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新林：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
董新林：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
董新林：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第一篇：董新林：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董新林：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鸟居龙藏（T orii Ryuzo）是日本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
他一生擅长田野调查，著作颇丰，享誉中外。
鸟居龙藏对亚洲人类学的影响可谓弥久深远，但是在中国，他更为人所熟知的学术研究是在考古学领域。
鸟居龙藏于1870年（日本明治三年）4月出生于日本阿波国（四国）德岛市。
他小学二年级辍学，自修小学和中学课程。
16岁参加东京人类学会。
18岁初识日本人类学界泰斗坪井正五郎，并得到坪井鼓励，同年创立德岛人类学调查同仁会（德岛人类学会前身）。
1893年，在坪井正五郎帮助下，23岁的鸟居龙藏成为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理学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标本整理员，并听课学习。
两年之后，羽翼渐丰的鸟居龙藏，开始了中国考古调查之旅，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一、鸟居龙藏的中国田野调查和研究鸟居龙藏在中国进行数十次人类学和考古学田野调查。
他在中国台湾和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很高的赞誉。
他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东部西伯利亚的田野调查，兼顾人类学和考古学两方面。
他每到一地都做着人类学和民族学资料（包括当地人体质、语言、风俗习惯等）的采集，但是更主要的工作是作考古资料的调查和搜集。
本文侧重鸟居龙藏在中国考古田野调查方面的内容，按时代顺序，概述如下。
(一)1895年7月，鸟居龙藏受东京人类学会派遣，开始在中国辽东半岛进行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调查工作。
这是日本学者在中国最早进行的考古田野调查。
在1895年7月至1896年1月，鸟居龙藏调查了柳树屯（今大连）、金州、旅顺、普兰店、复州熊岳城、盖平、海城析木城、大石桥、辽阳等地的史前时代遗址和历史时期遗址。
这次调查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确认辽东半岛存在熊岳城、貔子窝等石器时代遗址。
其中在雄岳城采集到石矛头，被视为中国东北地区发现最早的石器。
在析木城发现独特的所谓史前时代“石棚”遗迹（实际上属于青铜时代），也是重要的发现（图一）。
中国考古十大发现
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中国考古学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学之一。
自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家们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介绍中国考古学的十大重要发现。
1. 夏都遗址：夏都遗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是中国最早的城市遗址之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
该遗址的发现证实了中国有一个名为“夏”的王朝，夏王朝被认为是传说中的“三代”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2. 三星堆遗址：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是中国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
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和文物，以及最著名的青铜面具，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巅峰之作。
3. 殷墟：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是商代时期的都城遗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都城遗址之一。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记录，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4. 秦始皇陵：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陵之一。
秦始皇陵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帝国，陪葬了数千个兵马俑和大量珍贵文物，对于了解中国古代帝国的建设和葬礼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5. 敦煌莫高窟：敦煌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市，是中国最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之一。
敦煌莫高窟保存了大量的佛教壁画和雕塑，展示了中国古代艺术的精湛技巧和宗教信仰的深厚内涵。
6. 龙山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位于江苏省临沂市，是中国最早的城市文化遗址之一。
龙山文化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史前时期城市化进程的空白，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7. 楚墓：楚墓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楚国墓葬之一。
楚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金器和陶器，以及世界上最早的“木简”，对于研究楚文化和古代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8. 云南滇池古城：云南滇池古城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是中国最早的城市遗址之一。
滇池古城的发现揭示了中国南方地区古代文明的独特之处，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历史趣谈：“人类学家的先驱” 鸟居龙藏有什么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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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鸟居龙藏，日本四国德岛市人，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鸟居龙藏简介中高度赞扬他是“人类学家的先驱”。
鸟居龙藏的家根据鸟...
