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于德水：我们这一代摄影人的使命是试错

故事｜于德水：我们这一代摄影人的使命是试错1998 河南巩义口述：于德水采编：尤文虎实习编辑：高心碧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为断裂的中国摄影发展去摸索道路。

我们跟现代这些年轻人的知识体系、文化结构，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说现在学摄影，他们通常会先进入摄影史，进入技术语言的基本训练，会对以前的文化遗产，有一番认知。

但我们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在蒙着眼睛瞎摸，试图寻找着摄影本体功能的恢复，我们所有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试错。

一1966年，我小学六年级，“文革”来了，瞬间社会上的一切秩序都被荡平。

正在接受教育的关键时刻，没人管你了，扔进社会，那么小一个小孩，你说放到社会上他能干啥？还好比较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艺术”，赶上了“红海洋”，当时我生活的小城里面搞美术的人都被聚集起来，有学校的、机关的、文化馆的，大概有一二十个人，往各个空间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到我们那个机关院里时，我觉得好玩，就跟去看，这就是我学美术的开始。

开始我给他们只是帮忙，提个桶、递个笔，打杂，画完我们院他们又到其它地方去，我就跟上了，他们看我勤快，也就带着我，有老师也会教我。

到1969年，大概两三年的时间，我一直跟着这批人。

画到后来画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周口市市中心的地方，竖起一块二十多米宽十几米高的大宣传牌，画毛主席像，和人一起画“你办事我放心”。

1973 河南我学美术的经历完全是颠倒着来的，先是用九宫格放大比着画报画巨幅油画，后来才学着画水粉，等“红海洋”的浪头过了以后，才算是进入了画画的这个圈儿了，又开始学着画写生，到当时周口一个骡马市场去画农民，农民脸上褶子多嘛，我们就抱着画板给人画头像，画了头像又学着画速写，画完了速写又画静物，画到最后，才见到石膏。

整个这个学画画的经历是倒着的。

为什么要学习这些东西呢？听说是马上要恢复高考了，考试的时候要考这些。

但最后1977年真的高考的时候，石膏速写这些专业课过了，文化课却没过，还是没进大学的门。

等于我初中就学了一年，英语就记住了个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数学就学了一元一次方程，这就是我的最高学历。

对我来说，不光是学美术的经历是颠倒的，很多其它的知识体系也同样是颠倒的，什么都是先实践，实践到了一定程度，感觉到不对劲，再倒回来找那些应该掌握的知识。

大学门没进去，将来怎么跟人家科班出身的人竞争啊，就感觉到不能画了。

当时我的工作单位已经是在文化馆的美术摄影组，画不下去，那算啦，照相吧，就这样很自然地转了行。

1978 河南周口年轻嘛，心气儿足，一搞摄影就很拼命。

当时流行背绿挎包，那时候没有摄影包，有一台相机就不错了，就装到那个绿挎包里背着，骑一辆自行车，天天都是。

其实周口城市很小，十几分钟就从城里窜到农村了，所以一开始拍的题材基本上都跟农村有很大关系。

那时候完全是靠热情撑着，白天拍完晚上钻暗房冲洗，目标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

为了让自己的照片发表，还到邮局里面发行的目录上去抄报刊、杂志的地址。

凡是发摄影作品的那些报刊全都研究了个遍，像《河南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还有什么《少年文艺》之类的，研究他们需要哪一类的照片，拍了照片之后又研究这照片适合哪家用，当时在邮局投稿，一投就一打。

那时候的社会是如此单调，恰恰就是在那样一个单调的年代里，摄影，让我们青春的荷尔蒙就有了宣泄渠道。

二我们的第一次癫狂就跟《大众摄影》有关系。

1980年前后，当时周口地区群艺馆的葛庆亚老师在《大众摄影》发了一篇文章，叫《活跃在小镇上的“青年摄影学会”》，实际上是没有摄影协会的，只是我们这一帮年轻人像一个小群体一样，相互地激励、相互地较劲学习的状态，他写我们我们这帮人怎么怎么热爱摄影，文章的配图用了我、杨峰、冯卫光我们三个人的作品。

