公、保障人权不够的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未来侦查改革，在价值取向上，必须兼顾公正与效率，坚持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并努力实现两者同增共长；在改革目标上，要围绕推进侦查法治化和提高侦查能力的总目标，实现侦查法治化、专业化、科学化；在改革内容上，要坚持侦查程序改革、侦查体制改革与侦查业务改革统筹兼顾、齐头并进；在改革方法上，必须坚持整体设计与分步实施相结合，根据客观条件逐步推进侦查制度变革。

非此不足以应对挑战，不足以摆脱困境，不足以将侦查工作引上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大道。

（一）改革侦查程序，推进侦查法治化侦查法治化主要指侦查程序的正当化。

“法治意味着以法制权，而刑事程序正当化体现了法治的精神。

法治可以理解为对权力进行合理的限制及对权利的有效保护。

刑事程序的正当化则旨在在权力与权利之间实现公平的分配与制衡。

”xviii 因此，侦查程序正当化有两个含义：一是合理约束侦查权，二是有效保障人权。

由此出发，学者们对我国侦查程序改革提出了如下设想：（1）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由法院对强制性侦查行为和强制措施进行审查、批准；（2）扩大犯罪嫌疑人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包括确立沉默权、律师同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交流权、讯问时的在场权、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阅卷权等，保持控辩力量适当平衡；（3）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对违法获取口供的绝对排除规则，并进而确立对非法获取的其它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以便从根本上遏制侦查违法行为。

应当说，这些意见都是侦查程序正当化的应有之义。

但是，这些主张也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没有充分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我国现行的宪法体制。

因而，作为侦查改革的远景目标，并用以引导改革方向、更新改革理念是可以的，但目前完全付诸立法尚不可行。

因为，任何改革都需要条件，“目前中国法治的主要问题不是在于法律制度本身而是在于支撑制度的条件未具备”。

xix 我国当前侦查程序改革需要考虑的现实条件包括：（1）社会治安形势。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刑事犯罪增长势头尚难扭转。

在此形势下，“稳定压倒一切”是政治要求，社会公众对安全的需求较强，因而侦查程序改革必须兼顾侦查效率。

特别在目前国家对侦查工作的人力、财力投入尚难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不能过分削弱侦查机关的职权。

（2）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国刚解决温饱问题，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财政能力有限。

许多地方侦查机关经费难以保障，一些贫困地区对侦查机关是“零投入”，甚至“负投入”（给公安机关下达罚没款创收指标）。

因而，侦查程序改革必须渐进开展，不能超越阶段。

（3）法律文化传统和民众法律意识。

“每个人对安全和自由的向往不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对安全与自由的选择也各有异。

根据实际国情选择一种偏向，不仅务实，也符合民意。

”xx 无论从传统，还从现实而言，我国民众更偏向于追求秩序和安全，因而必须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尚不可过分强调程序正义而忽视实体正义。

（4）现行宪法体制。

现行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规定公检法三机关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这制约了刑事司法改革的全面展开。

而现行宪法短期内没有再修改的可能。

因而，当前侦查程序改革难有重大突破，检察机关当事人化及司法独立、法官中立都还缺乏起码的政治基础。

因而，笔者认为，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尚无法对我国侦查程序进行彻底的对抗式改造。

现实的考虑，只能建立一种以职权主义为基础，吸纳融合对抗式诸多因素的程序构造。

改革的路径，一是参照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中关于刑事诉讼原则、规则的规定，尽量认同这些为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之最低标准”；二是针对实践中十分突出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和滥用强制措施等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解决问题来推动程序完善。

具体意见如下：1.建立对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由法官以中立的第三者身份介入侦查，对逮捕、羁押、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以及搜查、扣押等强制性侦查行为进行审查批准，是侦查程序构造的理想状态。

但须注意，建立这种司法审查制度的前提是司法独立和法官中立，如果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和法官中立，这种司法审查既不能起到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作用，而且会因程序繁琐而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及司法效率的降低。

xxi 因而，在我国目前司法独立和法官中立尚未完全确立的情况下，这种理想状态的司法审查制度尚难建立，即使在立法上加以规定，实践中也难以发挥作用。

现实的途径，是在现行宪法体制下，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作用，由其对公安机关采取各种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进行审查和批准。

同时，赋予侦查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先行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力。

如对现行犯可先行拘留，对可能灭失的证据可先行采取冻结、扣押等。

但侦查机关必须在24小时内报告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审查后作出批准或者撤销的决定。

另外，为加强司法救济，应允许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律师就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向作出决定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

