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与中国传统文化

诸葛亮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古代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中，诸葛亮是最为声名煊赫的。

人们不仅把他作为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给予高度评价，而且注重他的思想、品德、意志、作风和智慧，把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素质具象化的典范，寄托了无限的崇敬。

诸葛亮能够成为一位千古传颂，有口皆碑，中外知名的人物。

这是一种少有的文化现象。

研究这种现象形成和发展，是一项极为有益的工作。

一诸葛亮对传统文化的承袭与发展诸葛亮出生在东汉末年的乱世时代。

随着东汉帝国的瓦解，名教、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兵家、法家、道家、纵横家、农家、墨家的思想又活跃起来，出现了思想解放的新局面。

这种局面，为诸葛亮青少年时代博学诸子典籍，广泛吸取文化遗产，提供了条件。

东汉末年，全国到处一片荒废残破，而荆州一地却是例外。

“自中平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三国志·刘表传》注引《搜神记》）。

诸葛亮就是在这个时候（兴平元年，194年）跟随叔父玄来到荆州首府襄阳，投靠刘表。

这时的襄阳，人才济济，教育事业尤其是私学兴盛，学术空气浓厚，思想开放，经世致用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大趋势。

这样的学习环境，不仅使诸葛亮能够广泛地师从有造诣的名士，而且使他能够密切联系实际，观察时事，形成独到的，深邃的见解，成为“识时务”的俊杰，以至在他出山的时候，就能够拿出《隆中对》这样的千古奇策。

总览诸葛亮的言论著述和政治实践，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思想中儒家思想占主要成分。

他毕生为统一中国而奋斗不已的行动，正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实践。

他以儒家的忠信仁义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

《后出师表》说得很明白：“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讨贼，才弱敌强也；然不讨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他明知必败，仍要坚持。

在这里，道德是第一位的。

成败利钝则是次要的。

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大一统思想和忠信仁义的道德标准，使他坚定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致“志决身歼”，完成了他悲剧般壮美的一生。

当李严劝诸葛亮宜受九锡时，他回答说：“今讨贼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

”（《三国志·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对于义利的取舍，他是舍利取义的。

诸葛亮思想中儒家思想占主要成分，但这并不是说，他排斥其他各家思想。

作为一个政治素养端粹，有主见，有报负的政治家，他的心目中不存在学派的界限，而是吸取各家之长，摒弃其短。

他不单纯地讲求儒家的“礼治”、“德治”，而是与法家的法治相结合，形成自己的法治思想。

入川之初，法正曾用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刑法宽简而使“秦人知德”的事例，劝诸葛亮“缓刑弛禁”。

诸葛亮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给他讲了一番只有恩威并举才能治理国家的道理：“君知其一，未知其二。

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

刘璋暗弱，自焉以来……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宠之以位，位极则贱。

顺之以恩，恩竭则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

恩荣并济，上下有节。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郭冲五事）将历史经验与现实结合，把辩证法生动地运用到立法上，体现了诸葛亮的法治思想。

这种法治思想，不同于汉代的“外儒内法”，不同于不教而诛的酷法，也不同于先秦法家不限制帝王作为而只责之于臣民的“独制天下而无所制”的法；其特色是：用法无私，执法必严，“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三国志·诸葛亮传》）；量刑要看认罪态度，“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同上）；反对不教而诛，“科”与“教”相辅而行；执法人要以身作则，取信于人。

正因为如此，蜀国才出现了“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同上）的局面。

诸葛亮在隆中时，每自比管仲、乐毅。

陈寿也称他是“管、萧之亚匹”。

我们从诸葛亮的言行中，随处可以看到他受管仲和《管子》影响的印记。

他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这一段名言实际上是直接从《管子·心术》篇吸取来的。

他的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本末并重”，工商并举，发展盐铁、蜀锦，重视科学技术，发展交通，兴修水利等经济思想和一系列经济政策，也都从管子的著作和政治实践中找到了渊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诸葛亮广泛吸取了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并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有新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和道德风范。

诸葛亮一生虽然没有给后人留下一部完整的论著，来反映他的思想理论体系，但我们仍可以说，诸葛亮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

二诸葛亮在传统文化中的典范性孔子说：“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

儒家认为德、才、功三者中，立德是首要的。

中国传统道德的本位是孝亲，所谓“百善孝为先”。

孝亲又推及为忠君：“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诸葛亮之成为传统道德的楷模，正在于他以彻底奉献的精神忠于“兴复汉室”。

刘备死了以后，“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而君臣无猜，人无疑议。

诸葛亮把这个“忠”发挥到极致。

诸葛亮以天下为己任，胸怀治国安民的大志，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坚强地负起责任，一身担当军国重任，始终兢兢业业，竭忠尽智，不怕失败，矢志不渝。

他的一生表现了中华民族敢于直面现实积极进取的态度和沉着勇敢、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斗争精神。

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文化基本思想的体现和精华所在。

诸葛亮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洞察国家社会之形势，针对国计民生症结之所在，提出兴利除弊的方案。

