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三版)中晚唐诗歌

《江雪》 ‘绝’、‘灭’、‘孤’、‘独’、‘寒’， 正写出一寂寥、清冷、孤独之世界，但再加一‘雪’字， 纯洁，一尘不染。渔翁独钓寒江正见出诗人孤傲而清高的 个性。
中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一方面，山水自然意识渗入了日常生活，这时期 的诗人往往能在身边发现自然的意趣，山水描写 的泛化成为一个突出特点。
与元白诗派相关的还有几个名称，即“元和体”或“长庆 体”。李肇《国史补》有：“元和以后，诗章……学浅切 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称元和体。”白居易《重寄 微之》有“诗到元和体制新”之句，句下自注云：“众称 元白为千言律，或号元和格。”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 “……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唱，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 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元和体诗；而乐天《秦 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知者。”这些材料 显示，时人所称“元和体”，指的是驱遣文字、穷极声韵 的长篇排律，可能还包括杯酒光景间的小碎诗章。
在此基础上，还明确指出了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 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 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 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 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 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
大历十才子与刘长卿
在杜甫去世后的一段时期，诗坛显得较为岑寂。诗史上出现了 “大历诗风”。
袁行霈主编本文学史具体阐述说：“大历诗风，指的是大历至贞 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诗人的共同创作风貌。这些诗人的大 多数，青少年时期是在开元太平盛世度过的，受过盛唐文化的熏 陶；可由安史之乱引发的近十年的空前战乱，使他们的心理状态 产生了明显的变化。痛定思痛，蓦然感到了自己的无能和衰老， 失去了盛唐士人的昂扬精神风貌。他们的诗，不再有李白那种非 凡的自信和磅礴气势，也没有杜甫那种反映战乱社会现实的激愤 和深广情怀，尽管有少量作品存留盛唐馀韵，也写民生疾苦，但 大量作品表现出一种孤独寂寞的冷落心境，追求清雅高逸的情调。 这使诗歌创作由雄浑的风骨气概转向淡远的情致，转向细致省净 的意象创造，以表现宁静淡泊的生活情趣，虽有风味而气骨顿衰， 遂露出中唐面目。”
中晚唐诗歌
盛唐之后，唐诗并没有迅速跌入低谷，而是在经 历了大历短暂的低迷与调整后，又进入了它的第 二个繁荣期，这就是中唐的前中期，成就最高是 在元和时期。
它的特征是：在对盛唐典范的变革（史称“元和 诗变”）中，诗歌的发展呈现出多向度的演化， 政教化、世俗化、传奇化、心灵化是主要的几个 倾向。在这样一个多向度的发展演变中，最突出 的当推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和以元 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另外，游离于各 派之外的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也取得了瞩目 的成就。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 济）人，故有柳河东之称。他聪敏颖悟，早年为 文“以词为工”，颇有“奇名”。贞元九年（793） 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宏词科，先后任集贤殿正 字、蓝田县尉、监察御史里行等职。永贞元年， 他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改革，时仅半年即告失败。 是年十一月，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元和十年， 他奉召回京，不料不到一个月，再出为远州刺史， 再贬柳州，在元和十年至十四年的柳州任上，他 兴办学校，释放奴婢，植树造林，发展生产，颇 有政绩。元和十四年十一月，病卒于柳州。当地 百姓在罗池为他立庙，世代祭祀。
除了应酬唱和之作外，他们的诗主要写日常生活 细事、自然风物和羁旅愁思，抒发寂寞清冷的孤 独情怀，表现超然世外的隐逸风调。
刘长卿在安史乱前登进士第，生当乱世， 而又仕途蹭蹬，他的诗多显得黯淡和凄苦。 另外，他敏于感受，拙于叙述，长篇五古 往往头绪不清，而且十首以上即语意重复， 但他有些五言短章，省净而有意味，为后 人所称道。
其他大历诗人更多偏爱描述性意象，也就是白描手法。如 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司空曙的“雨中黄 叶树，灯下白头人”等。
韦应物与柳宗元
中唐山水诗的代表是韦应物和柳宗元，他们与王维、孟浩 然合称“王孟韦柳”，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四位主要代表 。
韦应物（737—792？）长安人。天宝末，以三卫郎为玄宗 近侍。出入宫闱，扈从游幸，生活放浪。安史乱中，流落 失节，折节读书。中唐以后，虽仍出仕，但较坎坷。
如刘长卿最喜欢吟咏秋风、夕阳：“山含秋色近，鸟度夕 阳迟”；“万里通秋雁，千峰共夕阳”；“帆带夕阳千里 没，天连秋水一人归”；“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 斜时”。秋风的冷色调与夕阳返照的黄昏构成了刘长卿诗 歌独特的底色，形成凄清、萧索的秋之色调。