鸟居龙藏，日本四国德岛市人，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鸟居龙藏简介中高度赞扬他是“人类学家的先驱”。
鸟居龙藏的家
根据鸟居龙藏简介记载，这位著名的学者生于一八七零年五月四日，死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四日，享年八十四岁，堪称高寿。
这位伟大的学者在小学毕业之后并没有受到过中学以上的正规教育，也就是说，许多中国古史和日本经典著作都是鸟居龙藏通过自学所了解的。
这样的学术能力和研究素养甚至可以和人称“神童”的羽田亨相媲美。
他在十六岁的时候首次参加东京举办的人类学会，十七岁就开始在东京和德岛一带进行有关人类学方面和考古领域的研究勘察。
五年之后，年仅二十二岁的鸟居龙藏进入东京大学人类学教研室进行深造，并且在千叶县发现了史前时期的贝冢，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发现给当时的日本考古界造成了不小的轰动，他本人也因此而声名鹊起。
他还曾亲自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过考古。
据鸟居龙藏简介记载，他在一九五零年曾到中国湖南西部与云贵高原的交界处对当地的苗族和彝族进行过考察，并且以此次调查为依据，出版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一书。
此外，鸟居龙藏还在台湾进行过为期二十二个月的人类学调查。
他曾经因为自己丰富的阅历在多个大学任职教授，一生致力于古文化的传播。
在晚年，他想去中国北方考察辽代历史，但终因年纪过高，不幸去世。
鸟居龙藏评价
生活常识分享。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作者：来源：《党员生活·中》2021年第04期时隔35年，成都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上新”，6座祭祀坑的发掘被网友戏称为“拆盲盒”。
截至目前，出土了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型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青铜面具、青铜神树、金面具等文物使得神秘、浪漫而又瑰丽的古蜀文明一度震惊世界。
虽然此次考古成果还有待于发掘完成后对文物进行整理和研究，但是琳琅满目的文物已经吸引了海内外目光。
它们既自成一体又与其他地域文明有紧密联系，力证这里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半张金面具后，古蜀人身影若隐若现此次出土的文物中，最先引起公眾关注的要数5号坑内的半张金面具，是目前已知全国最大金面具残件。
金面具原与象牙等物件重叠在一起，皱得厉害，当它被送进实验室清理干净并展开后，考古人员才发现这是半张抛光得非常漂亮的金面具。
有着三角鼻梁、方形的面部、宽大的耳朵和镂空的大眼，其重量约280克，若完整肯定会超过500克。
根据测量，它的宽度约23厘米，高度约28厘米，厚度很厚，不需要任何支撑就可独自立起。
经检测，其含金量约为85%，含银量在13%到14%，还有其他杂质。
目前，该文物正在进行初步修复。
在1986年发掘的两个祭祀坑中，发现了多个金面具和青铜面具，它们硕大的耳朵、前凸的眼睛、咧到耳根的大嘴被戏称为外星人。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表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青铜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一致，表明三星堆具有中华文化的共同属性。
而青铜立人、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等造型奇特的文物，则表明古蜀文明灿烂辉煌的个性。
考古学上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古蜀人来自哪里？这是一个目前无解的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有的说“三星堆”居民来自岷江上游，是沿江而来的羌人，有的认为是原本住在重庆、长江三峡的巴人，有的说他们是世居山东、苏北的东夷人，还有的认为他们原本是失国的夏朝人，因为战争西迁入蜀，甚至还有专家认为，三星堆人是古彝人的后代，也许此次考古能为古蜀人之谜提供新的线索。
碧龙形器惊现二里头 中华民族龙图腾找到根源
碧龙形器惊现二里头中华民族龙图腾找到根源2009年11月16日 07:57人民网-《人民日报》【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1条2009年的秋天，西方考古学界再次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中国。
