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龙游：“三治融合”走出基层治理新路子)
着力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举措
着力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举措作者：方健忠来源：《廉政瞭望》2015年第08期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近年来，龙游县坚决贯彻浙江省委、衢州市委决策部署，围绕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从基层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实干导向，尊重群众首创，大胆探索实践，着力解决社会领域不协调、不和谐、不可持续问题，形成了一套务实管用的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举措。
2014年全县刑事治安接警数同比下降29.8%，信访总量下降35.1%，荣获了全省“平安建设”九连冠银鼎、创建法治县工作先进单位。
创新治村安民之道：以法治、德治、自治“三治”相结合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村规民约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小宪法”，但从实际情况看，以往村规民约存在与现行法律法规相矛盾条款较多、有的制度程序不规范、有的内容僵化不具时代性等问题，难以有效执行。
从2010年开始，龙游县大街乡贺田村首创了法治、德治、自治“三治”相结合的“贺田模式”，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处理、禁用草甘膦农药、严禁村内养狗等很难管、管不好的事情纳入《村规民约》管好管到位，先后获得国家级生态村、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等多项荣誉，村党支部书记劳光荣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龙游县委、县政府在“贺田模式”基础上，把村规民约修订完善作为全县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来抓。
一是坚持依法制规。
由县委政法委、县司法局组织律师、法律工作者成立工作组，收集汇总“旧版”村规民约21个，三上三下形成6个指导性范本。
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结合本村热点问题、民风民情和传统习俗起草修订村规民约，将内容延伸到生态家园、民主法治、村务管理等各个方面。
开好党员干部动员会、户主座谈会、村民代表大会等“三会”，将群众反映最多、最集中的意见纳入村规民约，严格落实公示、征求意见、乡镇合法性审查、村民表决、乡镇备案等“五步工作法”，群众参与度达95%以上。
龙游：四大里念引领竹产业升级
龙游：四大里念引领竹产业升级在全省上下狠抓“五水共治”“四边三化”“三改一拆”工作背景下，传统竹产业尤其是加工业呈现的“两高两低”（高污染、高能耗、低产出、低效率）问题与“低小散乱”（附加值低、规模小、分布散、环境乱）现象更加凸显，生态环境要求倒逼竹产业转型成为所有竹产区面临的共同课题。
龙游县提出用“生态、整合、创新、联动”四大理念，引领产业升级，使竹产业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环保、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新路子。
用生态理念引领绿色可持续发展生态栽培保安全。
龙游是全国笋竹两用林典型示范区，毛竹林集约经营管理水平较高。
但由于精细化管理过度，尤其是除草剂大量使用，造成竹材质量下降，水土流失严重，食用林产品安全受到威胁。
对此，龙游县全面实施竹林生态栽培与有机笋认证工作，通过试点示范、召开现场会、印发生态栽培技术手册、制作宣传片等多种形式，大力推广应用机械除草、物理与生物防治病虫害等竹林生态培育技术，并通过项目形式予以支持。
三年来，全县区推广应用机械割灌机2000多台，竹林机械除草面积10万亩，推广应用光控杀虫灯500多盏，太阳能杀虫灯50多盏，应用白僵菌统防统治1万余亩，有机肥上山5000余亩，开展森林食品与有机笋认证企业及竹业合作社15家，认证面积6万亩，从而确保全县重要生态区域水质与笋产品的安全。
铁腕治污出清水。
龙游是全国最大的炭化（蒸煮）篾加工集散地，竹材通过热解炭化会产生大量的废水。
据统计，龙南山区3个乡镇近70家炭化（蒸煮）篾加工企业年直排炭化（蒸煮）废水高达2万吨，严重超出当地环境承载能力，给龙游的母亲河——灵山江（钱江源头之一）水质带来严重污染。
按照省、市“五水共治”要求，龙游县于2014年拉开了竹制品加工行业专项整治提升行动的序幕，并率先对炭化（蒸煮）篾进行专项整治，对全县高污染排放废水的69家炭化（蒸煮）篾加工企业（户）全部关停，后又对全县水煮笋原料罐加工废水进行全面整治，保留达标排放企业3家，关停未达标企业4家。
全国三治融合基层治理创新案例
全国三治融合基层治理创新案例一、背景介绍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探索推进三治融合基层治理创新，通过整合社会治理资源，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地方涌现出了一系列成功的案例，为全国其他地方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经验。
本文将介绍一些全国三治融合基层治理创新案例，并进行分析和总结，以期为更多地方提供参考和启示。
二、案例一：重庆市社区“阳光服务”模式在重庆市，部分社区率先探索实施了“阳光服务”模式，通过整合多部门资源，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服务，推动城市社区基层治理更加精细化、智慧化。
该模式的核心是“阳光服务中心”，集合了政府、社区、企业等多方力量，提供就业创业、文化娱乐、健康养老等全方位服务。
通过建立健全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实现了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服务便民。
这一创新模式有效地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受到了裙众的广泛好评。
三、案例二：山东省“警民同治”模式在山东省，部分地方率先在基层治理领域推行“警民同治”模式，通过建立警务室、治安巡防队等基层治安力量，与社区居民形成有效联动，共同参与基层治安管理和社会治理。
该模式的核心是加强警务室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普法宣传、社会治安巡逻等活动，增强社区居民对治安工作的参与感和获得感，有效提升了基层治安环境。