对复议结果仍不服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维持或者撤销的裁定。

2.赋予犯罪嫌疑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考虑到目前我国侦查资源严重不足、侦查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等实际情况，赋予犯罪嫌疑人类似美国式的明示沉默权实不可行。

但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又存在许多问题。

不仅违背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条约关于“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而且容易引发刑讯逼供。

因此，建议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废止第93条之规定，并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xxii3.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

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同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交流权等，有利于实现控辩平等及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

但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律师队伍参差不齐、法律援助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形下，只能分阶段逐步实施。

如，目前在侦查阶段可暂不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但为矫正侦查机关的取证偏向，可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申请调取、保全有关证据的权利。

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可根据侦查进展情况分阶段实施。

如在侦查初始阶段，可继续实行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的做法，但在侦查进行一个阶段后（比如逮捕之后），就应当准许律师同在押犯罪嫌疑人自由、秘密会见联络。

关于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也存在一个实施条件不足的问题。

受当前律师数量及犯罪嫌疑人经济能力的限制，要求所有的讯问都有律师全程在场，一不可行，二无必要。

因此，可以考虑在羁押场所建立律师值班制度，每天安排数名律师值班，通过现场巡视或者监控录像来监督讯问的过程，防止刑讯逼供等情况发生。

同时，对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有可能导致串供、伪造、毁灭证据的，可限制律师在场，或者仅允许律师在看得见审讯情况、听不到审讯内容的情况下监督审讯进程。

关于对讯问实行全程录音、录像，受侦查机关经济能力所限，目前只能适用于极少数案情特别重大的案件。

4.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关于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目前仅由两高司法解释加以规定是不够的，建议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明确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应予排除，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为遏制刑讯逼供，建议对刑讯逼供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即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举出一定事实、指控执法人员对其刑讯逼供时，应由控诉机关承担“没有实行过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

由此也可推动侦查、起诉机关主动采取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和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等，有效防止刑讯逼供发生。

对于通过非法口供获取的其它证据（即“毒树之果”），以及使用违法手段获取的实物证据是否排除，世界各国做法不一。

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阶段，对前者，只要该证据本身收集程序不违法，就不应排除；对后者，则应区别对待，交由法官依据违法的程度来裁量是否排除。

5.将技术性、秘密性侦查措施纳入立法。

将秘密录像、电子监听等技术侦查手段及诱惑侦查、卧底侦查等秘密侦查措施纳入刑事诉讼法立法，是侦查法治化的要求。

鉴于此类侦查手段和措施的特殊性、机密性，刑事诉讼法对此只能作一些原则性规定，不宜过于细致。

在审批权限上，由于此类侦查措施基本不涉及对人身、财产的强制，所以笔者建议仍由侦查机关自行采取，但必须向检察机关报告备案。

这样做，既可以保证侦查效率，又便于检察机关监督，并有助于增强秘密获取证据的合法性与证明力。

6.羁押部门与侦查机关分离。

看守所隶属公安机关，使得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基本处于公安机关的单方控制之下。

侦查部门通过羁押部门的大力配合，可以不受限制地达到审讯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的目的。

因而，有必要将羁押部门从公安机关分离出去，和监狱、劳教所一样，交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控制，以加强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制约。

（二）多策并举，大力提高侦查能力20XX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观摩全国公安民警大练兵汇演练时强调，公安机关要切实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

在笔者看来，提高公安机关的“四种能力”，离不开侦查能力的提高，侦查能力是公安机关的核心能力之一。

长期以来，在国家对侦查工作的人、财、物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国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主要靠国家对侦查权力资源的过度投入来维持。

而侦查法治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对侦查权的限制与剥夺，从而会影响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

许多时候，“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水平和刑事案件的破案成本成正比，与刑事案件的破案率成反比。

”xxiii 许多侦查实务部门的同志之所以反对侦查程序改革，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强大侦查权的依赖与迷恋。

必须认识到，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政治文明的大环境下，侦查机关绝不能再单纯依靠国家对侦查权力资源的过分投入来维持侦查能力，更不能把侦查效率的提高建立在对犯罪嫌疑人、诉讼参与人和其它公民合法权利的损害之上。

侦查权的限制会削弱一定的侦查能力，但这是法治必须付出的代价。

而且，这种代价完全可以通过整合警力资源、推广运用科技手段、转换侦查模式、完善工作机制、提高队伍素质等方面加以弥补。

在笔者看来，加强侦查能力建设，应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工夫：1.调整机构设置，整合警力资源。

首先，要取消公安机关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侦查职能，侦查权交由侦查专业部门（包括刑侦、经侦、缉毒等）集中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