美国近期出版的《科学》杂志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封面报道，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进行了全方位的“跟踪”；与此同时，最近的一期英国《古物》杂志大篇幅推出澳大利亚学者对二里头考古与夏文化的论证。
中华文明的源头究竟在哪里？中国人为什么是龙的传人？长久以来，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界也是整个世界为之心系的问题。
2002年，碧龙形器惊现于河南二里头考古工地，这件由绿松石镶嵌的美丽文物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也正是因为诸多珍贵的文明线索，让学界对中国文明源头的推测由纸面变为现实。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意义恰在于此。
这项浩大的工程准确地将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止点上溯到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770年。
熟稔历史的人懂得这两个切点的分量:前者为传说中的皇帝时代，在世界几乎还是一片浑沌的时候，东方已经出现智慧的萌芽；后者正值中央集权的西周王朝解体，中国进入春秋时期，此后不久，孔子带着他的仁政思想周游列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价值的东方文明从此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教授提出，北非的埃及文明、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南亚的印度河文明、东亚的中国文明、美洲的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是全球范围内的六大原生文明的发祥地。
我们知道，在这六大文明中，埃及文明和印度文明在形成过程中曾受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安第斯文明则受到中美洲文明的影响。
所以有西方学者提出，上述六大文明又可归纳为三个大的文明系统，即以西亚为中心的近东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以及晚出的美洲文明。
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几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样式，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长河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从狭义上说，正是中华文明所秉持的延续性特性，培育了中国人持久的自我认同，铸造了中华民族独有的价值体系，形成了中华民族博大而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明景观。
我国早期民族学家在川南叙永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
我国早期民族学家在川南叙永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作者：刘芳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04期[摘要]20世纪40年代，我国一批著名民族学家先后前往四川南部叙永苗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相关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近半个世纪，研究内容涉及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领域。
从我国民族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对同一社区内同一民族支系的研究持续达七十多年的情形实不多见。
本文对老一辈民族学家对川南叙永苗族的田野调查方法和研究成果及其价值进行了回顾和评述，旨在为青年学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芮逸夫；胡庆均；葛维汉；川南叙永苗族；田野调查[作者]刘芳，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法学博士。