1980年第9期《大众摄影》杂志内页在邮局见到这本杂志的时候，我们兴奋得一塌糊涂，一宿没睡。

那时候周口好像正在防震，到处都搭了那个防震棚，我们买的最奢侈的东西大概就是几瓶啤酒，就在那喝着啤酒，谈摄影，向往未来，折腾了一宿。

这篇文章把我们年轻的那种理想一下子给点燃了，第二天刚刚放亮的时候，这帮聊了一夜的年轻人就又骑着自行车出发了，拍照片去了，就是《大众摄影》把我们这帮人的劲儿给点起来的，给我们加了第一次油。

后来，记得最清楚的有一次是文化馆组织活动，要去北京出差，我和杨峰想利用这次机会去拜访一下《大众摄影》，红星胡同61号。

当时的那座梅兰芳小楼还在，我和杨峰两个人赶到那已经是中午了，到门卫登记完之后进去，在三楼找到了《大众摄影》。

那个楼的空间很小，正赶上午休，什么人都看不见，非常安静，我们就像乡下孩子进城的感觉一样，特别胆怯，特别忐忑，走路脚步都是轻轻的。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角落里面放着这么高的一个大筐，筐里都是退稿，就扔在里面。

我们在筐里翻看一个一个信封，打开，全是照片，我们都不说话，心里都觉得哎呦太惨了，我们抱着多大期望寄来的稿子，结果这才是最终归属。

1981 河南周口翻了半天照片之后，我们就在楼道里继续等，最后见到了龙熹祖。

他对我们非常热情，他那个办公桌在哪个地方我现在还有印象，他把我们叫进去问情况，跟我们聊，那样一位老师对基层来的作者能态度这么诚恳、这么热情，让我非常感动，最后我们三个还在他办公桌旁拍了张合影。

后来我们在《大众摄影》月赛上不同层次的奖都拿过，反正一有什么活动我们必参加。

加上在各类报纸上发表的，我在那两三年里成绩算是不小了，1981年河南摄影家协会成立后做了第一次评比，评的是河南省青年摄影创作，我是总成绩一等奖。

那个阶段完全是靠着一种激情，照片全都是唱颂歌，就是图解政策，因为你想上宣传的报，报刊上登那些东西你得顺应、投其所好，表现春天的美好啊、党的政策好啊、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啊，原来学美术的那点形式化东西全都用上了，所以我之所以在短短时间内能取得一点所谓的小成就，一个确实是很勤奋，但也是靠着美术的底子。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3年。

三到1983年时候，我已经被《大众摄影》作为重点作者了。

有一天接到编辑王大莉的通知，说要办第二届黑白影展。

第一届我有印象，《大众摄影》给鲍昆、凌飞他们四个人在北海公园办的，第二届就是侯登科、我、还有吴品禾、徐殿奎等9个人，也是在北海，说是要到年底展览，要我们九月份把底片都送过去。

那是我第一次进京做展览。

1982 河南周口正好那一年我也要去北京读书，当时中国摄影家协会正在搞高等教育实验班，拿不准摄影教育是放在艺术院校还是文科院校好，最后就做了两个班，一个在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每个班给河南一个名额。

就是那一年河南两个去上学的名额，一个是当时省直搞摄影的王京生，他是省会青年摄影的代表，另一个名额给了我。

当时社会风气很正的，我是在最基层，谁都不认识，协会就可以凭着你的表现把上学的名额直接给你，当然也算是我靠着勤奋得来的这样一种机会吧。

这个展览正好是要求9月份，我已经接到通知要去上学了，我都想着最好就不寄了，应该带过去。

然后9月份开学，报到的前一天我就去到红星胡同去送底片了。

我抱了个相纸盒子，里面是底片，这是第二次去《大众摄影》。

那天去送底片的时候，敲开门，里面那么大的办公室里就两个人，一个是李媚，李媚当时是“全国首届妇女影展”拿了金牌、银牌之后，被《大众摄影》从贵州借调来工作，她也是刚来。