在如何治蜀的问题上，诸葛亮准确地看出了“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的弊病，驳斥了“缓刑驰禁”的观点，采用了严刑重典，恩威并济的方针，一扫刘璋时期“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局面，使蜀汉风化肃然，政治清明。

诸葛亮深知后主刘禅生性暗弱，易受小人包围的弱点，在《出师表》中提出规谏，力求不使其毛病发展到危害社稷的程度。

诸葛亮知人善任，注重选拔贤才，培养人才，“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

”（《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是史家所称的“治世之良才”，是人民心目中实行清明政治的国家领导人。

应当指出，诸葛亮治理蜀汉虽然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但蜀汉毕竟是偏安一隅的小国，诸葛亮一生奋斗的“兴复汉室”的统一大业，也以悲剧告终。

他在推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但是他所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怀念，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远远超过了许多对推动历史前进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

分析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必须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性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华文化系统里，德性文化强调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

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东汉蔡邕更提出“人无贵贱，道在则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蔡邕〈劝学篇〉》）。

诸葛亮受到后人敬仰，正是由于他道德品质的高尚和人格的伟大。

诸葛亮一生谦虑谨慎，十分重视“斟酌损益，进尽忠言”，以“裨补缺漏，有所广益”。

他事事处处表现出来的“引咎责躬”的精神和虚心纳谏的作风，在蜀汉大臣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贤愚竟心，佥忘其身”，为国家效力。

宋代政治家王安石在《诸葛武侯》诗中，对他的这种作风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作了十分精当的评价：“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虑心岂得贤。

”明代方孝孺说诸葛亮的虚心作风“秦汉以下为相者皆不及也”（《逊志斋集》卷五）。

诸葛亮清心寡欲，为官清廉，死后家内家外都没有多余的财产。

他遗命把自己葬于定军山下，殡仪从简，依山造墓，能容下棺材就行。

入殓时穿平常的衣服，不搞随葬器物。

诸葛亮一生历尽坎坷。

荆州之失，夷陵之败，刘备之死，南中之乱，北伐失败，等等，这些打击都没有动摇他的决心，反而使他更加矢志不渝，勇往直前，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和性格。

诸葛亮一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这些精神遗产，是中民族文化传统的宝贵财富，是支撑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久不衰，兴旺发达的内在动力；这些精神遗产，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成为相对永恒的价值内涵，世世代代激励着后人。

三历史人物诸葛与艺术形象诸葛亮的统一诸葛亮死后，引起了人民的深切怀念。

他们自发地开展各种悼念活动，“百姓巷祭，戎夷野祀”。

人民的纪念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增无减。

西晋永兴年间，镇南将军刘弘到襄阳隆中，瞻仰诸葛亮故宅，命太傅掾李兴写《诸葛丞相故宅碣表》，对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和崇高人格进行了全面的赞扬，并说他德高于管仲、乐毅、许由、周公。

东晋、南北朝是一个历史上大动乱、大分裂、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广大人民和封建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对现实极为忧伤和不满，迫切希望出现一个象诸葛亮那样的人，实行贤明政治。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罢官回襄阳后，“触目悲感，略无欢情”，每每“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呤”（《晋书·习凿齿传》）。

他又在《诸葛武侯宅铭》中，极力推崇诸葛亮是“堂堂传匠”，说他的信义是老百姓的典范，他的道德是士大夫的表率。

唐代是一个以诗言志为突出特点的时代。

由于社会矛盾的日益深化与后期社会动荡不安，越来越多的文人以诗的形式抚今思昔，抒发感慨，对诸葛亮作了无以复加的评价。

宋元时期是汉民族充满危机和灾难深重的又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诸葛亮“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口号和他进行北伐而殉身于前线的坚持斗争精神，正是符合宋元人民所需要的时代精神，具有极大的感召力。

抗金名将宗泽临终时含恨长咏杜甫咏诸葛亮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呼“过河”而卒。

《宋史·岳飞传》说岳飞北伐时，“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

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被元兵俘获而北上燕京途中，作诗道：“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

汉贼明大义，赤心贯苍穹”（《怀孔明》诗）。

我们可以说，诸葛亮、宗泽、岳飞、文天祥，都是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精华铸造的“民族的脊梁”（鲁迅语），而宗、岳、文等英雄又都从诸葛亮的精神中，汲取了积极的营养和鼓舞的力量。

陈毅给成都武侯祠题词说，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千秋公论，不随时俯仰”。

与诸葛亮的史实世代传承相辅相成，诸葛亮的故事也在民间世代传诵，成为亿万人民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

人民群众不可能严格按照历史记载，不走样地讲述诸葛亮的事迹；而是按照他们所处的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把自己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改变现实的要求和办法，通过述说诸葛亮的故事，表达对诸葛亮的崇敬和向往，而吐露和宣泄出来。

诸葛亮身上充分体现和反映了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

裴松之在给《三国志》作注时，已经发现了许多“每多舛互”的民间传说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