昆明，650221[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80－006中国四川南部叙永地区的苗族由于经济地理、历史际遇和文化特色等因素，加之研究者视域的遴选，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许多著名民族学家曾到这里开展过田野调查，此后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近半个世纪，研究的内容涉及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
田野调查及其研究成果发表的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学界一直仍然关注该区域和族群，其研究也不断深化和扩大。
一历史上，四川的区位较为特殊，除了过去的西康省大部分地区是解放后合并进四川省外，在其传统的省域内的东部(重庆没有成为直辖市以前)是主要和湖北、湖南两省的苗族地区连接在一起，历史上称为“苗疆”地区；西部毗邻康藏(藏、羌两族)地区，西南部则是与云南省连接在一起的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而南部与云、贵两省交界的民族散杂(苗族、彝族、布依族等民族)区。
因此，它应该是一个以成都、重庆等大城市为主要坐标的发达内地与周边多民族大散小聚的欠发达边地共同构成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省域。
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由于抗日战争失利，大批的学术机构及学者迁至四川躲避战乱，并选择在叙永开展民族学的调查。
鸟居龙藏的《西南中国行纪》述评
原著52鸟居龙藏（1870-1953）是日本及东亚考古学、人类学的开拓者之一。
鸟居龙藏自青年时起就对人类学和考古学产生了兴趣，进行独立调查并发表论文。
1893年，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任理学部人类学研究室鸟居龙藏的《西南中国行纪》述评文 /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周可希 苍铭【编者按】近代西南来过很多外国旅行家、学者，他们考察当地各民族留下的日记、行纪和摄影，是我们今天了解这段民族史十分有用的素材。
120年前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中国西南之行就留下了不少关于彝族、苗族的生活细节，读之，将有助于我们直观感受百年来民族经历的巨变。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这些学术旅行和探险，绝大多数是殖民主义驱动下的产物，所以我们的阅读也不能放弃必要的审视与批判。
《西南中国行纪》一书是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所著「中国の少数民族地帯をゆく」一书的中文译本，由东京大学博士，苗族学者杨志强教授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
此书是鸟居龙藏1902至1903年赴中国西南地区考察“苗族”和“罗倮”（其时对今彝族之称谓，为尊重史实，特保留）时所撰的旅行日记，在时隔百年后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
作为一部学者行纪，这本书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晚清中国西南地区的时代特征和西南民族人民的生活面貌，保存了珍贵的图片资料，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主任的坪井正五郎邀请年仅二十三岁的鸟居龙藏担任其助手。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台湾岛被割让给日本。
为配合殖民统治的需要，东京帝国大学决定派出各学科研究者调查台湾，鸟居龙藏即是其中一员。
至1900年，鸟居龙藏先后四次考察台湾，在调查过程中他对大陆的“苗族”与台湾土著之间是否具有体质或文化上的关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他向东京帝国大学提出考察中国西南的申请，得到了批准。
1902年7月至ETHNIC TODAY 531903年1月，鸟居龙藏在中国西南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人类学调查，收集到大量有关中国西南“苗族”和“罗倮”的体质、语言、文化信息，并拍摄大量照片。
鸟居龙藏：知名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
鸟居龙藏：知名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本文导读：鸟居龙藏(念zang)，生于1870年卒于1953年，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