还有第二个人就是高琴，厦门大学毕业，9月份刚刚被分配到《大众摄影》来工作，上班还没几天。

我一进门，就她们两个新来的女孩子在那里坐着。

一报名字呢听过，我们就在那办公室聊起来了，可以说是一见如故，跟李媚的结识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后来编辑老师们就来了，我就把底片还有展览的事都谈过了。

1984 河南辉县从我到红星胡同去给《大众摄影》送黑白联展的底片，到了十二月份展览开幕，中间短短两三个月时间，我整个思想观念在学校里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应该说，这一次上学对我的摄影生涯来说是一个大的转折，我的眼界是到了北京中央工艺美院后才真正打开了。

那时候学风那么正，给我们上课的老先生都是一代大家，像吴冠中、奚静之、李燕、吴寅伯。

中央工艺给安排的课程非常好，我开始对艺术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认知，知道什么叫做艺术，艺术和社会应该是一种什么状态、关系、结构，真是彻底打开了眼界。

刚不是说去报到前就结识李媚了吗，她听说我们的课挺好，就想去听我们的课，当时我就还弄了一个地方让李媚去听，结果还惹了祸了。

当时的协会领导很不高兴，听说了之后给我们班上打电话，说是我们要严格纪律，就不让李媚去听课了。

十二月，我们的黑白影展在北海公园的普安殿布展，开幕前一天我进去看最后一遍。

进门时应该是检阅自己成就的这样一种感觉，但实际上在展墙上看到自己的照片后，看着看着就看不下去了，这都什么玩意儿啊？全都在那装腔作势，在那拿捏着。

我脸涨得通红，扭头就走了，我把我之前所有的照片来了个彻底的否定，转折转得特别彻底。

四工艺美院那个课上了一年以后，由于一些原因我们最后没有拿到文凭，但是我一点都不介意，感觉学到了东西。

中国摄影家协会当时搞这两个班的目的就是想试验一下，有实验性，结果我们班反响就特别好，就在我们学习结束之后，协会在我们班上留了两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整理我们所学的教材，准备教材是为当时准备开设摄影函授教育做准备，为这个整理教材，这大概是1984年。

后来一年我就留在学校给中国摄影家协会整教材，当时得到一个特权，查资料可以进摄影家协会的资料室。

那个资料室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全到什么程度呢，世界上大多数专业性刊物它都有，包括“文革”期间的。

我在那几个月里又看了大量的刊物，特别有收获。

那个年代里不像今天，北京各种文化资讯，机会、见识的接触面都要比我们基层宽，所以当时我觉得北京年轻人拍的那些东西特别稀奇，后来到资料室一接触，哎呦，答案都在这呢。

1988 河南卫辉整理完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教材之后，我就离开北京回到了周口。

回来不久就面临着一个选择。

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讲究文凭了，正巧武汉大学要办一个有学历的摄影大专班，我的推荐报名表都已经填过了。

但就这个时候，《河南画报》社成立后的第一次进新人的机会来了，从全省年轻人里面选中我了。

可那时候我还是特别渴求知识，想上学。

当时《河南画报》社长和副主编来周口考察，几句话打动了我，他说《河南画报》成立以来是第一次进人，你这个机会难得，想学习的机会以后多的是，不要错失这个机会，到报社之后，真想上学的话，也可以从报社去上学嘛。

他这样一说还真是打动我了，但后来实际上到了画报社以后，是要让你干活，不可能让你再去上学了，可当时我就是相信了。

我1985年4月份到《河南画报》报到，当了摄影记者。

一到这个岗位上，工作压力非常大，整天忙着采访啊，报道计划啊。

有一段时间里我觉得特别焦躁，觉得不能拍自己的要拍的照片了，当时就那种感觉，很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