钱起：“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 李嘉祐：“惆怅闲眠临极浦，夕阳秋草不胜情” 卢纶：“路绕寒山人独去，月临秋水雁空惊”
文宗开成至宣宗大中年间，唐诗又有个活 跃期。在这期间，李商隐、杜牧等人作为 是唐代文学的新生力量，产生了很强的吸 附力，给当时已显出衰象的诗坛带来了一 线生机。这个时期，一般文学史把它作为 晚唐的开始，郭预衡主编本《中国古代文 学史》则把它列入中唐后期。
宣宗以后，唐诗真正进入了它的衰落时期。
另一方面，经济的凋敝，时局的动荡，也使诗人 们难以忘怀自我，完全融入自然山水之中，因此 在他们的山水描写中，自然的意趣往往表现得冷 清孤寂、甚至索寞幽怨。
元白诗派和新乐府
中唐时期，思想倾向上关注民生，审美意 趣上追求世俗化，这是元白诗派的特征。 这个诗派的核心是元稹和白居易，属于同 一趋向的还有张籍、王建、李绅，更早的 元结、顾况可视为这个诗派的先驱。
大历诗风的代表是“十才子”和刘长卿。
“十才子”之名，最初见于姚合所编《极玄集》， 名单为：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 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他们的生平 大都不详，因大历初年在长安唱和而为知名。他 们的创作成就高低不一，其中，钱起各体皆工， 可为十才子之冠，与刘长卿并称“钱刘”。
王建（766?～?），字仲初，颍川（今河南 许昌市）人。诗风与张籍近似，所作古题 乐府约30首，新题乐府175首，其中有不少 描写农民日常生活，表现其喜怒哀乐，生 活气息浓厚，如《田家行》“田家衣食无厚 薄，不见县门身即乐”，用质朴自然的诗
句将这极微薄的要求和希望表述出来，同
时也将欢乐表层掩抑下的农民的悲哀和忍 耐十分真切地表现出来。
这些就是白居易的创作讽谕诗的理论宣言，是政治家的文学理论， 对于提升文学的社会地位是有益的，但它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的 狭隘性。
三、张王
张籍、王建的通俗化诗风与写实表现。张籍、王建是中唐 时期较早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时号“张王”。
张籍（766?～830?），字文昌，苏州人。贞元十五年（799） 进士，因韩愈推荐而为国子博士，后转水部员外郎、国子 司业，人称张水部或张司业。张籍性格近于白居易，平易 通脱。诗风“古淡”，乐府诗90首左右，在平易通俗的材 料和表达背后，作了很深的挖掘。张籍乐府中写得最集中、 最深刻的，是农民的生活和苦难，如《野老歌》。此外， 如《牧童词》《促促词》《节妇吟》等都有很深刻的社会 生活内容。
韦应物的早期诗歌，不乏昂扬开朗的人生意气，尚存刚健 明朗的盛唐余韵。其后期作品的主导倾向，转为向往隐逸 的宁静。韦应物的山水田园诗较多，也最能代表他的艺术 风格。韦应物以冲和淡泊、宁静幽远的意境，锤炼精工的 语言，首创大历诗风。他的人品诗品都与后来的柳宗元有 相似之处，后人多以韦柳并称。
《观田家》、《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 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为其代表作 。
柳宗元的诗歌
柳诗今存一百六十余首，在中唐诗坛上，不入流派而风 致独异。其诗大多写于贬官永州、柳州时期，内容多抒发 其个人离乡去国的悲愤抑郁，他将悲愤抑郁愤懑寄意于山 水，创造出峻洁、澄澈的境界。苏轼称其诗“温丽清深”、 “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卷二）“发 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
李绅发端首唱以“新题乐府”作诗20首，元和四 年，白居易和元稹等读这些诗后，加以唱和，元 稹择和12首，白居易则扩充为50首，于是新乐府 一时成为写作热点。“新乐府”之外，当时还有 《古题乐府》之目，张籍、元稹等各有所作，这 些诗已不再“沿袭古题，唱和重复”，变而为或 “虽用古题，全无古意”，或“颇同古意，全创 新词”，因此实为“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与 “新乐府”精神没有二致。另外，他们还有不少 独立篇题，虽无乐府之名，实与之同趣。这几类 诗，说到底都以反映时事、讽谕时政为目的，是 他们诗歌的基本组成。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 ，天 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 ，风雪夜归人。
大历诗歌的意象类型 1、大历诗歌的词语色彩 由于大历诗人多生不逢时之感， 意气消沉，受其特定心境和意绪支配的诗歌的词语选择， 往往带有凄清、寒冷、萧瑟、暗淡的色彩。类似秋风、落 叶、夕照、寒雁等冷淡色彩的词语，在大历诗人的作品中 俯拾皆是。
一、新乐府与讽谕诗
汉以后，乐府诗成为文人诗的重要源头，唐代， 汉乐府的音乐早已失传，唐人借用乐府体写作， 表现的是诗人的主体的精神（如李白，深得乐府 艺术精髓，故作有大量乐府体诗，但他的乐府诗 浸润着他的主观精神，以他为代表的唐代乐府诗 属于乐府的变体）；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 发”的创作精神却逐渐淡化了。到杜甫，才重新 回到了汉乐府的本源，直接反映重大的社会时事， 可算作是唐人新乐府。不过，通过唱和形式，使 这种“即事名篇”的唐人新乐府蔚然成风、发扬 光大，要到元和年间。
以白居易为例。他的讽谕诗代表性的是 《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杜 陵叟》《轻肥》社会批判的锋芒非常锐利。
缺点是：题旨挑得太明，即所谓“题无剩 义”。
二、白居易诗学观 白居易的诗学观代表了元白诗派。主要观点集中在《与元九书》 《新乐府序》中。内容为：
重视诗歌的社会、教化功能，尤其是讽谕作用。“文章合为时而 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与元九书》）“总而言之，为君、 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 序》），这是创作宗旨。“补察时政，泄道人情”，这是诗歌的 社会功用（《寄唐生》：“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