他是最早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日本学者。
生于日本德岛县，卒于东京。
小学毕业后，未受中学以上正规教育。
早年自学中、日古典经史著作。
从1887年起，在东京、德岛附近各地进行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调查。
1892年进入东京大学人类学教研室负责管理标本，随后从事研究和教学。
他在1896-1899年先后4次对台湾高山族进行调查，很多研究成果发表在《人类学杂志》上。
1886年，鸟居参加东京人类学会。
1887年起，在东京、德岛附近各地进行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调查。
1892年，于千叶县发现史前贝冢。
1892年在东京受教于坪井正五郎。
次年任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标本管理员，随后从事研究和教学。
1896年，乙未割台的第二年，受“台湾总督府”之托，东京帝国大学派出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及人类学四门学科专家到台湾展开综合调查，鸟居为其中一位成员。
1905年到湘、黔、滇、蜀对苗族、瑶族、彝族进行调查，出版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一书。
1921年写出了《满蒙史前时代》一文，获得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1905年任该校理科大学讲师。
到达台湾后，他仍从事人类学调查，其中以原住民田野调查最为重要，前后共达22个月。
回日后，仍续任东大教职。
1921年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1922年任同校理科大学副教授，继坪井正五郎之后为该校人类学教研室主任。
1922年，历经讲师至副教授的他毅然辞掉教职，自行创办鸟居人类学研究所与上智大学。
1923年兼任国学院大学教授。
1928年改任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评议员和研究员。
1933年改任上智大学文学部部长兼教授。
1939年来到中国，任燕京大学客座研究教授，直至1951年。
1930年代之后，更前往中国北方，将其研究转向辽代，不过于还没完成，就于1953年因病去世，卒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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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新林：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鸟居龙藏（Torii Ryuzo）是日本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
他一生擅长田野调查，著作颇丰，享誉中外。
鸟居龙藏对亚洲人类学的影响可谓弥久深远，但是在中国，他更为人所熟知的学术研究是在考古学领域。
鸟居龙藏于1870年（日本明治三年）4月出生于日本阿波国（四国）德岛市。
他小学二年级辍学，自修小学和中学课程。
16岁参加东京人类学会。
18岁初识日本人类学界泰斗坪井正五郎，并得到坪井鼓励，同年创立德岛人类学调查同仁会（德岛人类学会前身）。
1893年，在坪井正五郎帮助下，23岁的鸟居龙藏成为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理学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标本整理员，并听课学习。
两年之后，羽翼渐丰的鸟居龙藏，开始了中国考古调查之旅，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一、鸟居龙藏的中国田野调查和研究鸟居龙藏在中国进行数十次人类学和考古学田野调查。
他在中国台湾和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很高的赞誉。
他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东部西伯利亚的田野调查，兼顾人类学和考古学两方面。
他每到一地都做着人类学和民族学资料（包括当地人体质、语言、风俗习惯等）的采集，但是更主要的工作是作考古资料的调查和搜集。
本文侧重鸟居龙藏在中国考古田野调查方面的内容，按时代顺序，概述如下。
(一)1895年7月，鸟居龙藏受东京人类学会派遣，开始在中国辽东半岛进行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调查工作。