该模式不仅取得了显著成效，还为其他地方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四、案例三：江苏省“社区党建+志愿服务”模式在江苏省，部分地方率先推行了“社区党建+志愿服务”模式，通过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组织社区志愿者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促进社区居民参与社会治理，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该模式的核心是建立以社区党组织为纽带的志愿服务网络，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形成了“党员先锋队”的示范作用和“志愿服务队”的裙众基础，有效促进了社会治理的广泛参与和共建共治。
这一创新模式的成功实践，为全国其他地方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案例四：广东省“互联网+社区治理”模式在广东省，部分地方率先尝试将“互联网+”与社区治理相结合，推动城市基层治理水平提升。
“三治”融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三治”融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随着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治理工作日益受到重视。
近年来，“三治”融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成为乡村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
本文将从“三治”融合的视角出发，探讨如何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振兴。
一、“三治”融合的理论基础“三治”融合是指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融合。
在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中，政府负责政治治理，农民负责经济生产，群众自行解决社会事务。
这种分工模式在过去曾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当前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乡村治理需求。
“三治”融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成为当前乡村治理改革的重要举措。
政治治理需要从单一的行政管理转变为多元化管理。
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治理侧重于政府的行政权力，而忽视了农村自治组织和村民自治的作用。
现实中，很多乡村治理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行政管理能够解决的，需要政府、村委会和村民自治组织共同参与，形成多元化的治理结构。
只有通过“三治”融合，政治治理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的需要。
经济治理需要从传统的经济开发转变为农业现代化。
当前，农村面临着人口减少、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经济治理已经无法简单地依靠传统的农业开发方式来解决。
需要通过“三治”融合，充分发挥政府、农民合作社、乡村企业等多方力量，推动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实现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治理需要从单一的社会管理转变为共建共治共享。
在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往往是通过政府的一切干涉来实现的。
当今社会已经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点，传统的单一管理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治理的需求。
需要通过“三治”融合，积极引导和推动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实现“三治”融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需要在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领域进行有机融合和互动。
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三治”融合构建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
“三治”融合构建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三治”融合构建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构建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我国提出了“三治”融合的理念，即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相互融合、相互支持，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建设。
首先，政治治理是现代化乡村治理的重要基础。
政治治理包括完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健全农村民主决策机制、加强农村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
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方面，要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其真正成为百姓的利益代表，保障农民的权益。
同时，要加强城乡政策衔接，促进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协调发展。
在农村民主决策方面，要加强村民自治能力，推动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村民理事会制度在农村地区的落地实施，使村民直接参与决策、监督和管理。
此外，还应加强农村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水平，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为农民服务，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其次，经济治理是现代化乡村治理的重要支撑。