这是日本学者在中国最早进行的考古田野调查。
在1895年7月至1896年1月，鸟居龙藏调查了柳树屯（今大连）、金州、旅顺、普兰店、复州熊岳城、盖平、海城析木城、大石桥、辽阳等地的史前时代遗址和历史时期遗址。
这次调查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确认辽东半岛存在熊岳城、貔子窝等石器时代遗址。
其中在雄岳城采集到石矛头，被视为中国东北地区发现最早的石器。
在析木城发现独特的所谓史前时代“石棚”遗迹（实际上属于青铜时代），也是重要的发现（图一）。
此外，还发现高句丽古城和熊岳城墓砖（后来改定为汉代砖），以及复州永丰寺塔、析木城古塔（铁塔、金塔、银塔）、海城东门的波斯萨珊朝猎狮式台石等。
图一析木城石棚（引自《考古学上より見たゐ遼の文化圖谱》）(二)1905年8月，受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指派，鸟居龙藏再进辽东半岛做考古调查。
复查大连、旅顺、普兰店、奉天（今沈阳）、辽阳等地遗迹。
此次在普兰店锅底山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器，其是一批重要资料。
因此，鸟居龙藏兴奋地指出，这是“满洲石器时代史上最该大书特写的东西。
”他详细调查了后金都城—兴京（原称赫图阿拉）和兴京陵（即清永陵），认为永陵与奉天北陵东陵不同，留有满族固有特点。
他还调查辑安（今集安）高句丽墓群，附近佛寺和著名的好大王碑等。
在辽阳盗掘数座汉墓，得到陶器、铜镜和装饰品等。
(三)1907年6月至1908年12月，鸟居龙藏与妻子鸟居君子、女儿幸子一起调查喀喇沁旗、赤峰市、翁牛特旗、巴林旗（今巴林左旗、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西乌珠穆沁旗等地和外蒙古部分地区；后又从北京，经张家口，到达多伦淖尔和元上都遗址、克什克腾旗，再到巴林旗、敖汉、奈曼、朝阳、锦州等地，最后到达北京。
这次调查，一方面鸟居龙藏首次发现赤峰红山后等重要史前时代遗存。
另一方面鸟居龙藏开始广泛涉及历史考古领域，特别是辽代和元代城址和墓地，重点调查了辽上京城址（图二）、辽中京城址、元代张应瑞家族墓地、元上都城址和元鲁王城址，以及朝阳、锦州的辽塔等。
图二辽上京皇城东门遗址（引自《考古学上より見たゐ遼の文化圖谱》）(四)1909年3月至5月，鸟居龙藏专程调查旅顺老铁山砖墓和贝壳墓，出土有陶器、铜钱、金属器和装饰品等，认为其与辽阳汉墓有相同性质。
他盗掘老铁山上的圆锥形石堆之塚（即积石冢），出土石短剑和陶器等。
同时在旅顺发现汉代土城牧羊城，还发现了诸多石器时代遗迹。
此外还在熊岳城发掘汉代遗迹，在辽阳发掘汉墓等，获得石棺、砖棺、石椁等；在抚顺还准备发掘金代陶窑址。
(五)1911年，受朝鲜总督府委托，鸟居龙藏调查朝鲜咸镜道。
1912年2月调查中国延吉等地。
在图们江发现石器时代遗迹，并在龙井研究高句丽墓群，在局子街观看铜佛寺古碑。
在珲春调查古城，考察萨满仪式祭具等。
(六)1912年10月—1913年2月，受朝鲜总督府委托，鸟居龙藏在调查朝鲜半岛同时，调查了中国东北地区旅顺、铁岭、开原、长春、海龙、通化、集安、桓仁等地。
在铁岭帽子山一带调查堡寨遗迹和铁岭佛塔。
在海龙调查辉发山城，首次发现女真文石碑。
(七)1919年6-12月，鸟居龙藏调查东部西伯利亚地区的同时，继续调查中国东北地区满洲里、海拉尔、鄂伦春、齐齐哈尔、哈尔滨、黑河、瑷珲等地。
这次调查更多是人类学的考察，其中在海拉尔调查清初古城址。
(八)1927年8-10月，鸟居龙藏在中国东北地区再次做调查，主要在有抚顺、沈阳、鞍山、长春、宁安、阿城、洮南、通辽、郑家屯、四平、凤城、海城和大连。
调查内容主要有：一是第一次关注鞍山左近出土的画像石等内容，并认为海城“所谓波斯萨珊朝猎狮刻石”可能与画像石题材相似；二是详细调查宁安渤海上京城址，记录了渤海寺院（兴隆寺）内著名的石灯幢；三是详细调查阿什城（今哈尔滨阿城区）的金上京城址，采集到遗物，他注意到金上京城西门外的封土丘可能是坟墓（现在推测是完颜阿骨打陵遗址），是较为重要的认识；四是调查洮南古城并绘制城址平面草图，采集到鬼瓦（兽面瓦当）和小铜人等遗物，认为此城属于辽金时期；五是对通辽附近的喇嘛庙——莫林庙的考察；六是对四平八面城的调查；七是盗掘鞍山汉墓，并对墓葬进行描述，这是东北地区第一次清理汉代石板墓；八是复查析木城和普兰店的石棚遗迹，以及析木城附近三座砖塔（辽塔）等。
(九)1928年4-7月，鸟居龙藏带着妻子君子和女儿幸子，先对东部西伯利亚进行调查，考察了明代永宁寺碑等。
随后对长春、沈阳、四平、阿城、吉林、敦化、鞍山等进行考察，最后到达大连。
这次主要考察了金上京遗址、敦化高句丽遗址，以及对鞍山苗圃墓地进行调查和盗掘。
(十)1930年8-12月，鸟居龙藏和妻子一起调查辽阳、金州、开原、铁岭、通辽、开鲁、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右旗（大板、黑山遗址、庆州城遗址、庆陵遗址）、巴林左旗祖州城遗址、辽上京遗址（林东）等地，再从通辽、经四平、海城、鞍山调查后，回到大连。
这期间，最为重要的事件，是鸟居龙藏在中国军阀汤佐荣大规模盗掘辽庆陵后，较早实地调查了辽庆陵，收集了部分随葬品和建筑构件等，对庆东陵玄宫内壁画进行摄影绘图（图三），发现人物像旁的题记等。
图三鸟居龙藏之女绿子在辽庆东陵内绘图（引自《考古学上より見たゐ遼の文化圖谱》）(十一)1931年8-10月，鸟居龙藏带着妻子鸟居君子和儿子鸟居龙次郎对辽东半岛旅顺、沈阳、辽阳和大连进行调查。
其中重点是考察辽阳的辽东京遗址。
(十二)1932年7-9月，鸟居龙藏带着女儿鸟居子和儿子鸟居龙次郎调查大连、沈阳、辽阳、四平、凤城、安东等地，其间还调查了朝鲜半岛的高丽开京城和庆州、大邱等地。
(十三)1933年8-12月，鸟居龙藏再次对辽文化进行专题调查，从大连起，经沈阳、锦州、义县、朝阳、承德、平泉、喀喇沁清代王府、辽中京城址、宁城、赤峰、林西、辽庆州城址、辽庆陵遗址等地，其中重点是详细调查辽庆陵遗址。
(十四)1935年11-12月，鸟居龙藏带领妻子君子，儿子龙次郎和女儿幸子调查大连、鞍山、沈阳、北镇、山海关、天津、蓟县、通州和北京。
这次调查的重点是蓟县独乐寺、北京天宁寺、通州燃灯塔、北镇双塔等辽代寺院和佛塔。
此外还踏查了北镇东丹王陵遗址等。
(十五)1939-1941年，作为燕京大学教授，鸟居龙藏带领家人再次对东北地区和大同地区等进行多次考古调查。
他复查了辽东半岛的石棚等遗迹以及鞍山画像石墓和金上京城址等；还对北魏的下花园石窟及云冈石窟等进行调查和研究。
二、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鸟居龙藏从1895年第一次踏入中国东北地区，到1951年从北京回到日本，他与中国考古学结缘57年之久。
鸟居龙藏在中国的工作一直备受中国学者关注。
1895年鸟居龙藏对中国辽东半岛的调查，虽然没有明确的考古意识，但应该是中国境内最早的考古调查工作之一。
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事件。
我们从上文所述鸟居龙藏田野调查的半世纪历程中，可以根据其研究的重心，将其工作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1895年至1926年前后。
这一阶段，田野调查的重点是史前考古。
鸟居龙藏在1926年以前，在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田野调查更多关注石器时代的遗迹和遗物。
每到一处有新发现，新惊喜。
1910年，他将前三次调查资料写成《南满洲调查报告》出版，得到学界的首肯。
中国学者安志敏认为其是“中国考古学最初之权威著作，亦为中国考古学之基础”。
虽然鸟居龙藏田野调查的方法未必和现在考古学一致，但是他不辞辛苦，目标明确，搜集了很多重要的史前考古资料。
以这些资料为研究对象，鸟居龙藏完成博士论文《满蒙的史前时代》，因此他获得了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著名学者白鸟库吉对《满蒙的史前时代》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指出“位于兴安岭以东的满、鲜、蒙之地，古来形成一个重要的区域，但很久以来没有引起学者的注意。
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日本学者才着手研究，成绩相当可观而令人振奋，但是其地的史前史完全是一片荒芜的状态。
本论文作者多年来在其地区踏查摸索，所获的考古学资料，种类极多而且内容丰富，值得我们学界称赞，可以说这篇论文奠定了满蒙地区先史考古学的基础。
”毫无疑问，这篇博士论文也奠定了鸟居龙藏在日本作为考古学家的地位。
第二阶段：从1927年至1951年。
这一阶段，田野调查的重心为历史考古学。
鸟居龙藏特立独行，喜欢学术自由，不喜欢被“官学”约束。
1924年他辞去东京帝国大学的教职。
同年以自己家庭成员为主，创办“鸟居人类学研究所”，开始独立的考古田野调查工作。
1922~1933年间，他被聘为私立国学院大学教授。
1928年，鸟居龙藏出任私立上智大学文学院院长，并成为参与创建的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评议员和研究员。
他在东方文化学院设立的研究课题先后有三个：一是“史前时代的满蒙与契丹人的文化”；二是“关于辽代都城中京、东京与高丽朝”；三是“关于辽代都城南京与西京”。
由此可见，其开始还兼顾史前时代和契丹文化的研究。
从第二个课题开始，主攻辽代都城。
从发表的资料看，1927年以后的田野调查，鸟居龙藏确实更多关注历史考古学的内容，特别是契丹辽代考古遗存。
1930年夏，辽庆陵之东陵和西陵被大规模盗掘。
除了被盗掘大量随葬器物外，辽圣宗、仁德皇后、钦爱皇后，辽道宗、宣懿皇后等汉文哀册5合，契丹文哀册2合被盗出，也被运至承德存放。
1930年10月，鸟居龙藏得知消息后，迅速赶到辽庆陵遗址考察，采集一些散落的建筑构件和木器等遗物，并拍摄东陵内壁画，还介绍汉文和契丹文哀册等，发表在《国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