经济治理包括完善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
在农村产业结构方面，要根据农村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合理规划农村产业布局，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为农民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
此外，还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农村和农民全面振兴，实现农村经济的现代化。
最后，社会治理是现代化乡村治理的重要保障。
社会治理包括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推动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
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方面，要完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础公共服务水平，使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当的社会服务。
同时，要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推动居民自治和组织管理相结合，构建起既能够自我约束又能够有效管理的社会治理体系。
“三治融合”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
“三治融合”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乡村治理需要在党的领导下走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治理之路。
“三治融合”有利于积聚力量、凝聚人心，营造共建共治共享局面，最大限度激发基层活力，从而更好地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助推乡村振兴发展、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自治为基，激发社会治理“新活力”。
把党建引领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体现在乡村自治的各个环节。
利用“干群邻里会”“村民议事会”等自治平台，参与村居治理，并且发挥好网格长、村民小组长、“和事佬”在村居自治中的作用，培养村民主人翁精神。
丰富主题党日活动，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现场宣讲惠农政策、解答百姓疑惑、收集群众诉求，并当场制作问题清单，承诺解决期限，真正做到“走到群众中去”。
探索“党员+群众”自治服务体系，主动“亮身份、当先锋、树形象”，组织开展服务群众、乡村整治、治安巡逻等活动。
比如，海安市西场街道爱凌村在秸秆禁烧禁抛工作中，实施网格化管理模式，划分18个责任区域，分片包干，每一村民代表包干负责若干个农户，形成村民自治模式，同时将54名党员志愿者吸引到秸秆双禁督查工作中来，形成一张严密高效的双禁防控网。
法治为本，提升社会治理“硬实力”。
积极打造“法德共治”平台，充分发挥村法律顾问的作用，针对村民法治薄弱环节和群众对法律的需求，组织法律顾问定期到村开展法治宣传，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故事开设“法德讲堂”，与“道德讲堂”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成为村民普法、传法和弘扬道德文化、培养道德观念的新载体。
充分发挥网格长、网格员的优势，登门入户发放各类法治宣传资料、进行宣传教育，并深入网格内进行摸排、调研，收集群众诉求，及时发现掌握矛盾纠纷隐患，协调处理各类矛盾纠纷，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
充分利用村级广播、流动宣传车等设备，开设十分钟“大喇叭时间”宣传法治相关政策，使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三治”融合 探索乡村治理新路子
542021.15突出五项重点。
坚持“选准场景+打通数据”模式，以需求导向，打造小切口的多跨场景，以数据化促进智能化、智慧化，提升工作的实效性。
做实数字基建。
加大新建和改造的投入力度，推动以5G网络、物联网、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基建建设，推进乡村电网、水网、路网、宽带网等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协同推进乡村农产品终端服务平台、商业和金融等方面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完善的农村基础数据资源体系。
做强数字产业。
以数字化技术贯通乡村产业供需两端的无缝对接，以需求侧的精准化倒逼供给侧改革，以需求端的数据分析提升供给端的农产品质量，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对农业工厂、园区、基地等进行数字化转型，努力打造数字化标杆。
围绕发展农村电商、乡村旅游、三产融合、直播走播、网上农博、农事节庆等，加快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数字化建设，不断培育乡村数字新经济。
做优数字治理。
围绕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乡村生态资源、人居环境、农房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领域数字化管理系统，推动城市大脑场景应用向乡村延伸。
优化“基层治理四平台”，释放“互联网+四治融合”新效能，创新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推动党务、村务、财务网上公开，提升乡村善治水平。
做深数字服务。
按照数字社会综合应用要求，以便捷乡村服务为目标，推进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应用，加强对水、电、煤气、气象、交通、社保、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数字化集成，让村民充分享受数字化、智慧化带来的便利。
做精数字生活。
秉承绿色低碳理念，综合集成气象、文化、休闲、健身、购物等各类日常应用场景，提升农民数字化应用能力，丰富乡村数字生活，让乡村农民与城市居民一道共享数字化改革红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安徽省明光市桥头镇深入探索和实践“党建引领，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的要求，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桥头镇位于安徽省明光市西北部16公里处，镇域面积152平方公里，有9个行政村、人口3.3541万人，21个党支部，1079名党员。
2023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范文：“三治”结合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2023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范文：“三治”结合推行下层治理现代化【导读】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要冲突发生转化的重要时期，下层治理的现代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其中，“三治”是下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之一。
本文将从加强法治建设、推行社会治理创新、构建政治治理新格局三个方面探讨“三治”结合推行下层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科学性。
一、加强法治建设，为下层治理确立规范性基础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也是推行下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在下层治理中，加强法治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起首，健全下层法规制度。
建立健全下层法规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各类组织和个人在下层治理中的职责和权力，并规定其行为的合法性和合规性，以确保下层治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其次，强化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
通过加强法律教育和宣扬，提高下层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意识，培育他们在下层治理中依法行事、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推动下层治理向法治化进步。
最后，加强法制宣扬和法律救助。
通过加强法制宣扬，普及法律知识，增强下层干部和群众的法律素养，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
同时，建立健全法律救助机制，为下层干部和群众提供法律救助，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二、推行社会治理创新，为下层治理注入活力社会治理创新是下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动力源泉。
在推行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起首，构建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
提议广泛参与、广泛协商的治理理念，鼓舞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企业和专家学者等多方面参与下层治理，推动下层治理的多元化和共治化，提高下层治理的宽容性和民主性。
其次，推动信息技术与治理的深度融合。
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智慧社区、数字政府和电子政务平台等，提高下层治理的效率和便利性，提升下层治理的智能化和精细化。
最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队伍建设。
进步社会组织，培育公益慈善机构、社区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为下层治理提供专业化服务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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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三治融合”走出基层治理新路子
典型案例：（800字左右）
5月19日傍晚，东华街道方坦村，村民陆续聚集。
在礼堂内侧，4男6女“演员”有的穿蓑衣、戴斗笠、拿锄头、挑担子；有的扎头巾、系围裙、提菜篮、扛扫帚，模特步子时髦可乡味依然十足，他们就是村里的护水义工。
“卫生保洁怎么搞，垃圾首先得分类……”模特队队员董德琴向观众介绍节目内容。
“本来我搞卫生，就是把自家垃圾扫出门，现在看了表演，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
”一位村民看完节目说。
而在塔石镇，大张旗鼓成立“乡贤会”，15名乡贤因为“谋发展、促和谐、济贫困、正风气”，进入“乡贤榜”。
目前，在龙游农村，“老娘舅”调解队、“五水共治”服务队纷纷成立，一些村庄连续多年举办以倡导公德为主题的“村晚”。
休闲之时，村民们在家门口打腰鼓、跳排舞、唱婺剧、秀棋艺，在“农家书屋”读书，村内再无闲逛人，个个都有好去处。
德治的普遍推行，让农村基层群众更加注重村级公共事务，更加注重村容村貌洁美，更加注重邻里关系和谐，共建美丽乡村、同奔美好生活成为农村风尚。
龙游县横山镇脉元村有洪姓两兄弟，比邻而居，今年初，
为房屋改建争地基，差点打起来。
几位老党员和村民知情赶来，“农村房屋改扩建要向村里申请，而且要公证。
”两人都觉得好，于是请来规划员、土管员现场放样，最后双方都满意。
为进一步完善村民民主自治管理，龙游县还实行村“两委”治村问计“联席会”制度，主要讨论村集体各项财务支出、村民建房、人口出生指标等民生事项。
在决策机制上，由支部会议“提”、村民议政会“议”、村民代表大会“定”。
同时，对涉及村民权益、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的村务事项，坚持决策前听村民意见，决策中村民代表旁听程序是否合规，决策后听反馈，确保村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案例点评：（200字左右）
村民自治“治出”民生大局。
在拥有“万年文明、千年古窟、百年商帮”的浙西龙游县，如今正演绎着一场德治、法治和自治“三治融合”基层治理的社会实践。
现在涉及民生、稳定工作的问题中，90%能解决在村。
与之相应的是，“三治融合”基层治理模式也有力推动了县域重点中心工作。
龙游县委书记刘根宏说，以“法治”为纲，以“德治”为领，以“自治”为基，鼓励和引导多元化的社会治理实践，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推进乡村和地方治理现代化，能够更好地引领社会的主流价值、促进党委政府的革故鼎新和激发公民参政议事的热情。